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夜雾》：一个国民党特务的惧与怕

《夜雾》通过国民党特务李清皓这个小人物的生与死、惧与怕、悔与愧、歉与疚，把时代的沧桑巨变，通过李清皓的自述，以“札记”的形式一一展现。正如赵遐秋所说，李清皓的自述“将台湾几十年的历史，一页一页地翻开，不仅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台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反共的法西斯的特务统治的反动、残酷、丑恶、黑暗，暴露了二十年来至今日‘台独’势力分裂祖国的阴谋活动的罪恶、残忍、肮脏、无耻，还揭示了今日台湾由‘统’‘独’对峙而生的种种社会的问题、危机和人们内心的深刻忧虑”^[43]2。读《夜雾》总被一种震惊与感动之情所萦绕，很难想象陈映真这样一个受过国民党特务打击与伤害过的人，竟然以包容、理解之情书写了李清皓这一国民党特务的烦忧、无奈、悔恨，以及精神受到的伤害。

李清皓是“冈山眷村一个老少校的儿子”（6：72），因为“天生的正直”，为着“报效祖国……做一点有意义的事”（6：73）的热诚，而报考了国民党安全局。在这种机关过了大半辈子的丁士魁，早就看出“诚实、憨厚”（6：72）的李清皓不适合干这行。然而毕竟是C大法律系毕业的，李清皓顺利过关，来山庄报到受训时，丁士魁看到“站在他跟前微露门牙而笑的、对新的生涯充满了热情的年轻的脸庞”（6：73）。结训后，老实、谨慎的李清皓，虽然工作积分偏低，但“干得还很热心”（6：74）。然而随着中美建交和美丽岛事件的爆发，局里“忙着抓思想、言论不稳人士”（6：74），参加了侦讯工作并前后忙了一年多的李清皓，“心灵造成强大的震动”，“神色变得疲倦而沮丧”（6：74）。看着“这个无论如何也不适于端这个饭碗的年轻人”（6：75），丁士魁沉吟半晌，吩咐李清皓写离职深造的报告。于是，李清皓携妻负子，远赴美国，四年后获取法律硕士学位，然而这到底也没有挽救他们破灭的婚姻。只身返台后，李清皓找工作四处碰壁，只好“怀着无奈，回到局里，默默地上下班”（6：77）。一次偶然，帮助了被丈夫家暴并被迫偿还丈夫欠下巨额债款的邱月桃后，两人同居。又过了两年，李清皓再次辞职，去了一个专科院校担任讲师。任教后不久，患病，病重后自杀身亡。

李清皓二进二出特务机构，一次为着爱国热忱，一次为着生计，每次都在政局动荡时，萌生辞职之念。小说没有正面叙写台湾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的政局沧海桑田、白云苍狗的变幻——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1979年12月美丽岛事件、1980年2月林宅血案、1986年9月成立民进党、1986年11月桃园机场闯关事件、1988年蒋经国去世等，却通过小人物李清皓——这样一个天生正直、敏感，对工作极负责任，却误入特务机关歧途的年轻人所感受到的刺激与震撼，尤其是他无辜患病，“变得特别容易害怕”（6：81）来书写。他的两次主动出“局”，并终至深陷心病的梦魇，不仅暗示了国民党特务机构对正常人性的戕害，而且通过李清皓的所历所闻，呈现了动荡不安的台湾时局下，因国民党当局的恓惶和专政，大量普通人无辜被抓捕、审判和判刑，造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惨景象。

患病

刚任职专科不久，李清皓和月桃生活在一起，感到“幸福”（6：89）。然而，不久就感觉到“无来由的心悸和胸闷”（6：84），“有时还感到某种无来由的焦虑和不安”，他一度怀疑自己“已经得了绝症”（6：86）。

我感觉到从来不曾知道过的大恐惧和大黑暗。……感觉到无际的孤单、害怕，有时竟也独自流泪。（6：85—86）

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李清皓扪心自问：“我为什么害怕，忧愁着些什么”（6：87），思索良久，他终于意识到，一方面惧怕那些他“办”过、整过、伤害过的人前来报仇，另一方面更深层的潜意识里他为自己明知是诬陷、迫害，虽迫不得已却依然为之的过往“罪恶”感到焦虑与悔恨。小说中写道：

想着想着，我终于想到了，就是在那些年里，我第一次日复一日感到灵魂深处的无边无涯的害怕和解不开的忧虑。那些年的起因于外在具体时间的恐惧和忧悒、又逐渐汰尽了具体的内容，长年以来，竟而成为没有具体内容和面貌的、无来由的惊悚和焦虑了，人生变成了一片沉重的黑暗。（6：89）

自然，李清皓不是无来由地就害怕了，而是源自台湾时局的变化：

在那些年，先是因K市事件^[44]1 判了刑、在监执行的一些人，政府把他们分批释放、假释了。当年我们在侦讯室里费多大的工夫，之所以把一干人的口供，勉强按照上头的需要，将人犯敲敲打打，凑成一个大政治阴谋事件，明里暗里，总有一个大前提：这些人一送到牢里，起码也要十年二十年，永无翻身之日。现在上头怎么就把这些当年他们要我们不择手段送进去的人全放了，猛虎出了柙了。“坏人”“国民党特务”的帽子让我戴一辈子，上头的人却去充“开明”“民主”的好人。（6：88）

那些原本被李清皓们按照上头的要求，不择手段关送进牢房永无翻身之日的人，突然间被全部释放了，上头赢得了“开明”“民主”的好名声，李清皓们却不得不戴着一顶“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噤声屏息度日。正是这次变化，让他产生了疑惑：“这是个什么局，我逐渐害怕了”（6：88）。陷入恐惧的李清皓又陆续经历了桃园机场闯关、民进党建立等事件，尤其是后者——“这个几十年来不计代价、一定要加以扑灭的、很有被‘共匪利用’之虞的不祥组党运动，竟然也就眼巴巴让它组成功了，闯过了关，平安无事”（6：89）。这让整个局的人都议论纷纷，不能理解，李清皓就是在这个时候“头一次感到晨起时无缘故的、极端的沮丧”（6：89）。

等到蒋经国去世，李清皓终于明白，“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6：89）。也就是这个时候，他下定决心离开了局里，去了S专当讲师。任教的前几年里，他和月桃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然则那些潜伏在梦魇里的过往，终于还是追逐而至，把李清皓坠入“阴冷的忧悒”，甚至“铺天盖地的黑暗的绝望”。

挣扎

患病的初期，李清皓还勉励自己：“一定要振作起来，重新找到那粲然的阳光才好”（6：90）。他配合着月桃去医院做了各种检查，除却高血压，脑部查不到任何症状，医生判断其病“由心引起”（6：94），主张去精神科治疗。他却疑心这医生是“台独分子”，因为看穿了他的工作史，有意延误他的治疗，要置他于死地。沿着这一思路，因头疼而心思涣散的李清皓，越发觉得当年冤假错案中被送进黑牢的台湾人、外省人，随着世事变化——“他们果而是犹太人，而我们竟是纳粹的吗？”（6：94）他左思右想，不得其解：“则究竟谁是犹太人，谁是纳粹？他们凭什么天涯海角追杀我？凭什么？”（6：96）他一边质疑，却又坚信“他们迟早终于要寻上门来报复”（6：97）。正是这种焦灼不安进一步加剧了他的失眠症状，在失眠的恍惚中他想起了搬箱子的梦，以及梦中的老太太。由此，而更加心悸如鼓了。

一、因愧疚而不安。

1985年前后，李清皓被调到S市一个“文化据点”，奉命在文教界“悄悄清洗一些思想、言论和政治不稳人士”（6：98—99）。有一次，他接到一个名叫林育卿的学生的情报，说有位昆明籍的阮老师在课堂上散布“共匪言论”，李清皓上报后，阮老师迅即被抓走了。林育卿受命继续监视阮老师的宿舍，发现阮家只有一位年老无依的本省岳母，终日以泪洗面。跟这穷困孤独的老太太接触一段时间后，林育卿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抓错了”（6：100），他过去查报阮老师，“也许说的不够准确”，譬如“阮老师说共产党爆原子弹成功，但人民生活苦。他也说共产党说，宁要核子，不要裤子”（6：100）。林育卿于是陷入懊恼与悔恨。在阮老师因“为匪宣传”，被判了七年徒刑后，林育卿“几乎崩溃了”（6：100），他给校长，给“内政部”“教育部”甚至蒋经国写信，“力辩阮老师的无辜”，“愿随时候传作证”（6：100—101），然而每一封信，都石沉大海，渺无回音。李清皓因此遭到局里的究问和训斥，而林育卿却“已精神恍惚，形容枯槁”（6：101），被送回台东乡下老家。李清皓尤为难忘的是监视老太太搬家的凄惨情境。当时，实在看不下去的他不由自主地加入了帮老太太搬运沉重书籍的行列，听着老太太喟叹：“将来他回来了……”（6：102）

而今，李清皓写道：“如今，这无来由的双臂灼痛，使我忽而想起了这密实地尘封多年的往事来，想起了那无依的老妇人，尤其无法不去不断地想起那写得一手工整的好字的林育卿，痛苦不已。”（6：102）正是这种内心的愧疚，依旧担心被对方找上门来复仇的忧虑，折磨得他心神不安、焦虑不已，他自忖“而如若是他们来寻仇，我只有默然受死了”（6：87）。

二、“自己人”的伪装抑或叛变。

李清皓近来喜欢关门闩户，他疑心那些曾经屈服于他们的暴力，如今却早已叛变了他们的人，“已经在踩着猫步，寸寸紧逼而来了”（6：103）。譬如那个多年前在侦讯室里，被拳打脚踢着“变得十分沮丧、软弱、无助”（6：104）的赵某，曾经“把我们希望你供、希望你攀连的人，希望你来补圆的案情破绽全供了、全圆好了”（6：105）。这个“终于为我们所运用了”（6：105）的赵某，因为“后悔有据”而被提早释放。如今呢？他摇身一变为“赵委员长”，在电视上大肆宣传“台湾、中国，一边一国”（6：103）。李清皓不禁猜想，那曾经的“为我们所运用”，不过是伪装。毕竟——

他们的党也组成了，戒严令解除了，他们怕什么？还能被“我们所运用”吗？不可能。他们在伪装，无非等有朝一日，伺机对我下手。（6：105）

赵某们“叛变”了，曾经像李清皓这种“无名英雄”的N教授也摇身一变，在座谈会上夸夸其谈“台湾今日的民主化，是几代人对抗独裁政权、前仆后继，不惜破身亡家的结果”（6：105）。李清皓由此陷入困惑：N教授说的若是真话，那他就“已经背离了我们”（6：106）；若是假话，那也是伪装的，“目的是伺机袭击”（6：106）。那曾经十几二十万的秘密同仁，到底有没有反向倒戈呢？自己会不会受到来自内部人的指认与袭击呢？李清皓忐忑不安地写下：

十几二十万人，在茫茫人海中四处漂浮，他们平常都像赵委员、N教授，都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脸孔。其中估计倒向他们的也过去了；隐遁起来的也隐遁好了，却只剩下我一个，没有人来接头……十几、二十万人，他们在一旁冷眼窥伺着你，有人冷笑，有人等着食我之肉而寝我之皮，有人把什么都推得干干净净，一切事不干己……十几、二十万人啊……有人也还在录音、跟监、搜证……（6：106）

疑神疑鬼间，李清皓开始质疑当初的选择：“而后来，我怎么就去考到局里了呢？否则，我是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的。”（6：107）

三、身为外省人的惊惧。

1998年，蒋经国去世十周年的一天，李清皓无意间看到电视新闻纪录片《十年烟云》，在万头攒动的游行人潮中，李清皓当时奉命便衣去现场搜证，突然他惊讶地发现：

从路上开进来一小队群众，拉着上写“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白布条。队伍跟前，有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子，用绳索拴着一条小白猪，小白猪在人声中惊惶失措地窜，而小白猪身上被人用利器刻着“中国猪”几个歪歪斜斜、渗着血丝的字。人群中传来笑声。小白猪“呜呜”地叫。我听见了抑压而亢奋的声音：“台湾独立万岁！”（6：109—110）

顷刻，李清皓“第一次感觉到外省人的自己，已经在台湾成为被憎恨、拒绝、孤立而无从自保的人”（6：110）。他又想起了一家“地下电台”里，一个外省第二代，竟然嘲笑自己父亲东北老家围坐在炕上吃的酸菜火锅“又脏又臭，叫人恶心”（6：110），并说，他对大陆完全没有感情——“我里里外外是个台湾人了！”（6：110）台里的另一人用台语沿袭日据时期的称呼把中国叫成“支那”，并扬言反对“一个‘支那’政策”（6：110）。闻此，李清皓——

我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空虚的、深渊似的恐惧。（6：110）

身为外省人的李清皓，看着眼前荧屏上从高处拍下的全景，他担心他们用电脑定格跳进放大，把当时潜伏其中的他找出来。由此——

我感到一种远远比担心自己被指认出来还更大的忧虑、不安全和从骨髓里传向全身的恐惧，冷汗直流。（6：110）

在这种惊惧中，李清皓晕倒在床边，不省人事。

自缢

因为“已经绝望至于无极的缘故”（6：111），李清皓终于答应了月桃，去R医院看精神科。医生询问他有没有某种“被压抑不宣的内疚”（6：111），有没有长期让他不安和忧虑之事。他坚决否认。月桃暗地听从医生的建议购买处方药，李清皓服药后终于睡了两天，他却疑心“亲如月桃，也会背着我和他们同谋呢”，为此而“悲哀得绝望了”（6：112）。

终于，在赴月桃约会的一家百货公司门口，李清皓撞见了一个头发灰白的高个子老人，赫然是被他们陷害的“福建南靖师范案”的张明。他喁喁地诉说着自己被指认为“匪谍”后家里的种种情状——妻子在第二年去世，小儿子离家出走，女儿始终没有嫁出去，他尖厉地喊叫：“你们害的，家破人亡呀！”继而愤怒地质问：“当时你们何苦睁着眼瞎编派，硬派我们是奸匪……”（6：116）李清皓开始气喘，并“感到至大无边的恐慌，心脏酸痛”（6：116），他快步走进挤满人群的大百货公司。他用受训时学过的跟踪和反跟踪的技巧，顺利摆脱了张明的追逐，却兀自听着张明在身后啸喊着：“拦住那个国民党特务！丧尽天良的”（6：118）。想象中自己被百货公司里的人众揪住，乱拳打死的情景没有发生，大吼大叫的张明反而被人认为是疯子。李清皓悲哀地意识到：

我仿佛觉得张明在声嘶力竭地向整个城市叫喊。而整个城市却报之以深渊似的沉默、冰冷的漠然、难堪的窃笑，报之以如常的嫁娶宴乐，报之以嗜欲和麻木……（6：118）

与其说这是李清皓的感受，倒不如说是陈映真对台湾民众漠然于历史、漠然于政治、漠然于现实的失望与悲哀。

自百货公司回家后，李清皓变得恹恹不语了，不得已被送进了医院精神科治疗。治疗时好时坏——“他变得更加缄默不语，神情僵木，表情茫漠中透露着深不可探其底的凄恻。”（6：120）也许，在这绝望的茫漠中，他忆起半年前自觉无路可走时，特意去问过自己一向敬仰和信任如父亲的丁士魁，然则“他老人家就铜墙铁壁，守口如瓶”（6：118）。李清皓不住地自问：“我们要倒过去吗？要隐遁吗……”（6：118）可是，没有人回答他，他只能在心底无声地呐喊：

十几、二十万人哪！你们是这城市里到处漂流笼罩着的夜雾。我做了什么，竟让你们把我一个人扔进了豺狼的洞窟，却又铁了心肠不肯来联系。哦，你们这笼罩着几大城市的夜雾，无所不在、阴狠、寒冷的白色的夜雾……（6：119）

李清皓惊弓之鸟般的惊慌失措不难理解。当年那些千方百计硬送进黑牢的“阴谋分子”，如今大抵成了委员、代表和知名学者；那些曾以“同志”相称的自己人，或是倒向了，或是隐遁了，变身成为教授名流在荧屏上吹牛皮。而他自己呢？坚守，已无信念；隐遁，无处可遁；倒向，无人接头。无路可走的李清皓，终于在大雨如注的一日，在浴室里自缢而死。

余音

得知李清皓的死讯后，丁士魁设法约见了李清皓的主治医生，医生说李清皓的症状源于“潜入下意识的、病人的严重内疚和犯罪意识”，他们试图让他“逐渐把他的内疚透露出来”，但“他守口如瓶，什么也不说”（6：121）。听闻李清皓自始至终“守口如瓶”后，丁士魁长舒一口气，彻底放下心来了。

不久，月桃把李清皓生病两年来陆陆续续记录下的文字交给了丁士魁，因为“清皓哥一直都当您是他的父亲”（6：83），只有交给他，她才放心。这些文字其实不能称为日记，“而是一些荒乱的回忆、纠结和内心思想感情的葛藤的札记，一些在工作上适应不良引起的忧烦与矛盾的记录，既未署明日期，又并不全是逐月逐日的记事。到了发病以后，记载更不免其凌乱，语言也恍惚杂乱了”（6：84）。依据这份日记，丁士魁整理出来十篇札记，完整而清楚地揭示了李清皓病态的由来、发展及其根源。对此，他感慨万千：

想起了民国三十九年后随着几年强烈的肃共斗争，他们把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在风风火火的肃共行动中经过百般拷讯，送上了刑场、送进了监牢，终竟保住了国民党的江山，当时靠的正是对领袖、国家和主义的不摇的信仰。今天的挑战，对调查工作的冲击，李清皓内心严重的纠葛，就是生动的说明。（6：122）

丁士魁原打算写一份报告附在李清皓留下的日记上，送到局里研究，并存档。然则，当“总统大选”的尘埃落定后，丁士魁竟然接到在安全机关工作的许处长的电话，邀请他一道守护“国家安全”，因为“时代怎么变，反共安全，任谁上台，都得靠我们”（6：123）。同样的大雨如注中，丁士魁按捺不住欣喜地答应了。颇富讽刺意味的是，一向敬丁士魁如父执的李清皓，终究被他遗弃了，“像一个要结案归档的卷宗，反正从此就要封藏起来了”（6：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