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归乡》：台湾和大陆两头，都是我的老家……

《归乡》通过在大陆的台湾老兵杨斌的遭际，追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台湾人国民党老兵在国共内战时战场上的生与死；战后经历了“反右”“文革”，八十年代政策翻转可以回归台湾老家时，又遇到二弟父子见利忘义的重重阻碍；终于，历经波折的杨斌回到了台湾故乡，却又渴望与大陆家人团聚的故事。《归乡》的主旨，是呼吁与渴盼海峡两岸早日和平统一，因为杨斌两头割舍不下的亲情，正是台湾与大陆历史的民族的延绵不绝的血缘纽带。

“台湾人哪来国军老兵？”

小说伊始，在卓镇三介宫后壁公园里，“早觉会”的领袖之一张清发现了“一个太极拳打的极好的老头”（6：1）。看他那娴熟、沉稳、圆活的一套十八式拳，从“揽雀尾”接“单鞭”，双手顺缠，内向合抱而成“提手上”式，再接“白鹤亮翅”……一招一式都打得沉稳、圆活。张清等“早觉会”的成员热心围拢过来求教，并簇拥着他来到公园的早餐点一起吃饭。这老头正是小说的主人公杨斌。当张清问起怎么称呼时，杨斌“沉默了片刻，一抹轻微的阴影快速地掠过他那满是风霜的脸”（6：4），方称自己叫“杨斌”。再问起“府上”时，杨斌“沉默了半晌，忽然说：‘台湾’”，“台湾，宜兰”（6：10）。然而，一桌人面面相觑，不相信，一桌人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杨师父爱说笑”，“是台湾人，怎么可能忘了台湾话”，“杨师父要真是台湾人，就教我们几句日本话”（6：10—11）。大家“都确定杨斌师父开了一个玩笑”（6：11），他们宁愿相信自己的臆测，也不相信杨斌是台湾人。而当事人杨斌呢？想澄清和证明自己的身份，也确实有种“不知从何说起”的沧桑感。

小说中，张清是“台独”的拥护者。这几年，张清特别喜欢谈“台湾的主体性”“命运共同体”。他还喜欢谈“吃台湾米，喝台湾水”就应该“爱台湾”一类的话（6：5）。当郝先生说起“台湾这么个巴掌大的地方”（6：5）时，张清马上反驳：“国家不在大小……只在于，有没有那个……主体意识，有没有命运共同体的观念。”（6：5）当杨斌说起，过去台湾人穷，吃不上饭才入伍时，张清也立马想到：“米仓台湾居然缺米，这正是‘国民党中国人统治台湾’的恶果。”（6：16）

张清一句“台湾人哪来你这身经百战的老兵”（6：13—14）的提问，把杨斌的思绪追回到国共内战时期，追忆起“台湾人老兵，吃了大半辈子的苦”（6：17）的遭际。他说道：

“其实，台湾人也有国民党老兵……”杨斌老头忽而说，仿佛有一层轻轻的伤感，“而且人数还不少。一样的。一样地吃了千辛万苦。”（6：14）

可知，“台独”势力骗取民众信任与支持，主要原因是历史真相的掩盖和误导。早餐点摊主老朱从杨斌与大家的谈话中猜测到杨斌是国军七十师的，他私下告诉杨斌自己是六十二军的，并约好改天登门拜访“谈谈往事”（6：20）。

这一日，杨斌与老朱在长谈中，忆起了半个世纪前的战火风云——那些战场上的生与死、爱与痛、泪水与思念。大概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沧桑经历，也为着避免做过多的解释，杨斌在与老朱的交谈中隐去了真名“林世坤”，化名为“苏世坤”。交谈中，从大陆到台湾的老兵，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一开口就是“民国××年”，且“共匪”“匪军”脱口而出。相反，台湾人杨斌即林世坤，在大陆生活了近五十年，他说时间总是用“19××年”，并习惯称呼“共产党”“共军”。这些人物语言的细节，更生动地深化了小说主题。

“可怜天下父母心”

一、征兵入伍。

1946年，国民党七十师、六十二军在台湾大规模地招募兵员，大批台湾青年应召入伍。“穷，没饭吃，是台湾青年踩进国民党军营的一个主因。”（6：16）“学好国语”是次要原因。因为招募兵员的告示上写着：“月饷四百五，每天两顿大白米饭，还保证只戍守台湾，决不派调到大陆。”（6：16）告示上还说：“入伍后，先发三千元安家费，免费学国语，两三年后退伍，安排地方机关里的工作。”（6：16）

如此这般，家境殷实的王金木们也满怀“学好国语，将来找份好工作”的希望进入了老朱所在的六十二军；贫苦人家的林世坤，走进了七十师的军营，则“图的主要是两顿饱饭”（6：23）。林世坤入伍的另一条原因是，他听招兵的人说，台湾将来一定实施征兵制，“但凡今日志愿入伍的，这一家的兄弟都可免征”（6：35）。为了两个弟弟和贫瘠的家，林世坤满怀希望走进了军营。小说写道：

这苏世坤（即林世坤）家里有一个年迈的父亲和一个双眼失明的母亲。兄弟三人，苏世坤排行老大。他和老二，在佃来的薄田上，没日没夜地干，却一仍吃不饱饭。父亲老了，母亲什么活也干不了，常年在床上、不见一丝日光，把她一张瘦的脸，荫得苍白了……

苏世坤有个老三，右腿有一点瘸。苏世坤说他从小担心这老三干不了田里的活，一心想让这老三读书识字，将来也或者能照顾他自己一身子……老人家老了。倘若老二另日再征去当兵，这家可如何维持？（6：35）

领着现成发给的三千元安家费，想着两三年后就回家了，将来弟弟们可免去当兵之苦，林世坤“高高兴兴地志愿当兵来了”（6：35）。第二天，连长点名时，林世坤顶了“杨斌”的缺，平白地姓了杨。后来，他的儿子、孙子也姓着无缘无故的杨姓。

老朱说起一个叫王金木的台湾小伙，“家里是个殷实的自耕农”，差一年就从农业专门学校毕业的，被一家人打锣披红地送来当兵，“他们的朋友、家人还撑着白布条旗，写‘精忠报国’，写‘祝某某君出征’”（6：15）。王金木入伍的理由只有一条：“学好国语”（6：24）。连长、营长都看傻了眼，因为，“在大陆上，兵员是用枪杆子拉了来的”（6：15）。而今，提起来老朱依旧惊诧不解，“他在五十多年后还不能理解王金木的这个当国民党兵的原由”（6：24）。老朱的疑惑，让杨斌叹息了，他想起了当时在连队上的一些台湾青年：

为了学好国语钻到军队里来的，何止是王金木！穿着并不合身的军装，这些青年都在想，日本天年尽了，祖国天年来了，将来退了伍，分配了工作，就得会说国语，会写国语……在贫穷、残破的战后，那是个多么幸福的梦想。（6：24）

老朱回忆起，在部队要开拔到基隆港的前四天，在营区门房守卫的他，恰好碰到王金木的父亲来部队要求跟儿子“面会”，当弄清楚是想见儿子时，老朱“忽而变了一副面孔，把枪端在胸口上，一面恶狠狠地摇手”。因为在部队移动之前，外省兵得到密令，要对台湾兵保密，“谁走漏消息，谁挨枪毙”（6：25）。看着王父一脸惊慌和迷惑，老朱只得骗他“十日后来”，“老头看了，整个脸都笑开了，又鞠躬，又道谢”（6：25），王父走后，老朱“待在卫兵亭子里。眼泪大颗大颗地掉”（6：26）。同病相怜的大陆兵老朱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离家当兵的经过。

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老朱被乡长骗着去城里国军团部的大礼堂看电影。结果整个礼堂早被枪兵重重包围，电影还没看完，“小伙子老朱和其他百八十个壮丁，全被国民党连铐连绑地带走”（6：27），强迫给国民党当兵。在一片哭爹叫娘的喊声中，被绑在军车上的老朱，最惦记的是他母亲，母亲心疼他“一年到头，都只顾着田里园里的活，也趁这一回到城里玩去”（6：27）。她哪知道这是怂恿着儿子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老朱说：

我爹早故。那回是我娘千方百计怂恿着我上城里。在军车上，我就想，这一下，她老人家怕永远不原谅自己了。她怎么受得了……（6：27）

母亲该承受着多大的悔恨与悲痛！在多少个不眠之夜，每每想到这里，老朱心里都绞割般地作痛。由母亲，老朱想到王金木的父亲如果十天后来军营，发现儿子已被人带走，该是“心肺被剜了一块肉”般刺痛和懊悔。而原本是受害者的自己，“竟也帮着人家把父子拆散”（6：28），念及此，老朱忍不住又痛骂：“这亡国灭种的。”（6：28）对此，作为被迫害的台湾兵杨斌（即林世坤、苏世坤）却理解老朱的处境，并安慰他“你也不能不那么办”（6：28）。这些被命运播弄着辗转如飞蓬般漂泊的小人物，历经坎坷，却始终葆有一颗宽容、原宥的心。

老朱说，这“多半纯朴、老实”（6：36）的台湾青年，“大批大批来志愿当兵”，“我营长看傻了，连长说他一辈子没见过”（6：37）。对怀抱着各种愿景和期待走进国民党军营的台湾青年，杨斌总结道：

有人为了经济窘困，有人当了几年日本军伕捡了一条命从南洋或华南回来，几个月半年找不着工作，相当多的人为了学习中国普通话适应殖民地结束后的生活……而走进了军营。（6：37）

二、台湾兵在大陆战场的生与死。

短短的时间内，仅七十师就“补了一万多个台湾人兵员”（6：39）。这些台湾青年被骗入军营三个月后，苏世坤渐渐地感觉到失去了自由，不准回家探亲，活动只能限在连队范围等，尽管长官以“这是军队的秘密性要求”来安抚新兵，他们还是感觉“兵营这就成了监狱”（6：37）。

“而后有一天，部队里宣布行军演习，要台湾兵打包结实，不带武器，急行军到高雄。”杨斌说。“而一到了高雄，天色已晚，街道的两旁，净是真枪实弹的外省兵，一路戒备到高雄港。”

“……一上军舰，他们就把台湾兵往底舱赶……”杨斌说。

杨斌说，有几个脑筋机灵的台湾兵，猜到了这是送往大陆打仗了。惊悚的耳语在黑暗窒闷的船舱中渗水似的传开。（6：18）

这厢舰艇里的绝望的台湾兵放声痛哭，“用台湾话、客家话，呼喊着爹娘”；那厢大陆军车上的老朱们由“全副武装的兵爷，右食指紧紧扣着扳机押着”，“轻声的唤着爹、喊着娘”（6：27）。就这样，1946年年底，十九岁的林世坤所在的七十师从高雄上船开往徐州；同年9月，二十二岁的老朱所在的六十二军从基隆港上船开往秦皇岛。

1948年秋天，六十二军支援锦州城，“才生离死别，硬生生从台湾拉出去，就把台湾新兵往枪林弹雨的战场里扔”（6：38）。塔山一战中，“敌人的火力意外地强大，士气意外地高”（6：39），六十二军七次攻打白台山，七次被击退，老朱形容那感觉像“踢到铁板”（6：30）。在这次战斗中，台湾兵骁勇善战，毫不退缩，第一天，王金木的同乡同学被敌人的炮弹炸得肚皮开花。“王金木也顾不得枪林弹雨，嘶喊着冲出战壕，一把抱住那个来自同一个故乡的青年，吵架一般地跟伤兵说着什么，一手还拼命地把人家的肠子、肚子塞回开了花的肚子里。”然而，那台湾兵终是“死在王金木满是硝尘和血污的怀里”（6：30—31）。第二天，在密集猛烈的炮火中，“许多台湾兵都咬着牙，找爆击的间隙跳出战壕，向前冲锋”（6：33）。更多的台湾兵牺牲在了战场上：

“王金木就在这时被打死了。他们四五个同一个县来的台湾兵，从躲枪弹的尸体堆上起身，正要向前跳过一个战壕往前冲，一个六○炮弹在他们跟前爆开了。”老朱说。四五个台湾兵的破碎的身体，都像几件被用力扔下的大衣，颓然掉落在战壕里了。他看见的。老朱说。（6：34）

猛烈的拉锯战之后，死伤遍野，王金木等台湾兵的尸身都已无处可寻。

七十师抵达徐州后，台湾兵人生地疏，“台湾兵讲的话，人家一句不懂；人家讲话，台湾兵只会焦急地瞪眼”（6：24）。杨斌所在的营驻守土燥石坚、寸草不生的九里山，因为山上的碉堡湿闷，又没法洗澡，台湾兵身上开始长虱子。有一天，一个高姓台湾兵，终因水土不服而频频拉稀死亡，“死的时候，眼睛怎么也盖不合”（6：31）。接着发生的一幕，让人至为感怀：

“那天半夜，二十来个连上的台湾兵到连长室，涕泪涟涟。”杨斌说，“连口说带笔写，才知道他们希望把人葬在阵地背后一个高地上，用一根缠铁蒺藜用的木棍子，穴朝东边，写‘台湾大溪高某某之墓’。死了也要向东，遥望着台湾……”（6：32）

死者，死不瞑目；生者，兔死狐悲，借战友的墓碑纾解怀乡之情。

到了第二年6月底，听说共产党军队渡过了黄河，七十师慌张失措，“台湾新兵感染了这慌张的暗流，开始有人逃亡”。搜索排的一个台湾新兵溜号被抓回后，“连长坚决要活埋这个被抓回来的台湾逃兵，逼他自己挖个坑，集合全连的官兵围着看”（6：39），以儆效尤。这时候，台湾兵再次展现出高度团结的精神品质：

苏世坤突然双膝点地，跪下来为那逃兵代求一条性命。不料连上几十个台湾新兵也跟着全跪下了，哭着求饶命。呜呜哇哇地哭。（6：39）

见此情景，连长气急败坏，开枪射杀了那逃兵，掉头走了。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这些台湾兵也要为老乡求情，可谓“其心可表，其情可鉴”。老朱也感怀地说：“我们六十二军里的台湾新兵也一样，平时战时，特互相照顾。”（6：39）

因为上面的政策朝令夕改，七十师被随机调遣到济宁、嘉祥、巨野，鸡飞狗跳，更加人心惶惶。话语不通，不辨大陆东西南北的台湾新兵，扛着沉重的装备，跟着紊乱的军令，马不停蹄地急行军，搞得人仰马翻。7月，七十师被困在六营集，在接到命令突围，撤到金乡时，“一出六营集就中了伏兵”：

子弹霎时从四面八方打来，炮弹天崩地裂地在你四周开花。国军这边溃不成军。成百上千的台湾兵，一堆一堆，缴械了。

“受了伤，满身血污的台湾兵，到处乱窜奔逃，就像家里杀鸡，割了喉了，却不小心让它跑了，带着喷出来的血，到处颠颠仆仆地窜。”……

兵乱了，官也乱了，兵溃如山崩。杨斌说。（6：41）

行笔至此，不得不佩服陈映真文笔的老练，之前形容六十二军台湾新兵在战壕中被炸死，他们破碎的身体，像“几件被用力扔下的大衣，颓然掉落在战壕里了”；这里形容七十师受伤逃窜的台湾兵，“像家里杀鸡，割喉后，四处颠仆乱窜”。这种精准又颇富悲伤意味的形容，让人读来，内心颤动，颇为沉重。一个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在故地台湾满怀希望与热情地走进了国民党军营，孰料，却踏入了生命朝不保夕的残酷境地。

六营集一战，死了诸多的台湾新兵，剩下的“还有一场劫难在陈官庄等着”。华北初冬，守徐州的台湾新兵“感觉到军棉衣已经难以御寒”，到了大雪纷飞、冰天雪地的12月份，“苏世坤手指、脚尖和脸颊都冻出不断流出血水的冻疮……苏世坤的台湾新兵伙伴，死的死，伤的伤”（6：42）。这时候，苏世坤认识了一个厦门来的刘班长，因为语言相通，两人结为朋友。后来，正是这个刘班长救了他。

那大雪一连下了一个多月。苏世坤的头发、眉毛、胡子渣渣，终日都是白色的雪末。杨斌说。粮食断了，刘班长带着苏世坤到麦田里拔幼嫩的麦苗来吃。整个集团军十几万人困在冰雪封实的大地上，军车、大炮、帐篷全盖上一层皑皑的白雪。

有一天，苏世坤倒在地上了。刘班长摇着他的肩膀。“起来，起来！”刘班长说。把脸贴在雪泥地上的苏世坤不觉得冷了，仿佛睡到故乡台湾的木板床上。杨斌说。

“刘班长用力地刮他耳光，硬拖强拉，才把苏世坤拉回了人间。”杨斌说。（6：43）

刘班长救回苏世坤后，勉励他好好活着回台湾见爹娘。天气越来越冷，寒冷与饥饿如影随形，七十师甚至去坟场挖棺材板烧火，刘班长在抵抗饿鬼兵抢劫马肉时中枪身亡。苏世坤听说后，“蹲在雪地里，浑身发抖，满脸全是眼泪和鼻涕”（6：44）。这个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大陆战友，就这样死了，怎不叫人悲痛呢？台湾兵苏世坤与大陆兵刘班长的友谊，却是残酷战争中的一抹亮色。

三、国民党战败以后。

兵败如山倒。1949年正月，七十师所在的陈官庄被攻打下来，“国民党一个团、一个团地，连人带枪投降”（6：45）。同样的，“六十二军打垮的时候，也一片混乱，死尸遍地”（6：45）。“六十二军、七十师的，不是打死，伤病死，就是当了共产党的俘虏……”（6：46）当了俘虏的杨斌，忍不住感慨着台湾兵的命运：

六十二军、七十师连哄带拐，把台湾新兵带走，却把人家扔在大路上，自己撤来了台湾。……（6：46）

小兵杨斌“跟着一个团一个团投降的国军被俘了”（6：7），后来不知什么缘故，被安排去服侍被俘的国民党赵营长。这赵营长少言语，平时除了读些共产党发的小册子，就是在一棵老槐树下打太极拳。杨斌小伙子在屋檐下站着随侍。有一天，赵营长若有所思地转身看着小伙子杨斌。

“你离家千万里，流落在他乡，”赵营长面无表情地说，“要下决心，活着回家，见爹见娘。”

……战战兢兢地观察了十来天之后，杨斌才在营长的身后边看边送手旋腿。（6：7—8）

四十余年过后，杨斌想起“在石家庄那个种着槐树的庭院里，耐心教过他打太极拳的赵营长对他说过的话”，他就更知道“赵营长那一张冷冷的国字脸下，有一颗心，心疼着从千万里外被拉进了战争的修罗道的台湾人小兵”（6：53）。后来的杨斌历经劫难：

打五○年代中后，就戴上“历史反革命”和“蒋帮特务”的帽子，送到河南郸城外的五台庙劳动教育，几十年低头做人。八○年代初，“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政策”，突然把他们从劳改场，从山洼洼，从穷乡恶水里，打着灯笼找了出来，脱帽子，平反，补贴损失，杨斌还被七劝八劝当过县里的几届政协委员。（6：49）

从毛头小伙到白头老人，历经波折的杨斌心心念念的还是“能回到几十年朝思暮想的宜兰故乡”，“看看父母兄弟、看看小时的左邻右舍，看看在无数个梦寐里出现的辽阔的、在风中打着稻浪的兰阳平原和山山水水”（6：49）。数十年间，这个念头从未断绝：

在辽沈战役连天的烽火中，在五○年代初几年成了家，以及在生下头生的儿子时，心心念念，总是故乡的家园，父母的慈颜，和已经不知道如今是个什么模样，少小就相依相持的兄弟骨肉。几十年来，这些切切的思念和对此生还乡的绝望，互相纠缠，让杨斌在明知的绝望中又不禁款款思念，在钻心的相思中面对此生终须客死他乡的冷墙……这样地度过了多少年年月月。（6：49）

大陆兵老朱呢？老朱说：“我逃命呀。后来碰上二十八军，编在一个团的搜索排里吃饭，胡乱打了几场小仗，又混着逃到上海，最后是跟着青年军又来台湾。”（6：45）来台湾后，老朱这些外省兵一心想着在台湾养精蓄锐后，“反攻大陆”，回到朝思暮想的大陆。实情却是：

“民国四十五年以后，我们才知道‘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全是骗人的，”老朱说，“就那年，天天夜里蒙着被头哭。许多人，一下子白了头。”

……

“那年以后，逢年过节，我们老兵就想家，部队里加菜，劝酒，老兵哭，骂娘……”老朱说，“有些人因骂娘、发牢骚，抓去坐政治牢。一坐就是七年十年。”（6：45—46）

老朱从部队退下来以后，天天洗黄豆，泡黄豆，磨豆浆，煮豆浆，在卓镇三介宫后边公园边上摆着一个早点摊儿。四十多年后，他回大陆探亲，去了一趟老家，圆了一回思乡的梦。

“我娘她在一九五六年，就是我们的民国四十五年，病死了。”老朱说，“我一个老嫂交给我一支牛骨做的发簪，尖尖的一头，包着一小截薄薄的一层金。”

……

“老嫂说，我娘要她有朝一日，把这发簪交给我，”老朱黯然地说，“要我送给我媳妇儿……天下父母心啊。”（6：47）

杨斌也默然站立了会儿，说“那真是。天下父母……心”（6：47）。无论是自大陆来到台湾的老朱，还是从台湾去了大陆的杨斌，他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有着浓浓的父母心、儿女情。这是割不断的血脉，正是割不断的华夏一家亲。

“再怎么，人不能就不做人”

杨斌怎么也没想到命运和天年来了个巨大的挪移和翻转，他终于可以跟台湾的家人联系了！他满怀激动地按老地址写信回宜兰，而后“日日兴奋又焦急地等待着从故乡亲人寄来一封音讯皆渺凡四十余年后的来信”（6：50）。盼了一年多，依旧石沉大海，渺无回音。后来，在一次偶然的宴席上，杨斌结识了来自台湾礁溪的黄姓商人，由这商人才终于联系上了台湾的家人。“然而料想中从此密集热情的鱼雁往返，并不曾发生。台湾的回信，总是滞迟不前”（6：54）。又经历了几多波折，在三弟的儿子林启贤的奔波下，杨斌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台湾。回台不久，杨斌去祭拜父母的坟墓。

在盖成小屋子似的墓室前跪下来，开始全身颤抖，而后放声哭了。林启贤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哀切的男子的哭号，仿佛要诉尽一生的苦楚、漂泊和离散。他和大伯之间，原本隔着年辈；隔着他无从攀登和探视的历史；隔着辽阔、陌生的地理。但那一天，杨斌那至大的哀伤和悲怆，深深地渗透到他最里面的心坎，使他泪流满面。就打这回起，林启贤忽而从生命中感受到大伯是亲人，是骨肉，他甚至感觉到上天竟活生生地又给了他一个新的父亲。（6：61）

杨斌在父母坟墓前的哭，是至情至性的大哭，是最哀切最纯挚最深厚的哭号，是发自肺腑的最强烈思念之情的外宣。这样的恸哭，在陈映真的笔下并不多。记忆里，只有《一绿色之候鸟》中季公在丧妻时的恸哭，与之相类。

在林启贤看来，与大伯父杨斌的重情重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伯父父子的薄情寡义。

原来，1952年，台湾实行“耕者有其田”，几代佃农的林家也分得了两甲地。老父亲去世前，把土地分成三份，对老二、老三百般嘱咐：“你大哥这一份，他要活着回来，留他一份。要是神主牌回来，留给他妻儿。”（6：58）后来城市的发展点石成金般哄抬了地价。老二卖地发了家，“从一个勤苦朴素的农民，变成了花天酒地、胡天胡地的老头”，大儿子林忠“用钞票先选上了镇代表，用大钱炒买地皮，开酒家”（6：58—59），成为暴发户后又搬到新市的别墅区。老二一家接到杨斌的多次来信后不予理睬，因为他们以阴暗之心揣测杨斌回来是“专为了分这份地产”（6：59）。老三早已病逝，留下的儿子林启贤是小学教师。当黄姓台商找到林启贤的时候，林启贤去找二伯父和堂兄商量，他们以大伯父“就是共产党”，“为共匪做保，财产充公不算，人都会抓去打枪的”（6：60）等言辞恐吓林启贤。对于共产党也是害怕的林启贤，踌躇了。这期间，林忠动用地方政坛的关系，公告“林世坤在民国五十二年客死大陆”，且正在“办土地‘假买卖’，把土地所有权转在他人名下”（6：60）。年轻正直的林启贤听说后认定“人不能那样”（6：63），于是写了那封由他出面为大伯办入境和担保的信。“身份证下来后，我们先上法院打注销死亡宣告的官司。”（6：62）林启贤决定为大伯父争取公道。可这个时候杨斌却放弃了，林启贤非常诧异不解。杨斌告诉他：

“我离家时，咱家还是三餐不继的佃农。”杨斌怅惘地说，“四十年来，我从来没想过我们会有地，也没想回来分半平米的地……”（6：59）

“我知道了有一份财产，也没想过一定要。大家欢喜乐意要分给我，我要。要争、要抢，伤心啊，我就不要了。”杨斌说，“四十多年来，我想的是家，是人。”（6：62）

“电话里，我也同你大伯母合计过了。她说，我们不要。别为了财产就不做人。”（6：62）

遥想五十年前贫困时期的三兄弟情深义重，他们兄弟三个，知道家里贫穷，“非特别卖力，特别互相帮衬，才能过日子”（4：36）。尤其是大哥林世坤，担心“老三遭同学欺负，天天陪老三上学，接他下学”；刚入伍，还准家人来访时，尽管一天只两餐，林世坤把当天的早饭，两个白馒头、酱菜、花生，还有前一天晚饭的糙米饭、卤咸鱼和炒酸菜，装进便当盒，“把便当塞得满满的”（6：48），交给三弟带回家。而今呢？物是人非。

一个家庭这样，留在大陆的台湾兵也是如此。杨斌接着跟启贤解释大伯母为什么说“人不能为了争财产就不做人”（6：63）。在大陆五六十年代的“肃清反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中，绝大多数台湾出身的人，都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和其他的帽子。因为“台湾兵有两条过不了关。给国民党干过，打反动内战。这是‘历史反革命’，有反革命的历史背景”。“第二条，有不少台湾兵给日本干过，去过东北、海南岛当日本军伕。这就是帝国主义走狗了。”（6：64）杨斌说：

“人为了信念，或者为了自保，人跟人那么对着干，是由不得自己。但也该有个限度。好好一个家散了。受不住苦，或者竟为了保护家小，不能不自杀的也有……”

……杨斌说，那时候，思想上最难于过关的，是在战火中为了生存始终互相扶持的台湾同乡，也互相写告发信，也把人不当人地整。（6：64）

杨斌说，他能熬过来因为有妻子的支撑。“有批斗我的会，她一定参加，坐在我只须一抬头就看得见的地方。她不是来听批斗。她是要让我知道，我最艰苦的时候，她总是在场。”他接着说，事情都过去后，他和妻子只得出一条结论：“以后再有什么大风大火，也绝不能不做人。”（6：65）

启贤说他还是有些不懂，杨斌接着说：“我在大陆做了几十年中国人，这回回到台湾老家了，没有人认识我这个台湾人，还当我外省人！”“张清，郝先生，老朱都硬说我是个大陆老兵。”（6：65）“连自己的亲弟弟，自己的亲侄子，想吞占我的财产也就罢了”，“还硬生生编派我是共产党，是冒牌来抢财产的外省猪”（6：66）。杨斌说：

可是，别人硬要那样，硬不做人的时候，我们还得坚持绝不那样，坚持要做人。这不容易。（6：67）

林启贤终于懂了，他痛快地答应去帮大伯父办理一周内回家的机票。杨斌与侄子林启贤的这番对话，正如赵遐秋所说：“就是一次心灵的交流，是一次亲情的融汇。林世坤的‘不能不做人’一出口，林氏一家的亲情就升华了，升华为‘人’的尊严，‘人’的气节，从而也深化了小说的思想内涵，引导人们步入一个真善美的境界。”^[42]

小说结尾，杨斌答应启贤常回台湾，他笑着说：“毕竟，台湾和大陆两头，都是我的老家。”（6：67）几经周折，台湾人林世坤也即大陆人杨斌，终于顺利地开启了“回乡”之路。这里的“回乡”不只是个人往返于两个故地，更是老百姓翘首期盼的海峡两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