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忠孝公园》：民族认同危机的救赎
在小说《忠孝公园》里，陈映真从国民党上层人士马正涛的视角，讲述了台湾底层平民林标的故事。台湾人林标于1944年被征入日军参战。他内心抵制“皇民化”，报到时却被宣布为日本国民，与日军一同经历了残酷战争。日本战败，他突然成为战胜者。七十年代，他与一起被征入日军的台湾老兵要求战争赔偿，却因丧失日本国民资格而遭驳回，台湾当局又不愿出面。经历了台湾人、日本人、中国人的几重身份转换，林标至死也没弄清“我是谁”。
四川老兵：省籍问题在底层的虚构性
小说题名为“忠孝公园”，不仅因为小说的若干故事情节发生在忠孝公园这一地点，更因为忠孝公园里汇集了小说的主人公。粗读小说，如果不留心，也许会认为《忠孝公园》主要叙述了主人公林标与马正涛的故事，其实细细读来，我们就会注意到小说中还隐含着第三个主人公，即以四川老兵为代表的太极拳班子。
随着停靠私家车的增多，两年前，忠孝公园“就只剩下来甩手的马正涛、每每一板一眼地做完一大套柔软体操才走的林老头儿，和一个小小的太极拳班子”（6：128）。而这三方势力，不仅是《忠孝公园》的主人公，也象征了三种不同的身份——上层外省人马正涛、底层台湾本省人林标，以及以太极拳班子中的四川老兵为代表的底层外省人。小说伊始，这三方势力针对林标参加的“南洋战殁台湾兵慰灵碑”落成揭幕仪式，各自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其中，陈映真将大多笔墨用来叙述林标与马正涛的生平遭际，而四川老兵作为忠孝公园的一员，并没有出现在以忠孝公园为地点的情节中，只唯一一次出现在豆浆店中。而且林标与四川老兵也从未有过正面接触，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透过马正涛的视角来展现的。
小说中，某天马正涛晨练后，照例来到附近的一家豆浆店。坐下后，他听见隔桌几个外省人模样的人，在议论电视新闻“南洋战殁台湾兵慰灵碑”落成揭幕仪式的一景。
“都穿着日本兵服装呀，”一个穿蓝格子衬衫的瘦小老人说，“手里还举着一面很大的日本海军军旗。嘿！”
“都是一群汉奸。”一个四川口音的人愤慨地说。马正涛认得他。他常常看见那瘦老头在忠孝公园里打拳，不到一套拳打完，他就不张开他那紧闭的眼睛。
“我一看到那日本海军旗，就觉得心头绞痛。”穿蓝格子衬衫的瘦子说，“那年呀，日本海军陆战队，就是举着那面海军军旗进了上海。我亲眼见到的。”他说在日本旗飘扬下，日本人在上海和全中国烧杀掳掠。“我忘不了！”瘦子老人说。
“都是一群汉奸呀。”四川老头说。他说他老了。要是十几二十年前，让他在场，先杀个精光自己再去见官。
“看不得呀，”蓝格子衬衫的瘦老头说，“血一般的太阳旗，染着多少中国人的鲜血……”
“跟你说吧，都是一群他妈的汉奸。就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一群汉奸！”四川人说。（6：162—163）
马正涛闻听后，对于四川人“一群汉奸”的诅咒不屑一顾，他想：“天下的事，要都像那些粗人想的，就简单了。”（6：169）在马正涛眼中，四川老兵和林标虽然一个是外省人国民党兵，一个是本省人日本兵，但并无多大区别，都是简单执拗、不懂变通的“粗人”。事实也是如此，因为只有在马正涛的位置——一个不可见光的“黑暗”位置，才能看到四川老兵和林标的盲点。
四川老兵的盲点在于他以自己有限的生平经历，取代了对历史与事实的全面认知。事实远不像四川老兵想象的那么简单。就说马正涛吧，他在日本宪兵队和国民党侦缉部杀了多少人，却享尽荣华富贵，来台后依然过着富足安闲的生活；再说李汉笙，他几易其主，通敌卖国，墓碑上却刻着“陆军上将”的头衔；而林标呢？虽被咒骂为汉奸，但在南洋因为没有武器，并没有参与到日本人的杀戮中，相反，却被日军压迫与奴役。然而，四川老兵基于省籍的划分和对历史想当然的认知，只能看到林标曾经的“助纣为虐”，却看不到同时期的外省人马正涛才是真正的双手沾满了鲜血的罪人，而毫无顾忌地批判林标们参与日本殖民侵略的行径。而林标呢？他心甘情愿地参加揭幕仪式，选择“认同”日本，部分原因正是这种仇恨政治粗暴氛围下无可奈何的选择。小说也由此引出了外省人与本省人因为对日本不同的情绪与态度而产生省籍矛盾的话题。
省籍矛盾一直是陈映真关注的问题。据马雪的研究，陈映真并不否认在战后台湾曾经出现过省籍矛盾，但强调将其放在台湾社会性质的历史周期上看。陈映真认为所谓的省籍矛盾，存在于两个时期，并坚持反对“外来政权”说。这两个阶段的省籍矛盾有所不同，第一阶段是大陆溃败来台的外省精英在美国的支持下控制台湾政经资本，对台湾本省的地主及资产阶级造成一定的打击。第二个阶段则是本地资本在美国援助及国民党支持下逐渐做大，但仍然处于国民党威权的控制下，造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重大扞格。陈映真强调，无论是上述哪一种省籍矛盾，都是台湾本土中上层阶级与国民党精英之间存在的矛盾，而较少存在于台湾社会的底层。随着“两蒋”的去世，国民党上层中央势力瓦解，本地资产阶级全面取得政权，从台湾社会性质的角度来分析，省籍矛盾早已不是问题。而历次“大选”，省籍矛盾都反复被挑动起来，这跟台湾政党的性质有关。尤其是2000年上台后，民进党逐渐向垄断资本靠拢，开始为大资产阶级代言。根据陈映真的社会性质论，台湾社会的性质是“新殖民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向“新殖民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变化（1985—2000）。台湾社会问题的本质是阶级问题，而非省籍问题。省籍问题不过是蓝、绿阵营所营造出的意识形态，以此掩盖台湾社会阶级矛盾的本质。而这是两党的阶级属性无法解决且更要固化下来的，维护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利益是蓝、绿共识。[45]1 因此，在《忠孝公园》中，我们看到相比于生活奢侈的马正涛，无论是底层台湾人日本兵林标还是国民党下层的四川老兵，都处于台湾社会的边缘，并不因为省籍问题而有特殊待遇，说明了省籍问题在底层的虚构性。
小说中，陈映真通过一种漫画式的方式勾勒出两名外省老兵对林标的愤怒。外省老兵反日情绪背后的中国民族主义来自于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这一民族主义内涵随着时事推移而产生的变化，却不被他们认识与理解。正如马雪所分析：
战争时期，这一民族主义确实是反抗日本侵略的重要力量，然而国民党来台湾后，逐渐依赖美日新殖民政权，使得原来进步的民族主义窄化为族群的民族主义。外省老兵一味地以“民族大义”来要求曾被长期殖民的台湾民众，看不清“党国民族主义”所带来的新形式的压迫，这也是造成省籍矛盾意识形态的原因之一。但通过“民族—国家”的历史之恶为老百姓卸担，安放他们难以呼吸的感情之后，同样关闭了他们的反思空间，在不对自身有所反思与清理的前提下，只会陷入更深的孤儿、弃儿和受害者的心理中无法自拔，逐步演化成更加激进的道德与美学上的优越感……[46]
基于此，陈映真认为当务之急不是草草地把“民族—国家”的框架扫入垃圾堆，关键的问题是区别“新殖民地精英的反共的、国粹主义的、扈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右派民族主义，和人民的、反帝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民族主义”[47]2。由省籍问题延伸至两岸分断体制，陈映真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台湾结’，其实是从四十年代后半期由美国霸权展开的亚太地区两极对立下‘中国国家分裂—冷战—反共安全’体制的意识形态。”[48]1 他强调“美国结”与“日本结”才是台湾的根本大结，正是在对美日依附的社会基础之上，去殖民的任务才无法展开，反而被一再拦截。小说中，陈映真正是通过台湾人日本兵林标讨要“恩给”金这一曲折过程，折射出冷战下台湾与日本之间持续着的殖民关系。而战后林标对殖民及战争记忆的扭曲，正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制造的反共防线所造成的。四川老兵“民族大义”的狭隘化，林标被扭曲的历史记忆，共同造成了所谓的“省籍矛盾”，而不同于他们底层阶级身份的上层人士马正涛的出现，以及他对二人的评判，鲜明地揭示出所谓省籍问题在底层的虚构性。
林标：去历史化的日本想象
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学者尾崎秀树就怀着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深刻反省和“自责之念”，以春秋笔法写下了《旧殖民地文学的研究》一书。尾崎秀树发出这样的疑问：“对这精神上的荒废，战后的台湾民众可曾以全心的忿怒回顾过？而日本人可曾怀着带着自责之念凝视过？”[49]2 他沉痛地感慨：
只要没有经过严峻的清理，战时中精神的荒废，总要和现在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50]
陈映真深感尾崎秀树提出的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1998年的《精神的荒废》一文里，他深情地写道：“每当在生活中眼见触目皆是的，在文化、政治、思想上残留的‘心灵的殖民化’，尾崎的这一段就带着尖锐的回声，在心中响起。”[51]1 文章结尾，他极力呼吁与警策：
久经搁置、急迫地等候解决的、全面性的“战后的清理”问题，已经提到批判和思考的人们的眼前。[52]
《忠孝公园》中塑造的台湾人日本兵林标的形象，正是陈映真“重新拿起小说的笔，用艺术形象去演绎这种精神上荒废的严峻的清理”[53]3 的典型。
陈映真在小说中着重刻画了林标生命历程中的两大事件，其一是年轻时亲历的南洋战事，这部分以儿子林欣木的孕育、出生、成长、结婚生子和落魄流浪为叙述线索；其二是晚年所热衷的讨要“恩给”金和补偿款，这部分以孙女林月枝的成长经历为叙述线索。两者都与日本息息相关，这就涉及林标的“日本情结”。小说中，陈映真有意让亲日的马正涛来审视林标的日本想象，在意识形态的对立之外打开林标的日本情结。在与马正涛、宫崎和泉州仔甚至四川老兵的关系中，林标所展示出来的对于日本的“认同”都是变动的，尤其是在讨要“恩给”金和讨要补偿款两次事件中，对日立场南辕北辙，并不能简单地用“媚日”或“恋日”来概括。由此可见，林标对日本的想象是分裂的、破碎的，甚至是扭曲变形的。
一、林标与马正涛：错位的日本情结。
林标去屏市参加“慰灵碑”落成揭幕仪式回来，恰好被在忠孝公园晨练结束的马正涛瞧见。他眼中的林标完全是一副衰老、萎弱甚至滑稽的日本兵模样：
一身日本海军战斗服、头上戴着战斗帽的林老头。白色的战斗帽上圈着蓝色的带子。白短袖衬衫，白短裤。两条瘦削的、发黄的腿下，白色的棉袜规规矩矩地翻在一双满是灰尘的老皮鞋上。（6：128）
因这身打扮，马正涛想起十多年前第一次在高市东区大马路上看见一身日本海军战斗服的林标的情景。那次见面后，对林老头起了极大的诧异心的马正涛，无法释怀，一天晨练时终于忍不住向前搭讪。小说写道：
在那小小的忠孝公园里，老远堆着笑脸，走到正在做弯腰运动的林老头跟前，不经意地用日本语说：
“你早。”
林老头霎时触电似的停下体操动作，目瞪口呆地看着马正涛。
“你，为什么，日本语，懂得？”林老头用日本话说着，脸上漾开了最真挚的笑颜，“外省人，为什么，日本语……”
林老头的容光像是一盏油灯似的被马正涛的日本话挑亮了起来。马正涛说他在“旧满洲”长大，读过日本书。
“啊，旧满洲。”林老头快活地说。
“是的。旧满洲。”马正涛微笑着说。
“小名林标。标是标准的标。”林老头用日语说，热情洋溢地伸出手让马正涛握住。还没有等待马正涛回过神来，林老头忽然以肃穆的立姿，以朗诵古日语的腔调吟哦起来……
“……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庇佑……庶几国本奠于唯神之道，而国纲张于忠孝之教……”（6：130—131）
这一段描写可谓传神之极，将林标对日语的无限崇拜与缅怀刻画得生动形象。林标甚至因此对同样说日语的外省人马正涛都充满了好感，那真挚的笑脸、被日语点亮的容光、热情洋溢的握手，以及庄严肃穆的吟哦……无一不呈现出林标对日语及日本人极深厚的情感。然而，这两个看似都对日本人有着好感的台湾人与外省人是否因为这份可共同分享的历史情感背景，而开启友谊之路呢？答案是否定的。马正涛回答着林标的问题，“用流利的日本话说，虽然笑着脸，却逐渐对林老头的喋喋不休、半生不熟的殖民地日本话感到愠怒”（6：132）。这是很值得玩味的，马正涛并没有因为他们都是亲日派，而对林标萌生好感，反而因为他“喋喋不休、半生不熟的殖民地日本话”而感到愠怒。在这里，日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或一种情感指征，更重要的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一口流利日本话的马正涛，身处社会上层，安闲自得，颐养天年；而日语蹩脚的林标呢？则是辗转于种种不如意、不得志困境中的社会底层边缘人物。这样的两个人即使交集了，也不会有《归乡》中杨斌和老朱的一番惺惺相惜的痛彻长谈。小说接着写道：
林老头和马正涛在忠孝公园里绕着圈子走。林老头叽叽呱呱地说日本话。马正涛听出来，林老头的日本话太蹩脚，难免用错的助词全用错了，而不该用错的助词也错误百出。马正涛听得烦心了。“几天前，我看见你穿日本军服……”马正涛笑着说。
马正涛开始一径用普通话说话。（6：133）
马正涛径自把日本话改为普通话，就是想与林标“隔”开，用语言疏离两人的距离。因为在马正涛看来，一个日本话说得磕磕绊绊、错误百出的人，无论如何跟他不是属于一个阶层、一种身份的。对于这样的人，他很是不屑一顾。果然，小说接着写道：
马正涛自从知道了他穿日本海军战斗服去申请赔偿，就再也懒得理他了。那时候，林老头话很多，他说少年时代听说了“满洲国”的“王道礼教、民族协和”，马正涛只是笑而不答，叉开了话题。（6：133—134）
林标因日本话对马正涛一见如故，喋喋不休地诉说着自己的年少往事，以及对伪满洲国的好奇与向往。而马正涛呢？自从得知林标台湾人日本兵的身份，知道他们正在组建战友会，与日本政府交涉补偿事宜后，内心早已忍不住噤声冷笑了。马正涛不可能瞧得上林标，他鄙夷林标：“你也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日本‘军夫’，连个正规的日本小兵都不是。”（6：136）这样的人，岂可以与马正涛平起平坐、握手闲谈？因此，马正涛尽管表面上笑容可掬，骨子里却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四十年前自己在日本宪兵队时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这种因阶层身份不同而造成的差异，远远大于他们外省人与台湾人身份的区别。这也正是小说《忠孝公园》揭示的主题之一。
小说不仅写到了林标与马正涛的正面交往，更重要的是通过引入真正的“亲日”人士马正涛，由他青年得志、飞黄腾达，几经政权交迭，皆能明哲保身的生平经历，与林标穷苦落魄、坎坷潦倒的人生形成鲜明对比；另外，通过他的视角重新审视林标的日本情结，意义也非同寻常。
二、林标与宫崎：曲折的讨要经过。
林标屏息凝神看着电视里“慰灵碑”落成揭幕式的报道，头一次看到镜头中自己老态龙钟、疲乏不堪的“军容”，不禁吃惊，“慢慢地感觉到他自己和那些老人仿如受着不堪的嘲笑和愚弄”（6：159）。林标开始回忆起近二十年讨要“恩给”金和补偿款一波三折的经过。
1979年左右，在孙女月枝十七岁时，南洋战场上的宫崎小队长，竟然被优有资财的曾金海迎来台北。于是，一群台湾人原日本老兵，在一家著名的日本料理店里聚集了。看着在自己面前排成横队，以肃然的表情挺胸而立的几个老人，老宫崎激动得涕泪横流。“在南方、战争中，真辛苦了大家……”他向大家鞠躬致谢致歉，“那时，也许对大家太严厉了”（6：142）。这话，让林标想起自己当驾驶员有回出任务晚归，在厨房找寻剩饭时，被宫崎小队长用军靴靴跟打掉两颗血牙，脸上嘴里肿了四五天，粒米不能进的往事。可是，大家似乎都忘记了那些不愉快，整个料理店充满了怀旧和欢快的气氛：
酒过三巡，大家仗着酒精的兴奋，开口讲起遗忘得差不多了的日本话的胆子也大了，使一个小房间里叽叽咕咕地漂流着破碎的、台湾土腔的日本话。但听在宫崎的耳朵，这些破碎的、不正确的日本语何等动听，恰恰表现了殖民地台湾对母国日本深情的孺慕和向往。宫崎受到了感动。霎时间，宫崎不再只是个战后吃国家“恩给俸”的潦倒老人，而又复是当年帝国军队小队长了。（6：143）
年迈潦倒的宫崎在三十余年后的台湾，再一次享受到了曾是殖民国主人的优越感，那些“破碎的、不正确的”日本语，在他听来都极其美妙动听，因为这是“殖民地台湾对母国日本深情的孺慕和向往”，更是自己蹉跎人生的慰藉与骄傲。在众人恭维中越发飘飘然的宫崎“以军人腔”的日本话，向大家许诺：“日本……绝没有忘记，在台湾的日本忠良的臣民！”（6：144）接着，曾金海郑重其事地向大家介绍1975年一个日本名叫中村辉夫的台湾阿美族原日本兵，组织了一个“（研究）思考台湾人原日本兵士补偿问题会”，讨要补偿金，但是日本政府表态：“日本对大战中因战死、战伤所订定的‘援护法’和‘恩给法’，只适用于有日本国籍者。”（6：144）换言之，台湾人日本兵不在补偿之列。曾金海告诉大家，“比岛（菲律宾）派遣军战友会”正在发动一个视台湾兵如日本人的、为台湾战友争取正当补偿的运动。曾金海以坚定的语气，用日本话说：
“诸君！在南方战场上，我们，每一个人，不都是作为一个日本人、一个忠勇的帝国兵士，而战斗的吗？”（6：144）
“只有在那个战场上一起浴血战斗过的战友，才能体会台湾战友，是日本皇军无愧的一员，曾经为天皇陛下尽忠效死……”（6：145）
曾金海慷慨激昂的宣讲，激发起老人们的热情，他们以日语唱起了《军舰进行曲》。这段宣讲中有两点微妙的细节值得我们关注：其一，曾金海现在斩钉截铁地说他们在南洋战场时，作为一个日本人、一个忠勇的帝国士兵浴血奋战，显然不是历史实情。事实是，台湾人日本兵在南洋战场的每一天都面临着“我是谁？日本人还是台湾人？”的困惑。其二，家境富裕的曾金海与命运多舛的林标们，对待补偿金的态度也有着显著的差别，对曾金海来说，争取补偿的意义，不是金钱的问题——“补偿运动，是争取我辈为日本人、为天皇赤子的运动……”（6：145）而对林标等其他老人来说，来自日本国家的“一笔大的无法想象”的“恩给”金，足以让他们安度夕阳余年。
在曾金海的点拨下，老人们恍然大悟、如梦初醒：“他们原是像三十多年前出征当初日本人就说过的，是日本皇军无愧的一员！”（6：145）聚会后，他们组建了台湾的“战友会”，争取日本政府比照日本军人发给优渥的“恩给”和“年金”。作为台湾战友会的骨干，林标开始穿起他的日本海军战斗服，三天两头疯了一样和周近几个从华南和南洋战场活着回来的台湾人日本兵，跑高市，跑海市、嘉市甚至台北，往往几日不归。正是这时候，一向温婉、孝顺的十七岁的孙女月枝竟与一个外乡来的小理发匠私奔，不知所之。林标闻之，像是身上被剜了一块血淋淋的肉那么伤痛，然而对“恩给”金的强烈渴望，“像高烧不退的热病，使林标失去孙女月枝的忿恨和羞耻混成的苦痛，变得麻木了”（6：146）。
林标等人为“恩给”金奔波了整整十年，在月枝二十五六岁那年，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第二次驳回了台湾兵补偿的要求，理由是老人们“已丧失日本国民的身份”（6：159）。去东京聆判的曾金海等人对日本政府失望了，继而将希望寄托在日本国民身上。他们印制了传单说明“作为忠良的日本人转战华南和南洋”，发放传单的情景却让他们再度失望：
他们曾想：接到传单的一般日本人，一定会报以热情的握手、慰问、感谢和支持。不料偌大一个东京市，过往如织的东京火车站口，居然没有一个日本人，不论老少，肯接过传单，而用冷冷的、嫌烦的面孔，拒绝了老人们伸到他们鼻子跟前的传单。（6：159）
日本政府的冷酷无情，日本国民的冷漠惨淡，让曾金海颇受打击，他痛彻地评判“日本人无血无眼泪”（6：159）。然而，即使这种情状，也没有彻底打破台湾人日本老兵们的幻想。这个时间点，大致相当于马正涛第一次在忠孝公园跟林标搭讪的时节，那时的林标依然对日本政府以及日本话满盈崇拜之情。
大概五年后，在月枝三十岁时，曾金海竟又活动起来了。他告诉老人们，从前台湾人去日本索赔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国民党政府不出面，如今有机会“换一个台湾人自己的政府”，换成了，台湾人向日本政府索赔，就有人做主。而且，这次他们不再要求“恩给”金，而是要日本政府赔偿未付的军饷和军中邮政储金。曾金海带着体体面面的陈炎雷“委员”到处找台湾人日本老兵“为换一个政府”拉票，马不停蹄。并许诺这次陈炎雷发动竖“慰灵碑”，将“设法请几个日本参议员和自卫队校佐”参加，以便先和日本军政界拉好关系。那一天，林标等老人们军服整齐地参加落成式。然而，整场仪式俨然是陈炎雷为了拉拢人心赢得“选举”而进行的个人秀。既没有请来一个日本军政界的人士，而且“东南西北，这些老人还得自己赶回家去，连发个便当，陈委员都没安排”（6：161）。尽管如此，林标等老人们还是暗暗“希望将来新政府果真能为台湾兵做主”。
三、林标与泉州仔：困惑的身份认同。
参加“慰灵碑”落成仪式回到家的林标，在门缝里发现了孙女月枝的信，月枝说近期可能会带个朋友回家探望。由月枝，林标念及儿子林欣木，并由此忆起了自己五十年前被迫征兵入伍派遣至南洋战场的沧桑往事。
1943年的一天，十九岁的林标和春天才进了门的新媳妇阿女从农田回家后，看见父亲老佃农林火炎手里抓着一张日本人征兵的传单发呆。不久，林标就穿上配下来的“国防服”，到村疫所前的广场接受乡亲们的送行。林标耳听着日本上官的训话：“诸君要作为忠良的日本国民，作为大日本皇军的一员，做天皇陛下坚强神圣的盾甲……”心中却“满是因为不知道如何与怀着孩子的新妻道别，觉得焦虑忧苦”（6：147）。
在炎炎赤日的南洋战场上，林标是作为军夫而不是军人应征，按照日本军队“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的排序，“军夫”排在犬马之下，所以，林标并非是作为“皇军”的一员出征。林标出征时穿的是“国防服”，也并非海军战斗服。这些台湾兵“军属、军夫”跟着日本军干伙夫、种菜开垦、修筑工事、开车开船、运搬运输等卑微、低贱的军事劳工，因为处于军队的最低端，常受到日本兵的凌辱与虐待。林标一到马尼拉，就被调赴巴丹，编入一个运输连当驾驶车夫。在巴丹半岛的炎天赤日下，日军强迫七万个美菲俘虏徒步到一百里外的集中营，驾驶座上的林标看见——
那数万人的行列，在酷暑下颠踬而行，在路边处处留下被押解的日军用棍棒打死、用手枪格杀、用刺刀砍死的路倒、掉队甚至企图脱逃的俘虏的尸体，都像断了线的傀儡一般，瘫倒在肮脏的血渍中，任炎日煎曝。（6：185）
那些未被俘虏、不甘屈服的菲律宾人，自发组建了游击队，进行反日破坏事件，林标的军卡车载运过一批又一批被反绑的游击队员，被日军予以疯狂的滥杀。林标看见——
就是在村子里的青壮男子被拉出来强迫蹲在地上等候处决时，在一旁的老人妇孺就开始大声哀号，以那短音节的土语，发出林标所从来不曾听见过的，表达最大的惊悼、恐惧和绝望的人的语音。（6：188）
自此，林标的耳际时常萦绕着“塔加罗语的语调却充满着死亡的恐惧、绝望和为了求得活命的凄厉的哀求”（6：187）。
耳闻目睹着日军残暴罪行的林标是忧悒与苦闷的，不仅是日复一日从事着这繁重、低廉的劳苦工作，而且林标等台湾兵更是陷入身份认同的困惑。一方面，“台湾军属和军夫确实被美军、被非律宾人游击队当做他们所仇恨的日本人，用炸弹炸烂四肢，用子弹轰开脑袋”（6：148）；另一方面，“然而在实际上，即使需要台湾兵在南洋的战场上为日本拼命的时候，日本人也会不时地提醒台湾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日本人”（6：149）。被打掉两颗血牙的那一回，林标就听见宫崎暴跳如雷地对他叫骂“清国奴”。尤其是在日本读过中学叫梅村的客家人，他满脑子的“日本精神”，志愿报名参军报效天皇，却被安排在部队上管理非机密性文书。他发誓：“我一定要奋力炼成，证明我是个优秀的日本人。”（6：149）但没多久，梅村被一个喝醉的日本兵鸡奸后，连捆带叫，连声喝骂“清国奴，畜牲”。台湾人梅村不堪其辱，终于用皮带上吊死了。梅村的遭遇，让林标等台湾兵陷入更大的愁闷与烦懑。偶然一次机会，林标在马尼拉市郊一家小杂货铺结识了姓叶的泉州人老板，才稍稍纾解了心中的抑郁。小说写道：
林标第一次到小杂货铺买土酒时，那老板满脸谄笑。林标当他是非律宾人，向他比手画脚时，姓叶的泉州人以试探的语气用闽南话说：
“买烧酒吗？”
林标大吃了一惊。“你讲台湾话？”他惊喜地说。“我跟你们台湾人一款，都说福建话哩。”泉州仔说着，堆着满脸的笑纹。后来，林标问泉州人，怎能知道他就不是日本人？“台湾人的日本兵不配枪。连刺刀都没得佩。”泉州人说。
从此，“福建话”像是这恶山恶水的战地里唯一的一泓汩汩甘泉，开始执拗地引诱着林标藉口买些日用，去照顾杂货铺寒伧的生意。（6：190）
林标与泉州仔的对话交往，很容易让人想起小说伊始他与马正涛在忠孝公园因日本话而产生的一番交谈，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段叙述中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对于语言的体认。在非人的南洋战场，“福建话”成为林标唯一的慰藉。因为“福建话”，他把泉州仔当成老友一般，从杂货铺汲取一些温暖与力量。二是，关于武器。就连市郊一个小杂货铺的老板都知道“台湾人的日本兵不配枪。连刺刀都没得佩”，也就是说在南洋战争中日本人并不情愿让他们眼中的“二等人”台湾兵当军人，只能当军属、军夫。此外，正因为台湾军夫没有配备武器，“才使林标和其他台湾人军夫只成了杀人炼狱的旁观者”（6：189）。
然而，林标与泉州仔的友谊并未持续多久。有一天，林标无意中发现杂货铺中还躲藏着十五六岁的少女。泉州仔赶紧慌张着更谄媚地向林标解释这是自己的女儿。
但林标却突然明白了泉州仔这一向的谄笑中，包藏着多少恐惧，猜疑甚至憎恶。在这奸淫抢掠直如日常茶饭的乱世中，把蓓蕾初绽的女儿深藏在内室的这老泉州人，是在以他那绝望的卑屈和表面的巴结去奋力保护着他的家小。当身穿日本军服的林标瞥见了内室的少女，泉州人的笑容看来就是绝望、讨饶的恳求。林标明白了穿着日本军衣的自己，从来就是这泉州人可怕的敌人和仇家。（6：191）
这一刻，林标明白了，被他当作老友的泉州仔，却一直将穿着日本军衣的他视为敌人和仇家。泉州仔表现出的惊惶、警惕而又卑屈的笑脸，不过是为了保护家人的讨好与巴结罢了。林标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身份认同的危机再次剧烈地撕裂着林标，他又陷入孤独与愤懑的状态。幸好，1944年，林标收到家信得知阿女为他生了一个男婴。从此，林标有了执着的牵挂与思念。
也是这一年，驾驶车夫林标都感受得到战局在严重逆转。为绞杀暗中支持菲共与中共的华侨，日本军队暗中发出“肃正敌性华侨”的密令，很快又发展为对华人无差别的疯狂逮捕、拷问和杀戮。无意中得悉次日凌晨日军将把“肃正”推向市郊时，林标乱编了派车理由，跳上卡车直奔泉州仔的杂货铺。赶到时，恰好碰见三名日本巡逻兵正向铺子靠近，急中生智的林标一边佯装踢打泉州仔饲养的土猪，一边用“福建话”高声咆哮着警告泉州仔全家人一定要赶在日本人暗暝剿村前离开。林标用生硬的日本话搪塞了日本兵的问话后，开着军车带着三人离去，调转车头时又用闽南话叫骂似的嘱咐：“日头落山就走！”（6：193）因为林标的提醒，泉州仔一家人连夜逃入山林，终于保住了性命。经此一节，我们可以看出，深层次里，南洋战场的林标一直把自己当作中国人。否则他不会在得知同胞泉州仔一家人的生命将受到威胁时，潜意识里的第一反应是不计前嫌，第一时间赶去通知他们、救护他们。
1945年，美军反攻登陆菲律宾各岛，战局全面逆转，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日本军队被迫逃入深山。林中行军是一场绝望的、死亡的征程，如果说一衣带水的同胞之情让林标在充满暴力与杀戮的血腥战场上，得以保持了完整健康的人性；血浓于水的骨肉之情，则让林标有足够的意志、勇气与信心在深山里存活下来。
在逃窜的途中，林标常常想着他自己在台湾的、未曾谋面的儿子。对自己骨血男婴的不可思议的爱念，在他的内心燃起了强烈的求生意志的火焰，使他逃窜的脚步更加坚决和谨度。（6：150）
在大雨密林的一个荒废的日军防线据点，一行人从尸体里搜出来的文件中得知“日本早已战败了”。
没有人立刻明白小泉大队长的话，但林标却立刻想到了自己竟然可以活着回去看到朝暮思念的孩子和他的女人阿女。（6：152）
见到自己的孩子，以及与家人团聚的强烈愿望，支撑着这些台湾人日本兵。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对身份认同的疑惑就减轻或化解了。小说继续写道，日本战败了，台湾兵的心情混乱芜杂，“包括林标在内的台湾人日本兵却几乎没有一个幸灾乐祸的人”（6：152）。小泉队长召集了二十几个台湾人日本军属和军夫，“从此，你们都变成中国人了，”小泉说，“你们都是战胜国的国民了。下山去吧。那不是投降。那是向你们战胜国的同盟军报到。”（6：153）然而，林标等人还是恍惚不已：
一国的人究竟要怎样在一夕间“变成”另一国的人呢？林标苦想着这无法回答的问题。……茫然、悲伤和痛苦浸染着不肯离队的台湾兵。但一旦被以“战胜国国民”之名和日本人分开，林标觉得一时失去了与日本人一起为战败同声恸哭的立场。而无缘无故、凭空而来的“战胜国国民”的身份，又一点也不能带来“胜利”的欢欣和骄傲。（6：153）
这段叙述可谓一语中的，林标等台湾人日本兵既没有资格分享战争胜利的荣耀，又失去了与日本人一起恸哭的立场与理由。陷入身份尴尬的台湾兵下山了，和其他的台湾人日本兵被收容在由美军和菲律宾游击队荷枪看守的俘虏集中营，和日本战俘一道在烈日曝晒下从事修整军事机场的沉重劳动。为着甄选曾虐待过美军战俘的台湾人日本兵，林标们的遣返时日遥遥无期，他们再次为自己的身份苦恼着：“日本人说台湾人是日本人，要跟着他们去打美国人……”“现在美国人也当我们是日本人，要送咱去判罪、去当枪靶子。”（6：155）
终于，当“日本战败兵员被美军优先用军舰送回日本之后好几个月，才轮到台湾兵搭着破旧的运煤船回到台湾”（6：156）。杀人炼狱的旁观者台湾兵即使在战后在美军得到的待遇，也要远远低于日本兵。这是殖民体制下的必然结局。1948年的秋天，台湾兵就这样孤零零地默然地回到了故土，没有欢迎，没有慰问，甚至家属都没有接到通知。回来后的林标，发现父亲与妻子早已离世，只有四岁的儿子林欣木怯生生地迎接了他。
四、林标与林欣木：被扭曲的日本认同。
作为一个在南洋战场上屡屡陷入身份认同危机，骨子里倾向自己是中国人的台湾人林标，战争结束后的三十余年间，经历了怎样的白云苍狗、世事变幻，变成了“亲日派”呢？对此，小说所用笔墨并不多，只能从林欣木的身上寻找蛛丝马迹。小说对林欣木的着笔并不多，仔细梳理，时间线索如下：
1948年，回家后的林标续佃种田，带着四岁的欣木勉力维持生计。终于，1954年台湾“土改”，让林标父子的生活有了转机。“欣木九岁、农地改革使林标变成了一个小自耕农的那一年，林标欣喜得不知所措。”（6：157）十年如一日，父子俩勤勤恳恳地种田干活，直至1964年，“年已过了二十的欣木从浦寮那边娶来了一房亲”（6：157），并在第二年，生下了孙女月枝。更让林标欣慰的是“欣木是个勤勉的小伙子，干起田里的活来，从来不知疲累”（6：161）。但欣木有一样跟林标不同：“他老想有一天离农发家。”（6：161）终于1968年，“欣木二十四岁上下的那些年，种稻子的收入已经远远追不上肥料、农药和日用品的开销，村镇上的年轻人逐渐到城市里去打工”（6：161）。林标被迫转卖农田，欣木拿了地价的三分之一，带着妻子宝贵和三岁大的小月枝远走台北三重。临行前，欣木承诺：“生意没做好，不把这笔土地公钱完好、加码捧回家来，我就回不来家乡。”（6：181）林欣木与同乡青年刘坤源在承负“成功发家的强烈欲望的三重市”开了家铁工厂，“在这竞逐求活的修罗地狱中，欣木他们三人都集生产、外务、记账于一身，加上长久沉重的劳动，总算撑持了下来”（6：183）。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那年平地刮起了国际石油涨价的大波浪时”（6：183），贸易公司接不到订单，欣木的厂子最终倒闭了。结合后文“你把工厂收起来的那年，她（月枝）都小学五年级了”（6：210），可推测，林欣木工厂大致在1973年至1974年间倒闭。其后，“第二年，你和你女人宝贵开始到台北大桥头、万华龙山寺边等人叫零工，以日工算工钱”（6：210）。大致在1977年，因为生活太苦太累，宝贵径自离去。林欣木暗中把十二岁的月枝送到林标身边，自己不告而别，成了一名流浪汉。
简单回顾林欣木的成长历程，我们不禁要问，怎样的时局导致了林欣木这样一个负责、勤勉的青年，最终成为流落街头的“街友”，过着潦倒不堪的生活？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管窥林标“日本情结”的由来。换句话说，在南洋战场，林标还能凭借着底层的认同感和语言的共鸣，反抗殖民主义，出手搭救泉州老板，为何在1980年左右反而成了“亲日派”？
林标1925年出生，生活在日本殖民五十年的后半期。这个时期台湾社会已经相对稳定，与前半期日本疯狂镇压台湾人抵抗的情形有所不同，而且战时体制下进行的“皇民化教育”有了一定成效，像梅村这样要炼成“皇民”的人也不在少数。从1945年台湾光复到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为止，大部分台湾人的民族立场是坚定的，反日和对日本殖民的批判是社会主流。只是由于国民党的贪腐与霸权，终于酿成“二二八”事件，才使得台湾人民第一次对中国民族认同产生了困惑。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曾健民所说：“一般民众虽然在民族和国家认同上并未明显动摇，但在语言、生活方式、习惯、思考方面又逐渐逆回到殖民统治时期，亦即社会生活上延续了殖民统治时期的样式，出现了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二重结构，这就是后来台湾‘日本情结’的原型。”[54]1 也就是说，这种“日本情结”是以遗忘日本是殖民者的支配位置，借由在日据时代所习得的“皇民”“精神力量”来对抗国民党的威权统治。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作为美国“世界反共军事基地”之一，被纳入冷战体制，美国拨付巨额美元扶植国民党政府，发展台湾的资产阶级企业。由此，台湾被进一步编入美日资本主义经济圈，完成了“国家分裂—冷战—依赖”性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处于“冷战—内战”双战结构下的台湾，其主流意识形态必然是向着“现代化”美国的朝圣之旅。因此，小说中写到“光是种稻实在已经打不开生活开销时”，林标被迫答应了卖地，同意儿子远走三重市开厂另谋一条生路。这一时期的台湾，不仅继续走在被隐形殖民的路上，本省人忍受着政治腐化、通货膨胀等恶况，还被急欲“中国化”的国民党政府视为战敌的共犯，因此林标等底层本省人，不论情感、心理上，还是物质、财富上都过着失意落魄的生活。就像他对欣木的内心独白：“也没有战争，也没有天灾地变，怎样我们一家就这样四四散散？”（6：209）否则，林标也不会把所有的热力与希望都寄托在那虚无缥缈的“恩给”金上了。想象中那笔数额大得惊人的“恩给”金，既是对他过往青春的补偿，也是他现有人生价值的证明。
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势下，曾经作为日本兵被深刻地卷入日本的殖民体系中的林标选择性地保留了对日本的情感，在日常生活层面上退回到日据时代。然而，这种对日本情感的想象只能是去历史化的，是选择性遗忘历史真实而产生的。小说中，日本料理店里的老兵们要压抑掉曾经被虐待的经历，才能与宫崎把酒言欢；只有当日本殖民的历史成为“过去”的“现在”，林标等台湾兵才穿上日本海军战斗服，作为“真正的”“皇军”与曾经的日本军官平起平坐。正如马雪所追问的：“当被殖民者怀念殖民母国所带来的现代性时，是否还记得与此一同而来的种族歧视、强征、虐待、剥削与遗弃？”[55]1 也就是说，在对国民党所代表的“祖国”失望后，尤其是外省人以征服者的角色凌驾台湾，本省人才会扭曲地对于曾经的殖民者日本产生出乡愁。这样一种形态的乡愁由选择性记忆形成，日本作为殖民者的支配与压迫形象就被他们所遗忘了。因此，以林标为代表的本省人的“日本情结”其实是把“过去的日本”和“现在的日本”切割开，通过去历史化的日本想象来对抗国民党在战后企图强力塑造的民族认同。[56]
马正涛：“路的两头”全堵住了
小说伊始，晨练结束后照例走过一条小巷时，马正涛恰好一眼看见了马路对过的林标，林标正在等公交前去参加“慰灵碑”落成仪式。马正涛看着身穿日本海军战斗服的林标，不禁有些恍惚了：
在他记忆中横行过全东北的、穿着毛呢军装、束紧腰带、斜挂着肩带、脚穿长统皮靴、戴着白手套、手把着右腰上的日本刀的日本军官的形象，不时和早上那衰老、佝偻、悲伤而又滑稽的林老头儿的形象互相重叠。（6：140）
记忆中这个神气十足的日本军官不是别人，正是日据伪满洲国时期的马正涛。小说以此为切入点，纵向书写了马正涛历经日据伪满洲国时期、国民党大陆执政时期以及国民党台湾执政时期的波澜一生，亦由此侧面揭示了国民党统治的前世今生。
一、被压抑的黑色记忆。
作为一个资深特务，马正涛为人凶狠恶毒、阴险奸猾，几经政权交替，却均逢凶化吉，过得颇为顺遂。即使到了晚年，马正涛“对自己杀人绝不眨眼的过去，几十年来，都绝对地守口如瓶，密不透风”。然而，近年那些旧时的噩梦，那些被牢牢压抑的回忆，却越来越困扰着年已八十的马正涛了。那些黑暗的记忆，从密封的记忆之门，带着尸臭和血腥，漂流而出，搅得马正涛心神不安。
年轻时的富家少爷马正涛，亦是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的纨绔子弟。从沉迷声色犬马，到成为趾高气扬的日本军官，得力于他的父亲马硕杰。马硕杰，人称马三爷，是东北一个亲日的富商。马硕杰深知“要发家，光在日本人鼻息下做生意，不行”，“那还得混进日本机关，当日本官儿”（6：135）。他意识到自己的生意助手，曾留学日本的李汉笙因“熟练的日本语和处事的精明圆融，受到日本军部、特务和权商的赏识”（6：165），便顺势把李汉笙举荐给了日本人。十年不到，李汉笙就出任“满洲国”警察署的“咨议”，成为满洲特务系统中权位很高的华人之一。而正是这位李汉笙，对马正涛未来的人生之路起了关键的作用，被马正涛视为有知遇之恩的贵人。同时，马硕杰又命人为马正涛戒毒、教授日语，并动用关系硬把马正涛送进了“日本人在满培养精英的‘建国大学’法律学部”（6：131）。在校几年，马正涛“日本话学得特别溜转”，毕业后顺利进入了日本宪兵队，“负责调查和通译”，不几年“就学会了拷讯、绑票、缉捕和刑杀的各种本领”（6：135）。那时的马正涛摆着一张不喜而笑的脸，在岗哨前“只以笑脸上一双枭眼去咬住每一个凄惶不安的过路人”（6：136），过了数年嚣张、得意的日子。
到了1942年间，马正涛却越来越感觉到，“在沉默、辽阔、冰寒的东北大地上，到处潜伏着越来越多‘不祥’的意志，幢幢作祟，向他缓慢地包抄而来”（6：137）。尽管那时候，马正涛在侦讯室里，“看见在他的指挥下，人被滚烫的开水浇烂，被拷打得像是剔了骨头的一摊子血肉”（6：138）；在刑场上，看着“一声令下，应着毕竟不能不参差的手枪声，被反绑的人都像是被纵放的田蛙似的，向前冲跃了出去，极不舒适地趴在严冬的野地上”（6：139）；在为日军押送粮食、弹药的路上，看见“一个头上裹着汗巾的、脸色铁灰的农民仰躺在地上……枣红色的血，从他胸口上的两个窟窿，浸染脏得渗油的棉衣，汩汩地流淌”（6：138）。
1945年5月，对时局颇为敏感的李汉笙意识到日本人大势已去，他把马正涛调离侦缉部，调到了总务部，并嘱托他“部、局里很大的家当，你去管起来”（6：165）。在日本宣布战败前一个星期，气定神闲的李汉笙问起马正涛总务部的工作情况，包括宪兵队的财库、资产、武器、房舍、土地等各项细节。听闻日本侵华战争结束的马正涛，陷入瞠目哑然、茫然无措的状态。李汉笙却告诉他因为担心苏联军和八路军插手东北地区，国民党重庆方面已派人前来联系，而他们已“把日本宪兵队部一切财产和资源紧紧抓到手中”（6：166）。于是——
当日本战败，万民腾欢，李汉笙先生居然就以重庆潜伏在东北的国民党地工身份，摇身一变，正式发表为“华北宣抚使署”首长，交换的条件是确保日满在东北一切财产、武装、情报特务及警宪体系，和资源、安全档案及继续羁押狱中的共产党系反满抗日分子名册资料，等候移交给国民政府。而当一些“附日附逆”的小小文人和官警被扣上汉奸的帽子，受众人唾骂，遭新权力逮捕、审判甚至于下狱处决的时候，马正涛仗着李汉笙先生的关系，也就摇身一变，突然成为长期潜伏东北地区的“爱国”地工，并且参加了“军统局东北办”的工作。（6：167）
历史的吊诡又一次上演了。日本特务首领李汉笙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新政权的首长，而特务马正涛也以长期潜伏东北地区的“爱国”特工身份，从阶下囚变成座上宾，从日本宪兵变成军统局骨干。伪满洲国留下来的新的特情班子，继续“反共防共”，为新政权服务。小说还写道：
他记得那年八月日本人打败，“满洲国”垮了。十月初，美国人帮着把重庆的大员和少数军警从天上、陆上和海上送到广阔的东北来。李汉笙先生人家真是胸有成竹，带着马正涛和一些干员，为中央大员找气派的临时办公室，帮着地方上过去附日的大官豪绅和商人安排连日连月、三餐不断的宴请，夜夜不停的笙歌舞会，去巴结、讨好重庆来的新主子。“山珍海味、醇酒美人，无日无之。”李汉笙先生说。他很快地获得了中央先遣大员的宠信。因为在他授权下，机灵的马正涛能从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庞大“敌伪财产”中，为接收大员依其官职大小而张罗不同大小和规格的华邸豪宅及汽车。而旧满时代附敌致富的豪绅巨贾也没闲着。他们忙着用金丝银线织成了天罗地网，通过马正涛穿的针、引的线，以配分走私鸦片的厚利、贿赠黄金和美妾歌妓，去换得在宣抚使署或先遣军司令部谋个专门委员、参谋、秘书之类的名衔，一夕间变身为爱国绅士。（6：169）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李汉笙、马正涛以及国民党政权的政要们在战后一片衰疲的东北大地上，过着纸醉金迷、酒池肉林的生活。
觥筹交错、推杯换盏间，马正涛却想着：“墙上原先巨幅的溥仪肖像，早已经换成了委员长的肖像了。脸长的是两个人两个样，但是一身勋章绶带和肩章袖纹，两人就几乎没有两样。”（6：167—168）这样的描写颇有讽刺意味，这也暗示了国民党政权与伪满洲国政权本质上没有差别，同样地巧取豪夺、笙歌舞会，同样地鱼肉百姓、欺压良民。这样地描写也给人以暗示与联想——1949年撤退至台湾海峡的国民党政府是否也是如此呢？
好景不长。1946年年底的沈崇事件后，各地的示威游行在全国蔓延开来。一批又一批的“奸匪嫌疑”和民盟分子被抓进来。“特警布建的缜密比日满时代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拷讯的技术，比起日满时代只有更硬、更狠”（6：171—172）。重操旧业的马正涛，“夜以继日地指挥秘密逮捕、诱捕、拷打和审讯”（6：171）。他惊讶地看到日满时代与政府合作无间的评论家周恕竟也被抓进来了。当他职业性的眼睛看出了周恕休克致死的危险，前去查看时，周恕忽然在马正涛身上呕了半身血，紧闭着眼睛死了。马正涛从此以后变得越来越爱洗澡了。
尽管国民党垂死挣扎，在大陆的政权还是被共产党推翻了，退居至台湾。至于来台后的情形，小说没有详述，只粗略交代几笔：
李汉笙先生比他早了将近一年到台湾。来台以后，保密局虽然还在，但全国五湖四海各省各市的嫡系保密局老干部全都水淹似的来到了台湾，僧多粥少，何况像李汉笙这种从“伪满”投靠的特务。李汉笙先生深识时务，早早从工作上退了下来，过了好几年才因老衰死在荣民总医院的头等病房里。（6：172—173）
从这寥寥数笔的描述中，即可管窥国民党台湾政权的构成与性质。此后，马正涛历尽波折，也来到了台湾。
二、“永远回不了家乡”。
每年在李汉笙忌日时，马正涛总要前往台北草山的一个旧墓园去给李汉笙上香。有一年，同行的祝景问及他没想过回家吗，马正涛陷入沉思，他注定永远回不了家乡，终生只能背对着那片早已长在血肉里的山野河川。因为——
马正涛想，他跟共产党结的怨太深了。李汉笙先生从东北脱走以前，在马正涛指挥下抓的、杀的地工嫌疑，少说都有两百上下。现在杀人放火比他凶的人都给放了，他对自己说。放了也不行。他又对自己说，他在大陆上结的民怨更深。再说，人到了大陆，怎么好跟自己在吉林牵出去的老同志见面呢？（6：203）
最后一句话说的是马正涛在大陆时曾投降、替共产党抓人的往事。那是国共内战的末期，李汉笙被秘密转移至台湾。走投无路的马正涛在李汉笙的点拨下自首投降，来到吉林公安部门专门集中国民党军政特警的“解放团”。在“解放团”填写登记表时，马正涛第一次感到了焦虑与恐惧。
当天晚上，马正涛挑亮油灯编稿子。化名、化装、假身份编制假经历都难不倒他这个在日本宪兵队和军统待过的人。但是编着编着，却老是心虚害怕。马正涛想起了那些落在他手里的青年。当他们用被打肿的手指吃力地编写好的口供，被马正涛看出了破绽而咆哮着撕碎时，他们那苍白、恐惧和绝望的眼色，这时一一浮现在油灯的光晕里。他太明白：他一个人绞尽脑汁写的，逃不过一个小组人的仔细检查。马正涛写了撕，撕了再写，心焦虑乱，不知所措。（6：176）
焦虑不堪的马正涛决定坦白从宽。他向中共的刘处长交代自己的经历，并巨细靡遗地说了保密局在沈阳的部署、潜身起来的旧军统分子，以及埋藏起来的枪械子弹等等。两周后，马正涛又被要求当鱼饵——“马正涛在街上碰人，他给人家地址，也要问人家地址。几天下来就抓上了十几个人。”（6：179）不久，得到公安局信赖的马正涛，由一个年轻干部陪着去沈阳继续“为敌所用”。途中，马正涛择机逃掉了。
马正涛辗转来到保定，从保定一路披星戴月逃到北平，再从天津奔了上海，从上海跑到云南。知道四川就要解放，设法过了边界，到泰北游击队上待了近一年，在李汉笙具保下，才到了台湾。来台后，在李汉笙的保荐下，马正涛到当时承担着全岛风风火火的“肃防”工作的保密局大楼去报到了。
具有从军统到保密局长期资历的马正涛，现在已不进侦讯室去直接拷讯从台湾四处夜以继日地抓进来的“匪嫌”，而在幕后不断地开会，判读堆积如山的供状，指出供状的破绽，揭示侦问的方向。成千上万的台湾和外省青年被送到马场町刑场，被推进长期徒刑的监狱。（6：199）
马正涛在台湾继续从事着“特务”的老本行，过着顺风顺水的日子。直到有一天，得知共产党在1959年年底特赦了第一批战犯后，马正涛“感到心头长了一块沉重的石头”（6：201）。自此，马正涛听从李汉笙的安排，从警察总部退下来，远离中心，来到小县城逍遥养晦。1975年共产党释放了所有的内战战犯，当得知有人申请入台，人到了香港，却全被台湾方面拦截下来时，马正涛方“偷偷地舒了一口气”（6：202）。
纵观马正涛的大半生，历经三次政权交迭，他始终从事着“特务”的老本行。他把提携、指点自己，对自己半生影响极大的李汉笙视为再生父母，年年为其扫墓除草，看似是个知恩图报、颇富人情味的人。但是，这样的马正涛，对自己长年累月残杀无辜的罪恶行径却似乎毫无悔意。然而，从他回不去故乡的遗憾里看得出他的落寞，从他竭力封锁记忆以免血腥四溢吞噬自己的惧怕里也看得出他的畏惧，而从他告诉祝景他名字的寓意——“景行行止”，“景行，走大路，康庄大道”（6：200）来看，也许这不只是李汉笙一人的愿望，更是他们这一行特务们对下一代的共同寄寓与期望吧。
尾声：未完成的“大和解”
根据马雪的研究，《忠孝公园》的创作背景与2001年5月台湾文化界的“大和解”思想论争有关。陈光兴在《为什么大和解不/可能？——〈多桑〉与〈香蕉天堂〉殖民/冷战效应下省籍问题的情绪结构》（下文简称《大和解》）这篇文章中，引入“情绪性的感情结构”的概念来说明本省人与外省人分别受制于殖民主义与冷战两条不同的历史线索，主观上不同的集体情绪如何造成了省籍冲突的情绪基础。《忠孝公园》的极具思想性和论辩色彩，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是陈映真面对陈光兴抛出的省籍问题（及其设想的解决方式）的一个小说形式的直接回应。[57]1 从前文分析中，我们看到底层外省人四川老兵与底层本省人林标所谓“省籍矛盾”的虚构性，也看到上层外省人马正涛与底层本省人林标的“和解”似乎成为不可能。这也是陈映真在对《大和解》的回应文章中所着重批判的，即省籍矛盾作为族群动员的利器，本身就是被主流政治激化，为蓝、绿斗争格局服务的。
因此，在小说中，我们看到2000年的台湾“大选”在即，林标等一干台湾人原日本兵被曾金海鼓动着——“曾金海坐车、坐飞机，全岛北、中、南部奔波，把去了南洋和华南的‘战友’动员起来了”，为陈炎雷所在的民进党“选举”拉票、摇旗呐喊。林标坚信，“日本精神，讲的是信义。欠钱还债，这就是信义”，对本省人上台执政后帮助他们争取到战争赔偿款满怀信心。而马正涛呢？他陆续接到老同志从各地打来的电话，咒骂“台独”，担心本省人上台后，“我们外省人，死无葬身之地呀”（6：218）。老同志和子侄辈的祝景，都拜托马正涛一定选举“宋先生”——即外省人宋楚瑜所在的亲民党。面对马正涛“我投我的国民党”的坚持，小说写道：
祝景隔着南北电话，大着胆子骂国民党“总统”：“国民党早没了，马伯伯，早被人搞垮了。”祝景恳求似的说。祝景接着说，现在外省人过日子，表面上从从容容，骨子里害怕呀。只要有台湾人在场，就绝不敢说出肚子里的话，还结结巴巴地学闽南话。“马伯伯你……你年岁大了。我和我媳妇儿子没有能力搬到美国、加拿大去住，一走了之。”祝景说，“但我们不能每天每天一家子过担心受怕的日子。”（6：219）
从这段叙述中，我们看到，有钱有权势的外省人早已移居海外，而以祝景为代表的下一代底层外省人在台湾的日子很不好过，为着讨好台湾人，“结结巴巴地学闽南话”，强忍着“骨子里害怕”，颤颤抖抖地过日子。正如他向马正涛所倾诉的内心恐惧：“现在台湾人都把我们当外人了。你怎么装孙子还是个外人。”（6：204）他还说，如果外省人把自己当成大陆的外人，路的两头就全叫堵住了（6：204）。联想到同世代的底层本省人林欣木至今流浪街头，有家不能回的悲惨遭际，不禁一声长叹，真可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啊！小说中还暗示了国民党统治的不得人心，就连期盼国民党在台继续执政的外省人，对国民党政权都失去了信心。
2000年3月“大选”揭晓，国民党果真失利，民进党上台执政。固守着“没有了国民党就没有了马正涛”执念的马正涛颇受打击，他的人生一下子陷入虚无与黑暗。
顷刻间，马正涛感觉到仿佛他半生的记录都成了白纸；他的户口簿上的一切记载消失了，他的存款簿剩下一片空白，他的身份证上的注记不见了，他的党证、退役官兵证件上的记载全都褪色，无法辨读。他那从旧满洲宪兵队而军统局、而保密局、终而警备总部这半生的绑架、逮捕、拷问、审判和处刑，自今而后，那密密地封在各个机关里的，附有他亲笔签注的无数杀人的档案，难保没有曝光公开的一日。他成了坠落在无尽的空无中的人。他没有了前去的路途，也没有了安居的处所。他仿如忽然被一个巨大的骗局所抛弃，向着没有底的、永久的虚空与黑暗下坠。（6：220）
马正涛对国民党可谓忠心耿耿，毫无二意，他曾誓言：“只要国民党在台湾当着家一天，我就紧跟、紧靠着国民党一天。再没有别的路。”（6：204）随着国民党的垮台，马正涛深感无路可走了。那过往的丑陋与罪恶也许有一天将公开在日光下，而前去的路途却苍茫无色，马正涛第一次感受到他所效忠的国民党政权不过是一个巨大的骗局。而他，只是其中一枚小小的棋子罢了。承受不住压力的马正涛日渐萎缩了。终于，一个月后，马正涛自尽而亡。人们在马正涛那间孤独的旧屋里，发现了他被一副金黄的手铐反铐着的尸体。
林标呢？“台湾人的天年了”（6：223），林标追求了二十余年的愿望达成了吗？陈炎雷“委员”如愿以偿地当了“资政”，却要求台湾人原日本兵或其遗属直接去领两百倍的补偿金——这一数目远远低于按照这五十年物价比率折算出来的金额。这一卑劣的行径，彻底激怒了林标，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长达半个世纪的骗局。
“新政府是我们自己的了。我们的新政府特别需要外交支持，需要日本支持不能为难日本，因小失大。这是陈资政说的。”曾金海在电话中诚恳地对林标说，“为了咱自己的政府，请大家无论如何要体谅。两百倍就两百倍吧。”
“日本人当时不就是以‘为了国家’‘为了天皇陛下’，骗了多少人死在南洋没有回来……”林标提高了嗓门对着电话筒嚷起来。
……
“曾金海你是图了谁的什么东西，这样骗死一片老人？”林标怒声说，“这些老人没有被美国炸弹炸死，倒要被曾金海你们骗到死了才甘心。”（6：224—225）
面对月枝的中年日本男友，醉酒的林标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懑与委屈，倾诉起来：“那时候，日本人，要我们以一个无愧的、日本战士、去赴死……”（6：227）“现在你们又说，我们又不是日本人了，不给钱！”“我问你，我，到底是谁？我是谁呀！”（6：228）“日本人骗了我……”“又轮到我们自己的人，巴格鸦罗，骗来骗去呀，骗死一片可怜的老人呀……”（6：229）小说在林标痛苦的泪水中结束了。
在林标用日语哭号着的“我是谁呀——我到底，是谁呀——”（6：229）的质问中，月枝奔进了苍茫的夜色中，阿公老痴了，她一定要找到阿爸。
林标与马正涛，一疯癫一死亡，对他们这代人来说，真可谓“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可是，林欣木、林月枝和祝景等人呢？继续生活在这个美丽的宝岛上的他们，未来将何去何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