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写作“华盛顿大楼”系列的种种
巍峨、雄壮的“华盛顿大楼”，这样呈现在陈映真笔下：
他抬头望去，一栋赭黄大理石板砌成的，壮硕、稳重、踏实的大楼上，镶着一排厚实而典雅的英文字：
WASHINGTON BUILDING
……
他一边望着雨中的华盛顿大楼，一边走着。走到华盛顿大楼的正对面，他看见这分成四栋的十二层楼建筑，像一座巨大的轮船，笃定、雄厚地停泊在他的对面。走廊的柱子，是黑色的大理石片砌成的。在细雨的浇洗之下，整栋大楼的大理石显得干净而明亮。无数的窗子，整齐、划一地开向大街。有少数几扇窗子已经点着日光灯，透过轻薄的纱帐，向大街透露出青色的灯光来。楼下的几个大门，都用不同花式的铁栅锁着。铁栅上写着各行号商店的名字，有餐厅、银行、轮船公司、建筑公司，还有一家西服店……（4：40—41）
陈映真是较早对于战后资本主义跨国体制，以及台湾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具有反省力与批判力的作家。1978年，陈映真远行归来后，发表了小说《贺大哥》，除此之外，他陆续创作并发表了被称为“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小说：《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和《万商帝君》。在华盛顿大楼的三层是《夜行货车》所描写的马拉穆国际公司下设的台湾马拉穆电子公司，九层是《上班族的一日》所描写的莫里逊台湾公司，七层是《万商帝君》里的台湾莫飞穆国际公司，《云》的故事则发生在五层的麦迪逊台湾公司里。1983年2月，陈映真把上述四篇小说结集为作品集《云》出版。阅读陈映真“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小说，忍不住想起周宪与许钧为《现代性研究译丛》所作《总序》里的一段话：
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恰如伯曼所言：成为现代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认识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成为现代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在那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化把人变成为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在把他们变成现代化的对象。换言之，现代性赋予人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1]
的确，现代化把人变成为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在把他们变成现代化的对象。陈映真笔下的“华盛顿大楼”系列的主人公们，就是一些被资本主义和现代化不自觉地改变了的男男女女。
“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写作缘起
在一次访谈中，被问及写作“华盛顿大楼”的动机，陈映真认为：
对于亚洲人来说，在一个多国籍公司工作，是个极为特殊的体验。多国籍企业在亚洲的存在，不仅影响了这个地区的经济，也深刻影响着这个地区的社会。当外国人在这个地区投资的时候，他们所带来的是一整套价值、经济和文化的观点。许多亚洲优秀的青年被组织到这些国际经济，也深刻地影响着这个地区的社会。当外国人在这个地区工作时，直接与伦敦、纽约、东京联络的满足感和兴奋感，给予他们一种成就之乐。这些青年人如果生在别的国家，可能会去参与政治。但第三世界的政治空气使得青年人在政治上找出路这件事成为困难而不便的选择。但是，当这些外国企业为当地较具进取心的青年提供出路时，它们同时也成为灭绝当地文化的威胁。[2]
陈映真之所以关注跨国公司这一主题，一是关注跨国公司的人，尤其是跨国公司对当地年轻人的影响；二是关注跨国公司对当地传统文明与价值的影响。同时，他还强调较之古典殖民主义“有一张较易辨认的嘴脸”，跨国公司的这些影响“已经不是做为强权的压迫”，而是通过“行销”，使“人民心甘情愿地舍弃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体系——来获取商品”。[3]1 在另一次访谈中，陈映真就上述论点展开叙述，他指出：
为了销售其产品于世界市场，它发展和运用现代空前强力的大众传播技术知识、广告技术和知识、行为科学、心理学，组织成空前强大的行销活动，创造和操纵人的消费欲望，并且在这种美的操纵中，利用、改造、破坏各市场国家和民族原有的文化特性和价值体系，深刻地影响到人的生活。
……跨国企业和强权政治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深刻影响弱小国家的命运……在国际性利润贪欲下，跨国企业向落后国家的生态环境、医药法律、农业用药法规……挑战。它并且以“现代化”“进步”“富裕”“消费主义”“国际主义”向弱小国家的自尊心、民族主义、传统节制的、尊敬自然的哲学挑战。[4]
况且，跨国公司这些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并不是以利炮坚船加在弱小国家的头上。它是以甜美的方式——‘进步’‘舒适’‘丰富’‘享乐’……这些麻醉人的心灵的消费主义，加在我们的生活和文化上，需要一点批判的知识，才能透视它的真相”。遗憾的是，“台湾知识、文化界的一般，似乎对之浑然不觉”。正是由于这种种原因，跨国经济的问题引起了陈映真的注意与关切，“写自己所注意关切的问题，对于作家，怕是极为平常之事”[5]3。
对跨国公司这一主题，陈映真不但有理性的观察与思考，还有实际生活的体验。1965年7月，他曾就职于美商辉瑞药厂；1975年11月，又在美商温莎药厂任职。这两家药厂均为跨国性制药公司。这两次工作经历，使得陈映真对这种国际性公司有着深刻的了解与体验。他说：
我置身其中，具体“生活”地感受到跨国资本和商品对于各市场国家民族的人、文化和价值的深刻的影响。精英们甜美的梦想，逐渐成了我的噩梦。于是，在台湾，早在牵强附会、半生不熟、从西方学院转贩而来的“后殖民论”尚未为人所知的六十年代末以至七十年代中后期，台湾外国机关（黄春明）和跨国公司的生活（陈映真、王祯和）成了作家关注、批判的题材。如果说批评跨国资本主义而谓作品缺少生活，还应该具体作品具体分析。但对我而言，台湾思想学术界全面西化、亲美、反共的六十年代末以迄八十年代初，台湾几位作家在文化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问题上，以敏锐的批判眼光、生动的艺术性留下来的作品——除了我的作品外，都是重要而优秀的收获。[6]
正因为有跨国公司的实际生活经验为基础，陈映真对于“现代企业下人的异化之本质的探索，以及凝视耸然傲岸的华盛顿大楼、对于人性尊严的维护、对于日渐崩解的固有文化的关切”[7]5，在当时的台湾文学中成为比较特殊、醒目的存在。
“现代企业行为下的人”
陈映真所关注的“华盛顿大楼”在讽刺跨国资本主义的强权嘴脸、速写台湾新兴中产阶级的物化及虚矫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他聚焦于旧政治殖民主义后的文化、经济等新殖民暗潮，还有全球化趋势下的资本帝国主义竞争。在“华盛顿大楼”系列中陈映真以一种第三世界的立场，对当代新帝国主义与新殖民主义借助的“跨国公司”这一体制，进行了梳理与批判。正如赵刚所说：
既是“新殖民地”，那就表示华洋关系中存在着某种形式的“主奴关系”。不论“华盛顿大楼”看上去多么的文明亮丽，它必然是架构在一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与自卑感的对照之上，对被殖民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灵扭曲与伤痛。因此，“华盛顿大楼”系列所铺陈的“新殖民地”状况里的“不平等”，并不只是一种普世论的阶级关系可以完全说明的，因为这种“阶级关系”要同时透过“种族”“文明”“宗教”“强势语言”……等因素的中介进行再生产。[8]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台湾逐渐被吸纳进“大美国秩序”（Pax Americana），普通民众对这个霸权秩序的强势感觉比较迟钝，反而以融入为荣耀，对进不去的人如《万商帝君》中的林德旺，则表现出极大的鄙视。这是从《夜行货车》到《万商帝君》重复出现的主旋律。因此，王德威在评价陈映真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写作时说：“他与彼时兴起的台湾本土自决运动，显得格格不入；另一方面，相较90年代学界流行的后殖民论述，他反倒开风气之先了。”[9]
在《云》的自序《企业下人的异化》一文里，陈映真阐述了“华盛顿大楼”小说的主题。他认为，“企业为了有效达成它惟一的目的，即利润的增大与成长，展开精心组织过、计划过的行为。这些行为，以甜美、诱人的方式，深入而广泛地影响着人和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分析和批判这影响的工作，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文学不应，也不能负起这个工作任务”。[10]1 所以——
“华盛顿大楼”系列作品，主要和基本地，不在于对企业和它的行为做出分析和批判。文学和艺术，比什么都更以人作为中心与焦点。现代企业行为下的人，成为“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关心的主题。
作家首要的功课，是自觉地透过勤勉的学习与思想，穿透层层欺罔的烟幕，争取理解人和他的处境；理解生活和它的真实；理解企业下人的异化的本质。[11]
显然，跟同时代的台湾作家相比，陈映真更强调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更关注台湾经济资本主义遮掩下的文化冲突和人性矛盾，以及台湾经济繁荣的光鲜外表下人的疏离与不安。
以小说《云》为例阐释。
陈映真在《后街》中曾提及《云》的写作缘起，他写道：
1979年10月3日早晨，他突然遭到调查局以“涉嫌叛乱，拘捕防逃”的拘捕令逮捕。三十六小时之后，他奇迹一般地获得保释。他被前来具保的妻带回到被恣意搜查得凌乱不堪的书房，在地板的一隅，他捡起了一本他为《夏潮》工作时的采访笔记。笔记上竟记载一个被压杀的工会运动的始末。虎口归来，读着数年前的采访笔记，不禁眼热。他突然悟解，当他生活在随时可能被逮捕的日月中，写作竟是惟一的抵抗和自卫。他把采访笔记的材料小说化，就是八○年发表的《云》。[12]
《云》有三层结构，层层分明，又汇合在一起表达了一个总的主题。《云》的第一层结构，从张维杰招聘朱丽娟为秘书，开办小公司说起。第二层结构倒叙，讲张维杰回忆在跨国公司组织工会的情景。第三层是装配女工文秀英（小文）以日记方式，既追忆了自己的出身、家境，又实写了参加工会改革斗争的心路历程。这三层结构组成一体，既有张维杰的视点，又有文秀英的视点，这不同的视角又共同表现了工人阶级与跨国公司的矛盾，揭露了外国老板的虚伪与残忍，同时，也展现了工人们觉悟后的风采。[13]
小说伊始，台湾麦迪逊仪器公司的新进职员张维杰，奉总经理艾森斯坦之命，前往中坜的工厂协助设立一个“真正属于工人的工会”（4：5）。张维杰深受艾森斯坦“新的、开明的、‘跨国性的自由论’”的影响，产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对“艾森斯坦先生所代表的美国麦迪逊公司，以及美国麦迪逊公司的这一切成为可能的美国自身，发生了深切的敬畏和崇拜的心”，“对艾森斯坦先生建立了无法取代的尊敬和忠诚”（4：42—43）。在艾森斯坦所谓“将是我复兴美国理想于全球的骨干”的殷切厚望中，张维杰信心满满地奔赴“重组工会”的第一线。“重组工会”的计划，虽然得到赵公子等女工的热烈响应与支持，就连老成持重、富有经验的何大姐也加入这一行动中。然而，却受到“保守派”既得利益者宋老板一伙的竭力反对和攻击，张维杰越挫越勇，为能被“这年轻、英伟而经纶满腹的上司当做贴心的人”（4：77）而深感荣幸，他勉励何大姐们“为了艾森斯坦先生，请大家一定要努力，把新工会组织起来”（4：95）。张维杰自忖：“曾经为了别人的苦乐、别人的轻重而生活的自己，变成了只顾自己的，生活的奴隶，大约就在那时开始，也说不定。”（4：36）
到了工会选举的当天，宋老板指使“工仔虫”张海清等人发挥流氓本性，千方百计阻挠工人们参与选举——何大姐一大早被人以母亲病重为由骗回老家，张维杰被禁锢在楼上的厂长办公室，这种情形下，赵公子与小文等人都坚持着，等待说好了九点钟会来投票现场的总经理艾森斯坦。孰料，艾森斯坦始终没露面。工人们最终散去，张维杰也失望而归。
选举失败后，张维杰认识到总经理艾森斯坦的虚伪与欺骗——在艾森斯坦的指令下，他与女工们费尽心力推进的工会重组，投票受挫后，艾森斯坦不是坚持初心，与张维杰及女工们继续并肩作战，反以一句“企业的安全和权益，重于人权上的考虑”（4：119）轻描淡写地了结，为此觉得“恶心至极”（4：120）的张维杰，以辞职表示抗议。当时，小文关于白云的一番寓意深刻的话，并没有触及张维杰的灵魂，他也没有深刻地自我反省，只把自己也当作了受害人之一。小文说：
“实在说，我方才一直在看着那些白云。看着他们那么快乐、那么和平、那么友爱地，一起在天上慢慢地漂流、互相轻轻地挽着、抱着。想着如果他们俯视着地上的我们，多么难为情。”她说。（4：117）
天上的白云，尚且能够那么快乐、和平、友爱地相互挽着、抱着，人间的人为什么做不到呢？这是小说题为《云》的旨意。当时的张维杰却兀自沉浸在自信心受挫的打击中，把小文说的“云”看作了天空中游移的云。如今，时过境迁，读罢小文的日记，再回味反思离开麦迪逊后的生活，他突然意识到：
自以为很辛苦地工作着的这两年来的生活，其实是懒惰的生活。只让这个迅速转动的逐利的世界撞打、撕裂、铿锵，而懒于认真寻求自己的生活……（4：122）
念及此，他不仅立即给日本客户回信，严厉斥责对方“有意利用强势商业地位，压低代理人应得利益之不当”（4：122），并写信给秘书朱丽娟“倘若你今晚有空，我想请你到台北吃饭”，为自己这两年来只是“把她当作效率很高的打字、打杂的机器”（4：123）而摇头喟叹。无疑，在这里，张维杰的人性在回归，表现出浓浓的人文情意和人道关怀。
另一条线索写小文。小文刚出场时，是一个没有社会经验的畏怯、质朴的女孩子，她认为“工会的事，那么困难，我也不会。专心努力锻炼写作，才是我的本分”（4：23）。在何大姐等人的感召与帮助下，小文逐渐成长起来，有了新的人生感悟与触动。在日记里，她写道：“我知道了在芸芸众多的工人间，有何大姐和阿钦这样，以木讷的正直和并不喧嚷的正义及勇气，自己吃亏，受辱，却永远勤勉而积极生活着的人。……坚决相信人应该互相友好、诚实地生活，吃了许多苦头而不后悔的何大姐她们，是多么的了不起。”（4：73—74）与何大姐她们一起工作、并肩战斗的日子，改变了小文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她明确了生活的真谛：“为他人而生活的人，才是真正为着自己而生活的人。”（4：74）
在选举新工会失败的那一天，当工友们开始缓缓地、不情愿的走回装配线大楼时，小文大声地呼唤工友们，她脱下黄色的工作帽，高高地举了起来：
忽然间，几百只蓝色、白色、黄色，分别标志着不同劳动部门的帽子，纷纷地、静静地举起，在厂房、在宿舍二楼、在装配部楼顶，在电脑部的骑楼上纷纷地举起，并且，在不知不觉间，轻轻地摇动着，仿佛一阵急雨之后，在荒芜不育的沙漠上，突然怒开了起来的瑰丽的花朵，在风中摇曳。（4：114）
小文这“在被侮辱、被欺骗、被伤害之后的觉醒”[14]1，读来的确让人感动。小说结尾处，写了张维杰的真正觉醒。张维杰“如今，在读过这三本小文的日记之后，却无端地听见他那原已仿佛枯萎了的心的孱弱的呻吟了”（4：121）。那“枯萎了的心”就是爱心和同理心，就是关爱他人与理解他人之心。正如詹宏志所评价：“《云》……呈现了几个台湾社会的经济事实，并深入地批评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以及其与人性尊严的冲突。着墨虽然从容淡雅，批判的气力却泉涌而出。”[15]
如何评论“华盛顿大楼”系列的概念化写作
陈映真“华盛顿大楼”系列的书写颇为引人注目，尤其是他对跨国企业体制下人的异化、传统文明和价值的沦丧等主题的揭示发人深思，詹宏志甚至赞誉“复出的陈映真，是在文学上深刻反省台湾资本主义化之下，社会制度与人性冲突的第一人”[16]3。然而也有些学者认为，陈映真有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太为思想服务。以《万商帝君》为例，据陈映真说：“一般反应，似乎认为故事太为思想服务，枯燥无味。说起来，这是我才华不足，不能像卓别林、布莱希特、萧伯纳那样，使思想的宣传充满着艺术的芬芳。”[17]1 那我们该怎样评判陈映真“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写作呢？
首先，我认为这与陈映真的写作哲学有关。在一次访谈中，陈映真谈到不同作家有不同的写作哲学，他说：
写作也是这样：有些人写作以我为中心，写我的感情、思想，写我的喜怒哀乐，可以不照顾到现实，他们认为照顾到现实就不是文学，文学艺术应该追求纯粹的东西，追求那种美的、善的东西。可能有另外一种写作的哲学，认为文学艺术只是一种手段，用这种手段让自己跟读者或者观众能够更加理解生活、历史、社会的本质，理解了这些本质，最主要的还是要去理解这些本质里所透露出来的，生活里面的或者社会历史当中存在的矛盾，并且想办法去克服这些矛盾，让人能够生活在更美好的环境和世界里。[18]
陈映真坦言，他选择了第二种，并把这样的选择看作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哲学式的选择。在彦火的访谈录《陈映真的自剖和反省》里，陈映真曾经明确地说：
我想我是属于“概念先行”一类型的作家，这在我出狱以后更明显，我对文学的哲学观点，是言之有物，倒不是有否载道的问题，我这一做法不一定对——有些人反对这样的做法。但这是我的想法，对不对是我的事情。特别是我出狱以后，理性的成分比较高。[19]
上述观点在韦名的访谈录《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中也得到印证，陈映真说：
我说过，写作，对于我，是自我批评和批评的过程。这就一定是“概念先行”了。“概念先行”，对某些人而言，其实就是“技术犯规”，尤其是犯了他们的“规”。（笑）[20]
之所以有这样的写作哲学，因为陈映真一向认为：“对于我，写什么远比怎么写重要得多。……在一定的历史时代的一定社会中生活的作家，到底说了什么——关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这些问题，那个作家想了什么，说了什么，这才是艺术的中心课题。”[21]2 他以杨逵的创作经验为例加以说明。他说“杨逵等先行一代作家之动人”，在于他们写作技巧与思想内容的完美结合，在于他们的写作技巧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尤其是“杨逵的批判力思想力，以及批判思想背后巨大的人间性和人间爱”。[22]3 基于上述写作哲学，陈映真创作了“华盛顿大楼”系列。然而，自我表述是一回事，他人的阅读体验是另一回事。下面，以《万商帝君》为例，谈谈我自己的阅读体会。
第一次阅读《万商帝君》时，确实有“概念先行”的感觉，尤其是文章第六节“彼得·杜拉卡”，几乎通篇是与行销有关的商业知识，读来感觉单调。然而，再读几遍后，方品出小说的滋味，并体会到作家的良苦用心。作为一个成熟的、有着丰富写作经验的作家，不得不说陈映真对小说的布局和剪裁，把握得很到位。以“彼得·杜拉卡”一节为例，尽管国际会议每天的会议主题与主讲内容小说中均有涉及，但多为一笔带过，只有涉及小说创作主旨的关键环节才展开详细描述。譬如讲述“行销工作的外在环境”时，引用Blackwell教授的话，意在强调较之对美、日等发达国家消费者的尊重，跨国公司对相关法律欠缺的东亚、东南亚等第三世界地区的消费者则可以肆意作为。强调Blackwell教授的“交叉文化”概念，意在说明刘福金思想意识的转变，这一“振聋发聩”之课，让刘福金茅塞顿开，主动放弃“台独”理念，以具备国际心胸和视野为荣耀。与之相类，叙述宫泽“世界管理者”的理念，意在指出陈家齐的变化，受“世界管理者”的启发，他提出了“国际的行销人”概念，从而“使他从传统和家庭而来的民族国家信念中，逐渐得到解放”。而Alpert教授关于“用我们多国籍企业高度的行销技巧，多样、迷人的商品”“反攻大陆”的高谈阔论，更是写出了陈映真内心对“红色中国”被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同化并最终消失的无尽担忧。
因此，尽管陈映真的确属于“概念先行”类型的作家，但是细心品咂、体味他的小说就会有不同于第一印象的微妙而丰富的感受和认知。这让我想到了李欧梵对他小说艺术的评价，他说：
陈映真作品中的典型长句子，是一种充满了“异国情调”的激情式的文体，而这种文体却不断地受着另一种严谨的“现实”模仿式的文体所限制；倒过来看，我们也可以说陈映真的写实文体仅是一个荒芜的河床，而在这河床深处所流动的却是另一种“非写实”或超现实的意象激流。这两种文体的交错，使得陈映真作品中的叙事架构出现种种回旋，并不依着单一的时间直线进行，因此，陈映真的作品并不完全在说故事或塑造人物，而是在说故事的过程中处处“自省”故事的意涵；在描述人物的同时也为这些人物反思、请愿或赎罪。简单地说：这决不是普通一般的写实主义的叙述语言，而是一种颇为独特的知识性语言。[23]
显然，恰如陈映真所说，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出手就有技巧”，“出手就自动地思考表现技巧的问题”，那本身是一种境界。技巧，对于一个作家，尤其是陈映真这样老练的作家来说，是一种“最起码的要求”[24]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特别引用蒋勋对“华盛顿大楼”系列的评价作为本节的结束语。他说：
陈映真停笔七八年之久，他近期的作品，如《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系列等几篇，对于目前经济体制，人类生产关系的分析，局面之辽阔，恐怕中国近代新文学作品中无出其右，虽然我觉得在结构上，应该发展成长篇，来容纳这样大的历史主题，用作中篇、短篇，稍嫌局碍，但是，这已不影响陈先生已经具备了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的格局了。
即使在最近的作品中，对经济体制的分析，人类生产关系的近乎论文式的深刻探讨，都没有使陈映真的小说变得僵硬、教条或空洞可厌，我想，根本的理想主义的色彩，根本上简单的爱人之心，实在是不可忽视的大背景。[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