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义上讲，法是产生于事物的性质的必然关系。因此，一切存在物都有自己的法。上帝有上帝的法；物质世界有物质世界的法；处于人类之上的“灵智者”有自己的法；兽有兽的法；人类有人类的法。

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产生于某种盲目的命运，这简直是荒谬透顶。假如说“智能的存在物”居然是由一种盲目的命运产生出来的，难道还会有比这更愚不可及的说法吗？

由此可知，的确存在着一个根本理性。这个根本理性与种种存在物之间的关系，及存在物与存在物之间的关系便是法。

上帝创造并保养宇宙，这就是上帝与宇宙之间的关系。上帝依据一定的规律来创造宇宙，他也依据这种规律去保养宇宙。因为他掌握了这些规律，所以他按照这些规律行事。他之所以掌握了这些规律，是因为这些规律是他所制定的。因为这些规律和他的智能、权力之间存在着关系，所以他能制定这些规律。

我们知道，物质的运动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永恒地存在着的，虽然它是没有智能的。因此，它的运动也一定具有恒定不移的规律。倘若有人幻想在这个世界之外，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的话，那么这另一个世界也必定有自己恒定不移的规律，否则它便避免不了毁灭的噩运。

所以，虽然创造似乎是一种独断的行为，但是，正如无神论者的命运不可改变一样，创造也一定有自己恒定不移的规律。如果有人认为，没有这些规律，造物主也能够管理世界，那是十分荒谬的，因为倘若没有这些规律，世界将不会存在。

这些规律是固定不易的关系，对于两个运动的物体而言，重量与速度之间的关系，是一切运动的承受、增减以及丧失的决定性因素；任何一处不同，都具有同一性；任何一种变化，都具有永恒性。

有一些法律不是由个别的“智能的存在物”创立、制定的，虽然他们能够拥有自己创制的法律。早在“智能的存在物”产生之前，他们存在的可能性就已经具备了，所以他们也就具备了可能的关系，因此，也就有了可能的法律。公道关系的可能性，早在制定法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如果有人认为，除了人为法所需要或禁止的东西之外，公道与不公道是不存在的，这种看法近似于认为在圆圈尚未画出之前，所有的半径全都是参差不齐的。

因此，我们应当肯定，公道关系的存在，是先于人为法建立公道关系的。例如：（一）在人类社会中，遵纪守法是正确的；（二）如果某些“智能的存在物”接受了另一“存在物”的恩惠的话，它应该心存感激之情；（三）如果一个“智能的存在物”是由另一个“智能的存在物”所创造出来的话，那么前者应该保持对后者的依附关系；（四）一个“智能的存在物”受到另一个“智能的存在物”的伤害，那么后者应当受到同样的伤害等。在人为法产生之前，这些公道关系就已经存在着了。

但是，绝不能说智能的世界同物理的世界一样，都管理得很好。这是因为智能的世界虽然有自己的规律，这些规律的性质也是恒定不变的，但是与物理的世界不同的是，智能的世界并非始终不懈地遵守自己的规律，这是因为受本性的制约，个别“智能的存在物”会犯错误；而且，从另一角度来说，他们的本性便是独立行动。因此，对于原始的规律，他们并非永恒不变地遵守；甚至，即使对他们亲手制定的规律，他们也不是始终遵循的。

我们并不清楚，兽类究竟是受一般的运动规律支配，还是受个别动力的支配。无论怎样，与其他物质世界和上帝的关系相比，兽类和上帝的关系不会太亲密。对于兽类而言，只有当涉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它们与其他个别存在物之间的关系、或它们与它们自身的关系时，感官才是有用处的。

在欲望的诱惑下，兽类将它们个别的生命保存了下来；并且，在欲望的诱惑下，兽类保存了自己的种类。因为它们是在感官的作用下结合的，所以它们有自然法；因为它们并不是因知识而结合的，所以它们没有人为法。然而，对于它们的自然法，它们并不是严格遵守的。倒是那些在我们看来并不是具备知识和感官的植物，在严格地遵守着自然法。

我们所具备的最高级的优点，兽类是没有的，但是它们所具备的一些优点，却是我们所没有的。它们没有我们的意愿，但它们也没有我们的畏惧；它们和我们一样避免不了死亡，但更会保护自己，而且不像我们那样胡乱使用情欲。

当被视为一个“物理的存在物”时，人和其他一切物体一样，是受固定不易的规律的支配的。当他作为一个“智能的存在物”时，人在不停地违犯上帝所制定的规律，与此同时，修订自己所制定的规律。他应该自己完成自己的事，但是作为一个存在物，他是有局限性的；与所有“有局限性的灵智者”一样，他避免不了无知与错讹；他甚至会失去自己那点微不足道的知识。他受到成百上千的情欲的支使，因为他是有感觉的动物。像他这样的存在物，随时都有可能将自己的创造者忘记；通过宗教的规律，上帝让他把自己记住；像他这样的存在物，随时也都有可能将他自己忘记，通过道德的规律，哲学家们规劝了他。他生来就是要在社会里生存的，但是他却可能将社会中的其他人忘掉，通过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立法者迫使他履行自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