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赵南栋》：父辈的为理想献身与子辈的精神迷失
这样朗澈地赴死的一代，会只是那冷淡、长寿的历史里的，一个微末的波澜吗？
——陈映真《赵南栋》
《赵南栋》发表于1987年年底，承续着之前的《山路》和《铃珰花》而来，是陈映真的又一篇描写五十年代台湾左翼分子的力作。正如吕正惠所说，初读《山路》和《铃珰花》的人，大概都会有强烈的震撼。这一震撼，在《赵南栋》（特别是一、三两节）里转为悠长的余音，让人久久不能释怀。这一震撼来自于，当历史的厚厚的灰尘被清扫以后，我们突然面对了一个被掩埋三十多年的生命世界。[84]2《赵南栋》的不同之处在于：在更广阔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下展开，一方面借由更直接的牢狱生活的描写，谱写了一代革命者为理想献身的慷慨悲歌；另一方面也以革命者后一代人的精神迷失与堕落为对照，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做了再一次的批判。[85]
这样朗澈赴死的一代
小说伊始，叶春美来医院看望狱友宋蓉萱大姐的丈夫赵庆云，赵庆云身患重疾，已处于弥留之际。当年宋大姐临刑前，将尚在襁褓之中的小儿子赵南栋——也即小芭乐托付给叶春美照顾。狱中托孤，成为叶春美出狱后生活的重心与动力，她在得知被判决终身监禁的赵庆云也回家后，便联系了他。1978年第一次见到“宋大姐她的老赵”时，烟尘往事，扑面而来，叶春美忍不住直流泪。老赵最关心宋大姐临刑前有什么嘱托，叶春美却只能摇头沉默。她最惦记的还是小芭乐：“我盘算，小芭乐，都二十八岁的人了。”叶春美笑了起来，眼中闪亮着某一种母亲似的温柔：“成亲了吧？上大学了没？”（5：105）面对询问，赵庆云“孤单地笑了”（5：105），搪塞道他在南部做生意。叶春美一直想着要见小芭乐，可一晃七八年过去了，却一直没有他的消息。这次来医院看望老赵，自忖：“无论如何，一定要问问小芭乐的消息。”（5：97）看着病床上沉睡的老赵，叶春美的思绪回到了遥远的“南所”时代，带我们走进了电闪雷鸣、风驰电掣的五十年代初叶。对于那样一个激荡人心却又无声缄默的时代，作家借叶春美对宋大姐临刑前的沉默做了这样的概述：
世纪的沉默啊，不是喧嚣地述说了千万册书所不能尽载的、最激荡的历史、最炽烈的梦想、最苛烈的青春，和狂飙般的生与死吗？（5：105）
在《赵南栋》中，陈映真引领着我们逼视并正面“那湮远的、荒芜的五○年代，在那天神都无从企及的，一个噤抑的角落里，日日逡巡于生死之际”的生命群体。成千上万的他们交织着血与泪、伴随着巨大的奉献与牺牲，化身为宋蓉萱、叶春美、赵庆云、许月云、张锡命、蔡宗义、林添福，屹立在历史的长河里。书写这一代左翼分子身陷囹圄的故事时，陈映真旨在突出他们在严苛环境下保持做人的尊严与气节的刚毅，突出他们临危不惧、笑对生死的淡然，突出他们对未来满怀希望与光明的乐观。至于狱中精神的折磨与肉体的磨难，只是通过宋蓉萱一人来展现。
小说中，叶春美告诉老赵爷儿俩，宋蓉萱在那一段最难挨的、被人拷问的时候，因为一心想着肚子里的婴儿，常常忘记了肉体的痛苦。她接着转述了敌人严酷审讯时宋大姐的自述：
……他们说我受过专门训练，问不出口供。在地上，他们踢我，踹我。我把身体蜷起来呢，两手死命地护着肚子，只担心他们踢坏了我的孩子。他们踹我的头，我的腿，我的背……哦，可只要不踢着我的肚子，我似乎竟不觉得痛了……
……
被拔去指甲的时候，惦记着要用胸腔而不是用腹肌哀叫；被拴着拇指吊起来的时候，尽力收着下腹……十几天，几套拷问下来，因为使了太多的体力和精神去抵挡痛楚，去卫护怀中的、将生的婴儿，“一天下来，往往都瘫痪成一堆湿泥似的，坐都无法坐直……”宋大姐说。（5：106）
宋大姐跟狱中的姐妹讲述着她在拷问时的遭际，并将这称之为“母性的愚爱”。然而叶春美所看到的宋大姐所遭的罪、所受的刑，比她描述的要远远残酷得多：
由两个女班长搀扶着送到她的押房来时的宋大姐，两条大腿都赭红、肿胀。用细铜丝捆成的帚鞭，不极用力地抽打囚人的大腿。第二天，双腿竟发炎肿胀。拷问的时候，审讯的人用手在炎肿的大腿上捏、打，“眼泪、小便，全痛出来了。”叶春美说。（5：107）
在长达数万字的小说中，陈映真对狱中刑罚没有过多的渲染和铺张，仅有这三小段。这样的书写不是消费受苦人的伤痛，而是正视历史，因为“这是左翼历史不容抹去的一部分”。况且这样的书写也是颇有意义的，就此台湾左翼学者陈光兴这样评说：“在我个人的记忆中，解严前在海外碰到被关过的党外异议分子，那时他们都避讳谈到狱中的严刑拷问，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担心年轻人听了这些事会被吓到，而不敢投入反对运动……直到今天其实也没有具体的研究，去追溯当时酷刑对于受难者造成肉体的伤害，在后来的精神上产生长期的后遗症，受害者如此，加害者也难逃悔恨；但是我们的历史书写都是截断的，过去的好像就过了，在方法上没有在历史主体的层次上拉长时间进行探究，这是研究战后左翼历史值得警惕的。”[86]1不能因为各方面的顾虑，而选择漠视这时期酷刑对当事人的伤害，以及所衍生的种种后遗症。小说中陈映真选择了正视这些历史真相，唯如此才能更清晰地找准未来前进的方向。
后来，老赵告诉叶春美他在中国全面抗日的前夕初识宋蓉萱，他隐约觉得“宋大姐参与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比长了她六岁的自己长久，而且丰富”。但是宋大姐的身份一直不明，临殁时，老赵还在追问梦中的妻子：“你找到了党，入了党吗？否则，为什么……”“为什么判决下来，你竟是死刑！”（5：183）从小说的暗示来看，宋大姐很可能就是一名中共党员，只不过鉴于作家写作时的政治气候无法言明罢了。对于不久必死的结局，宋大姐了然于怀，因此她早早地就把小芭乐托付给了“多半能活着出去”的叶春美。
在一个清寒的早上，宋大姐被告知“开庭”。面对意料中的死亡，尽管有诸多的不舍与不甘，宋大姐却坦然面对：
“让我梳梳头，好吧？”
宋大姐沉静地说。脸色逐渐没成凝脂似地苍白。她默默地对着一堵没有镜子的墙壁，梳理着在三十八岁上未免早白了些的，她不失油光的长发。整个押房和门外的甬道，都落入某一种较诸死亡尤为寂然的沉静。麻子班长和王班长眈眈地凝视着宋大姐梳过头发，看着她跪在墙角上的自己的铺位，替沉睡中的小芭乐拉上小被。（5：98）
宋大姐最大的不舍便是家人，尤其是小芭乐。念及即刻便要与几个月大的小芭乐骨肉分离，与狱外托人养育着的大儿子赵尔平，以及同在狱中却不通消息的老赵天人永隔，宋大姐定是五内如焚、肝肠寸断。于是——
叶春美在模糊的泪眼中，看见宋大姐给她一个母亲最郑重诚挚的、托付的一瞥，走出了押房。在死一般的寂静中，甬道上传来迫不及待的、上铐的金属声音。（5：99）
宋大姐走了，远远地从楼下男监传来激亢的政治口号，接着被一阵殴打着肉体、钝重的声音打断。在坟墓一般的沉默中，漆黑的夜里又从男监传来《赤旗》，又是一阵殴打，猝然打断了歌词。而对叶春美来说，“在那生命至大的沉默的一瞥里，向她极清楚不过地留下了她这样的遗言：——春美，小芭乐子的事，无论如何，就拜托你了”……
宋大姐走后，接着走的是许月云老师。许月云因为牵连台大医学院案件入狱，她向来持重、坚定，守口如瓶，只有两次破例用日文大骂“杀人者”：一次是眼见蔡孝乾的招供不断地造成一批又一批新的逮捕时（5：126），再次是小芭乐被江苏女班长强行抱走时。这样的许月云面对死亡心静如水，在听到麻子班长点她名时：
许月云老师安静地背对着押房的房门，换上一套干净的洋装外套，叠好被铺，站着跟大家说：“请多保重。”（5：126—127）
伴着男监传来听不真切的、怒鸣的口号声，押房外的长廊上传来了许月云沉稳的、日语《赤旗歌》的歌声：
人民的旗帜，
红色的旗帜，
包裹着战士的尸体。
东方未晓，
战斗早已开始……（5：127—128）
许月云就这样走了。
在赵庆云关押的男监里，第一个牺牲的同志是音乐教师张锡命。对于张锡命，赵庆云最感佩的是他天天生活在死亡的缝隙中，犹能沉醉于音乐。他每天一大早就换好衣服，等待着死亡的点名，而一到下午，又能全心投注在肖斯塔科维奇中。他安慰狱中更年轻的囚徒，“不必为自己的焦虑感到羞耻”，因为“以我的案情，我自份必死。我等待的，只是死的时间。你等着的，是他人对你的生或死的决定，自然比我焦虑”（5：186）。
出身台南地主之家的张锡命，原是单纯地想到日本学习音乐的，不意在日本成了抗日革命的青年，后来又奔赴辽阔的东北，寻找抗日战争中祖国的音乐。再后来，他进一步认识了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沉湎日深，无法自拔，一心要谱写一个交响曲《三千里祖国》，“描写自己在寻找民族认同过程中觉醒、抗争、寻访、幻灭、再起，以及在胜利的历史足音前的赴死”（5：185）。张锡命用日语说着“请保重”，向大家道别，奔赴刑场。而在睡梦中，赵庆云犹自梦见他“专注、无我地挥划着指挥棒”：
一场暴风，一场海啸；一场千仞高山的崩颓；一场万骑厮杀的沙场……在他时而若猛浪、时而若震怒的指挥中轰然而来，使整个押房都肃穆地沉浸在英雄的、澎湃的交响之中。（5：186）
紧随张锡命而去的，是整日坐在地板上沉思着对弈的林添福和蔡宗义，他们的睿智给赵庆云以深刻的印象。在狱中讨论有关朝鲜战争态势，尤其是美国介入台湾海峡和台湾军事的看法时，赵庆云等人都暗自庆幸：也许美国这一“崇尚民主的国家”，可能迫使政府减少、甚至停止对政治犯的严厉处决。然而蔡、林二人却持有不同的意见，尤其是拥有“哲学性的思辨性格”和“知识上的渊博”的蔡宗义对此显现出素未所见的悲观，他忧悒地说：“第七舰队如果真的已在海峡巡弋，我想，历史已经暂时改变了它的轨道了！”（5：187）当时的赵庆云颇不服气。历史兀自演进，到了八十年代中叶，赵庆云才赞佩道：
善弈者，有洞烛机先的能力。老蔡，你毕竟看对了。可是我得一直要到十年后才看清楚，那一切的屠杀和监禁，都和战后四十年间享尽了自由、民主的美名的美国，有深切关系……（5：189）
而林添福是那种“即使在那以死亡和恐怖为日常的环境中，总也是每天一定要让别人至少笑一次才能甘心的人”，“即使在生命已到了倒数着日子的时期，他也一直活生生的保持着那不可思议的朗爽”（5：190—191）。林添福以自己诙谐、乐天的个性安慰着那些台湾籍的年轻党人。小说写道：
林添福是个出身麻豆的年轻的医生。他和散居在其他各押房里的，清一色外省人的，张白哲那一案的人们一样，以他们在拷问中的不屈，以他们在押房生活中的优秀风格，以他们赴死时的尊严和勇气，安慰和鼓舞了许许多多在押房中苦闷、怀疑、挣扎着的台湾籍年轻的党人。有一次，经过数日长谈之后，一个台中的年轻人泪眼模糊地对林添福说：“谢谢。”年轻人说，“一旦又找着了中国，死而无憾。”（5：190）
林、蔡二人面对死亡，有着不可置信的从容。林添福惋惜似的对蔡宗义说：“你也走，真可惜啊！”蔡宗义亲切地笑着拍他的肩膀，仿佛在说：又来了，你的玩笑……忽然，人们听见走出押房的林添福那仿佛无限惊喜的喊声：“哇！有月亮呢。”（5：191）一个迎接死刑的人，看见了月亮，犹能那样的喜悦！这是怎样动人心魄的情境呢。宋蓉萱、许月云、张锡命、蔡宗义、林添福……这一个个为着遍插红旗的理想而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的鲜活生命，在历史的长河里、后代的心灵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正如作家所问：
这样朗澈地赴死的一代，会只是那冷淡、长寿的历史里的，一个微末的波澜吗？（5：191）
故乡中的异国之人
五十年代的左翼分子除去“朗澈地赴死”的宋蓉萱等人，剩下的就是叶春美、赵庆云等被关押二三十年后带着污名回到社会的人。叶春美是1975年最早出狱的一批，她既非左翼分子又非左翼的追随者，唯一的罪证大概是恋人慎哲大哥送她的那本《辩证唯物论之哲学》吧。
叶春美十八岁入狱，出狱时已经四十四岁了，故乡石碇变化很大，每次走过那往时有过一座日式邮局木屋的小街，她总觉得“是被谁恶戏地欺瞒了似地，感到怏然”（5：117）。在叶春美的感受中，故乡在她不在的日子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她不在的二十五个寒暑中，叫整个石碇山村改了样，像是一个邪恶的魔术师，把人们生命所系的一条路、一片树、一整条小街仔头完全改变了面貌，却在人前面装出一副毫不在乎、若无其事的样子。（5：117）
在叶春美长期监禁中，时间、历史、社会的变化，使回到故乡的她陡生沧海桑田之感，“在她的故乡中，成了异国之人”（5：112）。同在1975年被释放回家的老赵也发现“一九五○年离开的台北，和一九七五年回来的台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台北”（5：110），即使在那不曾改变的博物馆前，他耳边响起的却是1947年台北骚动的鼓声……为此，老赵曾用日本渔夫浦岛太郎的故事，形容他们出狱后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感受。
老赵住院后，有一次他、叶春美和赵尔平三人在病房聊天，赵尔平抱怨父亲对狱中的生活缄口不言，老赵承诺病好了一定说，但还是说了实话：“其实，不是我不说。整个世界，全变了。说那些过去的事，有谁听，有几个人听得懂哩？”（5：110）老赵用舞台剧打了个比方，他告诉尔平抗战时期，他们搞学生运动常常演戏，有一次在后台工作的他，不小心走到了正在演戏的前台，看到台下满场观众，那场戏很热闹，角色很多，但是他只能默默地站在一个角落里看着，没法参与：
“主要是，整台戏里，没有我这个角儿，我也没有半句辞儿，你懂吗？”他说，“关了将近三十年，回到社会上来，我想起那一台戏。真像呢。这个社会，早已没有我们这个角色，没有我们的台辞，叫我说些什么哩？”（5：118）
但是，赵尔平还是执意让父亲讲出那段历史，他说：“不讲，我们都陌生了”（5：118）。较之赵南栋，他有着极大的热情去理解自己在孤寂中奋斗时精神支撑了二十五年的父亲。叶春美看出尔平的诚意和老赵的尴尬，她接过话来对尔平说：
“我们，和你们，就像两个世界里的人。我们的世界，说它不是真的吧？可那些岁月，那些人……怎么叫人忘得了？说你们的世界是假的吧，可天天看见的，全是闹闹热热的生活。”叶春美说，“在那些日子里，怀着梦死去的人，像是你妈吧……反倒没什么问题。活着的人，像是老赵，像是我吧，心心念念，想了几十年，就是想活着回来，和亲人生活在一起。”（5：119）
叶美春说得很直白，他们活下来的动力是过去的理想和奋斗所在，是与亲人们一起接续这个为着全人类的幸福而努力的梦想。然而，出狱后，发现一切与他们在狱中的想象截然不同，不要说梦想中的遍插红旗，整个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他们眼花缭乱、措手不及。在他们的生命轨迹里，全然无法想象赵南栋等新新人类靠着感官生活的状态，也无法理解赵尔平为着“成功入世”轻而易举地舍弃少年时代“立业济世，答恩报德”的志向。这种恍如隔世之感，陈光兴说得很透彻：
从战后到五十年代入狱时，正是台湾还在灰烬满天的混乱时期，七十年代是冷战对峙的高潮期，高压统治不仅制造了相对的稳定性因而成为经济成长的基本条件，也同时洗尽红色思想，跳接到的历史时代中，左翼是空白的，失去了生存土壤的荒芜之感该是老赵之所以沉默无言的基本心情。[87]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期，在台湾左翼是空白的，这种“空白”让老赵们生出异乡人之感。他告诉尔平，如果是在押房里，他会一样样说给他听，然而——“我出来了。这些年，我仔细看，也仔细想过，那个时代，过去了。怎么说，没人懂的。”（5：120）老赵用“那个时代，过去了”一句话，轻描淡写地勾画了“那些岁月，那些人”，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说出这些话时内心是滴血的、是不甘的，那些叱咤风云、群情涌动的抗战岁月，那些为着贫困百姓的平等与幸福艰苦奋斗着的光阴，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消失了吗？对这样的结局，他们定是不甘心的，对于尔平这样还愿意理解那段历史的后代，又该怎样让他们理解呢？老赵闭目凝思后只能总结式地解释道：
那是个日本人年年进逼的历史啊。我们生活在那个历史里面吧，满脑子，只知道搞抗日、搞爱国主义。我们这一辈，一生的核心，就只有这。（5：120）
然而，老赵知道，他这样说，尔平是不会懂得的。老赵他们这一代人念兹在兹的是爱国主义，这是他们一生的核心。因此，直到1972年他在狱中给尔平回信，仍不忘勉励他们要做一个“正直、刚健，蔚为民族所用的儿女”（5：154）。然而，出狱后，通过所看所思，老赵日益发现在这外国资本大肆入侵、民族分断论甚嚣尘上的今日，将他们终生维系的民族认同、爱国主义传承下去，可谓难上加难，因为他们既没有了话语权，这些话语也丧失了生存的土壤与环境。这一境况，在他与赵南栋的第一次见面的场景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赵庆云仔细端详着二十五年未曾谋面已经长大成人的小儿子，开口道：“让你们孤儿似地长大，真对不起。政治上，让你们有很多不便……”（5：165）老赵大概想了很久到底该跟阿南说什么，除了愧疚于让他们孤儿般长大以及因自己革命波及后人受困表达内心深处的歉意之外，他想尽力向阿南解释他和蓉萱选择抗日爱国之途的历史背景及意义。然而，当时的场景极为尴尬：
阿南弟弟只是勉强掩饰着他在这完全陌生的父亲之前的局促，安静地坐着，听着父亲涣散、晦涩地又说着抗日；说着逃难；说着他们的母亲，在女学生时代，就参加了上海租界里的抗日游行……
第二天，赵尔平打电话到俱乐部，问他为什么昨天上桌吃饭，就一直沉默无语。
“我不知道。”弟弟沮丧地说，“我觉得心慌。爸爸那种人，知道我过的生活一定生气。”
“我从小到大，我只觉得你亲……”弟弟笨拙地说，“还有，林荣大叔。”
“胡说。”他并不生气地说。（5：166）
如果说赵尔平还有理解父亲生活的动力，赵南栋则对老赵们的生活完全陌生了，他既听不懂父亲那些陈旧的抗日往事，也不理解父母那一代人不惜舍弃生命家人也要拼命维护和热爱祖国的意义。原本就不爱说话的他，只好一直沉默无语。如果说老赵他们是一个世代，赵尔平和莫葳是一个世代，那么赵南栋和莫莉则属于一个更新的世代。这个新世代既没有兴趣，也无力理解老赵们的左翼奋斗史。1950年左翼戛然而止后的余音，赵尔平尚且还能接收一些，而到了赵南栋则再也没有了历史的回声。因此，正是这个意义上，赵南栋之所以成长为如今的赵南栋，与左翼的被扼杀、被钳制、被消声息息相关，正如陈光兴所说：
真正构成虚无的赵南栋的就是历史，来自父母、来自兄长那些隐形的制约与塑造。赵南栋身上复杂的虚无，让他表面上看来充斥着富裕时代人们的肤浅，但是骨子里是左翼大失败的结果，底色是红的，只是脱落了思想的内涵，很突出的体现在关键时刻。[88]
老赵他们有着自成系统的生命逻辑体系，赵南栋们也有着自洽的生命轨迹。如今他们虽然生活在同一社会环境中，却互不理解。赵尔平一直隐瞒着弟弟的生活，直到再也隐瞒不住了，他才第一次告诉父亲弟弟遭遇的“真象”，并设法告诉父亲全部的故事，“父亲嗒然地沉默了良久，终于也是这样忧愁地叹息了”（5：154）。赵尔平也感慨：“弟弟的生命，不必说对于在囹圄中度过将近三十年的父亲，即使对于他自己，也难于全部理解的。”（5：167）赵南栋的生命状态到底是怎样的呢？
让身体带着过活的新新人类
小说虽然取名为《赵南栋》，赵南栋却是小说中面目最模糊的角色，他正面出场的机会很少，他的成长和遭遇多是由赵尔平转述。即使这样，赵南栋却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性人物。首先，赵南栋对小说的构架极为重要，是小说贯穿始终的结构性人物，与小说中的诸多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狱中出生，由他引出了宋蓉萱等人的狱中生活。临刑托孤，他又成为叶春美盼着出狱以及出狱后生活下去的主要支撑。同时，赵尔平作为长兄深感责任重大，他自忖“他的少年和青少年时代，毋宁是为了他这俊美、温良的弟弟，努力地活过来的吧”（5：144）。其次，赵南栋身上凝结着作家对左翼的思考。相对而言，赵尔平这一角色在陈映真的作品中并不少见，“华盛顿大楼”系列里此类人物比比皆是。然而赵南栋却是一个极为罕见的角色，陈映真在杂文中称之为“新新人类”，他们无能于爱，完全让身体带着过活。这样的一类人到底是怎样形成的？陈映真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台湾“左眼”的缺失。少了“左眼”，即左翼被彻底消音后，社会主流认可的价值即美式所谓的“入世功名”，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甚至纸醉金迷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其他的包括爱、希望、信任……这些都变得可有可无，那么对于赵南栋这类非成功的边缘人，怎样来体现和证明他们的人生价值呢？似乎没有路径。他们看不到未来和希望，只一味沉溺于当下的感官享乐，赤裸裸地追逐吃穿玩乐，这些在上一小节末尾处也提到过。反过来，从赵南栋这代新人的特征，我们也可推测到左翼试图重续香火的艰难性。
谈及赵南栋，必先谈赵尔平，因为小说中赵尔平是了解赵南栋的钥匙。赵尔平自幼最为熟稔的便是孤单，父母当年被抓走时，他已有记忆，想跟去没跟成，从小被寄养在林荣阿叔家。接着他知道，“自己的母亲以在这个社会上无法说出口的方式死去；而自己的父亲，则被囚羁在台湾东部的一个遥远的小岛上，也许要到父亲在那个岛上死去，父亲才可能从那个于他为极其奇异的监狱中出来”（5：133）。这样的命运，让他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对父母的遭际他学会了三缄其口；这样的命运，也让他早熟，二十五年来关押在岛上的父亲都是他“赖以活过来的‘中心’”（5：134），以“早日自立，成家立业，带着弟弟长大”（5：142）为志愿。
“要让弟弟‘幸福地成长’”是他青少年时代生活的最大动力，因为深知作为左翼“异教徒”后代内心的艰涩与沉重，因此他亦兄亦父，竭尽全力守护着阿南。为了节省学费，他读了公费的师专，二十岁时就当家自立了。1964年离开林家时，内心充满感恩的弟兄俩“双双跪在林荣阿叔和阿婶的跟前，涕泪滂沱地磕头谢恩”（5：145）。到了罗东乡下的小学，他们住进学校分配的日式宿舍里，当天深夜，尔平给孤岛上的父亲写信：“‘我终于做到了：十五年前失散的赵家，初步又撑起来了。’他写道，‘这才是个开始呢，爸……’”（5：145）想必老赵收到信后，必定老泪纵横，内心既歉疚又欣慰。
赵尔平不甘心做一名小学老师，因此自初中起他就苦读英文，终于在1969年考上了德国一家大药厂的业务代表，兄弟俩迁入了台北市。凭着出色的英语，赵尔平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区域销售经理，1971年正式升任业务经理，并且买房结婚。自幼长相俊美、颇有女人缘的弟弟赵南栋已二十一岁，在几个专科学校之间辗转着“重修，退学、降级、转学”（5：148）。他“不打架，不算计，不讹诈偷窃”，只是不断替换着身边的女孩，“喜欢吃，喜欢打扮，喜欢一切使他的官能满足的事物”。尔平还发现他这个“善良”的弟弟，一个最大的特征是“举凡一旦得手的，不论是人和物品，他总是很快地，不由自已地丧失热情”（5：149）。不知从何时起，尔平发现阿南从经常夜不归宿，变成带着不同的女孩回来住，这些都能容忍，直到有一天他因发烧提前回家，赫然发现弟弟的卧室里躺着两具赤裸的男体。尔平感到前所未有的愤怒和羞恶，怒吼着把弟弟阿南赶出了家门。阿南离开家后，先是做吉他教师，稍后又住进了一个叫作嫚丽的风尘女子的公寓。嫚丽说，阿南是“真心地，爱惜人家”（5：151），不过他后来又喜欢上了别人，歉意地走了。
阿南在不同的女子间辗转流浪。这期间，赵尔平也步步为营地“滑进了一个富裕、贪嗜、腐败的世界”。他对金钱、居所等各种财货的嗜欲与日俱增，对女人也由初涉欢场时的亢奋、羞涩，到成为情场老手的油滑，后来更是狎养情妇并且离了婚。如果说阿南的症结在于虽然对每一段情感都真心投入，却无法长久地爱恋，那么对尔平来说，女人只是他“满足男子的自私、骄傲和野性的活工具”（5：156）。那个曾经因父亲家信的激励而立志磨砺人格人品，并把“立业济世，答恩报德”（5：157）作为志向的少年，于今“竟随着他戮力以赴，奔向致富成家的过程中，崩解净尽了”（5：157）。1973年，送林荣阿叔一家迁美时，尔平意识到自己远非林荣叔叔心中端正奋进的孩子了，他反省自己心灵的腐化：“其实是在自己滑入这‘成功入世’的，贪欲而腐败的生活之后产生的性格吧。”（5：158）由赵尔平，我们很容易想到《铃珰花》中的李国木，他们都是左翼的后代，都在孤单与偏见中长大，自小就敏感地“远离政治”，咬紧牙关一意“成功入世”，试图依靠自身的聪明、勤奋与努力改善自己和家人的处境，不再在贫困和泥淖中挣扎度日，至少在物质上丰裕，并能赢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与尊敬。只是较之国木，尔平走得更远。
1975年，父亲回来后的第一个礼拜，尔平终于联系上了四年多未见面的阿南。这时的尔平由“曾经淬砺自己的意志与品德的青年，一变而为贪取苟得、营私逐利的人”（5：161），也知道了狎欢于一个又一个女人糜腐生活的滋味，较之从前，更进一步理解了弟弟阿南。看着俱乐部里风度翩翩的阿南彬彬有礼地接待各色士绅名媛，三年前的怒意早已消失，他跟弟弟讲述父亲的近况，以及从父亲那里知道的关于大陆与台湾总是不分家的信息等，阿南只是礼貌地听着却不理解“某些远远超出他所熟悉的范围里的事物”（5：163）。两个月后，阿南送他的情妇、俱乐部老板曹秀英去机场时，认识了莫葳，并开始了无法遏制的热恋。嫉恨的曹秀英以贩毒和侵占罪控告了赵南栋，他被判处四年六个月的徒刑。从莫葳的转述中，尔平了解到弟弟阿南不久又背弃了莫葳，与替姐姐探监会面的莫莉竟隔着玻璃用电话谈起了恋爱。莫莉与阿南是同一类人，她因为自小见惯了爸爸的风流倜傥，因此“变得什么都引不起她的好奇心，什么都无所谓”（5：173）。莫葳说，莫莉最大的疾病是“不能爱”（5：174）。没多久，双性恋的莫莉就赶走了阿南。颇有桃花运的阿南竟然栽在他最擅长的情场上，这带给他巨大的打击和莫大的耻辱。自此，赵南栋过上了潦倒不堪的流浪汉生活。
赵尔平与莫葳在对话中，试图以世代差异的方式理解阿南与莫莉这一“按照自己的感官生活”（5：176）的下一代。莫葳说：“身体要吃，他们吃；要穿，他们就穿；要高兴、快乐，不要忧愁，他们就去高兴，去找乐子，就不要忧愁……身体要make love，and they make love……”（5：176—177）尔平附和着：“他们有什么欲求，就毫不，毫不以为羞耻地表现他们的欲求。他们用他们的眼睛、心意和行动，清楚明白地，一点也不会不好意思地说，我要，我要！”（5：177）略有醉意的赵尔平最后总结道：“其实呢，谁又不是？我们全是这样。有时候，我在想：整个时代，整个社会，全失去了灵魂，人只是被他们过分发达的官能带着过日子，哈……”（5：177）
赵尔平的话语虽然不无偏激，却引人深思。现代人多是被“过分发达的官能带着过日子”的本质是以自我为中心，把追求享乐、奢靡与腐化作为生命的主导，无能于爱，更遑论顾忌他人、民族与国家。赵尔平、赵南栋这两个世代的生活，与父亲家信中那些“青年要有从民族和国家的出路去思考个人出路的认识”（5：148）之类的瞩望与寄托已格格不入。不同世代的理想与奋斗目标也截然不同了。尔平兄弟发展到今天的境况，与台湾社会“左眼”缺失的大环境密切相关。试问，在民族分断以及所有进步理想被窒息被麻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除却成为追求性欲、物欲等极端享受的单向度的人，赵尔平与赵南栋还有其他可选择的生命路径吗？总而言之，《赵南栋》这篇小说的主题在着力书写五十年代左翼狱中生活，以及长达二十五年左翼空白对台湾社会造成的影响时，回扣了陈映真小说一以贯之的大主题，即冷战与民族分断对台湾民众造成的精神危机、认同伤害与人格扭曲。
小说一直念念不忘民族认同和祖国统一。对于赵庆云这一代人来说，中国是不证自明的议题，即使有过波折，但正如林慎哲所坦言：“本以为在‘二二八’事变中不见了的祖国啊，又被我们找到了”。因此，四十年代末，在台北某中学教书的大陆人宋蓉萱深感中国历史教材的缺乏，在要编写的新教材中她坚持“认识中国，先认识台湾和中国的历史关系”（5：182）；五十年代，由台湾奔赴东北寻找抗日战争中祖国的乐者张锡命，直到生命的终了都在致力于写一个描写自己在寻找民族认同过程中复杂感受的交响曲《三千里祖国》。然而到了1975年，赵庆云出狱后，跟尔平一起谈论中国制药工业，尔平才发现：
当父亲说着“中国”，大陆和台湾总是不分家的。他先是感到诧异。可继而一想，在理论上，大陆和台湾，是不分家的。他这才感觉到，很多的场合，当人们说“中国”，不知不觉之中，其实指的就是台湾。中国大陆，从什么时间起，竟而消失了呢？（5：163）
逐渐消失的中国大陆，成为压在陈映真心头的痛。小说结尾处，他借助在赵庆云的梦境中重新复活的蔡宗义与林添福之口，倾吐心中的块垒：
“三十多年前，我并没有能力预想到，今天的台湾。”蔡宗义忽然沉缓地说，“历史的时间，同个人的时间的差距，老赵，你应该有很具体的实感吧。”
“民族内部互相仇视，国家分断，四十年了。”林添福朗声说，“羞耻啊……”
“每回有人被叫出去，我在押房里唱过：安息吧，亲爱的同志，别再为祖国担忧……我们走的时候，老赵，你们也这样唱，”蔡宗义无限缅怀地说，“快四十年了。整整一个世代的我们，为之生，为之死的中国，还是这么令人深深地担忧……”
病房里忽然沉默起来了。（5：192—193）
如果五十年代那些已逝去的左翼分子地下有知，知晓了他们“整整一个世代”，为之生、为之死的中国陷入民族仇视、两岸分断的僵局，该是多么地痛心疾首！尽管如此，他们仍没有放弃希望与信念：
赵庆云感觉到四十年的历史的烟云，在整个病房回绕着，像高山上的云海，像北漠呼啸的朔风……
“超越了恐怖和怒恨，歌唱着人的解放、幸福的光明之梦，度过了最凶残的拷问，逼向死亡的，我辈一代的人间原点，”蔡宗义独白似地说着，而后忽然激愤地、战栗地啸吼起来：“燃烧起来，在台湾、在全中国、在全世界，高高地烧起来哟！”（5：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