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迎战“台独”势力
1987年之后，作为思想者和文论家的陈映真十分活跃，而作为小说家的陈映真却沉寂了十二年。直到1999年，他才又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其后的三年里，他连续发表了“分断体制三部曲”——《归乡》《夜雾》和《忠孝公园》。《归乡》以一位台湾农家子弟、国民党老兵的际遇，凸显出过去与现在、大陆与台湾这一主题：归乡之路就是结束民族分裂，实现祖国统一之路。《夜雾》则以札记的形式，描述了两进两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李清皓因精神压力导致精神分裂，最终自杀身亡的过程，以此揭露了几十年黑暗统治的历史。中篇《忠孝公园》是陈映真用心经营的一部作品，更是他数十年来苦苦思索的结果。在这三篇小说中，陈映真给自己的使命是再现内战、殖民、冷战、统独这段漫长历史所带来的认同危机——同胞之间相恨相忌的心灵重伤。同时，陈映真要救赎这段被压抑被篡改被扭曲的历史，其主要对象是在民族撕裂下受到重大认同内伤的一般民众。
被称为“思想剧”的“分断体制三部曲”，理解起来殊为不易，因为这一时期的陈映真“不再仅仅困惑于自身的主体矛盾，而是在台湾社会性质研究、大陆社会性质讨论、‘台独’论战、重读台湾史等一系列思想探索与社会实践的积累之后，能够从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直面台湾当下问题，并将‘文学’与‘思想’圆融为一体”[1]1。在不写小说的这十二年里，陈映真主要着手做了两件事：一是与“台独”的战斗，二是关于台湾社会性质及其历史分期的研究。本节旨在探讨在这一研究过程中，陈映真形成的思想变化与发展，以及庞大的思想积累，因为这是理解这三篇小说的关键。
追根溯源揭示“台独”风潮
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从五十年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得到解放。当时的台湾人民和知识分子，无不欢欣鼓舞，感到莫大的“光荣与喜悦”。然而，不多久，岛上就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根据陈映真的研究，主张台湾从中国独立的政治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中期廖文毅在东京的“临时政府”。这一思潮愈演愈烈，自1984年始，台湾的舆论中开始公开出现主张台湾与中国大陆在政治、社会、文化上永久分裂的言论。1987年，以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为耻，诅咒台湾在二次大战结束、日本战败后向中国复归，直接主张“台湾独立”的言论，在台湾党外民主运动的刊物中大量出现。纵观陈映真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回顾两岸分断的历史，主要由以下因素导致：
一、亚洲的冷战结构。
理解亚洲冷战结构下的台湾，需要从战后美国和台湾的关系谈起。1950年，在大陆战争全面溃败，美国宣布对“国府”遗弃政策下，在台的“国府”面临着旦夕间破灭的危机。不料因中国参与朝鲜战争，美国对“国府”的政策也从遗弃主义逐步转变为支持和美国化改造。也就是说，“国府”在朝鲜战争中，全面扭转了危机。正因此，美国与台湾的分离主义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关论述在1984年6月陈映真发表的《美国统治下的台湾》一文中有详细论证，他分析道：
一九五○年，美国对“国府”“恢复”军经援助的同时，主动、连带地执行着台湾政权的亲美化改造政策。以军援、美援为手段，美国企图支配“国府”三军系统，企图培植亲美将领颠覆国民党政府。在此同时，美国一方面以军经支援巩固“国府”在台湾的统治，一方面早在五十年代初，即由驻东京盟军总部卵翼廖文毅在日本的分离运动。一方面对“国府”恢复军援，促成“国府”与日本和约的签字，订立“中美协防条约”，通过台湾海峡决议案，一方面又公开提倡“台湾地位未定论”，不但为美国军事力量进出台湾和台湾海峡，制造法的根据，一方面也是用来制造各个阶段的“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政策。而正是在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的阴影下，滋长了三十年来各派别的台湾分离主义。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三十年来各种主要的台湾分离主义理论，主要都先由美国或日本政客和“学者”率先提倡。一九五五年，有名的赖旭和倡言协助一个“民主台湾”之发展；同年，美国曾要求李宗仁出面推翻“国府”，建立独立的台湾；一九六○年，美国副国务卿倡言——“独立的中台国”之利益；六十年代，美国人柯尔抛出了“台湾人在人种上并非中国人”之论。另外，以赖旭和为首的美国“现代化”派学者，在肯定日本战后“现代化”成功之余，连带肯定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从而谓台湾已因五十年殖民而受日本“同化”，而主张台湾与中国的分离之论；蒙代尔有推翻“国府”而使台湾独立，可使中共攻台失去理由，从而可维持台湾海峡之和平论；有国共和谈将危害美国在台湾之利益，而力主台湾独立之论，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而最近两三年间流行于北美的“台湾民族论”，实也无非以上诸论的一个延长。七十年代以后，美国对华政策进行重大改变，在转移对“国府”之外交承认于北京前后，私底下美国抛出了更多支持台湾成为一“独立政治单元”以永久分离于中国的“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论。虽然一直到两年前，美国才公开地抛弃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承认台湾为中国之一部分，并且公开放弃了对台湾独立的支持政策，但在实际上支持台湾自中国永久分离以确保美国之台湾利益的政客、议员、商人和学者，仍大有人在。而海外，尤其是北美的台潜分离运动，其右派如“台湾独立联盟”“台湾人公共和谐会”者，固然公然采取对美附庸的立场，以促成如“台湾前途决议”案之帝国主义法案以骄人，即连自称马克思派的“左”翼分离主义，对美国的对台湾之帝国主义历史和政策，也睁眼、闭眼，装聋做哑。[2]
此间，值得一记的是在五十年代初美国一手导演下签订的日本与“中华民国”间的和约。1951年，在美国“旧金山和约体系”的影响和推动下，吉田首相承诺日本与台湾单独缔结和约。在这项和约中，美国和日本要挟国民党政府承认国民党政府的“主权”仅限于台湾和澎湖，和约的效力也仅限于台澎地区。同时，为了符合美国协防台湾以封锁中国大陆的世界战略，日本只宣布放弃从前的属地台澎，却拒绝言明将台澎归还给中国。
这一和约，成为“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国际法的基础”，成为截至1978年前，国际间“两个中国”论、“一中一台”论和“台湾独立”论的合理化依据。于是，“台湾和中国本部，先是因为国共内战而对峙、分裂，继则编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反共—安全体系之后，外来的势力，不惮于用种种手段，企图使这分裂永久化、固定化，甚至使台湾和中国永远脱离”[3]1。
二、台湾的光复。
在这样的战后亚太地区的现代史中，台湾在1945年光复。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中国成为二战后与韩国、德国、越南同被全球冷战结构分裂的国家之一。对此，陈映真在《国家分裂结构下的民族主义》一文中，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到1950年的“反共肃清运动”，予以深刻的梳理和评析，他写道：
一九四七年，因陈仪恶政，和前近代的中国政治、文化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近代化台湾社会的冲击，爆发了不幸的“二二八事变”。以军事镇压和恐怖屠杀收场的这个民众不满事件，对于在日本帝国主义下长期脱离中国历史和社会经验的部分台湾人民，造成第一次对中国民族认同的苦闷和迷惑。这苦闷和迷惑，先是受到“台湾中立论”“台湾托管论”所弃，继而在一九五八年美日推动“两个中国”论和“一中一台”论的国际背景下，被台湾分离主义运动所用。
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后，在日据时代的台湾长期从事抗日斗争的中国民族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家，不但没有受到褒奖与政治上的支持，反而因为抗日运动中不同性质的、真实或虚构的左翼色彩，在国共内战和国际反共—冷战—安全架构的历史中遭到被杀、被监禁或流亡的命运。另一方面，日据时代与日本帝国主义协力的汉奸分子，光复后却没有受到道德与法律的惩治。反而因为反共的共同政治立场和肃共的实际经验，而得以在光复后的体制享有权力和名位……对于具有特殊的殖民地历史体验的台湾人民，这忠奸的放胆的颠倒，对于台湾的中国民族主义，是一项重大而不易理解的打击和摧残。
一九五○年，朝鲜战争爆发，第七舰队开始巡弋台湾海峡。这时台湾开始了对于共党分子、民族解放分子、左翼爱国学生、教师、新闻记者和文化人进行组织性的政治肃清。五十年代初叶的反共肃清，是世界“二极对立”构造中“自由—民主”阵营形成的副产物。那是一个从日本、韩国一直到马来西亚、菲律宾以迄中近东和中南美洲，在全球范围内肃清“赤色第五纵队”的广泛的运动。但是在台湾，因为是弹丸小岛，肃清在美国默许下，极为彻底地进行，致使台湾激进的、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传统为之灭绝。这一彻底的肃清运动，固然有利于“巩固”美国“太平洋防线”中基地台湾反共纯洁性，但对台湾而言，则是日据时代中长期培育出来的反帝、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传统的惨重摧折。战后四十年台湾在政治上、文化上和思想上长期没有对美、日霸权的批判观点和民族主义的弱体化，一九五○年初的政治肃清，起着重要的作用。[4]
1947年的“二二八”市民蜂起，战后民族忠奸之辨的颠倒，1950年后广泛的民族、爱国主义者的肃清，加上配合世界冷战意识形态框架的长期反共宣传和教育，光复后一度高涨、旺盛的在台湾的中国民族主义和中国民族感情，遭到严重的摧损、打击和歪扭。台湾人民的“祖国—中国”形象，于是丧失了焦点，终而至于模糊和变形了。光复当初原本可以迅速地在台湾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在1950年世界和亚太地区冷战体系的确立过程中，遭到严重的否定和打击。
三、国土、民族分裂下的台湾文化及其他。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台湾海峡尤为显著，诸如美国第七舰队撤出海峡，“台湾决议案”的撤销，“中美协防条约”随美国与中国建交而自然失效，“国府”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问题的“中国内政问题化”……国际政治中的“台湾问题”，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在台湾内部，有许多反体制的分离主义文化人、文艺家和政客，不断地宣说他们对中国事务、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民族的难以理解的轻蔑和仇视。较之这些分离主义者的反华、蔑华情绪，更多的文人学者，则对祖国的分裂、民族的离散，不以为怪，更不以为伤痛。对此，陈映真沉痛地写道：
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学术工作者，四十年来，从来不以国土的分断与民族的离散为他们感情、道德和知识上的忧伤、羞辱和不安。四十年来，很多人从西方打折转贩各种知识和思想，夸夸乎议论于讲座庙堂之上，却从来没有人从国家分断的架构上，去思考台湾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民族和文化。四十年来，多少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上浪得名利，却没有人想过，作为一个中国文艺创作者，站在中国千古文化艺术的传承和去向中，自己的作品，在民族统一之日，或民族统一之后百千年，是否尚能无愧地面对我民族优秀丰厚的传统。我们有很多评论家、传播工作者，四十年来，他们想过很多问题，报导过无数的现实，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曾经开动他的想象力，想一想四十年国土和民族分裂，为我民族生活的各方面所造成的影响。[5]
另外，在国家分裂和冷战构造下成长的战后台湾社会和经济，反过来加深了、固着了台湾与大陆的分裂，从而在另一方面也越发加深台湾对美日资本主义经济圈的深层依赖。这依赖，复又加深了“国家分裂—冷战—安全”的荒谬的结构。这种恶质循环，也助长了战后台湾“非民族化”“反民族化”的倾向。
基于上述种种，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陈映真就号召：“我们及早超克被四十年冷战政治和历史所内化的冷战心智，去面对中华民族长远而根本的课题，结束四十年来在外来势力所强加于我们的冷战价值体制中，同民族间的敌视、疏隔、猜忌和仇恨，结束全民族优秀的英智和创意因国土和民族分断而受到扼杀与压抑；结束台湾与大陆的经济的分断，使两岸经济超越外力的干涉，重组中国自己的国民经济圈；结束同族之人成为异族、同国之人成为异国的，冷战史所强加于分裂国家的荒谬。”[6]
陈映真为超克两岸分断的种种努力
陈映真曾说，提出超克长期“国家分裂—冷战—安全”体制，是当前台湾知识分子、文化人和学生面对历史所不能躲避的责任。因为“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思想、反省、批判、前瞻之所寄。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全局、全景去看问题，去思索、创作和批评，超越一时一地，一党一派之私，为民族在知识上、创造上寻求生动的出路，是知识人的严肃的、民族的、社会的责任”[7]1。数十年如一日，陈映真身体力行着知识分子的责任，积极参与超克两岸分断、维护祖国统一的行动。他在研究、思考和创作上对“两岸分断”下的政治、经济、文学、社会、历史、生活和感情，做了全面的思索、反省、批判，除却创作了小说《归乡》等“分断体制三部曲”，还有参与乡土文学论战，创办《人间》杂志，进行台湾社会性质研究，以及参与“统派”“独派”之争等。
一、参与乡土文学论战。
乡土文学论战起始于1977年5月，在当年夏天达到白热化。当时，国民党文艺带头人之一彭歌与现代派诗人余光中相继发表白色檄文，定性“乡土文学”为红色文学，并影射某些乡土文学作家（特别是陈映真）是在按照中共文学理论进行创作，宣扬残酷阶级斗争，是“工农兵文学”。陈映真在《后街》中回忆道：
同一年，在余光中发表《狼来了》、彭歌发表的点名批判《没有人性，何来文学？》之后，乡土文学论战在反共法西斯恐怖中登场。乡土文学系的同人作家在大恐怖中勉力抵抗。国民党全面动员学者、文特、党团刊物对乡土文学进行恐怖围剿，至召开“国军文艺大会”而达到高潮。而今日在台独文学论坛上无任意气风发的作家、理论家，在当时似乎一直采取了识时务的缄默。经历了国民党白色镇压的他，敏锐地感受到形势的险峻。[8]
《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发表的《不谈人性，何有文学》是由短论拼成的文章，矛头直指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和理论家王拓、陈映真、尉天骢，文中大量引用蒋经国语录和三民主义资料，硬是要迫出这三位乡土作家的“左派”原形。余光中的《狼来了》一文，故作惊世之语，在两千多字的文章中却抄引了近三百字的毛泽东语录，以论证台湾的“工农兵文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政治用心”，以证明乡土文学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隔海唱和，暗示乡土文学是共产党在台湾搞起来的。由此，台湾文坛乃至社会一时为之惊怵惶惑。
在这个“血滴子”随时会落下的时刻，部分由于内部意见无法统一——胡秋原、徐复观、郑学稼等国民党理论大家或泛归国民党阵营的大学者，纷纷表态支持乡土文学；部分由于刚刚经历了中美关系缓和与“中坜事件”，不复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的专制霸权，国民党政权决定草草结束这场由它所发起的思想清算运动。1978年元月，国民党中央表态，说乡土思想“基本上是好的”，但要“动机纯正，尤其切防为中共所利用”。[9]
乡土文学论战的斗争核心绝非仅限于文学问题本身，而是在戒严时期，某些被称为“乡土文学”的作家、理论家与国民党右翼文人，就台湾社会的历史记忆、现实的内外支配性力量，以及台湾社会前进的方向等问题所展开的高度政治敏感从而危机四伏的论战。陈映真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从七十年代初由“保钓运动”所开启的左翼文艺与社会思潮，经之后的现代诗论战，到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高峰的台湾七十年代斗争的意义，是在于提出了“美国帝国主义论”以及“台湾殖民经济”的说法，并引发了台湾的经济与社会性质到底是不是与“殖民地”相类的争论。他认为，这基本上是白色恐怖以来台湾头一次的，虽因政治与知识条件不足而难免仅是雏形的一场有关“台湾社会型态（social formation）性质的讨论”。[10]1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赵刚称乡土文学论战是一场因五十年代白色恐怖镇压余波绵延而长期推迟的以冷战意识形态为核心对象的论战。[11]
乡土文学论战之际，陈映真发表了若干篇直接涉及乡土文学的文章参与论战，分别为发表于1977年6月的《“乡土文学”的盲点》，1977年7月的《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1977年10月的《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以及1978年8月的《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等。几篇文章一再出现的论点如下：
首先，战后台湾的发展是属于严重倾斜于美日技术与资本的依附型经济，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依附也必然带来程度不等的政治、文化、知识，与精神上的依附。其次，进入1970年代后，台湾社会面临重大危机，政治上对美依附的稳定感崩坏了，社会经济现实也急遽变化，城乡关系、阶级关系，与环境生态等都乍现危机，同时，钓鱼台事件也让一种反帝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形成。凡此，都是乡土文学得以出现的重要背景。其三，由于反帝与反殖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一种对于日本殖民时期台湾民众反抗史的重新评价也得以展开。最后，对陈映真而言，所谓“乡土文学”就是“民族文学”，而这个民族文学的民族主义不是国粹主义的、文化主义的、沙文主义的，或地方分离主义的，而是“第三世界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有帝国主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帝的民族主义”。[12]
在乡土文学论战期间，陈映真在正面斥责、严正回应彭歌、余光中等人的打击，直斥他们为“几个粗暴、无知的打手”，并称他们的诬陷与攻讦“应该立刻停止”的同时，也在回应里明确表白，面对这些无情且无知的打击污蔑，被攻击的乡土文学作者是“永远不会”“不当地产生分裂主义的情绪”。[13]1 之所以有这样的表态，因为陈映真注意到了“分裂主义情绪”的苗头，并为此悄然忧心，着重表现在《“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此文是回应叶石涛在1977年5月发表在《夏潮杂志》的《台湾乡土文学导论》而作，赵刚甚至认为：“这篇回应是陈映真作为一名鲁迅意义的战士，在乡土文学论战中最具战略视角的一次介入，他事实上是把当时作壁上观的‘本土派’视为最麻烦的潜在敌人，因为他们正与新兴分离主义政治运动各有所司地共同调动一种意识型态与感情结构；用陈芳明的话：‘各自为战，也是相互为用’。”[14]2 文中，陈映真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是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15]
陈映真认为，日据时代的台湾，仍然是农村经济而不是城市经济在整个经济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而农村，正好是“中国意识”最顽强的根据地。即使是城市，中小资本家阶级所参与领导的抗日运动，也都无不以中国人意识为民族解放的基础，所以“从中国的全局去看，这‘台湾意识’的基础，正是坚毅磅礴的‘中国意识’了”[16]4。他还提出，“台湾意识”或“台湾立场”的说法，可能有两个盲点：
其一，这个“特殊性”，当遭遇到我们之前一直视而不见的“全亚洲、全中南美洲和全非洲殖民地文学”时，就无法显现出它是多有“个性”的了——它必然从属于这“全亚洲、全中南美洲和全非洲殖民地文学”的大个性之中；
其二，那么，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是不是就只是“第三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呢，从而失去了它在这个大范畴内的个性了呢？不是的，因为它一直是以作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国近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有机构成而存在的——“光辉的、不可切割的一环”。[17]
陈映真指出了叶石涛的两个盲点：第三世界与中国。多年后，陈映真在2005年发表的《对我而言的“第三世界”》一文中，指出当初他在回应叶石涛的《“乡土文学”的盲点》时，就起意在“‘第三世界’意识极端荒废的台湾”，第一次在台湾提出“第三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学”这两个词。[18]
陈映真注意到，在叶石涛所谓的“台湾乡土文学”的反帝与反封建的修辞表面之下，所隐藏的“盲点”——即一种以“台湾”为一孤立自足的立论空间，自外于“第三世界”与“中国民族的立场”。他指出，如果少了这样的一种“第三世界”与“以中国为取向的民族主义”，那么无论是“反帝”或是“反封建”都可以被抽象化，进而被收编到同样抽象化了的“台湾”这个意识形态范畴上，而为其所用。陈映真准确地预言了林载爵所说的，乡土文学论战之后“从乡土到本土”的整个趋势：抽象谈民主但同时取消阶级视野，抽象反封建但实质反中，抽象谈独立但无条件认同乃至依附美日帝国主义霸权，抽象反殖民但肯定日本殖民。[19]1 自然这是后话。
在1978年8月的《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一文中，陈映真继续强调：“三十年来在台湾成长起来的中国文学”的作家们，“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形式，生动活泼地描写了台湾——这中国神圣的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民众”。正是他们的文学，“在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上，高高地举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自立自强的鲜明旗帜”！[20]
二、创办《人间》杂志。
为适应文化思想、文学思想反对“台独”斗争的需要，1985年，陈映真创办了《人间》杂志。《人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杂志呢？
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人间》是以图片和文字从事报导、发现、记录、见证和评论的杂志。透过我们的报导、发现、记录、见证和评论，让我们的关心苏醒；让我们的希望重新带领我们的脚步；让爱再度丰润我们的生活。[21]
为什么在这荒枯的时代，要办《人间》这样一种杂志？陈映真及其同仁的答案已广为人知，那就是：
我们的回答是，我们抵死不肯相信：有能力创造当前台湾这样一个丰厚物质生活的中国人，他们的精神面貌一定要平庸、低俗。我们也抵死不肯相信：今天在台湾的中国人，心灵已经堆满了永不饱足的物质欲望，甚至使我们的关心、希望和爱，再也没有立足的余地。不，我们不信！
因此，我们盼望透过《人间》，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热络起来；使彼此冷漠的社会，重新互相关怀；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对彼此生活与情感的理解；使尘封的心，能够重新去相信、希望、爱和感动，共同为了重新建造更适合人所居住的世界；为了再造一个新的、优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团结，热情地生活。[22]
《人间》杂志的口号“让我们相信，让我们希望，让我们爱！”至今读来，感动萦绕于心。其宗旨是：“从社会弱小者的立场去看台湾的人、生活、劳动、生态环境、社会和历史，从而进行记录、见证、报告和批判”[23]2。1987年5月，陈映真在香港大学演讲时，他这样介绍《人间》杂志：
首先，它是一个用文字和图片从事报道、记录、发现和批判的、反省的杂志；第二，它的宗旨是从弱小者的立场看台湾的人、生命、生活、自然和世界；第三，它是希望对台湾二十多年来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化或者是富裕化提出反省的思考和批评，想想我们究竟为这现代化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24]
《人间》杂志是月刊，始自1985年11月，终于1989年9月，总四十七期，四年缺一个月。如王安忆所评，这是一份纪实性的刊物，然而，却有着鲜明的思想主导，使它有别于新闻报道。这些客观性质的材料，在自觉的主观意识之下，编辑成另一种现实，警醒起人们某一部分已经迟钝的视觉与感情，重组成新的视野。[25]
刊物存续的四年期间，台湾的社会政治发生了急剧转折的变化，《人间》这样一份重视“现场”的杂志，其主题宗旨也随之不断演变。
“在初创刊的一年里，对于社会弱势的关怀占据主要部分，那些消失在现代化图景里，被遗弃的人和地方，在《人间》的舞台上徐徐铺陈。”[26]2 1987年1月以后，关注的问题逐渐变得具体和集中——“在众多的主题中，渐渐提炼出主要的项目，其中尤为彰显的就是回顾检讨台湾历史，不止是历史事件本身，族群生存、两岸分离、环境损害、经济畸形，都企图从中找出根源。”[27]
1989年2月第四十期，《人间》杂志社进行了人事变更。陈映真以发行人身份宣布由杨宪宏任总编辑，张志贤任社长。这一期刊首发表“人间宣言”，题目为《解放与尊严》。不同于三年前创刊时所宣扬“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此文严厉声称：“《人间》不应该只沉迷在‘反压迫勇者’‘弱者的代言人’之类的社会造型中”，而是“在批判国际冷战历史寻求解放与尊严的运动中，重新建设新历史时期的台湾——从而中国以及亚洲的新人和新文明”。[28]4 此后，《人间》将更大的使命负于己任，更深刻地介入现实斗争。自然，这也意味着导入激进政治的危险。同年9月，《人间》杂志宣布因财务周转困难而破产。
总之，《人间》杂志以“在台湾的中国人”的意识为中心，从事思想启蒙运动。其创办的另一个深远意义是，陈映真通过编辑、顾问、作者，注重组织了“统派”的战斗队伍。到九十年代，陈映真又创办了《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分季出版，发表了许多旗帜鲜明、思想厚重、论辩有理有据的反对“台独”的文章。
三、研究台湾社会性质。
台湾统一运动的实践，向理论界提出了紧迫的要求，要求理论界明确回答：台湾当前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台湾当前社会的特点是什么？台湾的出路在哪里？陈映真也在访谈中提到：“我对自己的期许是知识上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台湾要怎么认识？台湾的社会史应该分成几个阶段，台湾社会的构成是什么？二是新中国的社会本质是什么……中国统一论，应该在台湾社会论和大陆社会论的基础上。”[29]
因从七十年代末陈映真就注意到了台湾“分离主义”的苗头，所以自八十年代起，陈映真最大的问题就是迎战日益壮大的“台独”势力，而台湾的社会性质论就是对于挑战的回应。对此，马雪分析得很透彻：
如果没有对于台湾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就无法全面的、理性的认识台湾社会，更无法从知识上迎战分离主义的势力。陈映真在整个九十年代，除了在“台独”的第一线上随时应战之外，一直在做台湾的社会科学研究，包括理论基础的积累和对台湾史的深入了解。陈映真曾多次说过自己投身于台湾政治经济学分析中，乃是不得已而为之。随着陈映真的思想由简单到复杂，向着更高次元迈进，他所面对的思想困境就要求他把握更多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从而才能从更加整体的角度来认识台湾社会。又由于台湾服从于美国的冷战政策，一直没有系统的社会科学，所以他才不得不自己做一番研究。此外，“台独派”的手段之一就是裁剪台湾历史，企图构建一条台湾“独立建国”的历史线索，所以陈映真除了在理论上有所积累与推进外，另外一条线索就是了解台湾历史。他在理论和历史两方面的积累，就是为了更好地将理论联系台湾的实际，解决台湾社会性质的问题。[30]
正是基于历史的、现实的各种因素，“没有一群进步优秀的社会科学队伍作为他的依靠”，由此作为“一个搞创作的人”，陈映真不得不“去搞理论、搞社会科学”。[31]2 九十年代，陈映真开始全面探讨台湾历史各个阶段的社会性质，并试图将其与台湾社会现实结合。适应这个需求，1991年8月，陈映真筹划，由人间出版社出版《台湾政治经济丛刊》系列。1992年6月，《台湾政治经济丛刊》第一至四卷出版，即涂兆彦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刘进庆的《台湾战后经济分析》，段承璞的《台湾战后经济》，谷蒲孝雄的《国际加工基地的形成》。7月，《台湾政治经济从刊》第五卷陈玉玺的《台湾依附型发展》出版。1993年7月，第六卷刘进庆等的《台湾之经济》出版。1994年9月，第七卷温克勒、格林哈尔什合编的《台湾政治经济学诸论辨析》出版。[32]3 这套《台湾政治经济丛刊》系列，集中分析了当前台湾社会的性质及其特点，这是反对“台独”斗争的理论基础。
同时，正式发表以台湾社会性质为论题的文章，包括《李友邦的殖民地台湾社会性质论与台共两个纲领同“边陲资本主义社会构造体论”之比较考察》《台湾现代文学思潮之演变》和《祖国：追求、丧失与再发现——战后台湾资本主义阶段的民族主义》等。前两篇文章回顾了前人对于台湾社会性质论的贡献，后一篇文章陈映真展开了对于战后台湾社会性质的分析。为此，在1993年，陈映真成立了研究台湾社会性质的团体“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其章程前言直陈八十年代后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但台湾的社会科学界却无法提出有效的说明，在于1950年白色恐怖彻底破坏了台湾社会科学的传统。为了重建台湾社会与历史的科学论述系统，有必要继承二十年代台湾社会性质论的遗产，并汲取二战以后各种社会科学的新理论。[33]1 从章程来看，该“读书会”正是通过对“社会性质论”理论以及对台湾各时代的“社会性质”论的研究，形成对于战后台湾社会性质变化的科学认识。整个九十年代，陈映真及其学习小组投入于台湾社会性质的探索中，并通过论文展现出阶段性成果。
陈映真对社会性质论的研究，其目的并不止步于研究成果的产出，而是希望引起社会的反响，为“统一论”提供理论依据与舆论支持。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陈映真将两岸分断后台湾社会性质的研究成果通过三次论争初步实现了他的目的展开：第一次是在《左翼》杂志上，论战以两蒋政权、李登辉政权及民进党政权的阶级性格为主题；第二次是在《联合文学》杂志上，针对陈芳明的台湾分期史论，指出战后五年台湾为殖民地，五十年代以降为新殖民地的分期反驳陈芳明的“1945年再殖民”论；第三次在“七一讲话”之后，陈映真组织岛内“统一派”就大陆自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性质进行讨论。[34]2 然而，这三次讨论，均没有得到台湾知识界的热烈回应。论战没有成效，并不是陈映真的思想不接台湾地气，而是“整个台湾思想界处于‘知性的贫困’的氛围中，缺乏主体性的思考，难以与陈映真的问题意识对接。其次，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以及后现代去本质化和多元化等方式消解掉‘阶级政治’的宏大叙事之后，陈映真的写作环境变得宽松了，禁忌少了，但陈映真的议题却再次被遮蔽了”[35]1。
通过九十年代社会科学的研究与积累，陈映真初步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台湾历史分期的论述，在继承前辈遗产的基础上，将议题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最可贵的是，在研究探索中，陈映真保持着高度的自省精神，正如邱士杰的研究所呈现出来的：“陈映真对台湾社会性质的探问既来自于作家身份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也来自于分离主义向统一派提出的挑战。但是陈映真并不是一个对中国统一没有批判的社会主义统一派。”[36]
四、参与“统独”之争。
陈映真作为台湾思想界、文学界“统派”的领军人物，自七十年代末一路走来，与文学界形形色色的“独派”思想言论毫不妥协地斗争了二十余年，在台湾新文学思潮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自1977年与叶石涛关于台湾乡土文学的争论开始，到2000年至2001年与陈芳明关于台湾新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争论止，陈映真与台湾形形色色的“独派”、分离主义者在台湾新文学史论领域诸问题上进行了卓越的“统独”斗争。
在1982年4月的《消费文化·第三世界·文学》、8月的《论强权、人民和轻重》、1983年1月的《中国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之比较》、8月的《大众消费和当前台湾文学的诸问题》等文中，陈映真都强调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台湾文学不可辩驳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指出，那些标举“台湾文学”的“自主性”的“分离主义”，和企图中国永久分裂的野心家有复杂而细致的关系，而台湾文学的分离运动，其实是这个岛内外现实条件在文学思潮上的一个反映而已。1984年1月，在韦名的采访稿《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一文中，陈映真明确地说，台湾乡土文学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继承了过去中国民族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干涉生活的传统。
1987年，是陈映真批判新分离主义和文学“台独”势力相当活跃的一年，发表了诸多相关文章，如《“台湾”分离主义“知识分子的盲点”》《关于文学的一岛论》《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何以我不同意台湾分离主义？》《国家分裂结构下的民族主义》等。除此之外，在接受访谈时，也对“台独”问题给予犀利批判。5月《华侨日报》发表彦火的采访稿《陈映真的自剖与反省》，陈映真旗帜鲜明地说：“台湾文学，如果从写作方式、语言、历史、主题来讲，都是中国近代和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是毫无异议的。”6月，《海峡》编辑部采访陈映真的记录稿以《“乡土文学”论战十周年的回顾》为题发表；11月，蔡源煌采访陈映真的谈话记录稿《思想的贫困》发表。在两次访谈中，陈映真对“台独”势力的种种“本土化”“自主性”文学“台独”言论做了深刻有力的批判，他说：“台湾分离主义，其实是四十年‘冷战—安全’体系下发展的反民族或者非民族之风的一部分。”
九十年代，陈映真继续在与“台独”斗争的战线上倾注着极大的热情与心血，发表的相关重要文章如下：1995年的《“台独”批判的若干理论问题——对陈昭瑛〈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之后回应》，1996年的《张大春的转向论》，1997年的《向内战与冷战意识形态挑战》《历史召唤智慧和远见——香港回归的随想》，1998年的《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近亲憎恶与皇民主义——答复彭歌先生》《左翼文学和文论的复权》《台湾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等。进入新世纪，则就陈芳明具有“台独”意识的台湾文学史，予以针锋相对的反驳与批判。对此，陈映真在《论“文学台独”》中做了较为系统的回顾。他认为“‘文学台独’论的发展，其实是‘文化台独’论、‘台湾自主’论、‘台湾主体’论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章还回顾了他参与“统独”斗争的部分经历：
自1977年，陈映真发表文章《台湾乡土文学的盲点》，对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1979年，旅日台独派学者张良泽于日本发表文章《苦闷的台湾文学，蕴含“三脚仔”心声的系谱》，认为日据台湾塑造出了既非日本人又非中国人的“三脚仔”台湾人，而台湾文学就是这些“三脚仔”的“心声”。1981年，陈映真撰写《思想的荒芜——读〈苦闷的台湾文学〉敬质于张良泽先生》，对此文予以严正的批驳……针对张良泽分别在1979年和1983年发表的《战前在台湾的日本文学：以西川满为例》和《西川满书志》两文，陈映真又在1984年发表了《西川满与台湾文学》，批评张良泽认为西川满“有台湾意识”和“挚爱台湾”的谬论。对日据下台湾的“皇民文学”，统独两派也有截然不同的评价。
1998年，张良泽发表文章《正视台湾文学史上的难题——关于“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力言在日据战时下的台湾，写“皇民文学”既普遍又不得已，后人不宜妄加评论，而应予以谅解。两个月后，陈映真写下《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对此说加以批驳。不久，彭歌又写《醒悟吧！——回应陈映真〈精神的荒废〉》。三个月后，陈映真再写《近亲憎恶与皇民主义——答复彭歌先生》，予以驳斥。
1997年，乡土文学论争20周年之际统独两派各自组织了研讨会。陈映真发表文章《向内战与冷战意识形态挑战——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争在台湾文学思潮史上的划时代意义》，从战后冷战与内战意识形态的颠覆来认识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批评“台独”派亟欲篡夺乡土文学论战的果实。
此外，《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1998年的冬季号和1999年的秋季号还组织了“台湾皇民文学合理论批判”和“不许新的台湾总督府‘文奉会’复辟”两个专辑。
1999年8月，陈芳明开始在《联合文学》连载他企图雄霸台湾文学史论的书稿《台湾新文学史》，并刊出其绪论性的首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宣称要根据自日据期迄于今日的台湾“社会性质”来“建构”台湾新文学史，并将台湾的历史划分为日据“殖民地社会”（1895—1945）、“再殖民社会”（1945—1988）以及“后殖民社会”（1988迄于今日）三个阶段。2000年7月，陈映真在同一杂志发表《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依据科学的社会生产方式论及其有关理论，彻底批驳了陈芳明杜撰的台湾“社会性质论”。此后，双方又交锋三个回合，2000年12月，陈映真发表了《陈芳明历史三阶段论及台湾新文学史论可以休矣！》……[37]
进入新世纪，陈映真先后发表了《以意识形态代替知识的灾难的〈台湾新文学史〉》《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答陈芳明先生》《陈芳明历史三阶段论及台湾新文学史论可以休矣！》等文章，与陈芳明论战。二人皆是台湾知名度极高的作家、评论家，且有不同的党派背景——陈映真曾任“中国统一联盟”创会主席和劳工党核心成员，是“统派”的思想家；陈芳明曾任民进党文
宣部主任，是“独派”的“理论家”，因此二人的争论被称为“‘二陈’之战”（杨宗翰语）。与七十年代后期发生的乡土文学论战一样，这也是一场以文学为名的意识形态前哨战，“双陈”争论的实质绝不仅限于台湾文学史如何编写、如何分期等学术问题，而是争论台湾到底属于何种社会性质，台湾应该与大陆统一还是走“台独”路线这类政治上大是大非的问题。
针对陈芳明把1945年中国国民政府收复国土台湾，看作台湾被外来政权“再殖民”，陈映真指出：这是对历史的歪曲，是“台独派逻辑”得出的荒唐结论。台湾从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光复回到祖国怀抱，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只有陈芳明这类“台独”思想根深蒂固的人才会认为是“灾难”。针对陈芳明把李登辉美化为“使台湾从中国帝国主义下解放，结束了‘再殖民’社会阶段”的“救星”。陈映真驳斥，这既是对台湾民意的践踏，也是对台湾历史的篡改。针对陈芳明所谓五十年代后两岸长期隔绝，“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分离”也就成了既成的事实的说法，陈映真针锋相对地指出：
这种“分离说”不符合历史的原貌。相反，由于日本的投降，台湾文学从此与祖国文学有了更频繁的交往，并由此名正言顺地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1946年，杰出的在台湾思想家宋斐如就提出要洗去日本军国主义统治的殖民色彩，“教育台胞成为中国人”，其他思想家也认为“复归”就是“复归中国”，“做主体的中国人”。1947—1949年在台湾《新生报》副刊上展开的“如何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讨论，省内外作家都强调台湾文学工作者有必要把“清算日据时代的生活，认识祖国现状”当成头等任务。到了1950年代乃至70年代后期，现已沦为“独派”的叶石涛等当年均不止一次地说过“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作家则是“台湾的中国作家”之类的话。即使陈芳明自己，亦曾是“龙族”诗社的骨干，在乡土文学论战前后才向中国“诀别”的。就陈芳明所认为的台湾文学写作是中国白话文、日文与“台湾文”等“三文”并重，而非白话文一花独放等观点，陈映真都以事实与数据说话，做了有理有据的反驳。并指出，陈芳明之所以要把“台湾话”从中国汉语中单独抽出来，无非是想证明子虚乌有的“台湾民族”有“独立的民族语言”，从而达到分离两岸同胞情感的目的。[38]
简单回顾“统独”斗争史，足以说明，陈映真在反对“台独”斗争，尤其是反对文学“台独”、文化“台独”的斗争中，积极站在斗争的前线。然而，陈映真面临的问题是，不管他的探索对于台湾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多么必要，他的研究成果有多大的启发性，但是他的议题不再吸引人的兴趣。正如曾建民所慨叹：“这在一个全球化、资本逻辑取代价值与审美，人被零碎化，心灵内向化，谈‘人的终极解放’被嘲笑的年代，特别又在反共意识转化为台湾意识独擅阔步的台湾社会，思想的陈映真的孤独，是可想而知的。”[39]2 因此，恰如马雪所说，九十年代的陈映真是思想的陈映真，也是孤独的陈映真，在求索台湾社会未来出路的道路上，苦于没有对话的对象，在两方面的夹击下，思想臻于成熟的陈映真反而被台湾社会彻底放逐了。[40]3 如何让“自己民族的议题”重新回到台湾社会的政治议程上，激发成长期就浸淫在消费社会的台湾年轻人的关注？这是陈映真所面临的挑战。这一挑战让陈映真迫切地感受到：“台湾需要一场新的文学运动。这不能只靠理论，而更重要的是靠创作实践，要多创造出一批真正反映现实生活，给人心灵以撞击、让人鼻塞眼眶红的作品，然后再进行提升。”[41]1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与心境下，陈映真创作了具有更广历史视野、更大思想格局，更富人性深度的三部小说——《归乡》《夜雾》和《忠孝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