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有了社会，人类自己那种软弱的感觉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之间的平等关系被打破了，随之而来的便是战争的状态。

每一个单独的社会都以为自己十分强大，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状态便由此而产生。社会中的每一个体都意识到了自己的能力，都试图将社会的主要利益劫掠到手，供自己享用，个体之间的战争状态便由此而产生。

这两种敌对状态要求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偌大的一颗行星，必然有各样的居民。作为生存在这颗大行星上的居住者，人类在不同人民之间的关系方面是存在法律的，这便是国际法。社会是应该得到维系的，作为社会生活的一分子，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方面，人类是有法律的，这便是政治法。另外，在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方面，人类也有法律，这便是民法。

国际法是在以下原则上建立起来的，即：在和平时期，各国应当尽量为增进彼此的福利而努力；在战争时期，在不损害自己切实利益的前提下，应当尽量减少破坏。

战争的目的在于胜利，胜利的目的在于征服，征服的目的在于保全。一切构成国际法的法则，应该从这条和上一条原则推导出来。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际法。即使那些残食战争俘虏的易洛魁人也不例外。他们互派使节，他们知道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权利，但是他们的国际法并不以真实的原则为基础，这是令人遗憾的。

除了关于一切社会的国际法之外，每一个社会还有自己的政治法。倘若没有政府，一个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格拉维那曾经说过：一切个体的力量联合起来，便形成我们所说的“政治的国度”。

整体的力量可托付与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有的人认为，对于自然来说，单独一人统治的政权是最适合的，因为自然曾建立了父权。但是父权这个例子证明不了任何内容。原因在于，倘若父权与单独一人统治的政权有关系的话，那么当父亲死后，权力为弟兄们所拥有；或是弟兄们死后，权力为堂、表兄弟们所拥有。这就成为几个人统治的政权了，政治的权力中也就包含有几个家庭的联合了。

或许这样说更恰当：当为一个民族建立政体的时候，如果该政体的特殊性质契合于该民族的性质，那么这便是与自然最相适应的政体了。

如果没有所有意志的联合的话，个体的力量是不可能联合的。格拉维那还有一句十分精辟的见解：所谓“人民的国家”。便是这些意志的联合。

一般地说，在支配着地球上所有民众的场合，法律就是人类的理性。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法规和民事法规都应当是这样的：将这种人类的理性运用到单独的个体身上。

为某一个国家的国民所制定的法律，对于该国的国民，应当是非常适合的。因此，倘若某一国家的法律，对于另外一个国家也非常适合的话，那将是再凑巧不过的事情了。

不论法律是构成政权的政治法规，还是维护政权的民事法规，对于业已建立或即将建立的政权的性质及原则而言，法律不应该与它们没有联系。

法律应当与国家的自然状况有关系；与气候的寒冷、炎热、温和有关系；与土地的肥瘠、形态及面积有关系；与人民的生活方式如农业、渔猎、畜牧业等有关系。法律与政治制度所能容许的自由程度应当有关系，应当适应于居民的宗教信仰、性格癖好、财产状况、贸易往来、风俗习惯等。最后，法律与法律之间，与它们的渊源，与法律制定者的目的，以及与建立法律的基础即事物的秩序等也有关系。应当从这些方面去考察法律。

在本书中，我将要做的工作便是这些。我将研究这一切的关系。所谓“法的精神”，便是这些关系的综合。

因为我讨论的是法的精神，并不是法律，而且这个精神在法律与各种事物所可能有的种种关系之中都存在着，所以我并没有将政治法规和民事法规区分开来，我尽量遵循这些关系和事物的秩序，对于法律的自然秩序，则并不刻意遵循。

因为政体的原则对法律的影响最大，所以我首先将要研究的是法律与各种政体的性质和原则之间的关系，我将努力去了解它。当我一旦证实了原则，人们将会看到，正如水从泉源流出来一样，法律会从原则引申出来。在此基础上，我将进一步讨论其他比较单一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