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万商帝君》：“跨国公司的必然性格”
陈映真在一次访谈中曾坦言，《万商帝君》是“比较深入探讨跨国企业下的文化、民族认同、人间疏隔这些问题”[35]2。《万商帝君》的故事发生在台湾莫飞穆国际公司，由三条线索交错互补，发展而成，以此塑造了“跨国公司的必然性格”[36]3。第一条线索，讲述的是公司管理层外省经理陈家齐与本省经理刘福金的由冲突到“和解”故事——为争夺在公司的地位与话语权，两个在国家、民族、政治社会等观念上有着巨大分歧从而陷入矛盾龃龉的跨国公司职业人，最终透过对跨国资本主义体制的完全臣服握手言和，达成“和解”。第二条线索，叙述的是林德旺的故事，与第一条线索交错进行——身处公司底层的普通职员林德旺由于无法融入跨国公司所象征的“大美国秩序”，而陷入自卑自哀自怨，终至自弃的疯狂状态。第三条线索，通过Rita的故事，意在展现基督教对现代人精神救赎的无能为力，并由琼的出走来探索现代社会更有效的宗教救赎方式。因为在《十字架下的哀泣》一章第四节专文讨论了第三条线索，本节着重探讨前两条线索。
“三C派”与“管理教授派”的正面交锋
陈家齐，台湾F大学化工系毕业，赴美国读了三年书后，遵父命，回台报效国家。在莫飞穆做了五年的业务部经理，有着丰富的市场实战经验，业务成绩显著，如果不出所料，他会名正言顺、水到渠成地坐上企划部经理的宝座。不料，美国波士顿总公司在当年3月下达了一个指示，要加强各分公司人员干部的品质管理，“尽量以受过各项专业教育的人为今后各分公司人事资格的首要考虑”，“尤其是企管硕士（MBA）的需要性，更为紧迫”（4：127）。于是乎，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具有土产企管硕士学历，并曾在一家著名的美国药厂做过三年企划部副经理的刘福金在公开征选中脱颖而出，成为企划部经理。这无疑给了陈家齐“一记意外而且沉闷的打击”（4：128）。然而，老到沉稳的陈家齐却沉得住气，不露声色。他依旧每天刻苦勤勉地在办公室忙碌着。
刘福金走马上任后，陈家齐很是不屑于他“一副没下过市场，光会念书、考试的嫩模样”（4：129），因为刘福金的英文名字是King H.K.Lau，上海籍的陈家齐听刘福金名字的台湾话读起来酷似H.K.便为他取了“香港”的外号，并敏锐地发觉了他的“台独”倾向。小说主要通过刘福金主讲管理训练课和关于小型铁板烤炉的营销业务会两件事，表现陈家齐和刘福金之间的勾心斗角、省籍矛盾，及政治观点的分歧等。
刘福金在台湾莫飞穆主讲的管理训练课，是波士顿的总公司有计划、有预谋的“整训我们在全世界二十四个国家驻在八十二个分支机构中的中级以上管理干部”大型活动的组成部分，目的是将全球各地跨国公司职员的思想统一于跨国资本主义体制的理念下，从而成为超越国籍、民族、种族、意识形态、政治观点等种种限制的“世界的管理者”（Global Manager）。对此，总经理哈瑞·布契曼在开场讲话中开宗明义，直言不讳。
他首先阐明了跨国公司的性质。“像莫飞穆国际公司这样一个多国籍企业，是人类有史以来，头一次有能力借着现代组织、科技、资金和理念把这人类所居的地球，当做一个整体，加以管理、经营，并且卓然有成的机构。”（4：133—134）其营销的特点在于“借重全球性现代传播科技的发展，使我们不但能够对新的顾客卖老产品——例如把过时、过样的车子和电化产品，卖给第三世界；也能对老顾客卖新东西，例如把最新研究发展的昂贵结晶，卖到第一世界”（4：134）。为了达到营销的目的，则要讲究管理技术、知识与策略，因为“我们卖的不只是各种产品。更重要的，我们卖的是一种理念、一种文化。进步的、合理的、舒适的、享受人生的理念和文化！”最后宣布：“莫飞穆国际公司的全球性管理训练会议，已经决定在台湾举行！”（4：134）顿时，掌声雷动，身处第三世界的经理们在亢奋中无条件地接受了这套“改头换面”了的剥削理论。自此，以“世界的管理者”自诩的兴奋和严肃的责任感及自我期许，逐渐弥漫在公司的每一个经理室中。
刘福金主讲的课程，不过是具体地阐释哈瑞·布契曼的上述观点。一个多月的训练会议结束后，刘福金在公司管理者同僚中，很快地建立了一定的威信，并且赢得了“管理教授”的美誉。由此，台湾莫飞穆国际公司的管理层，微妙地形成了两派：以“管理教授”刘福金为中心的少壮一派，多是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经理和主任，被称为“管理教授派”；另外，则是以陈家齐为首，从实务体验来的公司资深经理为中心的“三C派”。陈家齐与刘福金的矛盾也隐约地半公开化了。
此外，陈家齐最早警觉到刘福金的“危险思想”。公司里风传刘福金宣称“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而是山地人和荷兰人的混血人种”，理由是台湾人经过几百年的变迁，已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台湾有独立的台湾话、独特的文化和社会，并认为党外运动就是“台湾人”寻求新的“自我认同”的运动，美国人特别疼“台湾人”等（4：147—148）。
上海籍的陈家齐是一个“在台湾越来越少的传统中国家庭长大的孩子”（4：148），从小在退役将军父亲的耳提面命下，立志“报效国家”。因此刘福金的“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论，“很深地激荡了他深在的宗教情感和爱国忠党的心怀”（4：149）。作为曾经留美时“反共同盟”的中坚分子的陈家齐，在政治上比刘福金老到得多。他知道，在台湾妄论政治是一件危险的事。因此，“他依旧沉静、劳苦地工作，依旧绝口不谈政治”（4：149）。陈家齐小心、谨慎地避免同“可以预测的刘福金的破灭”扯上任何关系，以免影响他在台湾莫飞穆的工作，因为：
对他，在台湾莫飞穆国际公司的工作，早已不只是金钱和地位的获得，而是对工作和成就——从台湾伸向以全球为舞台的工作和成就——的嗜狂。他是绝不让任何事物、任何人破坏他与台湾莫飞穆国际公司肉血相联的关系的。（4：150—151）
陈家齐笃定地工作着，他以具体的业务成绩向着“管理教授”的权威形成逼人的包围态势。直到两个阵垒在一个关于小型铁板烤炉的营销业务会议上开了火。
台湾莫飞穆第一次计划从意大利进口一种牌名叫Rolanto的小型铁板烤炉，准备在台湾开拓市场。刘福金雄心万丈，想把Rolanto销到“台湾广泛的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4：152）。他做出预判的依据，主要有二：一是台湾社会已进入了“大众消费时代”；二是在Marketing时代，消费的需要“是可以创造、可以操纵、可以管理（manage）的”，因此企业要迅速、广泛地把产品推销出去，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行动地‘开发’人对商品的欲望”（4：155）。正是基于“创造欲望”这一哲学，刘福金开展了把Rolanto向“广大的台湾农村”推广的计划。他说：
在当前，台湾有一场乡土文学论战，乡土成了最流行的时髦语：文学家写乡土，画家画的是乡土，摄影家拍摄的也是乡土。但是，So far，还没有人把商品和乡土联系起来，Rolanto就是这个产品！（4：156）
接着，会议室放映了刘福金他们制作的有关在台湾农村推销铁板烤炉的广告。他声称这次广告是一个实例，用来说明“如何使整套marketing计划，具体化为一种可以感染和传播的意念，达到‘改变意识、创造欲求’的目的”。在刘福金看来，他这种“行销取向”营销观念与营销手段，已稳稳地打败了陈家齐那种过时了的“销售取向”。
然而，陈家齐显然有备而来，做好了反击的准备。他先是充分肯定了刘福金前面所讲的营销观念，因为这等于变相地称赞了总经理布契曼的思想。针对刘福金的产品创造需求理论，他不乏揶揄地说：
“一般地说来，我同意H.K.关于透过marketing plan为我们自己口袋中的产品创造需求的理论……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为了将我们的Rolanto打进每一个台湾农村中的每一个家庭，H.K.把他所最珍贵的东西：例如‘乡土文学’；例如他的台湾情感，也拿出来交换……一个优秀的Marketing Man，应该学会不惜以任何东西，包括他自己的宗教，去换取消费者对产品的认识、意识、兴趣、需要，以及，先生们，最终掏出钱来，完成购买的行动。And H.K.is that marketing man.”他说，“刘福金就是这样的企划人才。”（4：162）
小说中，陈家齐对刘福金等“台独”之流，精致、准确地嘲笑与攻击，何尝不是现实中陈映真的真实心理呢？《万商帝君》作为陈映真“后乡土文学论战”时期的一篇作品，他对“台独派”再也没有了《夜行货车》中的谆谆诱导和殷殷希望，而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这也反映了陈映真等这些八十年代初的“胜利者”的一无所获，从而面对愈演愈烈的“台独派”而产生深刻的败北感。
陈家齐接着就广告片发表意见，他指出，广告要有针对性，而片中所理解的那种田园时代的台湾农村在现实中已不存在了，因为台湾农村和台湾“在国际性的marketing计划长年的工作下，几十年来，使她发展出一种现代性，先生们，一种统一在国际性统一规格的物质和精神商品下的现代性，从而逐渐丧失了它传统的特性”（4：165）。他继续说：
作为一个跨国性企业的管理者，应当深刻地理解到我们跨国企业体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一项和平、无声的革命：相应于我们跨国企业商品在品质上的统一性，我们创造了一个没有文化、民族、政治、信仰、传统的差别性的，统一的市场！（4：166）
陈映真借陈家齐之口说出了，古老的亚洲第三世界已然“和平而自然地”泯灭了传统个性，沦为西方资本社会所创造的具有国籍同一性的文化、思想和价值的附属殖民地的事实。刘福金的Rolanto营销广告显然脱离了当前台湾农村的实际，是不可能达到他所预期的结果的。会议结束后，“每一个与会的人知道陈家齐已经结结实实地打倒了‘管理教授派’的刘福金”（4：170）。然而，这胜败却被为了即将到来的“国际性会议”的某一种兴奋和某一种对未来的期许所冲淡了，大家全力投入到会议的筹备工作中。
“花草若离了土……”
小说伊始，管理训练会结束后，会场上只剩下林德旺独自一人骂骂咧咧，他指斥刘福金：“有什么用？哼！全是纸上谈兵！”（4：126）之所以叱骂，因为在多日“细心地看着陈经理，连一点点细节也不放过”（4：129）后，他发现了陈家齐与刘福金的矛盾斗争。作为一个自以为正在接受考验，且无比忠诚于陈家齐的人，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站在陈家齐的阵营。
原本只是海关事务科联系员的林德旺并不曾被列入受训名单，为此懊恼、羞耻的他躲在型录档案室里，苦思冥想：“陈经理应该圈他参加管理训练会的，他痛苦地想。经理。他多么想当一个经理。”“陈经理明明知道，我忠心、可靠……陈经理看得见我任劳任怨，对不对？我已经好几次暗示过他，我是他最忠诚的人，我是他派下唯一的秘密的干员啊。”他转而安慰自己：“其实，他也好几次暗示过我：要升，要升。升，升！”（4：136—137）由此，林德旺回忆起在上个月他花了巨大心血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专门设立海关事务部，由他担任经理。当他小心翼翼地呈送给陈家齐时，却被对方生气地丢进纸篓里，并怒言：“以后，你给我省省，省省！”闻听此言的林德旺不仅没恼火，反而微笑着回到座位上，他以阿Q式的诡异逻辑安慰着自己：
——其实，“省”，就是“升”。升升。升！升！他的意思，就是要升我。升我做经理啊！
他感激得想哭。陈经理那么生气，其实，他想：其实是一种掩护。他确实相信，陈经理已经和财务部的老金，人称“财神”的，配合好了，要一举推翻“香港的”一派，林德旺出神地想：他对我生气，就暗示他已经把我算在他的一派。由于目前时机尚未成熟，故意用表面的敌意来保护我哩。林德旺严肃地想着。（4：140）
就在这般微妙、不可思议的心理安慰下，他以帮小妹把十几杯茶端进会议室为由，在众人的诧异中出现在了第二次训练会上。
林德旺之所以有这么异于常人的逻辑和心理，根本原因是他太渴望成功了，渴望在这令人瞩目的华盛顿大楼里出人头地，而后衣锦还乡，一雪从前之耻。小说通过一个细节予以透露。原本在财务部当办事员的林德旺有一次无意撞见上司老金与布契曼的秘书Lolitta躲在会客室里“乱搞”后，便陷入极端恐惧的状态，担心老金为“报复”而逼他离职。在确信自己不会被开除，只是被调到陈家齐的业务部后，小说有段深入细微的心理描写，来呈现“台湾莫飞穆”在林德旺心中的分量：
他想：如果要他离开台湾莫飞穆，他宁愿一头从七楼栽下这宫殿一般巍峨的华盛顿大楼。冷气、地毯，漂亮的办公桌椅，漂亮的人们……这全是“成功”和“出世”的象征啊！他躲在厕所里，一个人流泪，一个人安慰自己，一个人笑。他下定决心成功。离开台湾莫飞穆，他再也没有更好的机会和乡下的父母那种粗鄙、辛苦的生活一刀切个两断。（4：141—142）
“台湾莫飞穆”于林德旺而言，已绝非单纯的工作之地，而是他实现“成功”与“出世”梦想的最佳跳板，是他人生价值和情感归属的唯一凭依，是他的全部。在莫飞穆“成功”的最佳标志莫过于成为“经理”，因此“对于林德旺，Manager像是一个神奇的咒语”，他的崇拜无以复加。
只要是Manager要他办的事，公事，自不必说，就算是办私事——例如帮Manager到银行领钱；打电话叫修车行的人来修Manager的车子；送钱给在西门町等着的Manager的太太……他都特别卖力，而在办完以后，奇怪地感到特别的光荣。（4：206）
不知不觉间，林德旺把Manager当作了人生至高无上的光荣，尤其是跟姐姐素香赌气后，他“更是含悲茹念，发奋工作，紧跟陈家齐，深深地相信陈家齐把他升起来当业务部下一个Manager的日子，一定会来到”（4：207）。然而现实是，在“公司里的男男女女，全是大学毕业的，体面漂亮的男男女女”（4：183）间，三专毕业、一年到头一身寒碜衣服的林德旺着实卑微至极。林德旺的悲剧在于，他认识不到自己的普通，反而在“成功哲学”的引导下，把“成功”作为赢得别人尊敬和实现自我的唯一路径，把正常的工作安排看作对自己的挤压与折磨，把上司的情绪看成是对自己的考验。随着刘福金的到来，林德旺看准了一次“派系”斗争的机会，自以为可以凭此一举成功，却反而陷入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这个年轻的自言自语者，一贫如洗，毫无资历，却被激发出敌我阵营分化，自己被委以重任的幻象，结果只是徒劳与绝望。最终，当发现连国际会议也没有他的份时，他彻底绝望了，不停地、无助地流泪：
他想起陈家齐。把整个心都掏出来了，陈经理还是不要他。他弄不懂为什么。整个公司上、下、里、外，就没有他可以待的地方。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肯开扇门，让条路，叫他进去……那样子折磨我，出各种各样的状况给我，考验我吧，我不是全过了关？但是，国际会议，就不让我参加！他感觉到他整个的心都要被一种无以分说的悲痛压碎。耗费了几年的时间，使尽了一切的力量，却仍敌不过那一股强大的阴谋，在暗处睥睨着他、折磨他、试炼他、玩弄他、欺骗他，最后还丝毫也不顾惜地，一脚踢开了他，宁愿把公司里所有的白痴、马屁精……全都请进公司的一场大拜拜：国际会议，却独独把他留在门外，使他受到最大的羞耻……（4：189—190）
在这“最大的羞耻”打击下，林德旺“感到无比的疲倦，心中充满着无由分说的绝望、羞耻和惊恐的感觉”（4：179）。他的眼前一片黑暗，这黑暗深渊即将吞食了他。林德旺也意识到这迫在眉睫的黑暗，“现在他觉得最重要的事，莫过于尽一切体力和心力，去避免因少年那一场大病入院前的那一段可怕的、混乱的地狱般的日子。他想，无论如何，要渡过这一关。然而，恐惧、忿怒、悲伤、羞耻、失败、沮丧、自己恨自己……这些又多又强烈的感觉，像猛然从崩塌的鬼门关汹涌而出的恶鬼，向他喧哗着扑来”。
林德旺因为在莫飞穆受辱而陷入黑暗、错乱，乃至疯狂的境状，很容易让人想到卢梭的浪漫主义小说《新爱洛依丝》中年轻的主人公圣普罗伊克斯迈出了从农村到城市的第一步——对未来的几个世纪的千百万年轻人来说都是一个原型。圣普罗伊克斯体验到，都市的生活“是一些团体和阴谋小集团之间的不断冲突，是各种偏见和相互冲突的见解不断的潮涨潮落……每一个人都不断地把自己置于与自己相冲突的境地”，在这个世界里，“好的、坏的、美的、丑的、真理、德性都仅仅具有地方的和有限的性质”。在这种环境中过了几个月后，圣普罗伊克斯自述：
我开始感到这种焦虑和骚乱的生活让人陷入的昏乱状态。由于眼前走马灯似地出现了如此大量的事物，我感到眩晕。在我感受到的所有事物中，没有一样能够抓住我的心，但它们却扰乱了我的情感，使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应当归属的对象。[37]
小说中，林德旺在莫飞穆的困惑与恐惧，与之类似，他看见了陈家齐与刘福金的斗争与冲突，将自己想象为陈家齐的忠实跟班，把刘福金的出现看成总经理布契曼对陈家齐的考验，把自己身处底层所受的屈辱与折磨看成陈家齐对他的考验。由此，林德旺陷入焦虑和骚动，心理的眩晕和昏乱，各种经验可能性的扩展及道德界限与个人约束的破坏，自我放大和自我混乱，大街上及灵魂中的幻象……纷繁复杂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这种幻象扩大的结果是他处处感受到“震惊”——震惊于经理陈家齐对其忠诚和才能的漠视，震惊于自己不惜与家庭决裂而效忠的莫飞穆公司对他可有可无的不屑，震惊于台北街“陌生、黑暗、幢幢独立”的林立高楼对他“满怀着无可测度的恶意”（4：179），震惊于路边小店的食客享受“人肉”的安然若素……作为旁观者，我们知道这一切不过是林德旺的意念与幻觉，可是局内人林德旺却为此痛苦地深陷其中，因为这些正是他内心焦虑与恐惧的投射。刺激他最痛彻的莫过于人与人之间的倾轧恶斗，莫过于“人吃人”的挣扎，陈映真运用鲁迅《狂人日记》中的“吃人”手法，精彩地描写了林德旺纷乱的内心、痛苦和渴望，以及他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弱点、抱负和绝望。小说写道：
他看见那些粉红色的猪头皮中，竟而掺杂着人的耳朵和指头。林德旺并且逐渐看清楚了，凡是有肉的菜，例如狮子头、炒鸡丁、红烧肉、咖哩牛肉、炸香肠……其中莫不躲藏着人的头皮、指甲、胫骨，甚至于人的生殖器。
……林德旺看见每一个人都装着一点也不知情似的，把人的指头和肚皮肉，送进嘴里吃着。他的心快速地悸动起来了。
……林德旺想着，每个人，都互相欺诈，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把人的筋、骨、肉、皮，当做猪肉、鸡肉吃掉，他想着。只为了保全自己，就不惜欺诳着别人和自己——每个人都明知自己在欺诳着别人和自己——而不去说破，吃着同类的肉，啃着同类的骨，喝着同类的血……却没有一个人敢起来举发那人肉黑店的真情，打杀了那长着一身白得像用蜡去做成的白肉的，终日油腻腻的老板娘。（4：203—204）
这幅“人间地狱”的残酷景象，未尝不是陈映真借助徘徊在疯癫边缘的林德旺之思之眼之口，寓言西方跨国公司借助新的传销手段压迫、欺诳第三世界的图景。那些本地精英助纣为虐地沉醉在“吃着同类的肉，啃着同类的骨，喝着同类的血”中，一级一级拾级而上，通往新时代宫殿里“世界管理者”的宝座。没有人起来揭发以美日资本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秩序正把台湾整编到一个经济、政治、文化与精神全面依附的新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真相，更没有人奋起反抗。人们麻木地陶醉其中，而不自觉，恰如林德旺愤愤地咒骂着的“这懦弱、不敢说真话的人间”，“这懦弱、不敢说真话的世界”（4：205）！对此，陈映真不得不以“人吃人”这种令人怵目惊心的艺术方式加以表现，以发人深思，引人警惕。
在半疯半醒的梦呓之间，孤独、恐惧的林德旺不由得忆起了姐姐素香，忆起了自己不幸的童年经历。林德旺生活在一个贫困的菜农之家，他不满十岁那年，因为天旱虫灾，家里欠债破产，祖父饮药自尽。为了还债，父母把林德旺抵债给了一个债主做养子。养父是个独身男人，性格喜怒无常，酩酊大醉时常常用竹剑鞭笞他，并严厉警告他不准跟生家有丝毫接触。自悲身世忧悒的林德旺，格外地思念那个他从未怨恨过把他送了人的生家。终于，上国中的时候，养父被人削肩意外身亡，林德旺再次回到了生家。然则“这团聚绝不像渴望中那样热烈，反倒有些僵硬，有些悲哀，有些失望和叫人寂寞”（4：198），生家是贫穷的、冷漠的，只有姐姐素香给他热切的关爱。素香一意坚持着让他读了高中，为了救治他高二时那场精神错落的大病，姐姐把在“三界宫”兼差女乩童的全部报酬，全交了医药费。后来，素香接下更多扶乩的工作，“她身穿黄色的法衣，在萦绕的香烟中，盘着双腿，坐在地上，现在她整个身体一边颤动着，一边左右摇晃”（4：182），终于供应着林德旺病愈复学，直到三专毕业。
三专毕业，换过几处工作后，林德旺进入了台北的台湾莫飞穆国际公司。进入这富丽堂皇的新世界后，林德旺又开始不断地向姐姐素香索要钱财，买新的衬衫、长裤、皮带、皮鞋……素香意识到弟弟变坏后，力劝他回乡。“我们是做田人，做田人有做田人的去路”（4：184），“外国人，怎么体面，都是外庄人”，“外庄人，就休想给你留下什么好处”（4：184）。面对姐姐素香的苦苦规劝，林德旺无动于衷，在他的意识里：“比起台湾莫飞穆国际公司干净、高尚、富丽的人们，外面的世界，即使这个他的故乡，也显得那么愚昧、混乱、肮脏、落后。”（4：186）在姐姐“花草若离了土，就要枯黄”的一语成谶中，一意孤行的林德旺选择了带着姐姐留下的钱离了家，他发誓“一定要成功出世了才回乡”（4：188）。然而现在呢？
在一家素食店，林德旺不经意地看见一份报纸的广告版，上面刊载了镶着黑边的英文广告，要招聘Marketing Manager（行销经理）。“这个魔术一般的英文字——Manager；这个黄金、宝藏一般的观念——‘经理’；这个神奇的发音——‘马内夹’，在林德旺逐渐狂乱起来的心智中，发生了咒语似的效用。”（4：207）他的心神稳定了下来，兴奋地自语：“你们，再也不能反对我了。”他指着报上的字SALES MANAGER说：“这个位置是我的。”他越看报纸越兴奋了：“一天就有三个地方要Manager，这分明是帝君爷的指示……”（4：208—209）当Rita来到林德旺居住的破旧杂乱的房间时，她震惊地发现在下铺的顶上有一张画像，画像旁边有一行林德旺写的字：“帝君太子林德旺绘像”。
她仔细地端详着这画像：一个年轻人正面坐在像是太师椅那种椅子上。西装、领带的服装。那脸，除了微微向着两边的眉毛，是一点也没有林德旺的模样。头部的后面，有一个圆的光圈。顺着光圈的弧度，写着几个英文字母。再定睛看，赫然是MAN-AGER这个咒语一般的字。（4：221）
终于，林德旺迷失在以“华盛顿大楼”为象征的西方资本主义构建的权力、财富、地位和利益追逐体系中，被“manager”的魔咒蛊惑着，精神陷入分崩离析的崩溃状态。林德旺疯了。他把自己扮成“万商帝君”闯入会场。12月16日，刘福金的日记里记载着：
……关闭的会议室门轰然撞开，进来了一位蓬首垢面，奇装异服的男子。他用台语尖声叫喊——
“我是万商帝君爷……”那男子振臂呼喊，“世界万邦，凡商界、企业，拢是我管辖哦！”
……
“无礼！我万商帝君爷，是来教你们大赚钱……”
“我万商帝君爷有旨啊……”他说，掀开破旧的西装，露出污秽的黄衬衫。衬衫上写着血红的、斗大的英文字：MANAGER。“你们四海通商，不得坏人风俗，诳人财货喂……”他唱歌也似地说。（4：234—235）
林德旺的确疯了。即使疯癫了的林德旺，听到陈家齐“不要胡来”的怒声喝叫，“顿时绵羊似地，驯服地让门警和饭店经理押走”（4：235）。对陈经理奴性的服从，已深入骨髓。而林德旺的疯狂对台湾莫飞穆的经理们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着的国际会议没有造成丝毫影响，他们只是耸耸肩，两手一摊：“没啥，一个疯子，就这么回事儿。”（4：236）偶尔，这扮成“万商帝君”的年轻的清癯、忧悒的脸庞从刘福金眼前蓦然闪过，最终消失在冬天的台北的灰暗的天空里……
“盲目的民族主义！”
由陈家齐担任筹备负责人、刘福金为特别助理的行销管理国际会议在台北某著名国际性饭店如期召开，会议主题为《行销管理中的行销传播》。这次会议召开的事宜，小说以富有“优等生”根性的刘福金日记的方式来呈现。
会议第一天，农家出身、父亲是公务员的刘福金通过实际接触参会人员与工作后，对“多国籍（公司的）管理的民主性格”（4：225—226）有了颇深的感触。在第一节“行销工作的外在环境”讲述中，Blackwell教授特别强调，在美国、日本等有着繁复而苛刻的消费者保护性立法，这些地方，企业不考虑行销上的法律限制，就会铸成企业的惨剧，而“其他东亚、东南亚国家要好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喜欢（love）这些国家”（4：229）。第二节是宫泽的“促销计划的规划与策略”，会后，陈家齐与宫泽交谈，陈家齐提出“国际的行销人”——global marketing man——的概念，来丰富“世界管理者”的观念，并说“这个会议使他从传统和家庭而来的民族国家信念中，逐渐得到解放”（4：233）。
会议第二天的主题是“消费者行为模式的研究”，老简打来电话向刘福金报告“台独派”党务助选团所到之处万人空巷的情状，刘福金听后颇为激动，恨不得马上去竞选总部帮忙。会议第三天，大家惊闻“美国卡特总统宣布承认中共”的消息，台湾总经理布契曼为此发表“感人肺腑的、简短的”讲话，他最后提醒大家：“一个多国籍公司的重要管理者，在管理‘世界购物中心’ （World Shopping Center）的过程中，要发展出适当的国际忠诚（international loyalty），以与原来各自对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忠诚相补足——如果不是相颉颃的话。”（4：241）上午Blackwell教授讲述了“交叉文化”对行销调查的重要性，其间他对台湾莫飞穆对Rolanto的行销计划做了点评，指出：“行销管理者要以国际性人格为基础，从多国籍公司全球性企业利润的观点，去正确评估各驻在地区、分支机构的文化、政治、民族、传统等诸问题。”（4：244）刘福金闻之十分振奋：
这真是个振聋启聩的功课。
我必须从这个起点，从“台湾”步向“国际”的视野！
……
我应该从台湾人而成为国际人。不，说得正确一点，我属于一个新的、聪明的、精英的，创造世界更好、更丰盛之生活的民族和人种：Global Manager！Global Marketing Man！
这真是宗教性的时刻。（4：244）
晚上，老简他们问他对时局的意见，他对党外竞选不再那么热心，反而劝导他们，台湾人要有“国际心胸”。
会议最后一天，被国际会议成功“洗脑”的对手陈家齐与刘福金握手言和了。两人同车而行，看见一列学生在游行，条幅上写着“中国一定强！”，刘福金在日记中记载：
“要是几天前，这五个字，一定叫我流泪。”
陈家齐沉思地，低声说。
学生们捧着献金箱，高喊口号，挥舞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我们的车子在行列边不能不放慢了速度。
“Irrational nationalism！”陈家齐忽然独语似地说：“盲目的民族主义！”
“Peter Drucker！”我脱口而出。
彼德·杜拉卡著名的一句话，就是“盲目的民族主义”！
“这一句呢？”陈家齐从后视镜中笑着看我。他用清晰的英语说：“……We need to defang the nationalist monster！”
“Again，Peter Drucker！”我又一次脱口而出，觉得像猜到了好谜那么高兴。
又是管理学大师彼德·杜拉卡的名言：“……吾人应该将民族主义这个恶魔的毒牙拔除净尽！”
真不料陈家齐对Peter Drucker那么熟悉，我想：这家伙，还真不错！
我们在镜中相视而笑了……（4：251—252）
这笑，是会心的笑，是融汇在跨国公司理论大师彼德·杜拉卡的理念中心意相通的笑。就这样，通过对陈家齐与刘福金不同性格、不同行事作风的刻画，以及他们最终的握手言和，小说真切地写出了经济全球化下的“跨国公司的必然性格”。韦伯曾将整个“现代经济秩序的庞大宇宙”视为“一个铁笼”，这个铁笼把世界分裂为一群私人的物质利益集团和精神利益集团，身处铁笼里的人，即使如陈家齐、刘福金这样的志得意满者，也失去了内在的自由或尊严，成为了没有国家、没有民族，甚至没有个人身份的人。他们看似每天生机勃勃、高效率在华盛顿大楼里运作着，却不过是资本主义在各地扩张的复制品罢了，日常生活的日益国际化让他们逐渐丢失了民族、国家、阶级，他们在追求现代企业管理国际化的无限可能性，这种无限可能性却消除一切有价值的，包括政治诉求、家国传统，甚至个人情感。这让我想起马歇尔·伯曼所说：在“零星地出卖自己”时，他们不仅仅在出卖自己的体力，也在出卖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感受力、自己最深层的情感、自己的想象力，实际上是在出卖整个自己。[38]1 跨国公司不过为他们提供了渴望和需要的虚荣，却使得他们成为只能在业务中认识自己，在商战中找到自己灵魂的“单向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