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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双手捧竹简，本义为有典范价值的文献，引申义项很多，其中一项是抵押、典当。

“当”字虽不见于甲骨，但金文、小篆均有：

《说文解字》云：“当，田相值也。”意思是两块田地相对峙、对立、对等。由此引申出的义项也很多，其中一项也是抵押、典当。可见典当成了贫者富者都需要的存在。

明代典当的规模、发展、管理方式、典物种类、典价利率、风险与责任、典当与家族兴衰，典当生出的故事，足够写不止一部典当史。

东汉末年，身为三公、幽州牧的刘虞，为安抚胡夷，曾将朝廷赏赐的礼物，多次“典当”给他们。虽然出现了典当二字，但只具有质押性质，尚未形成行业，不过出现典当，距今至少已有1800多年了。

典当形成行业，一般认为是在1500年前的南北朝佛教寺院，当时的“寺库”即寺院经营的当铺，也可能是寺院的仓库兼营典当。

历经隋、唐、宋、元，到明代，典当业空前繁盛起来。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明中叶后，社会发生了巨变。传统的农业社会母体，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带动了商品经济发展，自然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

首辅徐阶“家中多蓄织妇，岁计所织，与市为贾（去市场作商品交易）”。大学士徐光启沟通中西文化，提出维护商人利益的一些具体建议。这对“重农抑商”“农本商末”的观念形成巨大冲击。

其次，与金融结合促进典当业发展迅速。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上内忧外患，使朝廷对工商业的管控放松，形成了若干商帮，其中著名的有十大商帮，尤以徽商、晋商为最。商帮的出现推动了票号、钱庄、典当的产生与发展，促成了金融与典当的联系、协同合作，这种“济他人之急，图自家之利”的合作，十分有利于金融的流通和典当业的繁荣，典当业使富商资本增值，其中不乏高利贷者，也使贫弱者得以“救一时之急”，得以存活下去。后来鲁迅就写过他从高他一倍的“质铺”（即当铺）送上衣服或首饰，“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呐喊·自序》）

再次，明代文学作品对典当描写的促进。明代通俗文学广受市民欢迎，其中大量的典当描写，不仅反映了明代后期的社会真实情况，而且激发了商界和老百姓对典当的应用。世情小说《金瓶梅》虽然源自《水浒传》，取材于宋朝，但反映的却是明朝的现实，书中有不少关于典当的描写，如第56回写应伯爵替常峙节向西门庆借钱时，说：

如今又是秋凉了，身上皮袄儿又当在典铺里了。

哥若有好心，常言道：救人需救急时无，省的他嫂子日夜在屋里叨叨絮絮。

其他如《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型世言》等短篇小说集亦有关于典当的描写，此不赘举。

典与当都是以动产、不动产作抵押换钱的行为，但二者又有所不同；典出的通常是不动产，在典期内，承典人既可转移典物的占有权，也可转移其使用权；而当不仅有不动产，也有动产，在当期内，承当者可转移当物的占有权，而不能转移其使用权。

左联五烈士之一柔石（1902—1931年）的作品《为奴隶的母亲》就写了一个“典妻”的悲情故事。在典期内，承典人可以对她有“使用权”。但如果某种物品“当”出，在当期内，承当人是不能随便“使用”的。

中国先人以物易物，虽非典当，但蕴含着典当的因素。2100多年前，西汉司马相如（约前179—约前118年）曾因穷困潦倒，“以所著鹔鹴裘就市人杨昌贳酒（以所穿鹔鹴皮制大衣到市井人杨昌处赊酒喝）”，这实际是一种典当行为。而将“典当”两字连用，首次出现在《后汉书》中：东汉末，甘陵相刘虞奉命攻打幽州，与部将公孙瓒产生矛盾，“虞来赍赏，典当胡夷，瓒数抄夺之”。即刘虞将朝廷的赏赐抵押给胡人，公孙瓒多次来将其抢夺走。这是典当史的又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