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山路》：台湾左翼的遗忘史
如果说《铃珰花》描写的是五十年代台湾左翼分子就义前落难的状况，同年8月发表的小说《山路》则叙述了左翼家属与支持者在怎样幽曲的心境下，随着时局与环境的变化，走过了后来的三十年。这样一篇讲述五十年代左翼政治犯及其家属的小说，竟然获得当年《时报》推荐的小说奖。这在尚处于戒严时期的台湾，颇有些不可思议，连陈映真本人都觉得吃惊。小说的主人公蔡千惠到底以怎样的生命经历感动了读者，并引发人们的思考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一起走进小说《山路》。
小说伊始，台大医院特等病房里，查房的杨教授正在询问李国木，对于他的老嫂子蔡千惠毫无缘由地萎弱下去充满疑惑。他告诉国木，“病人对自己已经丝毫没有了再活下去的意志”，“很少见过像伊那样完全失去生的意念的人”（5：76）。小说围绕着蔡千惠何以突然就丧失了坚韧的生命力展开。
蔡千惠在病床上反复提到自己又梦见“那一条长长的台车道”（5：77），并对当下舒适安逸的生活满怀疑虑，她几次说到“我来你们家，是为了吃苦的”，“我们这样子的生活，妥当吗”（5：74）。李国木并不理解老嫂子的追忆与诘问，他只隐隐约约觉得蔡千惠身心迅速地衰竭，与那条台车道，以及大哥的好友黄贞柏的出狱有关，却无法确认之间的干系。尽管他也能准确地回忆起“一幕幕那时的光景”，然而他还是不理解面对黄贞柏的出狱大嫂何以这般伤痛地哭泣，尔后又这样“忽然间老衰了”（5：55）。他只好问蔡千惠：“就为了那条台车道，不值得你为了活下去而战斗吗？”（5：78）诚然，作为一个自幼被告诫着“回避政治”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无法深入理解蔡千惠内心千回百转的纠结。
初读小说时，我曾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五十年代被枪杀的左翼政治犯李国坤家人——包括他的父亲、母亲、弟弟李国木，以及“妻子”蔡千惠的遭际，几次研读后，才意识到小说在横向铺陈李国坤家属三十年间发展史时，更有一条贯穿小说始终的主线，也是理解小说主题的关键，即蔡千惠的思想演变史。小说主要以李国木的回忆和蔡千惠在遗信中的内心独白来交替呈现。本节以时间为序对蔡千惠三十年间的心理历程做展演分析，并重点论述作家在小说中提出的关于中国大陆革命是否“堕落”了的“大哉问”。
山路上的初心
从蔡千惠的信里，我们了解到早在四十年代后期，黄贞柏与蔡千惠就已谈婚论嫁，但因为那时黄贞柏已加入左翼，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所以暂时搁置了订婚之议。半年后，千惠终于见到了贞柏多次提起的挚友李国坤。千惠深情地回忆道：认识国坤大哥“感到一种惆怅的幸福的感觉”。爽朗的国坤则“用他那一对浓眉下的清澈的眼睛，亲切地看着早已涨红了脸的我”（5：84）。在回来的山路上，千惠“整个的心都装满着国坤大哥的影子”（5：85），千惠对国坤可以说一见钟情，产生了爱慕之心。
和国坤分别后，贞柏和千惠挑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往桃镇走，在山路上贞柏向千惠讲述了很多：“讲您和国坤大哥—起在做的工作，讲你们的理想，讲着我们中国的幸福和光明的远景。”（5：84）千惠听着深受鼓舞与感动，不自觉地流下泪来。她暗下决心：
走完那一截小小而又弯曲的山路，我坚决地知道，我要做一个能叫您信赖，能为您和国坤大哥那样的人，吃尽人间的苦难而不稍悔的妻子。（5：85）
正是在这条山路上，千惠完成了初期的启蒙，并成为左翼力量的坚定支持者。她决意嫁给革命的大家庭，让贞柏、国坤们没有后顾之忧的“为了广泛的勤劳者真实的幸福”（5：83）而奋斗。
然而，命运的风暴无情袭来。1950年，国坤、贞柏，以及千惠的二兄汉廷都被逮捕了。不久，千惠发现“我的父亲和母亲的悲忿，来自于看见了整个逮捕在当时的桃镇白茫茫地开展，而曾经体验过恐怖的他们，竟而暗地里向他们接洽汉廷自首的条件”（5：85—86）。千惠的父母大概在大陆时见识过国民党残酷扑杀异己手段的惨烈，企图用汉廷的自首保全他的安全，结果也落空了。半年后，汉廷回来了，一次酒醉后他向千惠说出了“一场牵连广阔的逮捕”（5：86）。得知二兄出卖同志的卑劣行径后，千惠陷入极度的悲愤与痛苦之中：
为了使那么多像您、像国坤大哥那样勇敢、无私而正直、磊落的青年，遭到那么暗黑的命运，我为二兄汉廷感到无从排解的，近于绝望的苦痛、羞耻和悲伤。（5：86）
极疼爱自己的二兄竟然为了一己之利，背叛了革命，出卖了组织，陷害了国坤、贞柏等革命同志。三十年之后，千惠依旧痛斥自己的二兄为“一个卑鄙的背叛者（裏切者）”。这让千惠感到痛彻的羞耻与绝望，在“经过几乎毁灭性的心灵的摧折之后”，千惠痛下决心“我必须赎回我们家族的罪愆”（5：86）。后来，在她得知国坤被枪杀，贞柏被终身监禁后，对比了两家的境况后——贞柏家薄有资产，国坤家则贫病交加，千惠决定冒充国坤在外结过婚的妻子来到他们家。
我说服自己：到国坤大哥家去，付出我能付出的一切生活的、精神的和筋肉的力量，为了那勇于为勤劳者的幸福打碎自己的人，而打碎我自己。（5：87）
后来千惠常说起当时的情景。1953年夏，少女千惠独自一人坐火车从桃镇来到莺镇，下了车也不敢问路——“有谁敢告诉你，家中有人被抓去枪毙的人家，该怎么走？”（5：61）年少体弱的李国木坐在门槛上，看着他后来感念了一辈子的嫂子远远地踩着台车道的枕木，走了过来，挽救了这个濒临破碎的家：
台车道的两旁，尽是苍郁的相思树林。一种黑色的、在两片尾翅上印着两个鲜蓝色图印的蝴蝶，在林间穿梭般地飞舞着。他犹还记得，少女蔡千惠一边踩着台车轨道上的枕木，一边又不时抬起头来，望着他家这一栋孤单的土角厝，望着一样孤单地坐在冰凉的木槛上的、少年的他的样子。他们就这样沉默地，毫不忌避地相互凝望着。一大群白头翁在相思树林的这里和那里聒噪着，间或有下坡的台车，拖着“嗡嗡——格登、格登！嗡嗡——格登、格登！”的车声，由远而渐近，又由近而渐远了。他，少年的、病弱的李国木，就是那样目不转睛地看着伊跳开台车道，捡着一条长满了野芦苇和牛遁草的小道，向他走来。
“请问，李乞食……先生，他，住这儿吗？”伊说。（5：61—62）
每次读到这段，都觉得怦然心动，又蓦然感动。在那些荒芜的、惨白色的日子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极为单薄，然而千惠和国木这对即将成为一家人的叔嫂，却彼此信任，即使有白头鸟的聒噪和台车的轰隆声，这股浓浓的情意却扑面而来。那苍郁的相思林中穿梭的蝴蝶，亦像是为千惠这重获新生的一日而舞而乐。
经过一番讨量，千惠终于怀着一颗感激的心进了李家的门。在山墺矿场上当台车夫的父亲，对儿媳千惠关爱有加。但是原本羸弱的母亲，因为丧子之痛，病情加重，性格变得易怒而躁悒。她躺在阴暗、潮湿，弥漫着从一只大尿桶里散发出来的尿味的房间里，由千惠细致、耐心地侍奉着。每每念及曾经中产之家掌上明珠的千惠，在这贫寒之家如此尽心尽意地恪守孝道，总忍不住泪湿双眸，该是怎样的决心和意志，才让她对国坤一家始终不离不弃呢？千惠这一“赎罪者”所要承受的，不仅是李家家境贫寒带来的物质窘迫，还因身为“叛徒”的家人让她加倍地承受着由李家痛苦而来的内疚和羞愧。小说中，有个细节写到父亲从台北领回国坤的旧物——一捆用细草绳打好包的旧衣服、一双破旧的球鞋和一支锈坏了笔尖的钢笔。当夜，母亲睹物思人，再次悲伤满怀：
他的母亲也这样地哭着：
“我儿，我心肝的儿喂——”
“小声点儿——”他的父亲说。蟋蟀在这浅山的夜里，嚣闹地竞唱了起来。
“我儿喂——我——心肝的儿啊，我的儿……”
他的母亲用手去捂着自己的嘴，鼻涕、口水和眼泪从她的指缝里漏着往下滴在那张陈旧的床上。（5：64）
此情此景，像芒刺般扎着千惠的内心。她像国坤的母亲一般为国坤的牺牲而悲痛难忍、伤心欲绝，然而这些冤屈、悲伤和疼痛却不允许有任何释放的空间。虽然哀思如潮，但不仅当时的政局不允许，而且作为“赎罪者”，她自认为没有资格坦荡地表达哀痛，只能沉默地以泪洗面。
国木小学毕业那年，父亲执意要他休学做矿工，一则因为家境贫困，二则以国坤的遭遇为警戒：“坤仔他……错就错在让他读师范”（5：72）。但千惠坚持让国木继续求学，并说这是国坤的意思：“让阿木读更多、更好的书。”（5：73）听闻是国坤的遗愿，父亲不再坚持：
“都那么多年了，你还是信他。”阿爸无力地说，摸索着点上一根香烟。
“我信他。”伊说，“才寻到这家来的。”
大嫂默默地收拾着碗筷。在四十烛的昏黄的灯光下，他仍然鲜明地记得：大嫂的泪水便那样静静地滑下伊的于当时仍为坚实的面颊。（5：73）
寥寥数句对话，却意味深长。“都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信他”，这里的“他”不只是指国坤，更是指国坤的信仰。也就是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左翼也许在台湾已经被绞杀殆尽，千惠却依然坚定地相信左翼，支持左翼。所以，她坚持让国木读书，走一条与国坤成长相类的路。然而，时代的吊诡就在这里，因为1950年白色恐怖的肃清政策，左翼党人被连根拔起，即使有心的后继者想去继承也茫然无绪。这也是其后近四十年台湾因缺少“左眼”而导致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小说中隐晦地写道：
长久以来，对于李国木，桃镇是一个神秘而又哀伤的名字。他的大哥，其实是在一件桃镇的大逮捕案件的牵连下，在莺镇和桃镇交界的河边被捕的。少年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地去过那河边，却只见一片白色的溪石，从远处一路连接下来。河床上一片茫茫的野芦苇在风中摇动。（5：73）
国坤们一直是禁忌，他们被“体制”诬为“异端传布者、异教徒、叛国者和恶疾传染者”[64]1，耳不敢闻，口不敢言，至于死因，即使最亲密的家人也三缄其口。另一方面，鉴于岛内高压的戒严政策，即使像千惠这般左翼党人坚定的支持者，也不忍心革命的后代再涉入随时有性命之忧的革命之途。因此，她不断地教育和督促国木“避开政治”“力求出世”。虽然后来她为此懊悔，并深感羞耻，但在当时的情形下，她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试想，国坤的牺牲已给这个风雨飘摇之家带来灭顶之灾，如果国木再有个三长两短，不仅千惠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这个历经波劫的家也只会分崩离析。这样的后果，无论是谁，既不忍心设想，也无法承受，因此我们完全理解千惠的做法。
为了供阿木上中学，千惠也去了煤矿做矿工，工作地点就是那条萦绕在千惠和国木梦中的台车道——从矿山蜿蜒着莺石山，然后通向车站的煤矿起运场的那一条细长的、陈旧的、时常叫那些台车动辄脱轨抛锚的台车道（5：79）。在这里千惠经历了极为严酷的磨砺。她在信中写道：
我狠狠地劳动，像苛毒地虐待着别人似的，役使着自己的肉体和精神。我进过矿坑，当过推煤车的工人，当过煤栈间装运煤块的工人。每一次心力交瘁的时候，我就想着和国坤大哥同时赴死的人，和像您一样，被流放到据说是一个寸草不生的离岛，去承受永远没有终期的苦刑的人们。每次，当我在洗浴时看见自己曾经像花朵一般年轻的身体，在日以继夜的重劳动中枯萎下去，我就想起，早已腐烂成一堆枯骨的，仆倒在马场町的国坤大哥，和在长期监禁中，为世人完全遗忘的，兀自一寸寸枯老下去的你们的体魄，而心甘如饴。（5：87—88）
读这段总有种触目惊心的感动，也许是同为女性吧，对千惠这种不顾一切打碎自己的做法——抛却了个人的家庭、幸福和前途，把自己与这个阴暗、贫穷、破败的家牢牢地捆绑在一起——由衷地钦佩和敬重。在尚未来得及绽放青春容颜时，在还没有体味过甘美爱情的酸甜苦辣时，在未来得及与爱人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时，少女千惠目睹并感受着“曾经像花朵一般年轻的身体，在日以继夜的重劳动中枯萎下去”，却甘之如饴。这是何等的信仰坚定！又是怎样的深厚情怀！支撑千惠得以承担这“生命不可承受之重”的，是内心那团被贞柏和国坤燃起的熊熊火焰，是对遍插红旗美好图景的想象，也是对贞柏和国坤等人的告慰。因此，千惠在信中倾诉道：
几十年来，为了您和国坤大哥的缘故，在我心中最深、最深的底层，秘藏着一个你们时常梦想过的梦。白日失神时，光只是想着你们梦中的旗帜，在镇上的天空里飘扬，就禁不住使我热泪满眶，分不清是悲哀还是高兴。（5：88）
长时间以来，自以为弃绝了自己的家人，刻意自苦，去为他人而活的一生，到了在黄泉之下的一日，能讨得您和国坤大哥的赞赏。有时候，我甚至幻想着穿着白衣、戴着红花的自己，站在您和国坤大哥中间，仿佛要一道去接受像神明一般的勤劳者的褒赏。（5：89）
穿着白衣、戴着红花的千惠，站在贞柏与国坤中间，一起接受他们为之献身的勤劳者的褒赏，这一意象带有强烈的宗教仪式之美感，左翼党人及其支持者牺牲的魅力带有了形式主义的诗意。此间的千惠不只是左翼力量的支持者，更成为左翼理念的执行者。她跟国坤们有着同一个遍插红旗的梦想，她也像国坤们一般爱护着穷人。在扫集煤屑时，她故意把大把的煤渣往外播，让穷孩子们扫回去烧火。她跟国木说：“同样是穷人，就要互相帮助。”（5：80）在劳动的间隙里，她忍不住柔声唱诵起“三字集”——这一日本时代台湾的工人运动家用来教育工人和农民、反对日本的歌谣，国坤还没来得及改完，风声紧时托千惠收藏，却再也没有机会重见天日了。千惠的吟唱，许是为了怀念逝去的国坤，许是为了激励奋斗的自己，又许是为了把国坤的意志传承给国木吧，虽然她只能语焉不详、欲言又止。而国木呢，虽然满腔疑惑，也知道不敢多问，只能如往常般“落入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沉默里”（5：82）。
“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了的”后来人
后来李家又经历了父亲从台北闹市的鹰架上摔下来的噩运，但是国木终于没有辜负千惠的期望，考上了大学，经过几年实习生的工作后，七年前取得会计师的资格，并带着千惠迁离故乡的莺镇，住进台北高等住宅区的公寓。自此，千惠“受到国木一家敬谨的孝顺，过着舒适、悠闲的生活”（5：89）。然而从报纸上得知贞柏出狱的消息后，千惠真心为他高兴的同时，又一次陷入深深的自责：
贞柏桑：这样的一想，我竟也有七八年间，完全遗忘了您和国坤大哥。我对于不知不觉间深深地堕落了的自己，感到五体震颤的惊愕。
就这几天，我突然对于国木一寸寸建立起来的房子、地毯、冷暖气、沙发、彩色电视、音响和汽车，感到刺心的羞耻。那不是我不断地教育和督促国木“避开政治”“力求出世”的忠实的结果吗？自苦、折磨自己、不敢轻死以赎回我的可耻的家族的罪迹的我的初心，在最后的七年中，竟完全地被我遗忘了。（5：89）
从这段自剖中，我们了解到千惠之所以感到“绝望性的、废然的心怀”原因，首先在于，自己竟然在这七八年间，遗忘了贞柏和国坤，也即遗忘了他们的左翼意志。她自称“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饲养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突然因为您的出狱，而惊恐地回想那艰苦却充满着生命的森林”（5：90）。初读时，对于陈映真以这样颇为严厉的笔法苛责蔡千惠，颇为不解。其一，“那些勇于为勤劳者的幸福打碎自己”的左翼党人，最终的追求不正是普通人过上幸福的生活，拥有光明的未来吗？何以国木这样穷苦的人家好不容易过上富裕的日子，千惠反而失落了呢？就像小说中得知贞柏出狱，老大嫂失声痛哭时国木的疑惑：三十年里，最苦的日子，全都过去了，而他却从来不曾见过他尊敬有过于生身之母的老大嫂，这样伤痛地哭过。为了什么呢？（5：55）其二，千惠历尽千辛万苦帮李家渡过难关，作家何以忍心用“驯化”“饲养”“家畜”这般字眼来形容她呢？后来，读到吕正惠的解释才释然：
我现在觉得，陈映真无非是要让蔡千惠这个人物来表现人性的脆弱。即使是在少女时代对革命充满纯情的蔡千惠，以至于她肯为她所仰慕的革命志士的家庭牺牲一辈子的幸福，但不知不觉中，在台湾日愈繁荣的物质生活中，还是把久远以前的革命热情遗忘了，证据是，她根本不记得被关押在荒陬小岛上已达三十年以上的黄贞柏的存在。“五十年代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台湾……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的一代人”（《后街》，卷14，159页），在日益资本主义化的台湾，不是被遗记，就是没有人想要再提起。所以，与其说陈映真是在批评蔡千惠，不如说陈映真真正的目的是要痛斥：现在的台湾人不过是被美国驯化的、饲养的类家畜般的存在，是赵南栋之亚流，虽然没有沦为赵南栋的纯生物性，其实距离赵南栋也不会太远了。[65]
因此，陈映真不是苛责蔡千惠，更不是责怪生活的富裕，而是责备现代人的“遗忘”——忘记那些为着普通人的幸福而舍弃生命的整整一代左翼党人，忘记那艰苦却充满着生命的森林，甚至忘记那弯曲山路上的初心。“遗忘”之所以受到谴责，因为它会导向“冷漠”与“无视”——冷漠地看待社会的不公，漠视依旧在穷困中挣扎的人们，甚至把生命扭曲在纯生物性的生存与发泄中。
其次，是千惠对自己不断教育和督促国木“避开政治”“力求出世”，使得国坤与贞柏等人的左翼精神没能实现衣钵传承，充满懊悔。关于这一点，在上文已做过部分探讨，这主要取决于外在的政治大气候，千惠不必苛责自己。小说中的另一条隐线便是通过国木的表现与感受，来侧面书写压抑的政治环境与氛围。在莺镇时，全家人感受到的禁忌与压抑，已不必多言。即使在形势相对宽松的八十年代，我们也能从小说中透露的细节，感受到左翼家属面临的压力。根据老大嫂的说法，高雄事件后，“人已经不再忌怕政治犯了”，大概是1980年年初一家人决定在父亲母亲的坟墓旁替李国坤竖起墓碑，埋下保存了二十多年的遗物。在坟场，国木忽然记起近来嫂子挂在家中的大哥的照片：“修剪得毫不精细的、五十年代的西装头，在台湾的不知什么地方的天空下，坚毅地睁望着远处的，大哥的略长的脸，似乎充满着对于他的未来的无穷无尽的信心。”（5：69—70）他禁不住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个曾经活过的青年的身体，究竟在哪里？”（5：70）这个惘然的疑问承接着他年少时“大哥为什么被枪杀”的疑惑，贯穿而来。国木依然选择了沉默，他知道这样的追问不会有任何答复。
到了千惠生病住院的1983年，杨教授询问国木千惠近期有没有精神受过刺激时，“一时间，当着许多人，他近乎本能地说了谎”（5：53）。虽然他心里不住地疑心，嫂子的病，究竟和那个消息有没有关系，但他还是颇为苦恼：“——可是，叫我如何当着那些医生、那些护士，讲出那天早晨的事，讲出大哥、黄贞柏这些事？”（5：59）他在犹豫、纠结着。终于，当杨教授再次确认千惠发病前后的情况时，虽然国木立即就想到黄贞柏的出狱带给老大嫂的冲击，他还是“沮丧地、放弃什么似的说：‘没有。想不起来什么特别的事’”（5：76）。对于国木来说，学会绝口不提大哥的事，已然成为习惯了。小说中的一段话，对此有清晰的解释：
后来呢？后来，我大哥呢？那时候的少小的他，有好几次想开口问伊，却终于只把疑问吞咽了下去。甚至于到了现在，坐在沉睡着的伊的病床前，他还是想对于有关大哥的事，问个清楚。长年以来，尽管随着年龄和教育的增长，他对于他的大哥死于刑场的意义，有一个概括的理解。但愈是这样，他也愈渴想着要究明关乎大哥的一切。然则，几十年来，大哥一直是阿爸、大嫂和他的渴念、恐惧和禁忌，仿佛成了全家——甚至全社会的不堪触抚的痛伤……而这隐隐的痛伤，在不知不觉中，经过大嫂为了贫困、残破的家庭的无我的献身，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驱迫着李国木“回避政治”“努力上进”。使一个原是赤贫、破落的家庭的孩子的他，终于读完了大学。（5：82—83）
三十年来，五十年代对左翼党人的屠杀，成为台湾整个社会不敢触碰、不敢公开的伤口，因此左翼党人的家人“只能借由远离政治，自我消音，按照体制所规定的渠道才能换取脱离贫困、苟且偷生”[66]1。然而，故事远未结束，当李国木读完蔡千惠厚厚的一封信时，他被感动亦或震撼地流下了“满脸，满腮的泪”。那些自年少时，就积淀在他内心深处的所有关于大哥的一切疑惑和谜底，在这封信里都解开了，接下来的李国木会怎样呢？会继续规避政治，还是积极介入呢？这不仅是李国木一个人面临的选择，也是他所象征的左翼后代们共同的选择。对此，作家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他只是在结尾处安排李国木抬头“看见放大了的相片中的大哥，晴朗的天空下，在不知是台湾的什么地方，瞭望着远方”……至于远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未来究竟会怎样，没有人能回答。也许是前路茫茫，也许是充满希望，然而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使左翼的后代和继承者们，重新聚集、崛起，迎接他们的将是“另一场艰难崎岖的开端”，因为“面对着广泛的、完全‘家畜化’了的世界，您的斗争，怕是要比往时更为艰苦罢”？然而，陈映真还是不忘鼓励道上的同志们“请硬朗地战斗罢”（5：90）。
革命“堕落了”吗？
小说中，还有一点颇为引人注意，就是陈映真借着蔡千惠之口，对“文革”后的中国革命提出过这样的疑虑：
近年来，我戴着老花眼镜，读着中国大陆的一些变化，不时有女人家的疑惑和担心。不为别的，我只关心：如果大陆的革命堕落了，国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长久的囚锢，会不会终于成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5：88）
从这一后来被诸多论说所反复称引的“大哉问”中，我们能感受到这样揪心的提问，对八十年代的陈映真是何等残酷与痛苦。因为这意味着：
在六七十年代陈映真的思想认识、实践想象具有中心信仰位置，被他热烈理想化的中国大陆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规划与实践遭遇极大的困难，并于“文革”后通过中国大陆自身对这些问题的检讨与不义、残酷的揭露，所引发的陈映真信仰和思想的危机。[67]
这些“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所投身的革命本身所出现的巨大问题，促使陈映真思考如何面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所发生的异化的问题：“以‘人间解放’为起点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如何逐步走上它自己的对立面，即‘人间残害’的另一端”[68]2。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社会主义的中国曾经是他的理想所在，是他批判台湾社会的重要资源，并以之作为“自己世界观、思想的根本凭依，甚至还内在、根本地决定他精神、情感和工作的核心关切感觉”，这必然使1979年陈映真所经历的曾经长时间“以为是正确、光荣、伟大的真理，不过转眼间崩坏为寻常的尘泥”[69]3——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危机对他的冲击和因之引发出的幻灭感如下：
对他更根本的打击来自：陈映真本以为中国社会主义是人的充分解放者，广泛、真正民主的实现者，有意义生活与生命形式的实现者，民族健康主体的塑造者，结果在“文革”后揭露出的中国社会主义诸问题中，中国社会主义反而变成了民主的践踏者，勇于践行自己批评权利、按照良知讲话行为的压迫者，大批人堕入虚无、玩世、狭隘的重要责任者。[70]
除此之外，早在1982年的《万商帝君》中，陈映真就对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通过一次国际会议上Alpert教授的演讲，反映了他的深刻焦虑。在小说中Alpert教授说道：
这两天来，我亲身感受到台湾民众对于美国与中共建交所感受到的悲忿。但是容许我提出一个新的看法：
“使中共和苏联不破坏我们的‘世界购物中心’，不威胁我们的自由、富足生活的最好的方法，是把它们也拉到这个‘世界购物中心’里头来。用‘资本主义的皮带’ （the belt of capitalism）把它们紧紧地绑起来。
“先生们，尤其是台湾的同事们，容许我做个预言，你们将不久就见证这个事实：在你们看来野蛮的中共，从美国与它缔结外交关系之日起，不消多久，我们多国籍公司的万能的管理者的巧思，将逐步把中共资本主义化。我们有这个把握！”（掌声）……（4：249—250）
这是陈映真第一次在小说创作中表达他对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焦虑，以及他对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终归徒劳的恐惧。即使面临这样复杂的困境，陈映真依然坚守了他的彻底的全面的批判立场。对此，钱理群予以精到的阐释与总结：
第一，他并不回避中国社会主义实验中所出现的严重异化，并从新的奴役关系的产生的角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坚持“对于（海峡两岸）两个政权和党派，我们保有独立的、批评的态度”[71]1。其二，他并没有像某些左翼知识分子那样，因为对社会主义的失望而走向全面认同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另一个极端，他旗帜鲜明地表示：对社会主义的“反省”绝不能“后退、右旋到了否定反帝民族主义、否定‘世界体系’四百年来对落后国的支配和榨取这个历史的、经验上的事实，到了肯定帝国主义压迫有理论，主张穷人必须接受富国支配才能发展论，和跨国企业无罪论的地步”[72]2。因此，他在批判所谓“社会主义病”的同时，也没有放松对“先进国症候”的批判。[73]3 他并且提醒说：“没有对帝国主义采取断然的批判态度——甚至受帝国主义豢养的——‘后进国家’民主、自由甚至人权运动，总是向着它的对立的方向——独裁的、镇压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74]4。这里所表现出的独立批判知识分子的清醒，是十分难得的。[75]
更难能可贵的是，陈映真在如此复杂，甚至混乱的局势下，依然坚持他的乌托邦理想、他的社会主义信念，并且提出了“在现存共产主义体制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外，寻求一条自己的道路”的新的设想，他认为这是“第三世界革新的知识分子”所应该承担的历史任务。[76]1 另外，陈映真还必须重建他感受、把握人生与中国和世界的基本框架，在不断的反省、调整中，陈映真新确立了民主理解和民族主义重构中的“以人民为主体的爱国论”。然而如贺照田所说，“人民论”对陈映真八十年代大陆批评和思考具有两面性的影响：
一方面，陈映真的“人民论”使他获得了一个批判性审视党国权力的支点，而其所隐含的逻辑使他自认他的大陆批评代表着大陆人民心声，从而有力推动着他80年代上半段对大陆进行积极的批评；另一方面，他“人民论”隐含的认识连带逻辑，则妨碍着他对其时大陆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索，而这导致向来敏锐的他80年代上半段的大陆批评文字在大陆历史、现实认知上甚少独到性。[77]
关于“人民论”的负面影响，确切地说，从特定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关系角度对中国大陆历史、社会的分析未能像他对台湾历史、社会的分析那么切实、有力，“凡此，有资料问题，有历史与现实隔了一层的问题，有大陆历史与现实更为复杂的问题，有陈映真80年代以后主要精力用于台湾内部的问题，但由于这些确实是把握大陆历史和现实不可或缺的角度，进展不够，使用不够适度，当然都会影响陈映真从这些角度对大陆历史和现实把握的说服力”[78]3。
然而，无论如何，陈映真在此挫折面前没有转向、消沉或避世，主要原因在于：“他对何谓有意义生命、生活的理解，对弱者、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深切同情，对苦难发自内心的悲悯和对人为苦难、不公正而不容自已的反感与渴望克服，对民族健康、自主发展的深切关怀，对近现代中国的被侮辱、被损害和在其中不断振起历史的深切认同。”[79]1
现在，我们再转回陈映真在《山路》中的“大哉问”。作为革命先行者，陈明忠在一篇题为《我对文革从赞成到困惑质疑的心路历程》的文章中，开宗明义地回应蔡千惠的质疑说：
惊恐可以承受，牢狱可以坐穿，但对于把自己的理想完全寄托在彼岸的革命之上的红色党人来说，大陆革命乃是自己行动的意义之源；大陆革命一旦堕落则无异于生命之水的干涸。这几乎可以说是台湾50年代地下党人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80]
那么，大陆的革命究竟“堕落”了吗？在1993年12月发表的《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中，陈映真这样回答蔡千惠的质疑：
从政治上论，他认为大陆与台湾的分裂，在日帝下是帝国主义的侵夺，在韩战后是美帝国主义干涉的结果。台湾的左翼应该以克服帝国主义干预下的民族分断，实现民族自主下和平的统一为首要的顾念。对于大陆开放改革后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和阶级再分解，他有越来越深切的不满。但他认为这是民族内部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从来和反对外力干预，实现民族团结与统一不产生矛盾。[81]
正如蓝博洲所说，马克思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前，人类终究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历史。人，包括1937年出生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台湾的陈映真，毕竟还是台湾历史的产物。而历史的终结，往往要超越个人生命的单位长度。蓝博洲以自己的实际采访经验，从《铃珰花》系列的主人公——五十年代台湾左翼分子的角度，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
我的实际采访经验告诉我，对陈明忠先生所云的“台湾50年代地下党人”而言，国坤大哥的赴死，和贞柏桑的长久的囚锢，绝对不会“成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毕竟当历史走到他们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抉择了他们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应该走的路；即使理想不一定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实现，或者曾经一度实现后来又遭到遗忘或背叛。因为他们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对社会公平的真理的坚信，应该清楚明白“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82]
而陈映真对于如何正确看待改革开放之后的大陆，也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直到2005年6月，在《批评与再造》上登载的《“中国人不能因怕犯错而裹足不前”——读〈中国与社会主义〉》，在如何“理解中国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原则理想的距离”的问题上，陈映真才有了一个相对成熟的看法。陈映真将改革开放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类资本主义工业化”视为为未来社会主义阶段建立物质基础，并通过自己的发展促进其他欠发达社会的共同发展，成为国际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挑战美国的单极制霸，推动了多极、和平与发展的世界秩序。陈映真动态地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世界社会发展学、国际地缘政治的视野来把握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从而摆脱了左右两派对此的过低评价。陈映真也就此呼吁全中国的左派，不要从意识形态的左右出发，而要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中反思，探索一条被压迫民族寻求独立自主发展的理论体系。[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