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兰克人是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在高卢的”这一观点，在杜波神父的著作中被铲除得不留一丝痕迹。他的观点是，我们的君主们是人民自己请来的，他们仅仅是作为罗马皇帝的替身继承了皇帝的权力罢了。

在克罗维斯人进驻高卢、抢劫掠夺并占领各大城市的时代，杜波神父的这种看法是不适宜的。同样，在罗马军官锡亚格里乌斯被克罗维斯人击败，并且克罗维斯人征服了锡亚里乌斯所防守的区域的时代，这种看法同样不适宜。这一看法适用的时期应该是克罗维斯的另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克罗维斯人已经凭借暴力当上了广大高卢地区的主人，这样一来，人民出于选择和爱戴的目的，邀请克罗维斯对其余的地区也予以统治。仅仅证明克罗维斯是为人们所接受的，是不够的，还应该对克罗维斯是受人们的邀请而去的予以证明。杜波神父还应该论证的是，克罗维斯的统治是受人们喜爱的，人们生活在他统治之下胜于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或者比在自己的法律之下生活更为幸福。在杜波神父看来，那一时期，尚未被野蛮人入侵的那些高卢地区的罗马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阿摩里克联邦的罗马人，他们曾经一度把皇帝们的军官赶跑，以便在野蛮人入侵时，他们自己采取抵御措施，并且在治理自己的事务时，可选择自己的法律。另外一类是对罗马军官们表示服从的人。这样看来，对依然生活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罗马人，他们曾经向克罗维斯发出邀请这一问题，杜波神父是不曾予以证明的，甚至对这些罗马人曾经与克罗维斯缔结过什么样的条约，杜波神父也未加证明。那些与罗马共和国前途命运相关的问题，杜波神父永远不能告诉我们，甚至于罗马共和国的存在，他也不能予以证明。虽然，上至火诺利乌斯时代，下到克罗维斯的征战获胜，杜波神父都在追寻罗马共和国的历史遗迹，虽然他采用了高超绝妙的技术给人们引述了那些时代里发生的一切事情，然而，罗马共和国在他所引述的这些著作里是不见踪迹的。因为援引佐济穆斯的一段来证明，在火诺利乌斯的帝国时代，阿摩里克人居住的地区和高卢的其他省份曾经树起反叛的大旗，他们建立起了一个共和国，——这是一种情况。人们看到，虽然对高卢人们曾经采用过许许多多的安抚行动，但是阿摩里克人总是组建成一个特殊的共和国，直到克罗维斯征服行动取得胜利为止，——这又是一种情况。上述两种情况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不管怎样，要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杜波神父就需要出示非常有力的、非常精确的证据。这是由于在人们看来，一个征服者进驻某一个国家，他凭借武力和残暴的行径使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归顺于他了，不久之后，剩下的地区也都归顺了，而这后来归顺地区的降服过程，历史会不曾予以说明，那么，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整件事情的结尾与它的开始一样，是凭借武力和暴行来达到目的的。

关于这一点，既然杜波神父不曾认识清楚，那么他的一整套理论就从头至尾都站不住脚，这一点是极其明显的，并且，当杜波神父每次使用“法兰克人不曾征服过高卢，而是受罗马人的邀请进驻高卢的”这一原则，并由此引申出别的一切结论时，我们对他的结论总是能够加以否决。

在证明他的这条原则时，杜波神父出示的依据是克罗维斯曾经被授予罗马官职这一事实，他又强硬地说克罗维斯曾经担任过民兵的长官，这是继承他的父亲查尔第立克的职务。但是是杜波神父自己创造了这两种职务。在这里，杜波神父仅仅是以圣雷米致克罗维斯的一封信为依据。而这封信的内容则只是关于克维斯即位的祝贺。既然这封书信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么为什么还要给它加上一个它不具备的目的呢？

在克罗维斯统治的末期，他接受阿那斯塔西乌斯皇帝之命担任了一名执政官，然而他在职的时间仅仅为一年，这么短暂的时间又能授予他多少权利呢？杜波神父称，依据同一个委任状，克罗维斯好像曾受阿那斯塔西乌斯皇帝之命作总督。然而我要说的是，这位皇帝好像什么职位都不曾给他过。对一件子虚乌有的事实持有否定态度的人，他拥有的权威并不亚于对这件事持有肯定态度的人拥有的权威。况且，我对这一件事加以否认是有根有据的。格列高里·德·都尔在谈到执政官职位的时候，丝毫都未提及总督职位。并且即使这个总督职位是存在的，那它的期限大约也只有6个月。克罗维斯在担任执政官后一年半就离开了人世，让总督这种职务成为世袭的可能是不存在的。最后一点：当人们把执政官的头衔——甚至是总督的头衔，倘若有谁愿意这样说的话戴在他头上时，他已经成为君主国的主人，并且他的所有权力也都已经得到确立。

杜波神父所主张的第二个证据是，罗马帝国对高卢的所有权力都被查士丁尼皇帝割让给了克罗维斯的儿子们和孙子们。提到这种割让，我要谈论的东西是很多的。我们可以由法兰克君主们执行割让条件的方式看出，对于这种割让，法兰克君主们在态度上是否重视。另外，那个时候高卢的主人就是法兰克君主们，他们是太平时期的国君，而在那里查士丁尼没有一寸土地的。西罗马帝国早就走向了灭亡，东罗马的皇帝仅仅是作为西罗马皇帝的代表而存在，在高卢他们是不可能享有任何一种权利的。被称作割让的权利的建立基础是法兰克君主们已经取得的权利。法兰克人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君主国，他们制定了政府的典章制度，在法兰克人的君主国里，个体和民族之间的权利也已经加以了规定，每一个民族都已颁布了法律，甚至用文字记录下来。那么对于一个已经建立起来了的政府，这种外来的权利的割让又有何益处呢？

杜波神父将主教们的一切浮夸言辞提出来能有什么意义呢？在一个国家处于秩序动荡不定的时候，在兵荒马乱之际，在整个国家走向覆灭的时候，在征服者发起战争进行劫掠焚毁的时候，这些主教们却绞尽脑汁在征服者面前阿谀谄媚。这种阿谀谄媚，除了显示出这些阿谀之人的懦弱无能外，还能得出别的什么结论呢？逻辑和诗歌，除了能对它们本身这种艺术予以证明外，还能证明别的什么吗？格列高里·德·都尔在谈到关于克罗维斯采用的一些暗杀后，接着又说，上帝每天都让他的敌人在他的面前俯伏，因为他在他的道路上前进。人们在看到格列高里·德·都尔的这种论调之后，能够不感到吃惊吗？对于克罗维斯皈依基督教，僧侣们是十分高兴的，他们甚至因此而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对于这一点，谁又能表示疑问呢？然而，与此同时，由征服带来的一切灾难却落在了老百姓的头上，罗马的统治对日耳曼的统治作出了让步，对于这一点，又有谁能表示疑问呢？要改变一切，法兰克人不愿意，也没有办法，并且要疯狂地改变一切，在征服者中这样的人也是寥寥无几的。然而，为了令自己的所有推论看起来都很真实，杜波神父就不只是一定得说在罗马人那里法兰克人对一切都不加改变，而且他还要说法兰克人只好改变他们自己了。

倘若采用杜波神父的这种方法，我甚至认为证明希腊人不曾征服过波斯都是不难办到的。首先，我可以从希腊的一些城市同波斯人之间缔结的一些条约讲起。那些受波斯人雇佣的希腊人将成为我谈论的对象，他们的境遇与受罗马人雇佣的法兰克人是相似的。亚历山大进入到波斯人的国家，他围困、占据、捣毁了推罗城；对于这件事，我们把它看成是特殊的事件，就好比对待锡亚格里乌斯事件那样。然而，请看一看犹太的大祭司是怎样趋之若鹜地上前去迎接亚历山大，请听一听朱匹忒·阿蒙的神旨；请对人们在高尔迪姆预言亚历山大的情景回忆一下，请看一看所有的城市是怎样好像都在对他的到来给予热烈的欢迎；总督们与贵族士绅们是怎样地蜂拥而至。亚历山大身着波斯人的服饰，这就好比克罗维斯穿着的执政官的服装。王国的一半不是被大流士奉献给了亚历山大吗？大流士不是被当作一个暴君而死于暗杀吗？亚历山大死后，大流士的母亲和妻子不是为之痛哭不已吗？昆蒂乌斯·库尔蒂乌斯、阿利恩、普卢塔克与亚历山大不是处于同一时代吗？在这些人的著作中所缺少的东西，我们不是借助印刷术而得以清楚地看到吗？这就是《法兰西君主国在高卢的建立》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