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夜行货车》：“企业下人的异化”
《夜行货车》讲述的是在一家称为马拉穆的跨国公司的职员刘小玲，与财务经理林荣平、同事詹奕宏之间的情感纠葛，尤其是当刘小玲遭受美国上司摩根索的无礼轻薄时，他们的不同反应，及呈现出的不同人格状态。正如赵刚所说，《夜行货车》并不只是所谓的对“跨国公司”的批判而已，它更是说了台湾作为美国的一个“新殖民地”的故事。[26]1陈映真所关注的是在跨国公司这一“新殖民地”场域里透过人际关系所折射出的复杂人性。
林荣平：长尾雉的标本
林荣平，英文名简称JP，1940年生，三十八岁，“是一个结实的，南台湾乡下农家的孩子。然而，在他稀疏的眉宇之间，常常渗透着某种轻轻的忧悒”（3：130）。林荣平是《夜行货车》着力刻画的人物之一，陈映真对于堕落后林荣平的自私、胆怯和懦弱，挖掘得深入细致，语句间虽不乏讥讽，却也以同情之笔，写到他的伤痛、犹疑和自责。
小说伊始，为迎接下周马拉穆国际公司太平洋区财务总裁的来台察看，林荣平跟着美国上司摩根索先生在公司天天加班。在焦灼得“和东京玩政治”（3：131）之余，摩根索“在紧张中仍不失他那代表动物一般的精力的恶戏：和女职员做即兴式的调笑；说肮脏的笑话；破口开骂，然后用他的大手拍拍挨骂的中国经理的肩膀：‘OK，Frank，不要让我们的讨论影响了你中午的食欲。’然后哗哗大笑”（3：130）。摩根索在公司视若无人的轻松自如、放肆无礼，与林荣平等人的压抑谨慎、小心翼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着林荣平的面，摩根索公然称林的秘书兼情人刘小玲为“小母马儿”（3：131）。面对这一明显带有侮辱性的称呼，林却只能佯装充耳不闻，继续讨论着工作。然而从这个时候开始，“林荣平忽然感到不由自主的嗒然”（3：131）。继而摩根索一句“好好休息”的关照，立马“使林荣平对于自己的莫名的嗒然，有些羞耻起来”（3：132）。这一微妙的心理变化，被陈映真刻画得细致入微。离开办公楼不多久，“那嗒然之感，竟逐渐转变为一种沉滞的忧悒”（3：132），伴随着他去赶赴与刘小玲的约会。一路上，林荣平的情绪兀自芜杂地矛盾着：既为公司新配给他的福特“跑天下”洋洋自得，边开车边漫然地想“同样是新车子，福特开起来就是跟裕隆不一样”（3：133）；然则“摩根索先生那放胆的、恶作剧的笑脸，总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思绪的空间，在他的视野的上端浮现”（3：133），他试图摆脱而不得。终于，JP还是忆起自己一直试图逃避的白日里关于摩根索调戏刘小玲的种种情境，备觉羞耻与不堪。
刘小玲愤怒地向他哭诉摩根索如何油腔滑调地恭维着她漂亮，并忽然抱住她，企图侵犯她，被她义正辞严地竭力挣脱……刘小玲愤怒地谩骂着摩根索“猪”，并怒斥“公司里的男人，没有一个不是奴才坯子”（3：135）。一边是引他为心腹知己、赐他荣华富贵的上司，一边是他名义上的秘书、私下与他亲昵两年的情人，林荣平闻听此事后，呈现出了千转百回的心绪变化，陈映真对此雕琢之精妙，让人不禁拍案叫绝。小说写道：
他面露怒容。他感到一股暧昧得很的怒气，使他的握着烟斗的手，轻轻地颤动起来。然而，那毕竟不是居家的时候，对妻儿的那种恣纵的、无忌惮的、有威权的怒气。一个引他为心腹知己的，昵称他old boy的美国老板；自己“青云直上”的际遇；几百万美元在他的手上流转；自己所设计的，被太平洋总部特别表扬而在整个亚太地区的马拉穆分公司中广为推行的两种财务报表格式；在花园高级社区新置的六十四坪洋房……在这一切玫瑰色的天地中，刘小玲，他的两年来秘密的情妇，受人调戏，坐在他的面前。他的怒气，于是竟不顾着他的受到羞辱和威胁的雄性的自尊心，径自迅速地柔软下来，仿佛流在沙漠上的水流，无可如何地、无助地泄失在傲慢的沙地中。这才真正地使他对自己感到因羞耻而来的愤懑。（3：137）
林荣平初闻此事从痛感“雄性的自尊心”受到“羞辱和威胁”的恼火，到关于前途富贵左思右想的“理性”衡量，再到愤怒的消退，最后只剩下“对自己感到因羞耻而来的愤懑”。最终他“因着恼怒、懦弱和强自倨慢的情绪而扭曲着的”脸上，“逐渐地浮起苦疼的温柔”（3：137）。最终，他以谈“情敌”詹奕宏的事为托辞，安抚刘小玲下班后去“小热海”等他。这厢刚安顿好刘小玲，那厢摩根索又在追问：“Linda（刘的英文名）真的没有跟你说什么吗？”（3：133）林荣平一口咬定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他仿佛可以看见自己平静得了无破绽的表情。摩根索先生狡黠地、好奇地望着他。“Linda什么都没有说，J.P.？真的吗？真有趣，J.P.。”摩根索先生放胆地、恶作剧地笑着说。
“告诉我什么？”他说。尽管连自己也诧异着，但他很清楚自己一脸毫不知情的样子，是那么样地无懈可击，“她告诉我什么？告诉我你要升我的薪水啊？”
他说。他们大声地、美国式地笑了起来。（3：133）
林荣平不是没有耻感，他为自己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感到羞耻。然而他却未能“知耻而后勇”，反而不知不觉间堕落为“洋奴才”而不可自拔。陈映真曾以殖民主义作为一般，日本殖民台湾作为特定，指出在殖民体制下，“土著知识菁英有三条路”：一、“彻底同化而背弃同胞，憎恶自己的民族，对殖民者百般输诚谄笑”；二、反抗者——这不需多做解释；三、占大多数的“逡巡于同化与抵抗之间，对殖民者面从腹背，在现实生活上委曲求全，但在内心隐密的角落暗藏抵抗”。[27]1 虽然这是以旧殖民统治为背景设想的分类，但是小说中新殖民情境下的林荣平可以说是第三种人无疑。《夜行货车》以他与刘小玲的情感纠葛为镜子，折射出新旧殖民交叉影响下林荣平的真实面目：表面看似光鲜亮丽，有着外人艳羡的成就、地位、财富和享受，然而内在却是扭曲、懦弱与无能的，为了保有这一切不惜以牺牲尊严为代价。
小说中写道：林荣平升上财务经理前的去年冬天，告诉她说他不能离婚（3：140）。足见，在此之前，刘小玲一直以为林荣平对她的情感是真挚的，尽管屡屡觉察出“那于他尤烈的男人在爱情上的自私心”（3：150），她还是怀抱着他们必会走进婚姻殿堂的美好憧憬与他隐秘地交往着，显然林荣平给过她离婚的暗示。然而，为着顺利晋升财务经理，尽管也自疚、烦躁，但林荣平绝口不再提离婚的事。满腔悲愤的刘小玲为此跟他争吵过、哭闹过、威胁过……都无济于事，她最终放弃了挣扎，将投靠美国的姨妈作为出路。刘小玲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情感受阻的症结：
“从前，你说社会，你的孩子，你的家族……其实还有一件是你没说的：你在公司新得的地位，”她以并不伤人的调侃笑了起来，“你说，这些那些，使你无法跟你太太离婚，跟我结婚。其实，你很清楚，这全不是理由。”
“我不是不愿意承认，”他苦痛地说，“感情的事，不那么简单。你明知道的。”
“J.P.，我不是在跟你争执，”她看着他忧苦的脸说，“或者，就这么说：你以你的方式爱我。不打破你的家庭；不跟我结婚；在我这儿找感情的寄托；而且也不霸着我不放。我呢？我怎么办？好，你说过，我什么时候找到人，什么时候要走，你不拦着我。”（3：143）
为着财务经理的地位，林荣平一面不破坏自己的家庭，另一面又卑鄙地在刘小玲这里寻求情感的寄托，对刘小玲或其妻而言，这都是不公平且不尊重的。他又提出，刘小玲找到合适的人时，可一走了之，这对具有强烈独占性与排他性的爱情来说，是多么荒谬又伤人的提议。他热烈地爱着刘小玲，可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与财富，他甘愿委曲求全。对此，他心知肚明，却又无可奈何。当刘小玲故作轻松地与之周旋到最后，情感实在绷不住而出声哭泣时，他将她拥在怀里，“他真切地感到自己实在是爱着这个女人的。只是他的地位、他的事业、他的自私使他懦弱，使他虚伪，使他成为一个柔软的人罢了”（3：146—147）。
这个“柔软的人”，在对上司卑躬屈膝的奉承讨好里，一次次压抑着自己雄性的本性与欲望，只把这欲望化作了往上攀升的工作付出，久而久之，林荣平逐渐失去了爱的欲望与能力。即使对待爱情，他也如对待业务般经营，把刘小玲当作一件事物去“安排”，认真思忖着把她推卸给詹奕宏。将自己心爱的女人拱手相让，该是多么让人痛心的事，他却理智地筹划着，并安慰刘小玲“事情总该可以安排的”，对此，刘小玲感到某种爱情和同情混合起来的酸楚（3：150）。对于林荣平这种外表光鲜、内里荏弱的人格状态，小说中写道：
他们走下阳台，在柜台边看见小热海出了名的摆设：一只日本长尾雉的标本，栖息在曲劲有致的木架上。长约六公尺的美丽的尾羽，即使在日光灯下，还发出美艳、高贵的色泽。（3：147）
这长尾雉的标本尽管在日光灯下“发出美艳、高贵的色泽”，然则却是没有生命热力的，是华丽死亡的象征。而这，岂不像极了华盛顿大楼里道貌岸然的林荣平们？他们追求名利的人生看起来华丽多彩，实在内里已干枯殆尽，既不能勇敢地恨，也无法真正地爱。
黄静雄：林荣平的前传抑或后续
在小说《夜行货车》中，没有片言只语提及林荣平是如何“堕落”的，而《上班族的一日》里的主人公黄静雄恰好可以看作林荣平的前传，从有理想的贫寒子弟，在跨国公司里一步步地堕落，终至无可自拔，失去了护卫尊严与爱的能力。陈映真对黄静雄的人格转变有一段精彩的概述：
在那个时候，他有过憧憬，有过一颗在地平线上不住地向着他闪烁的星星；也有过强烈的爱欲。而曾几何时，他成了副经理室闭了又开、开了又闭的那扇贴着柚木皮的、窄小的、欺罔的门的下贱的奴隶。他成了由充满了贪欲的杨伯良所导演的丑陋而腐败的戏曲中的，小小的角色。（3：221）
这又何尝不是林荣平的转折遭际呢？小说中，拍纪录影片和Rose分别是黄静雄理想与爱欲的象征，这两者皆在他嗜欲日重的华盛顿大楼生活里渐行渐远了。
在大学“影像社”里，黄静雄是个没有摄影机的拍片迷，“在那些孤单的、几乎绝望地渴想着自己有一架摄影机的贫困的夜归的时光，使他立定要以单车为主题，拍一部纪录影片的志向”（3：196）。然而，生活的拮据使他没有额外的心力去实现这一愿望。五年前，入驻华盛顿大楼并逐渐成为杨伯良的心腹后，为着有更多的时间和心思继续大学时代没有拍完的那部纪录片，他开始热心地想望副经理的位置。微妙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黄静雄“纪录摄影家”的规划渐渐地荒腔走板了。
昨天当得知被杨伯良数次暗示承诺了属于自己的副经理职位再次有了新的任命时，黄静雄感到“无由自主的羞耻、愤怒和挫伤”（3：191），意兴阑珊的他愤而辞职。毕业十年来，他过着千篇一律的上下班的生活，“把生命最集中的焦点，最具创意的心力，都用在办公室里的各项工作上”（3：195），直到昨夜，他才又想起整整搁置了四年许的毛片、摄影机，并决意重新捡拾他的“电影艺术”梦想。
“辞职”清闲的一日，在陈映真细腻的刻画里，我们委实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或者说反差。杨伯良一大早的电话，使黄静雄今早把封存着的摄影机取出来擦拭的想法松懈了下来，他“无端感到不能言说的、凄楚的空虚”（3：198）。他漫不经心地翻读那些大学时代耽读、并据以做梦的影视论书籍，却“感到惊慌、生疏，甚至于忿怒了”。离开了华盛顿大楼，离开了终日繁忙的工作，黄静雄没有重获自由与新生的喜悦，反而“感到仿佛被整个世界所抛弃了的孤单”（3：199）。陈映真在小说中借黄静雄的思绪和意识反思现代工作的体制、规约对“上班族”的异化：
这一整个世界，似乎早已绵密地组织到一个他无从理解的巨大、强力的机械里，从而随着它分秒不停地、不假辞色地转动。一大早，无数的人们骑摩托车、挤公交车、走路……赶着到这个大机器中找到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位置。八小时、十小时以后，又复精疲力竭地回到那个叫做“家”的，像这时他身处其中的，荒唐、陌生而又安静的地方……（3：199）
这是多么无声却又可怕的变异。按部就班的朝九晚五让人们习以为常，成为“上班族”，尤其是华盛顿大楼里作为跨国企业一分子的“上班族”更是荣耀得很，即使“辞职”了，黄静雄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朋友和餐厅服务员对他或者说对他所处的“美国公司”的恭维。那些为着梦想，随性自由打拼的生活，反而成为大家眼中的异类。尽管“纪录摄影家”的梦想一直勉力潜伏在黄静雄的内心，作为他的精神支撑之一，但从他上午对摄影机和影视书的态度里，我们毫不费力地便能推测出，没有了彼时的心境、志向、意愿和动力，没有了专业知识的累积和情感的积淀，他所竭力维护着的摄影梦早已离题万里、渐至风干了。
中午，为了逃避这“令人惶恐、孤单和叫人陌生地安静的家”（3：215），更因为在电话中的虚与委蛇的表态，终于让多疑的杨伯良不再起疑心，他才“差不多有了真正度假的心情”，他决意去西餐厅吃饭，而计程车上的冷气，“逐渐又使他自在起来”（3：201）。用餐时，因为服务员浑圆的脸，微噘的、厚实的嘴唇，让他想起了久违的情人Rose。
调任信用组主任后，在第一次上沙龙时结识了风尘女子Rose。因为与Rose“心中唯一的男子”，“那终生不能忘怀的老师”有着“六七分像”（3：214），Rose几次在宿醉醒后打电话给他。经过一段时间的矜持后，Rose迅速地滑入他的生活里。“他于是从一个谨慎的、谦卑的、挤公共汽车的职员，变成比较狡猾、世故、以计程车代步——而终于有了情妇的小主管。”（3：206）半年后，Rose同一个美军人员一起离开了台湾。刚开始“爱欲和妒恨苦苦地煎熬着”黄静雄，他不可自抑地“发疯似地想念她”（3：206），然而“他的棘心、他的沮丧，并没有继续多久”（3：207），因为不久他被意外擢升为离会计部副经理一步之遥的表报组主任，他一步深似一步地看见了“企业的既深又广的腐败面”（3：212），且“在和Bertland杨紧紧地挂钩的日子里，把她完完全全地忘了”（3：211）。黄静雄也终而彻底成为Rose信中所指斥的“不敢爱，爱起来条件又多”的中国男人。黄静雄对待理想与爱情的走向，恰恰印证了马歇尔·伯曼对资本主义的论证，他说：
资本主义的麻烦在于，它到处摧毁了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的各种可能性。它培育了，其实是强制了，每个人的自我发展；但人们却只能有局限地扭曲地发展自己。那些能够在市场上运用的品格、冲动和才能，（常常是过早地）被匆忙地纳入发展的轨道，并且被疯狂地压榨干净；而我们身上其余的没有市场价值的一切，则受到了无情的压抑，或由于缺乏运用而衰亡，或根本没有出生的机会。[28]
晚上在看过了自己曾经拍摄的纪录片，回顾了年轻时成为“中国未来的伟大纪录电影家”（3：218）的宏伟志向后，黄静雄忍不住反省并诘问：“为什么那时候的生活里，充满了另外一种力量？”（3：218）一直到上床时，他的心都“怀着一份久已生疏的悔恨和心灵的疼痛，以及这悔恨和疼痛所带来的某种新生的决心”（3：221）。他憧憬着没有杨伯良、荣将军，没有腐败的阴谋，没有对于副经理的贪欲的截然不同的生活。然而，就在这时杨伯良的电话再次响起，告诉他原定的副经理人选因故不能赴任，也就是说副经理的座位再一次空缺了，那差点擦肩而过的副经理职位再一次近在咫尺了。听闻此消息的黄静雄，毫不犹豫地大声回答：“我明天去看看！”（3：221）那曾经的理想和爱欲，再次统统被隔绝在华盛顿大楼豪华办公室的门外了。
刘小玲：荒芜的白色沙漠
《夜行货车》中的外省人刘小玲，同为跨国公司的职员，她比林荣平要勇敢得多——面对摩根索的无礼骚扰，她愤而反抗，即使揶揄，她也优雅地回应。在马拉穆这一“新殖民地”场域里，她敢爱敢恨，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个人的尊严和气节，却也有自己难言的心结：为什么她能爱、要爱，却只能无助地等待另一个分别（3：146）？
大学一毕业，为了“报复”母亲，她草草嫁给了一个长她十岁的老光棍，不久又离婚。“离了婚以后，她进入马拉穆，过着从一个男人流浪到另一个男人的寂寞的生活。”（3：160）直到两年前，成为林荣平的情人后，她安定下来并再次憧憬婚姻。孰料，林荣平出尔反尔，明确表示不会再离婚，深陷绝望与悲苦的刘小玲，诱惑了詹奕宏：
那时节，她正好和J.P.天天吵闹，情绪坏到逾此一步就要自毁毁人的时候。单纯地自为了以新的激情减缓另一个失望的激情的苦痛，她自暴自弃地以少妇的蛊媚，轻易地诱惑了他。然则又初不料她竟然会绝望地爱上了这个不驯又复不快乐的年轻的男人。（3：144）
原本与詹奕宏的逢场作戏，只是为了寻求刺激，找一个情感的宣泄口而已，因此，当刘小玲“发觉自己已经那么不可救药地爱着詹的时候，她是酸楚的”（3：146）。之所以“酸楚”，并不是詹奕宏不爱她，而是“他是个善妒的，甚至狂妒的男人。多少次，他为他风闻的她的过去的事激烈地争吵”（3：164）。尤其当他得知她和林荣平间的事后，他尖利地叫喊着：“不要想赖上我，我可不是垃圾桶。别人丢的，我来拣！”（3：146）在一次刘小玲精心为他准备的生日晚宴上，酒醉的詹又一次陷入歇斯底里的痛苦状态：
“你怀不怀，当然，不干我事，”他的脸灰白得像一张久置的旧纸。他疯狂地叫喊，“你的裤带，就不能束紧一点！”
他的话，像一束利刃，猛然地锉进她的胸膛。她因羞怒而涨红了脸，眼泪如倾倒一般流泻下来。
“你，这样地欺骗我！”他说。
他猛一个翻身，一个沉重的巴掌掴在她的脸上。当他向她摔去第二个巴掌的时候，她以连自己都不自觉的快速，霍然站起，手中握住削水梨的锋利的水果刀。（3：164—165）
詹奕宏看见那个一向任其詈骂甚至殴打的刘小玲，手握利刃，肃然地站在他的面前。以“母性最原始的勇敢”（3：166）护佑着肚子里的孩子，她庄严地宣告：“我的身上，有你的孩子……”
“我不让一块随便的血肉，留在我的身上长大。”她无意识地用手掠了掠头发：“我怀着这块血肉，因为，”她的声音微微的颤抖：“因为，我爱你……”（3：166）
尽管曾经过着从一个男人流浪到另一个男人的寂寞生活，刘小玲却不是一个随便的女人，她断然拒绝上司的调戏，更不会随意为一个男人怀孕生子。她是个自尊、自爱的女人，虽然真心爱着詹奕宏，并甘愿为其生儿育女，却不将这作为要挟的筹码：
“不过，你放心好了，”她咽了一口气，清晰地说：“我刘小玲，决不会赖上你，要你娶我。我说过：孩子，我自己生，自己养大。我们母子会走得远远的。”（3：166）
刘小玲、詹奕宏两个相爱相杀的人，恶性循环般地陷入争吵、和好，复争吵、复和好的僵局，终于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两人和平地分手了，刘小玲决意远赴美国投奔姨妈。
在公司为其举行的送别宴会上，业余生态学研究者达斯曼先生绘声绘色地描述着沙漠博物馆，他告诉刘小玲，“沙漠是一个充满生命和生机的地方”（3：177）。这让刘小玲惊讶不已，因为她长年梦境里感受到的沙漠是荒芜的、了无生息的。
“就是那种白色。一眼望过去，苍苍茫茫，看不见边际的白色而且干干净净的沙子。”她说。
“总有几棵仙人掌什么的。”他调侃地说。
她摇摇头。
“或者几个野牛的头骷髅。”
她又肃穆地摇着头。
她说第一次有这样的梦，是在中学的时代。那寂静的、白色的、无边的沙的世界，使她害怕。每次从沙漠的梦中醒来，她总要孤单地哭泣。有时甚至必须把被角塞进自己的嘴里，才不致哭出声音来。
“后来，我大了，大约习以为常了罢，”她说，“我逐渐能够在梦里凝视那一片广袤的沙子。”她便是这样地对实体的沙漠发生了兴味。（3：179—180）
这段对话，发生在刘小玲跟随詹奕宏乘坐夜车回到他南部的故乡路上，可知“沙漠”意象与故乡、身份的认同有关。对于刘小玲来说，“沙漠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指向了刘小玲的某种深层的难以言说的恐惧、焦虑或虚空”[29]1，是一种没有故乡的、失去源头活水的深度枯竭状态。要理解刘小玲从青春期以来就受困于这一噩梦，回顾她的家庭与成长背景，我们只能从刘小玲的父亲那儿获得一些线索。
刘父是一个“曾经活跃在民国三十年代的华北的过气政客”（3：151），人称“刘局长”。来台后，却诸事不问，不修边幅，成了一个出世的散客。生意逐渐做大且日益丰艳起来的母亲劝他出去周旋应酬，他予以回绝：“二十岁从日本学兵回来，什么我没抓过，什么我没见过？”由是，在家里父亲越发成了“一个破旧的、多余的人”（3：152）。在刘小玲自幼的记忆里：
周妈口中的那个“一次枪毙十个把人，眼皮不眨一下”的、剽悍的、青壮时代的父亲，她从没见过。她看见的，却只是一个邋遢的、懦弱的、一任妻子嘲骂和背叛的老人。（3：153）
然而，在颓废自弃的父亲与年轻能干的母亲之间，刘小玲选择了认同父亲。来台后闲散出世的刘父靠什么支撑着度过冗长无味的岁月呢？刘父无意于东山再起，也不计较妻子的嘲讽与背叛，他终年一袭长袍，“时而弄弄老庄，时而写写字，又时而练练拳，写一些易经和针灸学的关系之类的文章，在同乡会的刊物上发表”（3：152）。刘父就这样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庇荫下苟全性命、了此余生。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庇护或救赎了刘父呢？未必。诚如赵刚所分析：
这个“传统中国文化”就不再是一个人（更别说一个群）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础，反而象是一根救命稻草，维系住一个沦落之人的仅存的一点点存在感与自尊。更确切地说，在刘父这样一个反共的失意的流离的政客的夕阳人生中，“中国文化”变成了一种极其遥远的乡愁，一种逃避现实的寄托。这个“中国文化”让他在想象中和“古典中国”产生了关联，却脱离了“现实中国”——这是一种“没有中国的中国文化”，没有现在、没有未来，只有一个和现在与现实既无法也不欲产生关连的凝固的、静止的“过去”。因此，这个“中国文化”是一个死境，没有动态升级，没有源与流的水脉交通，也无法生长任何生命。而这正是认同了父亲的刘小玲梦境中的“沙漠”意象。[30]
在这样“去中国化”语境下成长起来的刘小玲，无疑会不时地陷入一种被动的、无根的焦虑与寂寞的状态。
詹奕宏：驶向南方故乡的夜行货车
詹奕宏在小说中甫一出场就是个“粗鲁、傲慢，满肚子并不为什么地愤世嫉俗”（3：144）之人。在跨国体制下，他算是一个不同于林荣平奴才式认同西方的“异类”——他敢爱敢恨，在与刘小玲的情感纠葛中绝不虚与委蛇、敷衍应酬，因为真心爱着她，才深陷于嫉妒她过去的梦魇里；他不装腔作势，更不高高在上，有着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感，与门房守卫老张一起喝酒、做朋友，并为他打抱不平。
小说中，詹奕宏与林荣平形成鲜明的对比，陈映真在很多细节上都做了暗示。在刘小玲眼中，詹的“腰板最能显示他的年轻。J.P.的腰，早已松垮下来了”（3：156）。这可以说是对JP在洋人面前不能挺起腰板做人的赤裸裸的嘲讽。晚宴上，林荣平眼看着“曾是自己的情妇的女人，受到西方老板的轻薄，却要几乎反射性地对这个老板佯装不知，佯装自己和那女人之间什么也没有”（3：175）。詹奕宏却不堪其辱，愤怒地拍案而起：
“先生们，你们最好当心点你们说的话。”
他说。他的脸色苍白，并且急速地气喘着……
“我以辞职表示我的抗议，摩根索先生，”詹奕宏说。他的脸苦痛地曲扭着，“可是，摩根索先生，你欠下我一个郑重的道歉……
“James……”林荣平小声说。
“像一个来自伟大的民主共和国的公民那样地道歉。”詹奕宏说。
“怎么回事，J.P.？”摩根索先生嗫嚅地说。
“James……”林荣平说。
詹奕宏猛然转向林荣平，脸上挂着一个悲苦的、痛楚的笑。
“J.P.，”他改用台语说，“在蕃仔面前我们不要吵架，”他勉强地扮着笑脸，努力用平和的语调说，“你，我不知道。我，可是再也不要龟龟缩缩地过日子！”
他于是头也不回地大踏步走出餐室。（3：182—183）
紧跟着，本来已分手并决意去美国的刘小玲追了出来，两人再度和解并相爱，詹奕宏把那一枚景泰蓝戒指套在了她的右手上，请求她放弃出国，“跟我回乡下去”（3：184）。刘小玲流着难以抑制的泪水，忙不迭地点头答应着。詹奕宏的思绪里出现了这一意象：“黑色的、强大的、长长的夜行货车。轰隆隆地开向南方的他的故乡的货车。”（3：185）
熟悉陈映真小说的人，对于这种过于戏剧性的浪漫结局，会感到意外和惊讶，因为“这与他的文学向来底蕴的思想性与现实性颇不相俦”[31]1。这一结局让人颇感突兀的缘由大致有二：其一，詹奕宏缺少主体觉悟的变化过程；其二，鲁迅的经典之问：娜拉走后怎么办？尤其是从城市回归乡村，这对年轻人如何求生立足呢？本节试着对此解答。
对于第一个问题，小说中其实有所暗示与铺垫的，詹奕宏素来是桀骜不驯的男子。如同刘小玲一般，詹奕宏这一性格的养成，与他的家庭、他的父亲息息相关。詹父是“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对国民党与外省人充满怨恨，并且以自己毕生的失败奴役着詹奕宏，驱逐着他要出人头地。詹奕宏不满父亲的奴役与压抑，却又找不到路径抗拒这压力，这是他成为“愤青”的根本原因。他曾向刘小玲袒露内心的愤懑：
“从小到大，我在贫穷和不满中，默默地长大。”他说。他的小而饱满的脸，因多量的酒而愈益苍白起来，“家庭的贫穷、父亲的失意，简直就是绳索、就是鞭子，逼迫着我‘读书上进’。让我觉得，以家境论，以父亲的失意，我本早就没有求学的机会的，”他说，“而我得以一级一级地受教育，读完大学，又读完硕士。”他面有怒色，“却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我自己想要什么，想干什么……”他砰砰地捶着胸脯说。（3：158）
家中的生活阴悒窒闷：从小到大，他惯常听见父亲以那快速的话锋抱怨校长，抱怨训导，抱怨将近三十年前导致他破产的金融波动，抱怨政治，抱怨天气，抱怨“外省人”（3：158）……母亲则像蹩脚的、生产力很低的机器一般地工作：帮佣、洗衣服、带小孩（3：159）……在这种情状下长大的詹奕宏，不得不朝着父亲所期盼的“成功”之路上走，然而他的内心却愤懑不平，觉得失去了自我：“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我自己想要什么，想干什么……”成为众人所仰慕的跨国公司的成员之一，未必是他所心仪的，因此刘小玲发现“看来疲倦，却显得舒坦、祥和的这样的他的脸，即使是她，也不曾见过的”（3：184）。可知，詹奕宏在马拉穆公司的生活是龟缩的、压抑的、愤懑的，其离职虽显突兀，却也在意料之中。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老实说，这个问题我思索过很久，却总也没有合适的答案，直到拜读了赵刚的相关见解，才豁然洞开。因为既衷心服膺于赵刚的见解，自身又无更好的解读，因此以下的解析均引自赵刚的观点，特此说明，并予以致谢。[32]
除却回到南方乡下，詹奕宏这样走在十字路口上的具有高度政治倾向的青年，能够让他们的苦闷找到真正的历史与社会的根源，从而有不同的政治路径选择吗？在七十年代的台湾，詹奕宏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因为在冷战与内战的双战结构，特别是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所造成的“左眼的消失”的历史背景下，台湾没有了支撑这样一种反美、反帝、反殖的第三世界的反抗的论述与环境。正是在这种情形下，陈映真才在“台独”浪潮大起之前用心良苦地塑造了“詹奕宏”这一典型，意图为潜在的“台独”青年“打预防针”，引导他们走向一个超越狭隘本土意识，具有某种第三世界观与朴素人道主义的政治方向。
然而《夜行货车》还是被“本土派”“台独派”人士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把“乡土”换为“本土”，把“南方”改为“南部”，把反美/反帝改换成反国民党，并为本省男青年成功地“收编了”外省女性而暗爽。这里就涉及小说最关键部分的诠释了：“黑色的、强大的、长长的夜行货车。轰隆隆地开向南方的他的故乡的货车。”（3：185）
“南方、货车、夜行，与故乡”，按照赵刚的考证，均具有多重含义。具体如下：首先是“南方”。在此，陈映真非常谨慎地用“南方”而不用“南部”。因为“南部”是地理名词，而“南方”则可以且经常是政治概念。“南方”就是第三世界，在诠释学意义里至少有三层含义：一、在全球范围内被发达北方国家宰制的第三世界南方国家；二、类比于文化或文明意义上的相对于西方的“东方”；三、相对于日本殖民时期的“南北”地位对照，南方是被日本殖民、被“进”的对象。[33]1 其次，“故乡”与“货车”。“故乡”早已不是那个田园诗的故乡了，而是一个已经被近一二十年来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发展所吸纳所整编的所在了。而“货车”，尤其是载满了（半边陲）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资材、半成品，或生产出来的商品，而非乘客或游子的“火车”，核心地展现了这样的一种正向广大农村蔓延的“非人的”资本主义化。最后，是关于“夜行”的理解，因为这个“黑色的、强大的、长长的”货车，虽然其行进是如此之“轰隆隆”，但整个岛屿似乎报以麻木之沉默。陈映真太息于一个世代的现代化知识分子对这个“巨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的麻木无感。陈映真是如此地戒慎恐惧于资本主义所具有的那被人们“视为当然”的霸权力量。由是，赵刚得出如下结论：
因此，詹奕宏不是被右翼的“族群的本土”“田园的故乡”，甚或“农村与农民的认同”所召唤，以他就是他的主体状态，回到故乡，而是要以一种重新改造的自我，回归那正在快速破碎并失根的南方故乡，且就在那儿战斗。因此，“黑色的、强大的、长长的夜行货车”所象征的并非光明的本土的亲密召唤，而是一个已经发生或即将到来的“黑暗”的暗喻。
……
而陈映真对詹奕宏的最深的鼓励是：你要找到你的故乡，但“故乡”不是田园，也不是南部，也不一定是祖坟之所在。故乡展现于当你对那要蒸发、消灭你的故乡的巨大非人力量进行抵抗之时。“故乡”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地方（place），而是与这个地方结合起来的一种危机的时空意识与一种行动实践。[34]
正是基于出生于五十年代的本省青年詹奕宏这样的一种中产阶级身份，且有着其父是“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对国民党与外省人充满怨恨的成长背景，陈映真以敏其感、同其情的心思塑造了“詹奕宏”这一人物典型，希冀他能以“一种重新改造的自我”伫立在台湾本土，对资本主义的霸权入侵予以顽强的抵抗与战斗。只是时序推移，陈映真着力塑造的反美反帝并有第三世界视野的“詹奕宏”形象，在台湾亲美反共的主流大潮中，几近消失。然则，陈映真经营“詹奕宏”，可谓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