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铃珰花》：重返1950年

小说开头第一段只有简短的五个字“一九五○年”（5：1）。然而这短短的五个字，对台湾左翼来说，却有千钧之力，“承载着巨大的情感伤痛以及思索提问”。因为这五个字，不只是传递了年代的讯息，而且“展现了一股终于要面对残酷历史的决心，要在谎言蔓草中重新听看想象那早被遗忘了的跫音、人语、激动与叹息”。^[60]小说中，对白色恐怖降临的1950年的压抑氛围，也有着侧面叙述。小说写道：“那一年，整个莺镇出奇的沉悒，连大人们也显得沉默而惧畏。”素日里喜欢与地方“有志”去喝酒打牌的“我”的父亲，“也只待在家里，默默地吃饭、默默地到台北上班”（5：19）。哪怕是曾益顺这样的小孩子，听闻了高老师深夜逃走的消息后，也只能“深深地锁在幼小的、迷惑的心里，即使对像我这样的好友，也不轻易吐露”（5：20）。

初读《铃珰花》感到强烈的震撼，跟随两个戏耍的孩童，看到了一个尘封数十年的历史记忆，走进了那一代人火热的青春与生命。忍不住久久吟味、沉思陈映真的诘问：“这样朗澈地赴死的一代，会只是那冷淡、长寿的历史里的，一个微末的波澜吗？”为着将这消失殆尽的“历史的真相”呈现给我们，尚在戒严时期的1983年，陈映真创作了《铃珰花》。2000年初，陈映真在一篇访谈中指出当年他写作《铃珰花》系列时，感受到的一种在政治、历史与文学三者之间的特殊紧张。他说：

由于有政治上的危险，一方面促使我公开我的想法，二方面促使我更注重形象艺术的表现，特别是写《铃珰花》系列之时，因为题材太过敏感，危险性太大，而我又深深觉得应使那隐讳、被压迫下的历史重见天日，因此使我自我要求，特别提高了创作时的艺术性。^[61]

鉴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复杂，《铃珰花》选择以旁观者的眼光讲述那些关涉政治的特殊的生命。这种被迫隐蔽的艺术对作家来说是一种挑战，如吕正惠所言：“艺术家最大的难题是，如何不逃避现实而又不违背现实。对陈映真来讲，如果不处理政治问题，那就是逃避；但是，如果为了处理政治问题而制造出台湾的环境所不可能出现的‘现实’，那就是虚夸，就违背了现实。”而陈映真的高明之处在于“《铃珰花》成功的创造了一个情节，在这一情节里合情合理的表现了台湾社会的某一面”。^[62]2 小说中，庄源助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回忆了三十年前与好友曾益顺四天以来的逃学片断——两个逃学的孩童，漫无目的在山野间游荡，以他们的游荡为主线，交替穿插着各自的见闻，构成了小说立体的、丰富的架构，最后两个孩童在走进山洞时，蓦然撞见了小说的主角高东茂老师。高老师的正面出场，所用笔墨不多，他的身影却始终笼罩于小说的首尾，让我们时时都能感受到。这也是陈映真的用心良苦之处。现在，就让我们走进《铃珰花》，走进那段“被暴力和谣言所欲湮灭的历史”。

外省兵仔

阅读小说，我们追随着逃学儿童阿顺与阿助进入五十年代的莺镇山野世界：十月晴朗的天光，阳光下废弃的砖窑厂，或橙黑或焦褐的破损陶器，养着小蛇的大水缸，日人留下的弥勒佛，牵着黑狗的小女孩，黑松林下的神秘禁区，长长地延伸出去的火车道，盘旋在空中的慵懒的老鹰，溪铺边开满篱笆的铃珰花，长着婆娑相思林的“后壁山”，秘为“私有”的野蕃石榴，被杂草遮住的老炮口，茄冬树下吃着火焖花生的逃学孩童，山洞里神态惶恐的高老师，以及远处莺镇小学不时传来的歌声——“太阳出来亮晃晃，中国的少年志气强，志气强唉……”（5：5）这些文字意象优美中见忧悒，让人回味再三，但这篇小说更让人惊叹的是对风土人情的细致描摹中掺杂进政治的“砂子”，渗入“不安”的因子^[63]1，这正是作家的用心用情之处。

小说伊始，“我”瞒着家里，天天跟着阿顺逃学，已经三天了，内心着实不安。倾听着从学校里流泻出的风琴声和歌声，“我”嗫嚅着告诉阿顺，明天想回学校去。阿顺“吃惊地回过头来望着我”（5：6），为了安抚“我”，答应明天给“我”带笋龟来，却因擅长抓笋龟的二叔跳进洪水拖流木时不慎重伤，愿望很难达成。阿顺又承诺带“我”去看兵仔。所谓的兵仔，就是跟着国民党撤退来台的外省兵。这些外省兵居住在学校三令五申不准许学生靠近的黑松林禁区。这个提议自然勾起了阿助的好奇心，于是两人小心翼翼地潜入莺镇小学后门的废园，躲在纪念碑的石台后面暗中观察这些外省士兵吃饭的情景。他们看到：

……士兵们围蹲成三个圈子，用铝碗、大漱口缸盛饭，就着摆在地上的菜盆里的菜吃饭。

“好香。”阿顺说。

“不香。好怪的味。”我反驳说。

……我睁大了眼睛看着士兵们蹲在地上呼呼地吃饭。有些人也站着吃。我问阿顺：

“为什么他们不在屋里吃？”

“不知道。”

“为什么不找个饭桌吃饭？”

“不知道哩。”

“他们为什么现在才……”我说，“才吃早饭？”

“这你就不知道了。”阿顺说，“他们一天只吃两顿饭。”（5：9）

通过两人的所见所闻，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外省兵的饮食极为简陋——一天只吃两顿饭，饭菜还有股怪味，没有餐桌餐具，用洗漱用品，蹲着或站着吃。这些外省兵，住的是最古老的教室，吃的是勉强维持存活的粗饭，他们生存环境的恶劣尽收眼底。在这种境况下，死人自然是常有的事。阿顺就告诉阿助，吃下这些饭菜的士兵，大多拉稀，“到他们厕所挑出来的大肥，全是稀的多”，因此“兵仔里头有些人患下痢，治不好”，只好“几个兵用毯子裹着死尸，用担架抬到公墓上埋了”（5：10—11）。为着证实阿顺所言不虚，后文接着讲述了篱笆上开满铃珰花的“客人仔蕃薯”一家的故事。

到了去年年末，莺镇上的兵忽然多了。徐阿兴的女人在菜市场上逢了一个出来采购菜蔬的，青年的、徐姓的炊事兵，便成了“客人仔蕃薯”家的客人，两相认起宗亲来。这年轻的炊事班长，每逢星期假日，便到溪埔的徐家帮忙挑水、整地、种菜。日子一久，徐阿兴的女人渐渐有意把女儿许配与他。每当节日，硬是到学校松林下的营区门口，央求着让那炊事兵出来过节，使那年轻的炊事班长成了弟兄们哗笑的对象。

“后来呢？”我说。

“可怜喂，那炊事小班长，也得了痢疾，拖了个把月，竟也是死了。”（5：25—26）

那年轻的炊事班长，原有着在台湾扎根生儿育女的美好前程，却因为痢疾，而丧命了，一切希望随之烟消云散。这是多么令人惋惜，而又残酷的事实。国民党对这些忠心耿耿跟随自己南征北战多年的士兵弃而不顾，对人命关天、亟待解决的吃饭问题，悬而不决，却将政策的重心放在不遗余力地围剿与毁灭台湾左倾力量上，这是多么可悲又惨然的事实！又何况，这些台湾左翼力量也是我们一衣带水的兄弟姐妹呵。因此，小说接着借阿顺之口唱出了《台湾之歌》：

张灯结彩喜洋洋，

胜利歌儿大家唱。

唱遍城市和村庄，

台湾光复不能忘……（5：12）

借阿助之口，唱出了解放之歌：

八年抗战，八年抗战，

胜利终是我。（5：13）

回想中华儿女齐心协力、同仇敌忾赶走日本侵略者的抗战情景；台湾光复时民众挥舞着青天白日旗，欢庆“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同胞”，并燃起重建破败家园希望的光景；而今，这样手足相残，自己人打自己人，格外令人悲泣。在这样的氛围中，阿顺提起了他们竭力回避却时时惦念着的高东茂老师。

火车道

走出相思林，横在他们面前的便是通往桃镇的火车道。两人一边在铁轨上踩着碎步，一边唱着那些让人高兴的歌。看见火车从远处而来，阿顺忽而提起了高老师。

“阿助，我问你。”曾益顺忽然说。

“嗯。”

“阿助，如果高东茂老师在火车上，他会看见我们吗？”

“不知道。”我沉思着说，“我不知道。”（5：15）

这是小说中高老师的第一次出场，从学生曾益顺的口中说出。在阿顺幼小的心灵里，他一直劝说自己相信深夜破窗而逃的高老师早已坐着火车，安然无恙地奔向远方。因此，当疾驰而去的火车驶远时，阿顺“忽而默默地目送着它远去，脸上挂着一层寂寥依恋”（5：15）。

高老师是校务会议上唯一的、极力反对升学班与放牛班的老师，并志愿接下“看牛仔班”的级任。他对贫苦佃农的孩子有着强烈的亲切感，不仅教他们打算盘和记账，还增加图画、唱歌的课，把“素行顽劣”的曾益顺选为班长，并且不顾校长的反对带着全班学生“去帮穷苦学生的农家种地、整顿公共卫生；带着学生到田里学习种菜、施肥、除虫的知识”（5：16）。他灌输他们新思想，教他们自立自强——“说分班教育是教育上的阶级歧视；说穷人种粮食却要饿肚子；说穷人盖房子却没有房子住……”（5：17）对贫苦孩子阿顺们点点滴滴的关怀与教导，也许正是高老师“左倾”的证据和口实吧。

阿助与阿顺的深厚情谊，也得益于高老师的助力。尽管阿助与阿顺素常要好，然而被大人强制安排的分班，却让阿顺们“怀着卑怯和怒恨疏远”，而令阿助内心“常常涌起自己无从解说的悲伤”（5：17）。有一次，有钱人家的小孩向阿顺预定了笋龟，到“看牛仔班”找阿顺要笋龟，引起争执，阿顺被人推倒在地。恰恰这时进门的高老师误以为是阿助推搡的——“一个箭步欺了上来，挥出一记沉重的掌掴，准确地甩在我的右脸上。‘还没有到社会上去，就学会欺负穷人么？’”（5：18）在得知错怪了阿助后，高老师带着阿顺亲自向他道歉：

“庄源助，老师对不起你。”高东茂老师微笑着说。我抬头望着高瘦的高东茂老师，看到他一张苍白的脸，用一双像是为了什么而长时忧愁着的眼睛望着我。

“分班是……大人做的坏事。”高东茂老师说，“老师的错，在于用一个坏事来反对另一个坏事。啊，不懂吧？总之，老师对不起你了。”

我自然是不懂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五年级的学生都同时流下了眼泪。

“我们都不要让别人教你们从小就彼此分别，彼此仇恨。”高东茂老师说，“啊，彼此……”（5：18—19）

高老师“长时忧愁着的眼睛”，也许正是担忧上一代的贫富不公、阶级分化通过分班再传递给孩子们，让这些纯真无邪的孩子自小便学会戴着“有色眼镜”，以出身、财富、地位等来看待社会人世。左翼的特征就是反对压迫和欺凌，强调平等、互助与友爱。有左翼倾向的高老师看到升学班的孩子欺负放牛班的孩子定是火冒三丈，忧心忡忡，对阿助“挥出一记沉重的掌掴”，正是他的忧虑、烦思与愤怒的发泄。然而，这个赢得了孩子们的尊敬与信任的高老师，却在一个细雨的冬夜遭遇当局的抓捕，被迫越窗而逃。

“高老师那么好，为什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呢？”（5：20）这成为郁结在阿顺与阿助心头的疑问。只是在那个压抑的环境和氛围中，他们不敢去触碰，甚至交流。硬是憋了许多天，对老师惦念之极的阿顺在火车道的触动下才开了口。但是没聊几句，便戛然而止。惘然失落的阿顺也只能对着再次驶过的火车“赌气似地尖声叫喊：‘嗬呀！嗬呀！唷！——呀……’”（5：21）。

高老师坐着火车逃走了的可能性，从小说的暗示来看微乎其微，小说有一段关于火车道颇富意味的描写：

我极目望去，在铁路的尽头，并不见火车的踪影。在晴朗的天空下，只看见铁道旁边的电线杆，齐齐整整地排成一线，和铁道一齐向着莺镇以外的广阔的世界延伸出去。两只老鹰正在左近的天空慵慵懒懒地画着从容的、不落迹痕的圈圈。（5：14）

如果说，铁道象征着远去的可能性，然而火车却迟迟不见踪影，而况天空还有鹰隼在盯梢呢。即使火车来了，只要特务在，高老师也难以逃遁吧。然而，阿顺还是希望未灭。故此，小说中写到两人从茅草小坡走下后，碰见“那只红衣”的蝗虫：

一只硕大无比的，湛绿色的蝗虫，正从我们的眼前飞跃而起。粉红色的内翅，在阳光中变成一团明媚的粉红色的彩球，俊然地飞向远远的茅草地上。（5：21）

阿顺再次怀抱着期望，想象着高老师幻化成一只红衣蝗虫，远走高飞，躲过此劫。这里，作家几次三番借助孩童阿顺的所思所想，隐秘地抒发自己的情感。接着他又让阿顺寂寞地、轻声地唱出了团结之歌：

枪口对外，

齐步向前。

不打老百姓。

不打自己人。（5：16）

铃珰花

小说题名“铃珰花”，足见铃珰花是理解这篇小说的关键。两个孩童是在怎样的情景下见到铃珰花的呢？别过红衣蝗虫，他们继续往前走，阿顺突然开口提议，让阿助明天回学校上学。之前他为了挽留住阿助陪他继续逃学，想出了种种办法“诱惑”，现在却主动开口劝他去上学，关键还是从未出场的高老师，因为“高老师知道了，恐怕也是会生气的”。高老师虽然不在校了，对阿顺而言，却是正能量之源，让阿顺得以更理性、更积极地看问题。阿助反问他：“你呢？高老师也不见得高兴你这个样。”（5：22）想到这，阿顺沉默了。继而，他忽然唱起了高老师教过的凄楚的抗日之歌：

同胞们，

请听我来唱；

我们的

东邻舍，

有一个小东洋。

几十年来练兵马，

要把中国亡。（5：23）

继而在两个孩子疑惑着歌词的最后一句“一心要把中国亡呀伊唷嘿”中，“为什么是‘伊唷嘿’”时，他们蓦然撞见了铃珰花。

篱笆上开满了一朵朵标致的铃珰花儿。五瓣往上卷起的、淡红色的花瓣，围起一个婴儿拳头那么大的铃子。长长的花蕊，带着淡黄色的花粉，像个流苏似地挂在下垂的花朵上，随着风轻轻地摆荡，仿佛叫人听见“叮呤，叮呤”的铃声。（5：23—24）

这有着浓厚象征意味的“铃珰花”在抗日歌曲中出场有什么意味吗？更何况这铃珰花开在贫苦、不幸，又饱受歧视的“客人仔蕃薯”家。我认为这暗合陈映真一向的思想主张，在当时的政治情形下，他无法将矛头指向美国，只能隐晦地指向海峡两岸共同的敌人日本，日本在这里指向的是一种阻碍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外在力量，在五十年代取代这股力量的恰恰是美国。1950年象征的不只是白色恐怖，更是因朝鲜战争而落实的“冷战、分断与白色恐怖”的整个变局，在这个变局中昔日的同志多遭劫难，国民党政权在美国的卵翼下更加巩固，与对岸新中国的亿万同胞更加咫尺天涯。海峡两岸的同胞曾经团结一致，抵御了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但是现在呢？国民党大肆绞杀岛内同志，使得反压迫、反侵略的左翼力量迅速萎缩，直至后继乏人。这后继乏人体现在，对后来者简单的一句“伊唷嘿”都来不及解答，也无人能解答。我认为小说中的“铃珰花”象征的正是五十年代台湾的左翼力量。小说中描写“铃珰花”的词语都有特殊的指谓，“五瓣”花瓣容易让人联想到“五星”；“婴儿”拳头大的铃子，则容易让人想到“赤子之心”；而“淡红色”的花瓣，“淡黄色”的花粉，这一红一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苏联或中国的国情，红色象征着革命的热情，黄色象征着革命发出的光芒。如果更“穿凿附会”些，我一直疑惑“铃珰花”的“珰”何以用此“珰”字而非常见的彼“铛”字，也许对陈映真来说只有这个“珰”字才能切合他的心境吧，他一直在内心深处像守护珍贵的珠玉一般，守护着自己的左翼情感。回到小说，然而这象征着左翼力量的铃珰花，也只能“随着风轻轻地摆荡，仿佛叫人听见‘叮呤，叮呤’的铃声”。“仿佛叫人听见”，实则人是听不见的，在当时压抑的环境下，他们能发出的声音微乎其微，极少能引人注意。何况铃珰花下的篱笆里，还有一只狗“凶狠地”吠叫着，更叫人心生畏惧，不敢接近。

小说中盘旋在铁道上空的老鹰，蹲守在铃珰花边肆意吠叫的恶狗，都寓意着国民党的特务势力。小说中，与特务的身份相称的唯有那个面目暧昧不明的金先生。金先生是光复以后，搬来莺镇的，与其他一些外省人不同，他“是唯一的单身来到莺镇的外省人”。小说中这样描写他：

他长得高大，头发总是光光鲜鲜地上着发油。由于语言不通，他总是用笑嘻嘻的脸，连比带写地同人谈话。而每值他笑开了口，便不由得要露出一排黄澄澄的、微暴的金牙来。他还常常喜欢穿着宽松的裤子，总是白色的棉袜，穿黑色的布鞋。（5：38）

油头金牙、白鞋黑袜，这样一副形象总给人一副油嘴滑舌的不正经模样。然而，虽然不清楚他的经历和身份，但镇上有势力的人，诸如镇长、派出所里的人，都对他恭恭敬敬。就连镇上从上海回乡、一向厌恶外省人的余义德，不仅把房子租给了他，连二十岁的女儿也嫁给了他。小说描写金先生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其一，他对干干净净的榻榻米毫不在意，用他那巨大的黑布鞋随意踩踏，对比“都不许儿女说一句中国话”的“亲日派”余义德，得知他绝不是日本派出的特务。其二，他对二十岁的新太太轻声细气、体贴入微，然而一待他的原配夫人和儿女从大陆赶来，被遗弃的新太太就被迫着吊死在“后壁山”上。从他的狠厉绝情来看，他也绝不是共产党左翼。既不是亲日派，又不是共产党左翼，有钱有势的人却都买他的账，由此可知，金先生是国民党的人，更确切地说，是国民党派到莺镇监视地下党一举一动的爪牙心腹。高老师的被抓捕，大概与之脱不了干系。

高老师

离开盛满铃珰花的“客人仔蕃薯”的家后，两个孩童来到了溪边黑色的砂铺上，在庄稼地里大显神通的阿顺游到小溪对岸的花生园偷了一大抱花生，在烧热的沙坑里焖烤花生。等待花生熟的间隙，茄冬树下阿顺向阿助敞开心扉讲述了他上学的经历。由于出生于贫乏的佃农家，一直到十岁，台湾光复的那年，阿爸听从了一个坐过日本人监狱的远亲的劝说，才让阿顺入了小学，因为“现在是咱自己的时代，人人都要读书识字，建设家园”（5：30）。然而过了两年，那个远亲因牵涉了事变（按时间推测大概是“二二八”事件），再也没回家。思想受到震荡的父亲，觉得还是种田安稳，便让阿顺休了学，因为“读书做读书人，做官有分，杀头也有分，阿爸说了，我们还是戆牛，戆戆的过日子好些”（5：31）。一年后，先人曾拜过兄弟的二甲高厝的儿子高东茂（即高老师）从大陆回来，方又说服了阿爸让阿顺入学。高老师在学校的所作所为，深深地激励了如阿顺这般的佃农孩子，不仅教他们知识、文化，更重要的是帮他们树立了做人的尊严和信心。阿助满怀感激地说：“一直到了高东茂老师当级任，我才开始觉得：庄里人，并不就是没路用的人。”（5：31）也是经由阿顺的转述，我们知晓了高老师的历史——“他原是日本征了去中国大陆打仗的。可一去了大陆，却投到中国那边做事了。”（5：31）虽然小说对他在大陆为谁做事、做什么事都语焉不详，但对照后文，可以推测他这次是潜伏回台做工作的。

吃饱花生后，阿助决意带着阿顺去长满相思树的“后壁山”看一株他秘为“私有”的野蕃石榴树，借此向伙伴炫耀他的财产。出乎意外，那棵树上“连一颗待熟的、青涩的果子都没有。即连地上，也找不着一颗稍微成形的落实”（5：41）。此处伏笔对应着后文高老师逃离山洞后，“碗边还留着三四个熟透了的蕃石榴”（5：48）。正是这不着痕迹的一笔，写尽了高老师在野外求生的艰难不易。在这人迹罕至野地里，两个孩童又斗着嘴，鼓着劲终于走近了山顶碉堡旁边的山洞。在洞口撞见了正要夺路而逃的高老师。小说写道：

那人紧紧地握着一支短棒，收住正要奔逃的双脚，回过头来。啊！那是高老师么？脏脏的长发，深陷的面颊，凌乱而浓黑的胡须，因着消瘦和污垢而更显得巨大、散发着无比的惊恐的，满是血丝的眼睛。（5：44—45）

这“鬼魂一般的人”，是高老师吗？阿顺一眼就认出来了，阿助逐渐才敢确认。高老师以“极度恐惧的神色，左右顾盼着”，他的“一身衣服很单薄，污秽而且破烂”，散发着异味。他用“惊恐地、压低了”的声音，让他们先躲进洞再说，那声音像是一个“极其衰老的老人”（5：45）。

他靠着比较阴暗的一面石壁，坐了下来。他几次躲避了我们两双疑惑、哀伤而又同情的眼睛，终于低下了头。

“走吧。”他微弱地说：“走吧。”他忽然惊醒似地抬起头来，睁开寓藏着无量数的惧怖和忧伤的眼睛，“不要告诉别人好吗？不要告诉任何人。”（5：45）

师生这般不期而遇，他们没有过多的言语。此情此景，还能说什么呢？作为一个被追捕的逃犯，面对学生同情关爱的眼神，他只能躲闪。即便有满腔的关爱、嘱托与期待，想跟两个孩子倾诉，他也不能说，也无法说，他担心牵连了他们。无言以对，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关爱。因此，他接着又两次要求他们“走吧”，继而用高亢的声音赶他们“走，走！”，最后张着“空洞的、愁苦的眼睛”再次让他们“走吧”（5：46）。唯有赶走他们，才是真正地保护他们。这里的师生深情描写得真实感人，一直牵挂惦念着老师的阿顺，有多少疑惑想询问老师啊，可他明白最重要的是帮老师解决吃饭问题，他和阿助把剩余的花生都掏出来给了高老师，并允诺第二天早晨再送饭来。第二天，两人来到山洞时，不出所料高老师已经走了，舍不得恩师的阿顺再一次流泪了。正是在这个与高老师生死离别的场景中，阿顺与阿助也从此分道扬镳：

阿顺只是沉默地走着。我就这样跟着他一前一后地走在清晨的大汉溪山上，看见他久久就抬一次手拭泪的背影。一直到我跟过了那满开着铃珰花的花树做篱笆的，“客人仔蕃薯”的女人的家，不知为了什么，忽然觉得我不应该再这样跟着阿顺。让他一个人吧，我忽然对着自己说。我缓缓地立定了脚，在那欣然地开着粉红色的铃珰花的篱笆下，目送着阿顺一边拭泪，一边走远了。（5：48）

那在“小径上经高老师恢复起来的两个少年的”“不曾再松动过”的友情，随着高老师的消失，就此戛然而止。小说中写两个孩童的友情绝非只是避实就虚、躲避戒严时期审查的策略，也是左翼力量在岛上由崛起走向消沉的明证。阿顺和阿助分属于不同阶层，一个贫穷一个富裕，一个是佃农的后代一个是有势力家的孩子，他们在高老师（小说中是左翼力量的象征）的引导与帮助下，结成了亲密的友情，弥合了因经济与学习“智力”不同而来的裂痕，这是否也寓意着台湾贫富分化的两个不同阶层也能在左翼力量的干预下，放弃仇恨、压迫与歧视，走向团结、友爱呢？更进一步讲，是否寓意着如果台湾的这只左眼没有损坏，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也会共同携手，走向未来呢？然而，高东茂老师终是被抓捕枪杀了，这一切假设也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