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人道主义出发

我深信：人类的文艺方向，在经过这一段长期的失望、悲怆、非人化、颓废和迷失之后，终必有新的人道主义，一种新的肯定论的高水平来临，拭去一切不堪回首的、梦魇一般的过去，使文艺成为造就万民，安慰他们，鼓舞他们的力量……

——陈映真《打开帷幕深垂的暗室》

陈映真在《现代主义底再开发》一文中指出，文艺家作为一个知性的人，当他面对而且生存于这一个庞大的、被物质文化所非人化了的人和社会时，他应该指摘、批评并唤醒人们注意这一切非人化的倾向，鼓舞着作为人的希望、善意和公正，以智慧和毅力去重建一个更适于人居住的世界。^[1]1 作为一个具备了思考、爱和批评能力的人，陈映真“民间士人”的人间性，表现在他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关注小人物，通过小说为大多数属于“后街”的小人物立传。在二十九篇中短篇小说中，陈映真始终坚守人道主义立场，叙写了这些小人物或忧悒、或决绝、或虚无、或坚信、或朴直、或妄诞……的种种面目与形象。他们在那些虽是虚构却无比真实的时空中行走着，时而历历在目，时而影影绰绰。此刻我们所能想到的就有：疲倦微笑着的少年康雄，吃过人肉的乡村教师吴锦翔，系着一条肮脏红腰带的左翼犹大，浪漫忧悒的艺术家林武治，“存在主义者”胖子老莫，爱好文学的青年工人小文，虚空放纵的学者赵公，为经理梦发疯的跨国公司小职员林德旺，因理想幻灭而亡的老妇蔡千惠，在颓废中生犹若死的美男子赵南栋，本性端方的忠贞党员李清皓，台籍日本老兵林标，“满洲国”汉奸马正涛……这些形色各异、性格不同的小人物“列传”，构成了一道富有历史根性和真实性的人物画廊。

陈映真从心性良知出发，重新赋予那些被历史挫败、伤害和遗忘的“后街”人物以声音容貌，再现他们的脆弱与力量、敏感与坚韧、绝望与希望。本节以劳苦大众与知识分子为主体做大概的划分，简要评述陈映真诸篇涉及后街小人物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分析其人道主义写作的特征，并探索其形成的缘由。

劳苦大众的生与死

1959年创作的《面摊》是陈映真的第一篇小说，他自称是个“老掉大牙的人道主义”故事。小说讲述的是一对来自苗栗乡下的父母带着患有痨病的孩子来台北摆面摊谋生时发生的故事。开市的第一天因为违反了摆摊车的规矩，他们被警察拉到派出所，罚了六十元。柜台上坐着两个值班警察。

“我是初犯，我们——”爸爸说。

“什么地方人？”抽香烟的说。

“我是初犯，我们——”爸爸说。

“什么地方人？”他的鼻子喷出长长的烟。

“呵，呵，我是——”爸爸说。

“苗栗来的。”妈妈说。

柜台上的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注视着妈妈，那个写字的警官有男人所少有的一对大大的眼睛，困倦而深情的……（1：6—7）

短短的几句对话，乡下人进城又犯了事的那种忐忑不安、拙于表达的纯朴形象便跃然纸上。有感于之前那个把他们带进派出所“肥胖而暴躁”的警官的粗暴，一家人对这个“困倦而深情”的警官留有极好的印象。稍后，作家从妈妈和孩子的眼中正面描写了这个警官：

他是个瘦削的年轻人，他有一头森黑的头发，剪得像所有的军官一样齐整。他有男人所少有的一双大大的眼睛，困倦而充满着情热。甚至连他那铜色的嘴唇都含着说不出的温柔。当他要重新戴上钢盔的时候，他看见了这对正凝视着他的母子。慢慢地，他的嘴唇变成了一个倦怠的微笑，他的眼睛闪烁着温蔼的光。这个微笑尚未平复的时候他已经走开了。（1：5）

对比日据时代赖和等笔下那些被讽刺为“查大人”和“补大人”的警察的专制与残暴，眼前这个警官温和而善良，对这一家三口充满了同情。后来有一次，这个警官来他们面摊吃面，爸爸巴结地在他面里多添了两次肉汤；妈妈追赶着把他多付的五块钱送还回去，未遂。就这样一件小事情或者说小恩惠，一家人对于这警官满是感恩之心，爸爸一连三次说道“他是个好心人”，也许正是这个警察的温和与亲切，安抚了他们漂泊在城市里悸动的心，给了他们“橙红橙红的早星”（1：12）的希望。

“他不要钱吗？”孩子说。

“追上了吗？”爸爸说。点起一根皱折的香烟：“啊——他是个好心人。啊——”

……

“他是个好心人。”爸爸说。半截香烟在他的嘴角一明一熄：“好心人。”

……

“他，不要钱的吗？”孩子说：“不要，不要——”（1：10—11）

当这个警察消失在街角后，作家借孩子的童稚之口说出：“这个警察，不抓人呢。”“大宝长大了，要当个好警官，那时候你们不用怕我了。”（1：7）正如沙芜所评：尽管“贫”与“病”侵蚀着、威胁着某些人的生命，他们默默地忍受宿命的安排，在繁荣的角落里，为他们的继续生活下去的目的而挣扎着，他们愚拙，然而忠厚；无知，然而善良。当别人给予一点点同情之后，他们感激，正千百倍超过同情本身的价值，他们会为此沉默、悲哀、流泪，以至怀念终生。他们可怜的单纯情操，是多么让人肃然起敬。^[2]1《面摊》的意义还在于，作为陈映真的第一篇小说，关注的是后街小人物的命运，此后，小人物成为他文学作品的主角。

1960年的《祖父与伞》是一篇颇具抒情性的小说，借一把伞，叙述者回忆了童年的生活片段，以及老矿夫祖父的死。小说里，“我”小心翼翼地禁持着自己，不去碰触到“伞”的边缘，因为记忆里，伞是与祖父连成一体的，也是与“我”的充满哀愁的童年及生活过的寂寞荒凉的山村连成一体的。因此，“我”格外珍惜，稍一触碰，就揭开了那“满满地是我的乡愁”（1：78）的故事。故事里不可或缺的便是那支美丽的伞了：

它的模样要比现今一切的伞大些，而且装潢以森黄发亮的丝绸。它的把柄像一支双咀的锹子，漆着鲜红的颜色，因着岁月和人手的把持，它是光亮得像一颗红色的玛瑙了。天晴的时候，它是祖父的拐杖；雨天的时候，它便是他的遮蔽。（1：79）

每天傍晚，“我”这个寂寞的孩子，“全心地等待着我的祖父和他的高贵的伞了”（1：80）。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虽然孤独些，祖孙俩倒也过得怡然自得。然而两个春天过去后，有人开始砍伐尤加里树林，面对这些护卫矿山区的林子的消失，年迈的祖父变得感伤与悲楚，身体日渐衰弱。

终于，有天晚上祖父病笃了。“我”看到病危的祖父，“拿起祖父的伞，跑出茅屋，冲进倾盆大雨的暗夜里了”（1：81），找人救祖父。在电闪雷鸣、疾风暴雨的夜里，“我”走错了路，又第一次坐台车，体验了在风雨中奔驰的兴奋……不幸，哗的一声，祖父的伞“翻成了一朵花”。“我”紧紧地“抱着伞的尸骨”，回到家时，祖父“断气已经多时了”。次日，埋葬了祖父，落土的时候“我将那一把伞的尸骨也放进墓穴里”（1：82）。小说中，“我”对伞的忌讳，深深寄托着对祖父的怀念。因为那把祖父的伞，是流通着祖父的气息与血液的，自此，伞变成了“我”乡愁的郁结。

1961年的《猫它们的祖母》里的祖母也是个命运多舛的可怜妇人。先是丈夫“死在一个荒远的岛上的狱中”，虽然作家没有直说，但是我们很容易想到他那篇著名的《绿岛》，进而再联想到白色恐怖时代被抓捕枪杀的左倾分子。丈夫去世后，叔伯欺负他们孤寡，把家里的“一切产业全夺了去”，致使原本一心想去日本学画的儿子泉儿希望落空，终也“疯得不成人样”，至今已有十二年，一直“被锢禁在医院里，蓬头垢面，发着谵语”（1：87）。女儿阿惜则“因生下私生儿不能立身而漂泊以去”，“失去音讯凡二十余年”（1：86—87）。伊带着年幼的外孙女娟子来到一所小学当校工，将她抚养成人，为避免娟子重又步入她母亲的命运，只得答应了娟子与外省人的成婚。不承想，娟子婚后竟而不孝起来，“拒绝与祖母共食，甚至另外隔开一间十分局促的小房间给祖母”（1：90），更痛苦的是，伊要夜夜忍受“那轻笑，那碎语，那肆妄的呼吸”（1：88）。老苦无依的伊只有更专心地奉着嫘祖，诵经焚香。

伊之半生诵佛焚香，源于“高僧”德兴先生，他劝伊为泉儿供养牲界，赎偿罪债。为着泉儿，伊发愿“举凡有牲界来依的，我这丐婆就是饿饭也要供它们”。自此，伊都记不清“留过多少批猫猫狗狗的”（1：86），然则泉儿依旧只是疯着。伊又将希望寄托在德兴先生所预言的自己“无病无灾……盘坐诵经直至末了”的末日时辰，以此来补偿“毕生的不幸和劳碌”（1：86）。然则伊病得十分沉笃，极其痛苦，与德兴先生说的“那种神圣而泰平的圆寂相去太远”（1：85）。殁后，盖棺论定“祖母”这历经世态炎凉、人情冷漠的一生，娟子却幽幽地说，“伊是猫它们的祖母罢”（1：94），对祖母来说，这评价是何等的悲戚呵。

1964年，陈映真创作了名篇《将军族》。《将军族》讲述的是由大陆流落到台湾快四十岁的退伍军人“三角脸”，与同一个康乐队里被他叫作“小瘦丫头儿”的十五六岁的女孩子间发生的真挚动人的故事。一天，在月光照耀的沙滩上，小瘦丫头把自己不幸的身世告诉了他。原来伊的家人以两万五千元的价格把伊卖给了一个男人两年，那个男人要带伊去花莲当妓女，伊便逃了出来，混进了康乐队里，成了一个有家不能回的流落者。

“小瘦丫头儿。”

“嗯。”

“小瘦丫头儿，听我说：如果有人借钱给你还债，行吗？”

伊沉吟了一会，忽然笑了起来。

“谁借钱给我？”伊说，“两万五咧！谁借给我？你吗？”

他等待伊笑完了，说：“行吗？”

“行，行。”伊说，敲着三夹板的壁：“行呀！你借给我，我就做你的老婆。”

他的脸红了起来，仿佛伊就在他的面前那样。伊笑得喘不过气来，捺着肚子，按着床板。伊说：“别不好意思，三角脸。我知道你在壁板上挖了个小洞，看我睡觉。”

伊于是又爆笑起来。他在隔房里低下头，耳朵涨着猪肝那样的赭色。他无声地说：“小瘦丫头儿……你不懂我。”

那一晚，他始终不能成眠。第二天的深夜，他潜入伊的房间，在伊的枕头边留下三万元的存折，悄悄地离队出走了。一路上，他明明知道绝不是疼着那些退伍金的，却不知道为什么止不住地流着眼泪。（1：195）

这样的描写有四两拨千斤的力道。小瘦丫头这边毫不知情，没心没肺地插科打诨着；三角脸那边却已暗下决心无条件地帮助伊，内心一片温柔敦厚，嘴巴却失去了往日的能言善语，结结巴巴地表达不清楚。两人的这般对话便显得格外温柔动人，是一种超越了风月与浪漫的更具人道情怀的温暖。恰如刘绍铭所评：“这两个人，一个是落在异乡的异客，一个却被家里像猪牛那样卖出去，出身虽然不同，处境却相同：他们都是枯肆之鱼，理应相濡以沫”^[3]1。正因此，绝不是心疼那笔退休金的三角脸才一直流泪不止。

可是，小瘦丫头带了钱回家后，并没能息事宁人。“他们又带我去花莲。他们带我去见一个大胖子……我对他说：‘我卖笑，不卖身。’大胖子吃吃地笑了。不久他们弄瞎了我的左眼。”（1：200）十几年后，在一个出殡场合，小瘦丫头和三角脸再次相遇。

伊望着他，笑着。他没有看见这样的笑，怕不有十数年了。那年打完仗回到家，他的母亲便曾类似这样笑过……他们站住了好一会，都沉默着。一种从不曾有过的幸福的感觉涨满了他的胸膈。（1：197）

这种意外相逢的喜悦，对漂泊在外的异乡人来说，是何等地弥足珍贵！透过这样的笑、这般的幸福感，两人之间那种无法言表的情意浓浓地渗透出来。结局，他们虽然携手双双殉情，但那些留存于心间的爱与关怀，却温暖了彼此多年。

《将军族》描写的虽是卑微的小人物，却让我们看到了小人物的尊严，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信、助与爱。小瘦丫头第一次出逃后之所以主动回家，因为收到家里的信，说为了伊的逃走，家里要卖掉那么几小块田赔偿。“田不卖，已经活不好；田卖了，更活不好。卖不到我，妹妹就完了。”（1：194）被家人卖掉的伊不是对家人充满怨恨，而是念及家里的贫困，以及妹妹的未来，再次主动跳入火坑。伊之两次被卖，都坚决表示“卖笑不卖身”，维护自己做人的人格与尊严，不惜付出被戳瞎一只眼睛的代价。伊又是个懂得感恩的人，为了当面感谢三角脸，多年来，伊到处寻找三角脸，直至找到了他。而三角脸呢？他原是个吃喝嫖赌着浑噩度日的外省男人，在听了小瘦丫头的故事后，他一下子苍老成长了，把压箱底的三万元退伍金都送给了伊，为着不让伊有还款和感念的负担，他选择了悄悄地离开。陈映真所挖掘的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让我们感受到后街小人物生活的尊严、勇气与希望。

知识分子的孤与哀

在自述《试论陈映真》中，陈映真自我剖析因家道中落的挫折而引发了“不健康的感伤”，“脆弱的、过分夸大的自我之苍白和非现实的性质”，同时这种耽于“空想的性格”，以及“认识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衍化、产生了各种软弱无力、犹豫苦闷的理想主义人物，譬如《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故乡》中的哥哥，《乡村的教师》中的吴锦翔，《苹果树》中的林武治，《一绿色之候鸟》中的赵如舟，《猎人之死》中的阿都尼斯等。陈映真对这些人物既持批判态度，又充满同情；对他们予以鞭挞的同时，又不时为其辩护。这些在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长篇“独白”中有深刻的揭示：

言行之间的背离，不断地刺痛着他们的犹豫、敏锐的良心，使他们痛苦，使他们背负着怆绝的愧疚，使他们深深地厌恶自己，终而至于使自己转变成为与始初完全相背反的人。他们堕落了。天使折翼，委落于深渊而成为恶魔，竟而终于引至个人的破灭。自以为否定了一切既存价值系统的、虚无主义的康雄，在实践上却为他所拒绝的道德所紧紧地束缚着。他无由排遣因这种矛盾而来的苦痛而仰药自杀了；曾经自以为向往社会主义的费边社会主义者赵如舟，在现实生活中却曾残酷地遗弃一个旧式婚姻中的妻子和一个叫做节子的东洋女人，其后又一直在麻木不仁、腐败、肮脏之中生活，而终结于因老人性痴呆症走向癫狂的末路；乡村的教师吴锦翔始而幻灭，继而堕落，再继而发狂自杀；《故乡》中，试图在基督教义中寻找正义的哥哥也变成了一个耽溺在赌博和情欲的恶魔，毁去了一生。^[4]

虽然自谦“在表现上的优美和深刻来说，陈映真当然不及契诃夫远甚了”，陈映真却从阶级、时代和历史等角度分析，并将早期小说中的“衰竭、苍白和忧郁的色调”，称为“很契诃夫式的”。所谓的“契诃夫式”主要指契诃夫表现的“社会转型时代中”的自由知识分子“那种无气力、绝望、忧郁、自我厌弃、百无聊赖以及对于刻刻在逼近着的新生事物底欲振乏力之感”。^[5]1 虽然陈映真作品的文本意蕴，显然要比他自己的解剖复杂、深刻得多，但是在大致特征上还是不差的。做出类似判断的还有陈映真作品较早的阐释者尉天骢，他在文章中指出，陈映真主张将文学艺术建基于“人道主义”的“伦理条件”上，即他所标举的“‘爱’‘正义’‘怜恤’是世界一切宗教至极浅显和直接的共同的理想主义”。^[6]

尉天骢强调，在“每一时代里都有类似康雄一伙人这样的青年”——满带着“虚无的、浪漫的气质”，不满意于某些现状，一方面被思春期的苦恼所困扰，一方面则怀抱着美丽的梦想，“当梦想被现实粉碎时，人物也随之颓废了”。吴锦翔就是这样一个“对祖国热望着、而又被那战乱的情况弄得混乱的本省青年”。尉天骢指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前一阶段青年陈映真的面影——即“一个富于理想的穷苦青年，在现实中所表现的情绪上的反抗；一个热爱祖国的台湾青年，在中国混乱中的迷失；一个充满浪漫气质的思春期的少年，为何趋向反抗型的虚无精神和梦幻式的安那琪道路”。他还强调：“这种对现实的了解，如果说是建基于‘思想上的认知’，不如说是建基于‘情绪的反应’；因此他所流露的意识是属于美学的病弱的自白，而非政治或社会的主张。”^[7]3 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由于对于现实的体认，后一阶段的陈映真“不仅不满于自己过去的苍白、悲愤和颓废，而且对于自己过去种种‘对现实的偏执’也大为不满”，进一步深化了人道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文学观，正如他所说：

我深信：人类的文艺方向，在经过这一段长期的失望、悲怆、非人化、颓废和迷失之后，终必有新的人道主义，一种新的肯定论的高水平来临，拭去一切不堪回首的、梦魇一般的过去，使文艺成为造就万民，安慰他们，鼓舞他们的力量……^[8]

因为在左翼志士与知识分子的章节中，对陈映真笔下的小知识分子多有论述，是故本小节仅重点关注陈映真1960年创作的《家》。

《家》讲述的是因为没考上大学而去台北读补习班的“我”，在放年假回家的一个冬天的晚上，晚饭后向母亲表达了不愿继续读下去的想法，但是还没到就寝前，他却又下定了重新努力考取功名的决心。小说描述的是这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家人之间的微妙互动，以及“我”复杂的内心活动。原本具有反抗意识的“我”，最终屈服于家庭和世俗的压力，丧失了理想，而“成人”而“入世”了。

小说中“我”一直强调自己从落第的即刻，“有两个大的不安的死荫日夜地随着我，拂之不去”（1：26）。这“两个大的不安”主要是成为家长与高考中第。小说中写道：

父亲死后不久便赶上联招考试，因此全村的人都在望着我——以一种我所厌恶的善心，期待着一个发奋有为的青年，在丧父后的悲愤中，获得高中金榜的美谈，好去训勉他们的子弟们。然而我终于在全村中带着可恶的善心的凝视之前落了第，而后在一种热病的状态中离开了家。（1：24—25）

半年来，因为落榜，受到乡邻们“可恶的善心的凝视”，“我一直不能有片刻能够逃出自己因屈辱而来的伤痕”（1：24）。父亲去世，“我已经是这一家里唯一的男人了”（1：23），这是“我”要“成为家长”的最大理由，金榜题名也是分内之事了。“我”被迫着要以成人的姿势，担任起家长的职责，因此——

刚吃过晚饭。我坐着点燃一支香烟。我意识到妈妈正瞧着我，因此我小心地在脸上塑着成人一般的风景。（1：23）

“我”之北上补习，更多的是为着逃避乡邻们“需求美谈的欲望”（1：25）。岂料，来到台北后，并没有感到“在庇荫中的安定”，反而“走进一个更大的梦魇里去了”（1：25）：

那些新新旧旧的落第者们，那些生手们，云簇于地狱一般的教室里——不幸，我自小幻想着的地狱里的光，正像这些强烈的日光灯之萤色——眦眼咧齿地听着课……后来我几乎每堂课都看见无数青而瘦的学子们的手在空中挥舞着……忽然也自觉，这个幻象无非是引源于儿时对于忌中之家的功德场上那种挂图中的血湖的印象罢了：也是许多的青而瘦的手挥舞着，曲扭的嘴脸们呐喊着。（1：25—26）

这种以补习班为集大成的教育制度令“我”深恶痛绝。年轻学子们舞着青白而细瘦的手抢答的图景，在“我”看来犹如地狱血湖中的挣扎之手。说白了，高考这扇仰之弥高的冷冷的窄门，不过是激烈的竞争和争夺罢了；那些学子们，也不过是挣扎着、践踏着，蛾一般的可怜虫。“我”对此极度厌恶，终于鼓足勇气，告诉母亲不想继续念书了，因为“那里学费贵，而且又念不出道理”。

母亲警告“我”不可儿戏，“考不上大学，一晃马上就是兵期了”（1：26）；又鼓励“我”，“别再胡思乱想了，明夏考上大学，体面呢”（1：29）。母亲的低泣、妹妹的乖顺、照片上父亲的期望，以及乡邻们索求的“美谈”……这一切都促使“我”重新思考高考的意义。经过重重思想斗争，“我”终于意识到“在对恶无可如何的时候，恶就甚或成了一种必需”，决定直面那“不安的死荫”。想通了这些后，想象中的地狱血湖图像“再也不至于撕裂我了”（1：30）。于是“趁着这一丝唐·吉诃德的英武，霍然而起，以明日之我将大有作为的意思决定去睡了”（1：30），并以“父兄的口气”吩咐妹妹该睡了。在熄灯后的卧室里，映着街上的往来车灯，因兴奋而辗转难眠的“我”，好几次“看见墙上的父亲的微笑”（1：30）。也许，“我”的妥协与退让，也得到父亲的赞许与首肯吧。

基督教与鲁迅：人道主义思想的渊源

最后，我们切记，永远有两种型态的教会：一个教会是穿着华丽，引经据典、谈天说地、有地位、有名声的教会。但耶稣永远站在另一个教会——引导那些不受现代文学祝福，受欺压、侮辱、践踏、不幸者的教会。而我们选择哪一种教会？

——陈映真《基督教与大众消费》

鲁迅、契诃夫、芥川，是十分奇怪的组合。青年时代读过许多西方名著，崇拜铭感是不用说，但却没有如这三个奇异的组合影响着我的语言、风格、精神和命运。

——陈映真《陈映真的自白》

陈映真对后街小人物的关注与书写，所呈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主要归结为基督教与鲁迅的影响。陈映真少年时代受父亲影响皈依基督教，虽然在青年时代脱离教会，但是宗教精神对他的深刻影响，贯穿他一生的创作。鲁迅是陈映真少年时代接触到的另一重要精神的、思想的、政治的资源，不仅直接影响和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其写作也无时无刻不打上鲁迅的烙印。

陈映真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是一个在日据时代就关注大陆的民族主义者。在《鞭子和提灯》一文中，陈映真提到在他入狱的1968年，父亲第一次看他的十来分钟的晤谈中，这样嘱咐道：

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

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

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

然后，啊，你是我的孩子。

我把这些话送给你，摆在羁旅的行囊中，据以为人，据以处事……^[9]

正如松永正义所说，陈映真大概自幼就是从这样一个父亲承继了他的人道主义、正义感以及民族主义吧。^[10]2 即使在读大学后因为接触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陈映真不再去教堂了，但他笃信基督耶稣的父亲给予的影响却是深刻的。他说过，“曾有一个时候，面目黧黑的、饱受风霜的，贫穷的，忧愁的，愤怒的，经常和罪人、穷人和被凌辱的人们为伍的，温柔的耶稣，以及那位对生命怀着肃穆的敬意，对于周遭世界的不幸，怀有苦痛的同情，并在原始的非洲建造兰巴仓医院的史怀哲医生，成了我青少年时代的偶像”^[11]3。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赞成黎湘萍所言，陈映真赖以安身立命的首先是他自小从父亲那里得到熏陶的基督教精神，特别是《新约》以耶稣为代表的伊便尼派（穷人派）思想。他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固然也渊源于六十年代初阅读的三十年代社会科学著作，但家庭早期的基督教启蒙起到了关键性的导向作用。^[12]

陈映真将这种人最早由宗教启蒙而来的人道主义精神坚持下来。1985年11月，陈映真创办了以关怀被遗忘的弱势者为主题的《人间》杂志，发出“让我们相信，让我们希望，让我们爱”的号召，并在发刊词里阐明它的宗旨：

他们盼望透过《人间》，使陌生的人重新热络起来；使彼此冷漠的社会，重新关怀；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对彼此生活与情感的理解；使尘封的心，能够重新去相信、希望、爱和感动，共同为了重新建造更适合人所居住的世界，为了再造一个新的、优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团结，热情地生活。^[13]

这一宣言，被姚一苇称之为“一篇当代的人道主义宣言”。陈映真自己形容《人间》杂志是“用全新的视角展望台湾战后急遽发展过程中，人的变化和遭遇，特别从弱小者、没有面貌的这些人的观点来看世界”。在台湾经济刚刚起步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多数人为物质富裕欢呼时，陈映真则直指资本主义体制和帝国主义经济霸权对人性的扭曲和对弱者的压榨。历经牢狱之灾、生活艰辛，陈映真对后街众生的关照一如既往。

在人道主义这一点上，宗教与左翼有某些共同之处。接着我们来谈谈鲁迅对陈映真的影响，尤其是鲁迅对陈映真塑造和关照后街小人物的影响（其他影响在第七章“重访左翼精神山路”论及）。陈映真继承了鲁迅对苦难民族的关切，对底层小人物“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情与愤怒，对国民性的思考与批判，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等等。

读陈映真的文字，总能感受到鲁迅式满腔淑世情怀，他之以笔为武器，批判现实，揭露黑暗，唤醒国人，大有鲁迅“热心冷眼观尘世，针砭时弊刺沉疴”之风，因此，陈映真的作品总带有“为人生”的性质，恰如鲁迅所评价的俄国文学：“无论他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14]1 陈映真在小说中对小人物的种种“人生”状态予以摹写与批判。第一种批判对象是向外的，如《乡村的教师》中村民对战争愚昧的盲从与迷信，《死者》中生发伯们世世代代的贫苦不幸，《猫它们的祖母》中“祖母”一生命运坎坷的可悲可叹，《那么衰老的眼泪》中康先生的优柔寡断、瞻前顾后，《凄惨的无言的嘴》中被残杀致死的雏妓的可怜可哀，《苹果树》中一系“后街”众生的麻木不仁……此间，陈映真的批判的对象是向外的，既同情这些底层小人物的疾苦和不幸，又愤怒于他们的逆来顺受，不觉悟、不抗争。第二种批判对象却是返回自身的，如《我的弟弟康雄》中康雄的纤细、柔弱，终至自戕，《乡村的教师》中吴锦翔的由希望至失望，再至幻灭，《故乡》中“哥哥”由天使堕落至魔鬼，《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中犹大的孤独沉默、世故狡狯，《苹果树》中林武治的游手好闲、耽于空想，《猎人之死》中阿都尼斯的意志薄弱且患有“夸大妄想症”，《哦！苏珊娜》中李某满脑子的离经叛道、孑然放纵……此间，陈映真批判的对象通过对自身的反省、检讨与忏悔，呈现出深厚的历史感与时代性。

基于此，陈映真与鲁迅一样，注重强调文学的启蒙意义。他认为，启蒙是文学的大前提，政治、文学、知识、宗教和科技都应该为“人的解放，使人从物质的、精神的桎梏中解放，从压迫性的体制或人内在的罪恶与愚昧中解放”做出各自的贡献，而不应成为人的解放的重大阻碍。^[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