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于我，一九五○年充满意义”
在那些年的台湾，成千上万的青年一生只能开花一次的青春，献给了追求幸福、正义和解放的梦想，在残暴的拷问、扑杀和投狱中粉碎了自己。另有成百上千的人，或求死不得，含垢忍辱，在严厉的自我惩罚中煎熬半生，坚决不肯宽恕自己。有一些人，彻底贪生变节，以同志的鲜血，换取利禄，而犹怡然自得。
那是一个崇高、骄傲、壮烈、纯粹和英雄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犹疑、失败、悔恨、怯懦和变节的时代。
而受到独特的历史和地缘政治所制约的、这祖国宝岛继日帝下台湾共产党溃灭以来的第二波无产阶级运动的落幕，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多少复杂的历史烟云，留待后人清理、总结、评说和继承。
——陈映真《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
正式进入本节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下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台湾左翼运动的历程。
1948年，中共在战场上赢得决定性胜利，掌握全国政权指日可待。蒋介石开始寻找后路，并选中了台湾。为确保这个最后的立脚点，国民党对岛内的左翼力量展开了大清剿。1949年9月，保密局逮捕了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随后又有44名地下党被捕。1950年1月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虽一度逃脱，但未几再度被捕。根据蔡孝乾的供述，国民党先后抓了1800多人，包括潜伏在国民党军高层的吴石、陈宝仓等人。台湾地下党遭受毁灭性打击。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残存在岛内的左翼力量陷入绝境。1952年，台湾军警扫荡了地下党最后的据点——鹿窟基地。至此，台湾已无成形的左翼组织。[1]
结合上述五十年代的历史背景，本节立足陈映真八十年代的左翼写作，在《乡愁式的左翼》一节的基础上更深入探讨陈映真左翼思想的根源、在文学上的表现，以及所产生的意义与影响。
五十年代历史关怀的个人缘由
九十年代，陈映真在《后街》中谈及1980年他从反省和批判台湾在政治经济与心灵的对外从属化的“华盛顿大楼”系列，转轨到以五十年代台湾地下党人的生活、爱与死为主题的《铃珰花》系列的原因时，自称是“把当代台湾人民克服民族内战、克服民族分裂的历史——台湾地下党的历史加以文学化的营为”[2]2。紧接着，他回顾了自己四五十年的思想生涯，写道：
命运却像是紧紧相扣的一个又一个环节，选择了他，驱使他在四五十年中，走过台湾当代历史的后街。正如他为《人间》杂志采访时，他看到的是饱食、腐败、奢侈、冷酷、绚丽、幸福的台湾的后街：环境的崩坏、人的伤痕、文化的失据……他走过的历史巷道，是小学吴老师的失踪；是枪决政治犯的布告；是被带走的陆家姊姊；是禁书上的署名和印章；是禁书为他打开的激进主义的世界；是他在政治监狱中相逢的五○年代残酷的政治肃清的大狱中一段激烈、喑哑、压抑着一代青春和风雷的历史……[3]
此间，我们了解到促使陈映真转向“清理、总结、评说和继承”五十年代历史烟云的直接动机或者说近因是台湾当代历史后街的人文崩坏，因为他认为这种崩坏与台湾在“冷战构造”下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严重歪扭有很大关系，所以《铃珰花》系列是“冷战形成的五○年代台湾的民众史在文学范围上的探索”[4]2；至于远因，则要追溯至少三点：一是童年时耳闻目睹的经历，二是禁书对他思想转变的影响，三是狱中与五十年代的左翼政治犯相遇。
一、儿时的印象、传闻和经验。
我们先从远因谈起，更多关涉的是陈映真本人的经历。在《后街》中，陈映真清晰地表述了他对五十年代肃清时的印象：半夜里被军用吉普车带走的级任老师；住在他家后院被人带走的外省人陆家兄妹；读台北成功中学时，每天早晨在台北火车站看到的枪决告示和在告示上看见亲人名字的民众的悲痛；以及在学校隔壁的青岛东路看守所等待探监的农村妇孺……其他同龄人也许会对此避之不及，善感敏锐的陈映真却“从看守所高高的围墙下走过，他总不能自禁地抬头望一望被木质遮栏拦住约莫五分之三的、阒暗的窗口，忖想着是什么样的人，在那暗黑中度着什么样的岁岁年年”[5]1。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见闻所引发的思索与提问深深地根植在陈映真年幼的心灵里，在那个肃杀的荒芜年代，青年陈映真，“突然对于知识、对于文学，产生了近于狂热的饥饿”。
二、禁书引发的思想转变。
小学六年级时，他从父亲的藏书里找到了鲁迅的《呐喊》，这本短篇小说集伴随他度过少年岁月。1958年考入淡江英专后，他想方设法搞禁书[6]2，偷读鲁迅、巴金、茅盾、老舍等人的作品。进而由文学转入社会科学，读艾思奇《大众哲学》、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乃至于《联共（布）党史教程》《政治经济学教程》《马列选集》等。谈及这些旧书的影响，他总结为：“我在旧书店和30年代、40年代的文学、思想与意识形态碰面，并交互影响激荡。具体的说，社会科学使我更深刻的理解30年代、40年代文学的内容，而文学审美形象的世界又使我了解了较枯燥的社会科学真实的内容，也就是人的内容，包括人的解放、自由及充分发展。”[7]3 在《“马先生来了？”》一文中，陈映真更是以感性之笔动情地回忆了当时的情境，及它们对自己思想的改变，他说：
当然，这些其实还是“外围”的、还是比较“浅”的书，已经足以全面颠覆我在台湾的教育养成过程中所接受的一切“内战—冷战”的价值。对于二十多岁的，读书不求甚解，文学气质远远多于政治的兴趣的青年，由于纯粹的命运中的偶然，在那严苛而荒芜的时代，因着那一条杂乱旧书店街里的破旧、发霉的书，一个人孤单地、恐惧地、亢奋地，一次又一次进行着思想的脱皮和蜕变。
我于是感觉到，通过这些“社会科学”的书，自己遂更加了解了鲁迅、老舍和巴金们；了解了他们杰出的文学作品中最深层的呐喊。我才恍然地了解到，在幼小的时代，大人们用耳语传说的，一些青年和老师，在那苍茫冷冽的、白色的五十年代失踪、赴死的时候，燃烧在他们心中的灯火，飘扬在他们的思维的天空里的旗帜，竟是什么样的灯火，和什么样的旗帜……
因此，当我在这些旧书上看到书的原主人留下的眉批、阅读时强调其重要性而圈下的圈子、画下的线，尤其是他们的签名、购书日期甚至印章，都使我心魄颤动，不能自已。我无法自抑地想象着这些旧书的主人被捕、被拷问、甚至被杀的命运和情景。他们留在残破的书上的眉批和姓名，像是一个奋力要为强被湮灭的时代与历史作证言和呐喊冤抑，在我当时的睡梦中，徘徊踟躇。[8]
这些旧书在“思想、知识和情感上”“一寸寸改变和塑造”了青年陈映真，并在他的“生命深处点燃了激动的火炬”。[9]2 这里有个历史背景值得注意，那就是在1945年至1950年间，中国三四十年代的作品被大量介绍到台湾，“日政下被抑压的台湾文学激进的、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传统，在这五年间迅速地复活，并且热烈的发展”[10]3；但从1950年开始，随着世界冷战结构的确立，“左翼的、激进的，经中国30年至40年发展下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思潮，在这个时代里，受到全面压制”，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遭到全面封杀，从此，台湾的思想、文化、文学与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特别是其中的左翼传统发生了断裂。[11]1 在这种条件下，陈映真与这些左翼“禁书”相遇，殊为不易，也意义匪浅——“陈映真在这样的相承相续里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也由此确立了他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12]
1964年，陈映真结识了日本年轻外交官浅井基文，是他思想的又一次重要转折。“他第一次生动地体会到，对于建立一个真正和平与进步的世界深信不疑的善良的人们之间，真挚又严肃热情的超国境的团结与友谊，是完全可能的。”[13]3 在思想封锁闭塞的年代里，依靠着过去的旧书没有办法建立起对当前世界的认识，浅井借身份之便提供了一扇通往激进知识的窗户。[14]4 由此，陈映真又往前迈进了一步。
大致在1965年，陈映真等“因着不同的历程而憧憬着同一个梦想”的几个年轻人，走到了一起，成立了读书会。据成员丘延亮回忆，读书会维持约三年，读书的内容至少包括：《毛选》、“老三篇”、《新民主主义论》《九评》《鲁迅全集》《苏金伞诗文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普列汉诺夫、费尔巴哈、三十年代文学、巴金、老舍、田汉、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易卜生、旧俄文学等。[15]5 他们以读书会为基础，开始进行组织活动，形成一个松散的组织，称为“民主台湾联盟”。
1968年7月，陈映真被台湾当局勒令逮捕，罪名是“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同时被捕的还有李作成、吴耀忠、丘延亮等三十五人，史称“民主台湾联盟案”。同年12月陈映真被判刑十年。
三、鲁迅的命运性影响。
谈及旧书对陈映真的影响，有必要再次探讨鲁迅对陈映真的影响。关于鲁迅对自己的意义，陈映真曾这样自述：
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在文字上，他的语言、思考，给我很大影响。然而，我仍然认为鲁迅在艺术和思想上的成就，至今没有一位中国作家赶得上他。鲁迅的另一个影响是我对中国的认同。从鲁迅的文字，我理解了现代的、苦难的中国。和我同辈的一小部分人现在有分离主义倾向。我得以自然地免于这个“疾病”，鲁迅是一个重要因素。[16]
“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17]2，陈映真的这两句话很值得三思。
据陈映真自述，他是在“快升六年级的那一年”偶然从父亲的书房里得到了一本鲁迅的《呐喊》。他曾这样描述自己阅读鲁迅作品《呐喊》后的转变：
当然，于今想来，当时也并不曾懂得那滑稽的背后所流露的、饱含泪水的爱和苦味的悲愤。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破旧的小说集，终于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我于是知道了中国的贫穷、的愚昧、的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全意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而当每一个中国的儿女都能起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上自己，中国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18]
正如钱理群所言，陈映真如此去解读鲁迅的作品——把鲁迅看作是现代中国的一个象征，特别是现代中国的左翼传统的载体，所感受到的，所认同的是鲁迅背后的“中国”。[19]2 自五十年代台湾左翼传统已被割裂的状况下，陈映真与鲁迅的相遇，是历史性的，“象征着、预示着在地表的断裂下的地层深处的相承相续”[20]3，未来的陈映真也在这相遇中确立了。
与鲁迅相遇开阔了陈映真的视野，使得他虽然置身于两岸分断的台湾岛屿，却始终以“一个中国”的立场看待台湾；另外，他还获得了从第三世界看台湾的视野。如日本学者松永正义认为，鲁迅所给予陈映真的，是与他的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观察台湾社会的广阔视野和清醒的批判力，这使得陈映真虽置身在“台湾民族主义”（即分离主义）的气氛中，却“还能具备从全中国的范围来看台湾的视野，和对于在六十年代台湾文坛为主流的‘现代主义’，采取批判的观点”[21]4。另外，陈映真是第一位把“第三世界”的视角，引入台湾文学和文学史的思想家。这得益于鲁迅从俄国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22]5 的启发。在台湾思想、文化、文学界，这样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视野与立场是鲜明而独特的，备受钱理群的赞誉，他认为陈映真赋予了台湾与文学以三重定位：“第三世界的台湾与文学，中国的台湾与文学，台湾的台湾与文学。”[23]
正因此，陈映真与许多台湾知识分子面对“中国人”这一指称时，有不同的情感反应，以及深刻的分歧。他写道：
几十年来，每当我遇见丧失了对自己民族认同的机能的中国人；遇见对中国的苦难和落后抱着无知的轻蔑感和羞耻感的中国人；甚至遇见幻想着宁为他国的臣民，以求“民主的，富足的生活”的中国人，在痛苦和怜悯之余，有深切的感谢——感谢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集，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24]
陈映真的孤独与坚定，皆深扎在他与鲁迅的精神相遇里。陈映真成为独立于党派外、体制外的“鲁迅左翼”批判知识分子传统的重要传人与代表。批判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以人为中心，对各种形态的奴役力量，进行无情的揭露与批判，永无休止，永不满足。
因此，与鲁迅“立人”思想一致，陈映真毕生的写作也是以人为中心，追求人的自由、解放和健全发展。他声言，“文学与艺术，比什么都要以人作为中心和焦点”[25]3，“永远要以弱者，小者的立场去凝视人、生活和劳动”[26]4。陈映真的这一基本信念、理想、追求和价值观，与鲁迅的“乌托邦”彼岸精神一脉相承。在小说创作中，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方面是自觉地以同情与宽宥之笔书写小人物在时代、社会与体制的挤压下生活的纠结与不易，抱之以理解、慰藉与包容。因此，在许多台湾知识分子眼里，陈映真最重要的精神品质就是他“同情一切被损害、被侮辱、被压迫的人们”[27]1。另一方面则是毫不留情地批判“后街”众生、底层民众的冷漠与麻木。与鲁迅对其笔下“看客”的态度相类，陈映真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对“国民性”的劣质严厉审视与批判的同时，陈映真还予以深刻的自我批评与剖析，这方面与鲁迅也是相通的。陈映真曾说：“写小说，对于我，是一种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并一向警惕，“激进的文学一派，很容易走向‘唯我独尊’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因此，陈映真被称为台湾最具“反省力与批判力”的作家。
坚持鲁迅式的彻底批判立场，陈映真从台湾问题出发，对殖民社会、冷战结构、两岸分断、民族分裂，以及大众消费时代人的异化等种种不合理的现状予以批判。他说：“放眼世界伟大的文学中，最基本的精神，是使人从物质的、身体的、心灵的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的精神。不论那奴役的力量是罪、是欲望、是黑暗、沉沦的心灵、是社会、经济、政治的力量，还是帝国主义这个组织性的暴力，对于使人奴隶化的诸力量的抵抗，才是伟大的文学之所以吸引了几千年来千万人心的光明的火炬。因为抵抗不但使奴隶成为人，也使奴役别人而沦为野兽的成为人”[28]2。最难能可贵的是，即使经历了对大陆“文革”由失望到理解的痛苦挣扎的精神历程，陈映真仍始终不渝地坚持“在权利之外，另求出路”的思想，他自觉地继承鲁迅“对社会永不会满意”的“真的知识阶级”[29]1 的传统，为“重建中国知识分子在权力之前，坚持良知、真理，为民请命，褒贬时政的传统精神”[30]2 而不懈奋斗。可以说，“当永远的在野派”[31]3，做“抵抗体制的知识分子”[32]4，是陈映真一生的选择与自我定位。
四、会见五十年代左翼政治犯。
1970年，陈映真被移监到台东泰源监狱。在那里，他遇见了五十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前后全面“肃清”时代被投狱，在狱中已度过约二十年的百余名左翼政治犯，这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他所言：“使我和台湾史缺失的这部分接上头了，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使我觉得自己的想法并没有错，且值得再坚持下去。”[33]5 对此，他在《后街》中深情地回忆道：
在那个四面环山，被高大的红砖围墙牢牢封禁的监狱，啊，他终于和被残酷的暴力所湮灭、却依然不死的历史，正面相值了。他直接会见了少小的时候大人们在恐惧中噤声耳语所及的人们和他们的时代。他看见了他在青年时代更深人静窃读破旧的禁书时，在书上留下了眉批，在扉页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签上购买日期，端正地盖上印章的那一代人。在押房里，在放风的日日夜夜，他带着无言的激动和喟叹，不知餍足地听取那被暴力、强权和最放胆的谎言所抹杀、歪曲和污蔑的一整段历史云烟。穿越时光的烟尘，他噙着热泪去瞻望一世代激越的青春，以灵魂的战栗谛听那逝去一代的风火雷电。狱中多少个不能成眠的夜晚，他反反覆覆地想着，面对无法回避的生死抉择、每天清晨不确定地等候绝命的点呼时，对于生，怀抱了最渴切的眷恋；对于因义就死，表现了至大至刚的勇气的一代人。五十年代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台湾，籍不分大陆本省，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的一代人，对于他，再也不是恐惧、神秘的耳语和空虚、曲扭的流言，而是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他会见了早已被故乡腐败的经济成长所遗忘的一整个世代的人，并且经由这些幸存于荒陬、孤独的流放之岛的人们，经由那于当时已仆死刑场二十年的人们的生史，他会见了被暴力和谣言所湮灭的历史。[34]
在狱中与五十年代肃清侥幸存下来的无期徒刑政治犯们，宿命的、历史的会合，对陈映真的影响是深远的。青年陈映真的战友刘大任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及说，年轻时的陈映真和他，在文学方面，基本都是鲁迅的道路；在政治方面，基本反映“内战延续论”的观点；虽然“不能代表当前台湾的主流”，他们却都坚信：“非主流终有转化为主流的一天”。然而，后来两人却分道扬镳，走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产生这一分歧，或者说陈映真坚定不移地走“统派”的社会主义路线的关键，在于陈映真这七年的狱中“洗礼”。正如蓝博洲所分析：
尽管“道路”和“观点”是一致的，彼此之间在如何看待新中国的革命问题上还是不同的。正因为有过那样直面被湮灭的历史的经验，陈映真后来才会有不同于他那一代人的发展与坚持吧。设若他在被捕前也去了美国而不是到那“高高的围墙”里头，那么“受到激动的‘文革’风潮的影响”的他，恐怕也很难摆脱“文革”以后的历史发展所带来的疑惑与失落吧。如果不是有过不同于同代人的生命经历，后来的陈映真也许不过只是另外一个自我流放海外的“蜉蝣群落”吧。[35]
即使不是去海外成为“蜉蝣群落”的一员，留在台湾，陈映真能免于部分乡土作家后来深陷“台湾民族”论述的泥淖，或者成为“台湾分离论”主张的支持者，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是关键所在。可以说，在狱中与在台共产党员的相遇，让他成为台湾本土左翼的“精神党员”，并由此明确了自己写作的意义：“为了世界上无数的，在遭人湮灭的角落里，为着不肯释手的生命中的一盏灯火，而正在受尽囚锢、拷问之苦的，被全世界遗忘的人们而活，而写作……”[36]2 恰如马雪所评析，泰源监狱时期对于陈映真来说，如同第一个“蛰伏的时期”之于鲁迅，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在这期间，一种“生命的”“原理的”陈映真形成了——左翼的、反帝的、民族民主的自觉，成为陈映真思想与文学最坚固的磐石。[37]
从冷战架构看台湾的1950
从远因看，1950年是两岸分断的历史原点。要厘清台湾在冷战架构下所付出的重大代价——“民族主义的消萎；民主政治的滞抑；整个工人阶级的牺牲；历史的模糊化；安全体制下、大众消费文化下，文化和思想进一步贫困化；台湾自然环境的重大破坏；豪游冶荡的泛滥对人和社会的残害，和教育的全盘破产”[38]1，必须重返1950年，因为1950年对理解台湾的近代史至为关键。早在1987年陈映真便在一篇访谈中指出：“对于我，一九五○年充满着意义”。其原因如下：
其一，1950年冷战体制下，韩国、土耳其、希腊、中南美和台湾岛以“民主”“自由”等美名为掩护，以“异端”之名对左翼力量进行世界性、组织性的屠杀。他说：
一九五○年是个重要的世界现代史的年份。明显地，第七舰队封守海峡的五○年，肃清在台湾加快了速度，加深了深度。同一时期，日本、韩国、土耳其、希腊……进行着沉默而猛烈的肃清。一直到今天，特别在辽阔的第三世界，这惨烈的斗争在世界范围内的“南—北”“东—西”复杂的矛盾中绝望地进行着。[39]
在具全球意义的异端扑杀运动中，显露了人类残酷的极致；当无数被扑杀的人们，因着一面旗帜超越了组织的暴力与恐怖；革命后政治和权力的退颓，因着五○人对于残酷和愚昧，化肉身为齑粉的抵抗，受到远远比犬儒的、右翼的、地方主义最恶毒的诟嚣还要严苛的批判。当五○年代台湾的肃清，和同年代韩国、土耳其、希腊的肃清连结起来，我们看见四十年来在“自由”“民主”“人权”的美名下刻意湮灭全球性的、史无前例的异端扑杀。[40]
其二，1950年肃清的“整地”意义，成为台湾发展史上诸多重大转折的历史原点，却一直有意或无意地遭到漠视，甚至遗忘。他说：
一九五○年后在战后台湾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绝不能忽视肃清的“整地”意义。战后四十年来，台湾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社会和经济发展，对“阵营”被迫和自愿的屈折与扭曲，丧失民族的主体性格，以及国土和民族分裂下民族主义的摧折和一九五○年开始的肃清，都有深远曲折的影响。[41]
（可以说，）一九五○年是中国国土和民族长期分断的历史原点；是这四十年以来“国家机器—企业—外资”的“三边联合”结构下达成赖以发展的原点；是战后台湾冷战的、依赖的、反民族——非民族化的整个文化形成的原点。[42]
然而，不只是异端扑杀的历史本身，更重要的是历史的世界和中国现代史的意义，完全被制度性地湮灭了。杀人者固然要湮灭证据，被杀害的人们也在肃清后的冷战意识形态中，在反共—反中国的悒结中，歪曲地理解那历史的悲剧，在不知不觉中协助湮灭证据的罪行。[43]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陈映真的小说里有强烈的“回到历史”的驱动，并不仅仅是面对历史中被压制、被击败的希望之光，更是企图面对历史中的黑暗，并提出警戒。[44]
重返五十年代的意义
上述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在八十年代终于能“冷静地回想那个时代的意义”时，陈映真创作了小说《铃珰花》系列，自述主要“描写五○年代在肃清之下人的限度和可能性，写人在组织性的恐怖中怎样睥睨黑暗和死亡，非但不曾使人在绝望中还原成动物，甚至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生之光芒和尊严”[45]2。“如何留下这段在台湾的红色革命及被暴力摧毁的历史，如何确保这段属于左翼的历史不被消灭、湮灭与污蔑，如何承继前辈的精神与未完成的任务”[46]3，对陈映真来说，是个迫在眉睫的重任。因为这“是对向着历史的近代跃动的台湾和中国的审视和思考，也是对于我自己的思想和过去的实践的审视和思考”[47]4。也许陈映真希望他所见证的历史与人，能免于灰飞烟灭，能裨益于来世有心之人。对这段历史极为熟稔的后来者蓝博洲说：“实际接触了那段历史的我认为，陈映真先生显然已经通过这篇小说《赵南栋》向历史缴交了他个人的答卷。”[48]
一、唤醒五十年代的历史记忆。
从题材来看，《铃珰花》系列包括陈映真早期的作品《乡村的教师》《故乡》等都是以台湾左翼分子在白色恐怖下的命运为书写的主题。那么，台湾左翼的追求与主旨何谓？造成两岸长期分断以及日据以来的台湾左翼传统断裂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对陈映真个人，乃至于对台湾进步运动的发展有何意义呢？在一次访谈中，陈映真曾如此回应“左翼”的称谓：
所谓的左翼，就是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不仅仅瞩目于进步，经济发展，东西多而已，而是我们关注到这个过程里面一些弱小者被当作工厂的报废品，不合格品一样被排除出去的那些人，为什么关心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穷，我们才关心，穷人都是好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站在人的立场，人毕竟不是动物，不是靠森林的法律来生活，人固然有贪婪、欺压别人的行为，可是内心的深处也有一种需要去爱别人，去关心别人，去帮助别人。[49]
“左翼”的核心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关注弱势群体，懂得爱人、关心人和帮助人。如果没有左翼会怎样呢？陈映真在访谈中指出：“战后台湾思想的特性是缺乏了左眼，左眼或许没什么重要，但人一旦失了左眼，平衡就有问题。”[50]2 当今台湾左翼中兴力量的代表人物之一陈光兴的论述恰是对陈映真这番话的展开与延伸：
左翼思想在台湾从来就是反压迫、争平等的理想主义的产物，而台湾战后半个世纪的路途表面看上去富裕繁荣，实际上问题多多，包括社会割裂、人心分化，包括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五十年间被割去左眼确实是主因之一。在世界的范围内进行比较，台湾是少有在主流政治舞台上没有左翼力量的地方，堪称一枝独秀。[51]
因此，陈映真重返五十年代的首要意义，就是唤醒大家的记忆，重新续接上台湾的左翼进步运动。正如蓝博洲所说，通过陈映真的小说与报告，战后出生的台湾青年一代才第一次具体地触及到长久以来台湾社会“夫不敢传妻，父不敢言子”的恐怖政治的历史源头。他也因为这样的启蒙而开始有了想要进一步认识台湾历史的渴望。[52]
这就涉及1949年至1987年台湾戒严时期的历史背景。在此，我想引用陈映真与陈光兴的论述做简要概述：
当台湾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怀抱着马克思主义奋不顾身地要改变命运和世界的工人和农民，被一切有权、有势、富有、体面而有知识的一切“体制”当做异端传布者异教徒、叛国者和恶疾传染者一样被追缉、拷问、枪决、监禁、破身亡家而至“种族灭绝”。[53]
……出道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台湾作家早有体会，不可触碰左翼禁忌。与国民党左翼禁绝同时的，是接下来二十年国民党政权的“保台”走向成为分离主义的温床，结果是到八十年代台独从暗流浮出地表。根据陈映真九十年代的陈述，正是这样一些强烈的危机意识使得他致力重返当年台湾地下共产党人的历史。五十年代这批地下党人惨遭枪决、入狱，活下来的后来也事实上被监禁在整个社会总体上反共亲美的牢笼中。[54]
五十年代的左翼力量被当局当作“异端传布者、异教徒、叛国者和恶疾传染者”一样枪杀、收押，甚至“种族灭绝”，那些少数幸存者也被“监禁在整个社会总体上反共亲美的牢笼中”。这些人成为戒严时期的禁忌，是“夫不敢传妻，父不敢言子”的政治红线。戒严时期如此，解严之后呢？他们是否洗清冤屈、重见天日了？从陈映真九十年代的论述中，我们了解到，答案是否定的。他曾痛心疾首地指出：
一九八八年，政府宣布解严。但至今没有一个在解严后不惮于主张“人权”“民主”和“自由”的教授、政客和名人为一九五○年反共肃清的罪案做过什么清理、调查和研究。没有。没有一个自称进步、民主、自由的学者，提出过对于那充满了压抑、虐杀、拷问、歪曲的“战后”加以清算、复权，并全面颠倒冷战历史之论述的要求。解严以后，没有一个报纸、言论人、教授和学者，真诚地为他们在充满了非理和荒废的戒严时代，自己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成为戒严的非理和暴力之共犯，表示过忏悔与羞耻，却大模大样地扮演着来自前进、民主、自由、正义的谑戏的角色。[55]
五十年代至关重要——是台湾、大陆、东亚区域与世界史的分水岭，两岸分断、全球冷战确立于此时，从此亲美反共成为台湾战后至今的基本思想走向。[56]2 然则，整个知识界、思想界、文化界却异常的沉默，噤声不语。而陈映真认为挖掘他们奋斗的历史就是在衔接被切断的历史观，因为这不仅是把台湾重新连接上中国革命左翼路线的关键，也是在岛内的战斗位置上“克服民族内战、克服民族分裂”的关键。而且只有重新接上当年地下党人反帝、反封建、重建公平公正社会的理想主义，才能真正理解当年他们不畏牺牲的思想与精神意义。[57]1 这也是陈映真从七十年代直至去世一直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所在。后文会论述陈映真八十年代后半期至新世纪的主要关注与贡献所在，在此略过。总之，此间的陈映真恰如蓝博洲所言，从台湾近现代左翼运动的历史长河来看，历史恰恰在这里让陈映真扮演了一个承先启后的角色。
二、激励同路人前行。
本小节拟引入蓝博洲的事迹和陈光兴的评论作为结束语，两人皆是当前台湾左翼的中坚力量，皆受陈映真的影响。上文曾提及因为陈映真报告与小说的启蒙，促使蓝博洲有了想进一步认识台湾历史的渴望。1987年，蓝博洲加入了陈映真主持的《人间》杂志，并被安排撰写陈映真策划的“纪念‘二二八’四十周年台湾民众史”专题的报告之一。正是此次活动中，他“发掘”出了牺牲在五十年代白色恐怖下的台籍中共地下党人郭琇琮的事迹，并撰写了以郭琇琮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美好的世纪》。在《人间》杂志刊出后，获得超乎意料的反响。
“写了《美好的世纪》之后，我知道我那长期找不到出路的思想已经找到了安身立命的道路了，我已经被那个时代的历史与人物所吸引而决心将我的人生投入挖掘这段被湮灭的历史。”[58]2 由此，蓝博洲真正走入长期被湮灭的历史现场，挖掘整个台湾社会在战后经历的创伤和哀痛、遗忘和记忆，其后数十年来不断将那些为了国家、民族前途而英年牺牲的台湾进步人士的热血事迹公之于众。陈映真先生的情怀、栽培和支持，无疑对青年蓝博洲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像蓝博洲这样的事例，绝不是个例，还有许多。
至于陈映真重返五十年代的文学书写，对左翼政治犯及其家属的抚慰，对同路人的激励，拟引用陈光兴的一段长文证实，并作为本节的结尾。陈光兴写道：
从思想的观点来回顾台湾战后左翼，因为高压的政情，文学不得不以隐讳的方式夹带思想、欲望与身体，挤压出来的美学力量，却在深层的地下渠道中串连出藏身社会幽暗角落中偷偷落泪不能出声的同路人们。早期的六十年代如此（《乡村的教师》对于理念大前解的困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更进一步开始把压抑历史重新纳入讨论的议程（展现在《铃珰花》），说出不见天日的心声、对社会开始提出对九泉下的同志们进行平反的诉求（《山路》该是最早对受难者家属产生抚慰作用的社会文件）。更重要的是对左翼的下一代解释没人诉说清楚的他们被污名化的父母，让他们及家属重新获得该有的尊严，同时又让死去的、活着的同志能够提出内心真诚的发问：该如何评价今天社会主义的实践？（阅读了《赵南栋》的赵南栋与赵尔平们，该释怀于自己的境遇，地下有知的宋蓉萱、林添福、蔡宗义们，或许能感念于活着的作家替她/他们问了身后难以放过的疑问。）九十年代，被湮灭的历史、被践踏的同志，终于走向台前，陈述着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的伤感、无奈与无怨无悔（猜想读了《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还活着的党人们，能够让伤口稍稍复合，最后可以含笑地下）。最终，作家做到的是开始撰写战后左翼的心灵史，让落单的人们能够重新归队，让没有历史的后辈们可以在心灵上进入历史的轨迹，找到归属，知道该如何摆放自身所处的关系位置。[59]
让落单的左翼志士重新归队，让无根的左翼后代在历史轨迹中找到归属，也许这就是陈映真重访左翼精神山路最大的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