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上，所谓自由指的是要能够支配自己的意志，或者，（如果需要从整个系统这一点来探讨的话）至少自己要相信是在支配着自己的意愿。所谓政治的自由指的是要有安全，或者至少自己坚信安全有保障。

从来就没有哪一种安全比公的或私的控告受到威胁时还要重大，所以，良好的刑法是公民的自由的主要依靠。

在过去，刑法达到完善的境地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甚至在那些人们追求自由最为热情的地方，人们也没有能够马上便将它找到。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说，在丘麦，可以让控告人的父母作证人。在君主时代的罗马，由于法律存在严重的缺陷，安库斯·马尔蒂乌斯的子女竟然被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亲自处以刑罚。这些子女被指控为暗害国王——他的岳父。在法兰西，早期各君主执政的时代，格罗大利乌斯制定了这样一项法令：没有经过审讯不得对被告处以刑罚。这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曾经有些案件的做法是与该规定相反的；或者某些野蛮民族的做法是与该规定相反的。对于伪证审判是卡龙达斯开创的。当公民的清白无罪不能得到保障时，自由也不可能得到保障。

人们在某些国家已经获得的，以及他们将会在其他一些国家获得的、有关刑事审判所应遵守的、最妥当的原则的知识，比起世界上任何东西来，它们更能让人类感到关切。

自由只能建立在这些知识的实践基础上。在一个具有这方面的最好法律的国度里，即使是一个明天就将被处以绞刑的人，比起一个土耳其的大官来，他的自由程度也要高出许多。

仅仅凭借一位证人的证词就可以将某个人处以绞刑，对于自由来说，这样的法律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按照理性的要求，证人就应当有两位，这是因为证人肯定被告有罪，被告不予承认，双方争执不下，故而需要有位第三者出面来作出裁断。

希腊人和罗马人有这样的规定：在定罪时须得有一票的多数。在我们法兰西，法律规定定罪时，须得有两票的多数。希腊人声称他们的习惯做法是神灵们建立的，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习惯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