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民主政体的原则产生腐化的时候，在人群当中，一方面平等的精神丧失了，另一方面，极端平等的精神却开始萌芽生长了。每一个人都企图与由他们选举所产生的领导者并驾齐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他们自己委托给他人的权利似乎也不能容忍了。无论什么事情，他们都打算亲自动手去做：比如替代元老院审查讨论问题，比如替代官吏们执行公务，比如替代法官们审理案件。

这时候，共和国里就不再有什么品德存在了。人们打算代替官吏执行公务，官吏便不再受到人们的尊重了。元老院的审议无关紧要了，元老们得不到尊重，结果是老人们也不再受到尊重了。如果不尊重老年人，那么不孝敬父亲也就是必然的了。不用顺从丈夫了，也不用听从主人了。这种放纵每一个人都喜欢，在指挥和服从的约束下，人们同样会感到厌烦。妻子、儿女、奴隶，再也不用对谁俯首帖耳了。风纪再也没有了，秩序没有人遵守了，到最后，品德也没有了。

在色诺芬的名著《盛筵记里》，我们将会看到一段极为生动的内容。它描写的是在共和国里，它的民众是如何滥用他们的平等的。每一个客人依次讲述自己为什么会感到满足。查米德斯这样说：“我满足，因为我一贫如洗。当过去我颇有资财的时候，对于那些告密者，我不能不采取阿谀奉承的方式。因为我知道他们要陷害我很容易，我要陷害他们却很困难。共和国常常要求我缴纳新税，我老是无法躲避。现在我贫无立锥之地，却反倒威风起来了。没有人恐吓我，我倒可以恐吓他人。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待在何处就待在何处。富人们从座位上站起来，给我让道。过去我是奴隶，现在却是君主。过去我得向共和国纳税，现在共和国得供养我。我再也不用担心会失去什么，倒有希望获得什么。”

当肩负着人们的信任与重托的人为了把自己的腐化隐藏起来而试图腐化人民的时候，人们便身陷于一种不幸的泥潭里。他们大谈特谈人民的伟大，以掩藏自己的狼子野心；对于人们的贪婪，他们持赞许态度，目的在于藏匿自己的贪得无厌。

“腐化”既会在“腐化别人的人群”中滋长，也会在“已经被腐化了的人群”之中滋长。一切公共的财产都将被人民分享完尽。这些人贫穷、懒惰，却想奢侈享乐。对于这一类既懒惰又奢侈的人来说，能够作为他们的追求目标的便只有国库了。

当我们看到选票可以换来金钱的时候，不要为此感到惊异。打算向人民施以巨大的恩惠，首先得从他们身上勒索到更多的东西。但是，在人民那里勒索到东西的前提是，国家被颠覆。人民在自己的自由中所获得的东西看起来越多，离他们丧失自由的时刻便越是接近。这时候便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小暴君，单个暴君身上的一切邪恶，在这些小暴君身上都能找到。随后，残存在人们身上的那一点点自由也成了不可容忍的东西。这时候单个的暴君便产生了，人民将丧失他们的一切，连腐化的好处也不能避免。

所以，民主政体应当避免不平等的精神与极端平等这两种过激倾向。在不平等的精神作用下，一个民主国家将演变为贵族政体或一人执政的政体；正像一人执政的专制主义将以征服而宣告结束一样，在极端平等的精神的作用下，一个民主国家将演变为一人独裁的专制政体。

当然那些让希腊各共和国腐化变质的人并没有全都变成暴君。这是因为他们对武艺的喜爱远远不及他们对雄辩的喜爱。不仅如此，对那些颠覆共和国的人，每一个希腊人的心灵里都充满着深刻的仇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政府状态并没有变为暴政，而是渐渐恶化，最终走向毁灭。

但是，西拉库赛的情况则是这样的：它处在许许多多的、由寡头政治逐渐变为暴政的小邦之间；它有一个历史很少提及的元老院；它所经历的苦难对于一般腐化的国家而言是难以想见的。这个城市时时刻刻都身处在放肆与压迫的包围之中，它同时遭遇着它的自由和它的奴役给自己带来的痛苦，自由与奴役像狂风暴雨一般，轮流着对它发起攻击。虽然从外表上看来，它威武有力，但是即使是一个极其微弱的国外势力也足以在它那里掀起革命的浪潮。这个城市人口众多，对于它的民众来说，残酷的命运只为他们提供了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要么是造就一个暴君，要么便是自己成为暴君，二者必居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