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论》的写作，已近尾声，却陷入评价陈映真的难题。左翼斗士、“文学的思考者”、两岸薪火人？抑或，永远的“在野派”？“后街”的英雄？再或者，“最后的乌托邦主义者”？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这些评定，皆能概括陈映真的某些侧面，却又无法涵盖其全貌。解读陈映真，走近陈映真，恰如评述陈映真，是一个艰难却又充满愉悦的过程。

我无法准确地描述阅读陈映真的感受，因为陈映真对我的意义是多层面的。研读陈映真，不仅是文学素养和人文情怀的提升，还加深了我对当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每每被其对人性的信任、怜悯与宽恕，以及对人间卑弱者的关怀所打动。阅读陈映真的文章，常常被他的赤子之心和九死未悔的爱国之情感动得落泪。

研读陈映真作品，逐渐认识了姚一苇、吕正惠、尉天骢、赵刚、陈光兴、张立本、蓝博洲、马雪等一批优秀的台湾学者，钦佩他们对陈映真研究的精辟之余，受他们的影响也很大。尤其是赵刚和张立本，对我影响至大。至今犹记初读赵刚文章时，即被他的思想深刻、观点独到和文采斐然所吸引，忍不住拍案叫绝。他们对我的影响，不仅在于评析陈映真某些小说篇章时的观点和见解，还在于解读陈映真小说的方法和路径，更在于对陈映真小说的敬畏与虔诚。他们“正襟危坐”反复研读陈映真小说的方法，看似并不高妙，甚至有些老生常谈，却让我受益无穷。如果说我能对陈映真小说的解读有所贡献，便是得益于此。对陈映真的每一篇小说，我都力求能有自己较为系统、成熟的解读，每每下笨功夫，翻来覆去阅读，捕捉那些零散的心得与体会，直至那些由各个细节的内在联系所支撑的逻辑框架和意义体系渐次浮现，方才写下读后心得。因此，本书的写作是在左翼、知识分子、宗教、跨国公司、“后街”众生……一个个主题涵盖下，对陈映真每一单篇小说的“篇解”。

心理学家梅格·杰伊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人生中百分之八十重要的决定时刻发生在三十五岁。”人生中那些能影响你一生的决定、经历，以及“顿悟”的时刻，十有八九都出现在三十岁中旬。于我而言，能在三十五岁遇见陈映真是幸运的。这一年，我的精神与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裂变，能更加清醒、理性地审视自我，开始给人生做减法，同时，也因为坚定了把学术当作安身立命之基的信念而喜悦、而充实。在那些挥汗如雨的炎炎夏日，我在书房里读和写陈映真，女儿在旁边自行读书画画的情景如在耳目。这个夏天，每每在书写陈映真中，缓释着阵阵袭来的焦灼与不安。我很庆幸，因为陈映真的文学与思想，得以抵御了思想裂变带来的紧张与恐慌。

出书在即，兴奋、惶恐与感激兼而有之，要感谢的人太多了。由衷感谢我的博士导师吴义勤先生，因为他的信任和支持，方有了本书的面世，并间接助力我走过三十五岁这段精神的崎岖山路，更加踏实有力地前行。感谢我的领导李波教授，她不仅始终关心我的写作，而且在我陷入困惑时，鼓励我要自信，写出自己心中的“陈映真论”。感谢编辑李宏伟先生，他的认真与包容，让我解读陈映真更从容不迫。最后，我还要谢谢丈夫孔成刚和女儿孔任栋，以及父亲、母亲、公公、婆婆等家人，没有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我无法完成本书的写作。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了。虽然我知道，一个“谢”字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感激与感念之情，但也只能道一声感谢。

任相梅

2019年元月于日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