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对外贸易的两个分支是与阿拉伯的贸易和与印度的贸易，这差不多是罗马仅有的两支贸易。凭借海洋和森林，阿拉伯人获取了巨额财富。阿拉伯人买少卖多，邻近各国的金子、银子都集中到了他们手里。奥古斯都在了解到了阿拉伯人的富足后，便决心做他们的朋友或者敌人。他命令爱留斯—加路斯由埃及前往阿拉伯，在那里，加路斯发现居民懒惰、喜好安静、不喜欢战争。于是他发动战争，争抢城池，只损失了7个士兵，但是由于向导的欺骗、行军、气候、粮食缺乏、疾病和措施失利等情况却令他全军覆没。

因而他不得不学习别的民族的做法，满足于同阿拉伯人做买卖，即把金银带去换回阿拉伯人的货物。今天，同阿拉伯人的买卖同样是这样进行的，阿勒波的商队、苏维士的王船前往阿拉伯，就携带了巨额的钱财。

大自然赋予阿拉伯人从事商业活动的命运，而不是依靠打仗来谋求生存，但是，当这些喜好和平、安静的民族来到帕提亚人和罗马人的边境的时候，阿拉伯人就成为他们的辅佐者。在爱留斯—加路斯眼中，他们是商人；而在穆罕默德眼中，他们却是战士，他凭借热情、真诚让他们激动起来，因而他们看上去更像征服者。

罗马人与印度之间的贸易是可观的。在埃及，斯特拉波听说，从事这种贸易的船只有120条。但是，维持这种贸易，他们依靠的是银子。每年他们送往那里的银子就有5000万塞斯德斯。普利因说，在罗马，从印度带回来的商品利润是商品的100倍。我认为这种说法太宽泛，因为假使出现过这样大的利润，那么所有的人都会去从事这种商品活动，其结果是没有买卖可做了。

对于罗马人所从事的阿拉伯和印度的贸易是否盈利，人们心存疑惑。他们只得将银子运往那些地方，但是他们与我们不同，我们有美洲的丰富矿藏来填充我们输出的银子。对于罗马人建立银铜币，以此来增加货币的法价，我的看法是由于他们银子的供给不足。而这种现象是因为他们不断地把银子送往印度导致的。假如印度的货物以百倍价格在罗马售出是真的，那么这样的利润也是出自罗马人身上的，这样绝不能使罗马帝国发财致富。

人们可以这样认为，在这方面，这种贸易让罗马人在航海业上得到巨大发展，即获得巨大的势力；国内贸易由于新的商品的增加而增加，这对于艺术的发展极有利，同时又对工业起支持作用；伴随着新的谋生手段的增加，国民的数目也日益增加；这种新的贸易就滋生了奢侈——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对于统治的政体而言，奢侈是有利的，但它同时可以使数人统治的政体走向灭亡。罗马人一旦建立起这样的贸易，其帝国便走向衰亡。而就罗马而言，奢侈是理所应当的，一个城市将全球的所有财富都吸收去了，那么它完全应该以奢侈这种方式将财富归还给全球。

斯特拉波告诉人们，罗马人同印度贸易的数量，与埃及的君主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贸易，罗马人是门外汉，但是他们对印度贸易的关注却远在埃及各君主之上，而同印度的商业活动就如同摆放在埃及君主的眼皮底下，这真是天大的怪事。关于这一点，有必要谈一谈。

继亚历山大离世后，埃及的君主们先后同印度建立了沿海贸易；帝国最东面的各处领地被叙利亚君主们占领，因而他们也拥有印度，所以这种贸易得以继续。我们曾经提到过，这种贸易是通过陆地与河流开展的。由于马其顿各个殖民地的建立，它从中获得许多方便和利益，这样一来，欧洲同印度往来，就必须经埃及和叙利亚王国。叙利亚王国的瓜分出现了大夏王国，但是对这种贸易并未产生任何负面影响。托勒密斯引用推罗人马利奴斯的叙述，称借助马其顿商人在印度曾有过一些发现。君主们远征没有发现什么，而这些商人们却有所发现。我们在托勒密斯的作品中看到，这些商人由彼得寨出发直走到塞拉，他们发现了位于中国东北部的一个极其偏远、僻静的集市，这是一种奇特的论谈。在叙利亚和大夏各君主的时代，印度南部的商货是由印度河、奥克苏斯河、里海运往西方，而比较接近东方和北方的商货则是通过塞拉、彼得寨以及别的一些市场运往幼发拉底河。现在看来，他们所走的路线大约是北纬40度，要经过中国西部诸国，由于鞑靼人还不曾侵扰，这些国家要比今天更文明得多。

这时，叙利亚帝国关注陆上商业，并且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但是在海上，埃及的商业却不见有起色。

帕提亚人出现了，并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当埃及处于罗马控制的时代，帕提亚人的国家正处于全盛时期，它开始对外扩张。

罗马与帕提亚互为竞争对手。它们发动战争的目的不是要争夺统治权，而是决定谁生谁死。在这两个帝国之间，形成了荒漠，人们总是时刻武装着；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商业上的往来，就连交通也是封锁的。宗教、风俗、仇恨、妒忌、野心，把一切都拒之门外。因此，曾经有过的连接东西之间的几条路线如今仅余一条了，作为唯一市场的亚历山大里亚扩大了。

有关国内贸易，我仅说一句，即为了维持罗马人民的生活而运来的小麦在国内贸易中占大部分。这与其说是贸易的对象，还不如说是与施政相关的问题。水手们在国内贸易中拥有一些特权，因为帝国的安全需要他们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