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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论
1.8.2 第二节 《死者》:祖孙关系的彻底“断裂”
第二节 《死者》:祖孙关系的彻底“断裂”

《死者》讲述的是螟蛉子林忠雄自宜兰搭末班车赶到桃园镇郊的老家奔外公生发伯的丧,不料,外公又短暂还阳。生发伯就这样处于弥留状态,直到清晨才咽气。小说描述的就是这一夜里,奔丧者林忠雄与将亡者生发伯各自的内心活动,二舅母在中间穿针引线,将代际关系联系在一起。

初读小说时,很是不解,明明小说名为《死者》,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笔墨来讲述将死者生发伯的第三代外孙林忠雄的所思所想,甚至有喧宾夺主的嫌疑。多读几次后,方才晓悟,小说的主人公看似是林忠雄,实则是生发伯,小说围绕着生发伯,揭示了外公、舅舅、外孙三个不同代际的人,在不同价值观左右下截然不同的“命运”。大致说来,外公与两个舅舅属于一代,他们工作勤恳、任劳任怨、重情重义,却最终没逃过“命运”的劫难,死于家族遗传的老病。螟蛉子林忠雄是资本主义商品化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人类,他满脑子的发财梦,对情感淡漠,甚至奔外公的丧都是不得不到场的点卯而已,却活得自在洒脱、毫无负担。小说通过对祖、父、孙三代渐行渐远,最终人鬼殊途、彻底“断裂”历程的展现,勾勒了一段从日本殖民时期到六十年代初的现当代史,并对传统认同、殖民统治,以及资本主义现代化等问题的纠缠予以梳理。生发伯:贫苦人身陷贫苦命运

生发伯在小说中出场时,便是沉默无声的将死之人——他沉沉地睡在白色的帷幔里,重病的胴体散发着腐臭,肺腑的气息已十分微弱了,全新的白色殓衣和黑色的长裤,最显眼的却是“纸糊般的殓衣下那一双水肿的脚,涨得那穿着布鞋的脚盘显得十分笨重”。这一双脚“正是他家里的老病呢”,这在现代医生称为肝癌的病症,在乡人看来却诡异得很,他们称之为“男穿统,女罩褂”——男人肿在脚,女人肿在脸(1:64)。二舅母这样向林忠雄介绍道:

“你母亲怕也是这种病呢。也是肿得一个脸像罩了褂。古人就不知道叫什么癌。伊也是吐了红死的;同你大舅一样。你二舅则是一程程的拉了血去的……他们家的老病呢,真奇!”伊说着,仿佛震慑在神秘的、受了诅咒的命运之中了。(1:64)

林忠雄就此忆起“只不过是个急躁鲁直的贫苦的寡母”临死前,“一大口一大口地吐着血”垂死挣扎。他恨过母亲,也咒过她死,因为“母亲的一生,并不曾‘做好’过;伊有过许多的男人”(1:65)。这样看来,貌似他的母亲是个水性杨花的肤浅女人,然而等我们解读完全篇就会明白伊的不幸。伊必定有着坎坷的婚姻,否则伊不会有许多的男人,这里“坎坷”不是指向现代人婚姻中感情的不顺遂,而是更多地指向死亡与病苦,挣扎在生存温饱线的同舟共济;伊没有自己的亲生子,否则不会有螟蛉子林忠雄,而这个螟蛉子呢,在伊生前痛恨并诅咒伊,在伊死后,“自从他知道自己是个螟蛉子的时候,他就不再纪念他的母亲了”(1:64)。因此,母亲即使“强壮如男人”,“却永远那么贫苦和不快乐”(1:65)。母亲的命运如此,大舅、二舅,以及外公呢?在林忠雄回忆的间隙里,二舅母继续絮叨着:

“你说咧,”伊说,喁喁地,“说是人做好了,就有好结尾。看他们家,也不然呢。说你二舅吧,从日本时代的壮丁团到光复后入了农会,不贪不取。说你大舅吧,辛辛苦苦从劳役上升到工务股长,从外乡月月汇钱养这老人,谁不说他孝顺。就他老自己,从小拖磨着养了弟兄家小,结果呢?妈妈跑了,在他的老境,接连两个儿子都死了,到如今,落得他这般模样……”(1:65)

大舅在外乡辛苦打拼,至为孝顺;二舅不贪不取,人格周正;外公身为长子,肩起扶养弟兄家小的重负……他们都是踏实肯干、有情有义的人。这一代父与子的差别在于,外公生发伯是典型的传统型人物,而二舅则经历了日本殖民政权的洗礼,陈映真通过林忠雄所凝视的壁上的图片展示出来:

壁上的二舅的照像……虽然放大技术的粗劣,但穿着日本国防服的二舅,那种沉着的自信,不仅跃然欲活,更令人感到一种不属于村夫的漂亮的表情。它的旁边是一帧新的炭精画像。画着一身儒服的阿公,坐在乌木椅子上,倚着一个书桌,桌上有书册,手里还握着一本半掩的册子,书皮写着:“史记”。(1:66)

照片上身穿“日本国防服”的二舅与“一身儒服的”阿公,放在一起颇有些突兀,恰如“精神而且豪华”的委员长的画像与日本影星若尾文子的日历(1:76)摆放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个由“国防服”所衬托出来的二舅的自信与漂亮,不言而喻是被殖民政权所披上的。作者何以插进这一笔,用以描述二舅与生发伯的反差?迫于当时的环境,陈映真肯定无法深入批判殖民统治的伤害,然而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那种因殖民统治而来的亲子之间的认同断裂,即何以外孙林忠雄毫不留恋地与外公所代表的传统方式硬生生地断裂了。

盆景、儒服、史记等等,他几乎看惯了;它已经是传统的结构,只要人一死了,他便是一个员外型的儒人,这正如再穷苦的人,哪怕是生时无立锥之地,在他死后,也有遗族烧给他一串串的纸钱,和一幢起码的纸屋子。(1:66)

作家的议论显然已勾画出生发伯的一生,一则他是个儒家的象征着“传统认同”的典型人物;二则他有着贫困国人的共性,那就是重死轻生,甚至向死而生。生发伯于一月前病倒,病因则是“十年之内丧尽了两个好儿子”。他不成声调地哭了三日三夜后,“人们也时常看见他老泪纵横,成天红着枯涩滞板的眼睛,发着呆”(1:68—69),没多久,他便病倒了。病症一天天加重,“但他的记忆却比什么时候都要活泼起来”(1:69),躺在病榻上的生发伯忆起自己贫困操劳、彻头彻尾失败的一生,只能叹息“命呢”:

命运如今在他是一个最最实在的真理了,否则他的一生的遭遇,都是无法解释的:他劳苦终生,终于还落得赤贫如洗;他想建立一个结实的家庭,如今却落得家破人亡;他想尽方法逃离故乡,却终于又衰衰败败地归根到故乡来。而那些败德的,却正兴旺。这都无非是命运罢。(1:71)

生发伯的父亲是个懒散而无作为的人,终日倚靠母亲的侍奉;生发伯“从小拖磨着养了弟兄家小”,及至成家立业后,“那年自己的妻,留下二男一女,逃到邻村去了。后来据说伊也经不起劳苦和赤贫,投下涧里死了”(1:71)。第二年,生发伯便出来外县,四面八方去讨生活了。在遭遇了“命运的恶劣”后,生发伯深觉无望,“除了捶心痛哭之外,似乎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因此,“他一向不曾期望再活下去”(1:72)。

临死前,他唯一所在意的事就是像父亲临终前对母亲垂示遗命般,对着他的二媳妇做同样的叮嘱:“媳妇呀,可千万不要为我们家做见羞的事情……”(1:73),然而就在一瞬间,他的嘴唇与大脑失去了统御。这最后的愿望,也终是落空了。生发伯为何有这样的担忧?原来这是一个有着一种恶俗的村落——“私通的事情,几乎是家常便饭的事”(1:70)。他年轻时,曾“立志要叫他的后代离开自己那淫奔的故乡”(1:71),但毕竟逃不过“命运”的追踪。尽管病重后的生发伯“三餐有二媳妇照料”,也“好在二媳妇近年来变得强壮能干,干着些杂工、莳田和采花生,加上秀子的贴补”(1:69),使家没有垮掉。但是“不幸他曾数度看见家里似乎曾有神秘的男人的影子”(1:70),因为老眼昏花,加以重聋,所以不敢贸然断定,只好以幻觉安慰自己。然而,我们知道这绝不是幻觉,因为生发伯死后,那男人便现身帮着张罗后事了——二舅母“回转身,向一个年轻的农夫叮咛着。那农夫严肃地听着,顺从地点点头,便回身挑着箩筐出去了。大家都明白伊和那后生农夫之间的关系。但像林忠雄那样长年在外的后生,却是无从知道的。因为这些平板苦楚的脸孔里,实在无法感到这里竟有这样一个怪异的风俗”(1:75)。这个“怪异的风俗”无关风花雪月的调情与浪漫,而是他们贫困生活的一部分,是底层劳动者为了活下来所做的劳动与生活的安排。恰如赵刚所诘问的:二媳妇“养汉”其实不就是劳动力结合的一种特定方式吗?不就是在一个艰困的物质条件下的必然“道德状况”吗?[16]1 正如小说中所说:

而且一直十分怀疑这种关系会出自纯粹淫邪的需要;许是一种陈年不可思议的风俗罢;或许是由于经济条件的结果罢;或许由于封建婚姻所带来的反抗罢。但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们是一群好淫的族类。因为他们也劳苦,也苦楚,也是赤贫如他们的先祖。(1:75)

这世世代代的赤贫和劳苦,不是个人,而是众多人的苦楚,该如何解释呢?通过这段议论,由小人物生发伯的悲惨一生,引发我们对悲剧的理解上升至集体层次时,便可看出整个社会的不合理、非正义与残酷无情。正如赵刚所说,他们不是没有计划,也不是没有努力,但这一切都敌不过那“社会”而归为乌有。“历代以来,中国农村的佃户贫农世世穷厄,其中偶尔不乏企图振作之人,他们努力劳动、节约、计划、想要创业,想要‘生’财、想要‘发’家,但到头来,他们常常比开始时还要赤贫还要潦倒;典当、出妻、鬻子,全身是债,乃至辗转沟壑……”[17]1 到头来,也只能如生发伯这般,以“命运”为辞聊作自嘲与安慰。

生发伯也有自己的欢喜,那便是:他终于要睡在那巨大而光亮的樟木棺材里了(1:72)。只有这副漂亮的棺材能给他带来安慰与尊严,他也不再是众人嘴里的“可怜可怜”了。因为,“他永不能忘记母亲入殓的时候,众人那种佩服和钦敬的眼色。如今他自己就要睡在另一副发亮的樟木箱里了”(1:72)。希望与计划早已破灭了,经过了大苦楚和大凄惨的生发伯对于死亡已平静如潭水,他想象着自己“撑着发亮的、上好的樟木船”,驶向一个“烟雾的远地,凛冽而朦胧的”(1:73)。这种向死而生的欢欣,这种将生命力再次升腾的希望寄托在死亡的想法,都让人读之心塞,怎样的艰辛、潦倒而落魄的一生,才让生发伯对死亡寄予这么多的期望呢?陈映真将这希望与生命力的书写都一并倾注在了那口樟木棺材上。就连“由于自觉是个螟蛉子,这家族的倾颓,并不曾使他十分为之悲愁”的林忠雄,也“整个的被那稀有的巨大而漂亮的棺材所魅惑了”(1:74)。这副棺材:

它的脸部约有一般的两倍那么大,俨然地像一副威武逼人的面孔;它的长度虽和一般的差不多,但那由高而低的线条,有一层雄壮而庄严的气息,而且赭红发亮。箔纸的火光在陈年的漆面上跳着舞,这个棺木便仿佛有了无比的生命力了。(1:74)

生发伯一生黯淡,毫无美感,他死去的肉身归宿——樟木棺材,却这么威武、焕发。透过这一笔,陈映真将底层百姓生的苦难与死的荒谬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了。

林忠雄:不再回头的故乡浪子

寻常人接到亲人将亡的消息时,多会满心悲伤着赶在第一时间回家,期待彼此能见上最后一面。小说中的林忠雄则相反,接到凶电时,虽也有些叫人怵然,但他还是选择坐末班车回老家,因为生意“正赶着景气”,这次是“不得不回来的”。因此,车不曾到台北,“奔丧者的沉重,早已烟消云散了”(1:59)。较之于生发伯对“兄弟家小”的照应,林忠雄则是完全不同的现代人格,在他看来,唯有赶在入伍前抓紧在东北台湾的几个小镇上巡回放旧电影,多赚些钱,“感觉得尤其之实在”(1:59),其他则都是虚浮的、不真实的。坐在奔丧的车上,他念念不忘筹划着发财;下车回家的路上,他最担心的不是能不能最后见外公一面,而“怕是哭不出来的这件事情”,为此他“真切的感到事情的严重了,但那感觉无论如何却不是悲戚”(1:61)。林忠雄象征了一种无能于爱、无能于真情感受的现代人格状态。同时,较之自己的真情流露,他时常将自己对象化,以他人或习俗的眼光揣测或旁观。不是处于对逝者的尊重不抽烟,而是担心是否有这“一道忌讳”(1:60);对于自己“怎样也流不出眼泪”的事实,不是内疚或自责,而是担心“对于乡下人,似乎是十分不得体的事情”(1:61);在得知外公处于“还阳”状态时,他被二舅母热心地催着叫“阿公”,却思忖着“这又是习俗上应该的”(1:62)。待到二舅母哽咽起来时——

于是他便又阿公、阿公的叫着,觉得自己的声音里,竟酿起一层薄薄的悲哀来了。但这又无非是剧情中的一种自我怜悯,无论如何总不是实际的悲戚吧。……若使阿公能醒过来,说些叮咛、诀别或祝福的话,然后头软软地一垂,像电影上常有的情景,这或许让他能流下眼泪来的吧……(1:63)

经历曲折、微妙的情感周折和心理波动,林忠雄终于觉察、辨别出自己或许能流下泪来的情形,竟然是外公能“像电影上常有的情景”一般“配合”他。或许是职业的缘故,林忠雄将一切都戏剧化、影视化了。对他来说,这趟奔丧,是他与这个破落的、无可留恋的家世过往告别的仪式。因此,当他于昏睡中陡然听到从外厅传过来的哭声时,他知道外公这次真的去世了,而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成了”——他“觉着终于完结了一件事”(1:74)。外公的死,终于让他解脱了。对于这个贫困的、苦难的,但却终是养育了他的家族,他没有表现出该有的悲伤与留恋,反而有一丝庆幸的嫌疑:

如今自己也算是成长了,虽然尚没有属于自己的女人,尚弄不清自己的生父母。但他要成立起来,让他的后生们有一个好的母亲,好的家庭。虽然他不明白癌并不遗传,也不传染,但他仍庆幸自己的身上到底没有流着含有“他家里的老病”的血液。(1:65)

自此,他与这个家族再也没有瓜葛了。“无论如何,这对林忠雄是完结了一切事了。而况他有正逢着事业的景气,到明秋入营之前,他得筹好娶妻的本钱。一切在他不过是个开始,他立了志,也筹划着许多的事。”(1:75)经此葬礼,林忠雄终于可以自由地、义无反顾地奔向现代新天地了。

除却热衷于追逐财富,缺乏存在的“真实感”外,林忠雄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经常溺于性意识与性刺激。这也是在整个奔丧过程中,他呈现出的唯一的“真实”。在这个奔丧的凄夜里,他时常“切实感到那种噬人的蛊惑”(1:67),他看到二舅母是个“强健的女人,在短薄的衣物中,伊是粗犷而结实的”;听到秀子的名,便想到传言里她和一个野汉子在废矿里黑天暗地地搞了七天,直到被人拖了出来。对于陈映真笔下林忠雄这种六十年代台湾社会资本主义崭露头角时新兴的主体状态,赵刚的分析非常精到,兹引述如下:

有一群年轻人正在兴奋地蠕动着挣脱农民、乡土、血缘、家族等传统身份连带,在开始繁华起来的城市的各种新兴行业里寻找发财头路。那时的陈映真敏锐地感受到这群人在努力追求个人“自由”的同时,却也无奈地陷在一种从来不曾领受过的“异化”状态中,而核心征候就是生命严重缺乏“真实感”,在波波相连的欲海中此起彼落;他们也许很忙碌,工作起来或也算得“认真”吧,但整个人的生存感却是细碎、轻飘乃至恍惚。[18]

对于生发伯们来说,他们身陷贫苦的命运,永无仰望晴朗与希望的可能性;对于被资本严重“异化”的林忠雄来说,追逐财富与性刺激是他所向往的光明未来的一切。最终唯一把他们系连起来的竟是那一具棺材,即使对家族的倾颓和外公的去世都不曾十分悲愁的林忠雄也“完全地迷惑于那一具沉默而有生命的棺材了”(1:75)。小说结尾处,林忠雄在迷惑中看到一幅热闹的场景:

火光在陈年的漆面上乱舞,照耀得满室都有了一层阴气的活泼的生命了:肖像活了起来;若尾文子憨憨地笑着;纸画上的秋千上下摇荡起来了,加上女人们轮番的哭声,使得丧家充满了热闹的生气。(1:75)

这富有生命力的棺材、向死而生的热闹,以及活泼起来的四壁肖像……似乎寓意着也许只有在死亡中,生发伯与林忠雄才能真正相遇。也许只有死亡,才能最终消除这因为资本入侵、殖民统治以及传统断裂所带来的世代隔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