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我们的司法工作应当时时向土耳其学习，这种论调常常在我们耳边响起。

倘若对我们的司法程序进行一番细致的检查，我们准会发现，这些程序实在不少，以至于一个公民重新获得他已经失去的财产或获得损害赔偿时，非得经历许多麻烦不可。但是，假如我们从公民的自由和安全的角度来考虑这些司法程序时，我们将会觉得这些司法程序其实并不繁多。并且，我们将会认识到，这些有关司法的麻烦、经费、迟钝以及危险性，实际上恰恰是一位公民为了自身的自由而付出的代价。

对公民的财产、生命和荣誉，土耳其是不太关心的。所以无论什么诉讼，总是随意地使用这样那样的方法加以了断。只要案子结了就行，结案的方式倒是不太重要的。总督马马虎虎地问一问，下一道命令，把诉讼人的脚掌打几棍子，这样就把他们给打发了。

喜好诉讼的性情在这种国家里是很危险的。喜好诉讼的性情总是同以下诸因素相联系的：渴求获得公正判决的强烈愿望；憎恶的心情；灵活敏捷的思维；追求目标的决心。然而在这种政体之下，上述一系列东西都是应该避免的。在这种政体之下，除了畏惧以外，其他情感都是不应当有的。在这种政体之下，革命具有不可预见性，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导致突如其来的革命。每一个人都应该牢牢记住，不要让官吏们听到人们对他的议论，对于他来说，获得安全保障的唯一方式就是卑躬屈膝。

但是，在政治环境宽松的国家里，无论谁，即使是身份极其低下的公民的生命也不应当受到蔑视。如果没有进行充分的审查，他的荣誉与财产是不能被剥夺的。除了受到国家的控诉之外，他的生命也是不能被剥夺的。即使是面临国家的控诉时，他也可以利用一切手段为自己作辩护。

所以，当一个人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时，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想方设法使法律简单化。在这样的国家里，他首先注意到的并不是公民的自由，而是个人的不便。公民的自由并不是他所要关怀的事。

很明显，共和国的诉讼程序，至少应该和君主国同样多。在这两种政体中，谁对公民的生命、财产、自由、荣誉愈重视，谁的诉讼程序便越多。

在共和国中，人人都是平等的，原因在于任何一个人都具有“什么都是”的特点。在专制国家里，人与人同样是平等的，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具有“什么都不是”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