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气候炎热的地方都被专制主义控制着。在那里，情欲萌动早，衰退也早，智力成熟早，财产浪费的可能性低，有利于自身成名的条件少。青年人被拘束在家里，较少与他人交往。和生长在欧洲气候下的人相比，他们结婚要早得多，因而比较早成年。在土耳其，15岁便是成年人了。

在那里，所谓财产的赠与是不存在的。在一个连固定产权也没有的国家里，人们对自身的依赖要大于对财产的依赖。

政治宽松的国家，自然是允许财产的赠与的。在共和国里，情况更是如此。这是因为它比较信任公民的正直，还因为在这种政体里，温和仁厚受到鼓励，每一位公民似乎都喜爱这种政体。

倘若财产的赠与制度曾经在罗马共和国建立了起来，那么为数不少的叛逆及民事纠纷便不会产生，当然也就不会亲历如此种种危险的灾难和困难的补救。

在专制国家里，重利盘剥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人民的贫穷和财富的不稳定性。在发放款项时，一个人所冒的风险愈大，他的钱便愈有价值。所以，在这些不幸的国家里，苦难比比皆是。一切都遭受掳掠，以至于告贷无门。

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商人不能大规模地经营贸易，他的收入仅仅能够填饱口腹。倘若他大量购入货物，那么，与从货物上面可能赚取的钱款相比，购货贷款利息方面的损失要多得多。所以，在这种国家里，关于贸易的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律被严重削减，仅仅剩下一些警察法规了。

一个政府，如果没有充当不正义事情的帮凶，便不会获得一个不正义的政府的恶名，但是，要让他们不给自己捞一点好处是不现实的。因此，在专制国家里存在着贪污现象，便不足为奇了。

在这种政体里，贪污这种犯罪现象实在是太普通不过的事了，所以没收财产并不是没有用处的，一方面没收可以让民众得到安慰；另一方面没收到的钱财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在穷困潦倒的人民那里，君主是不可能搜刮到这笔钱款的。况且，在这样的国度里，没有哪一个家庭是君主乐意保护的。

在政治宽松的国家里，情况却迥然不同。没收的后果是：使财产权不固定，无辜的子女会遭受掠夺；应该惩处一个罪犯时却把整个家庭都摧毁了。在共和国里，倘若一个公民连必要的物质条件都被剥夺了，那么这便是一件坏事，这是对平等的破坏。而在共和国里，平等是像灵魂一般重要的因素。

罗马的法律规定，除了罪大恶极的叛逆罪之外，不允许没收财产。依照这项法律的规定，允许在一定的范围内施以没收，的确是比较明智的做法。布丹说，有的地区允许夫妻拥有各自的私有财产，在这样的国家，没收应当限制在取得的财产上。这种观点是相当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