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累累》：仓皇而凄楚的生死爱欲

《累累》描写的是六十年代初某个暮夏八月的上午，台湾一个僻静的军营里，三个低阶青年官士兵疏离杂芜的生活片段，他们的浮躁悸动，以及交织今夕的伤痛忆往。陈映真同情而心酸地记载了这些外省军官荒凉的肉体，以及扭曲的精神状态。

这三个官士兵“都是走出了三十若干年的行伍军官”。他们在十六七岁时，被欺骗着加入行伍。

鲁排长蓦然想起了那一年在上海的一张募兵招贴，上面说：“……结训后一律中尉任用。”如果真的是那样，如果十数年前结训时自己便是个中尉，到现在早已掮上星星了。（3：69）

历经对日抗战、国共内战，其后他们在家破人亡、生死离别的转蓬人生命运的播弄下，流落至台湾，在漫长的两岸分断中，过着流离无告、举目无亲的荒漠生活。忆起过往的妻子、亲人，宛如隔世般恍惚，那些动人心肝的柔情时刻总是不经意间涌上心头，凝成拂之不去的悲哀。鲁排长忆起扶着幼童的他站上木凳眺望“一线淡青色的，不安定的起伏”的山脉的那个于今只是“一个暗花棉袄的初初发育的身影”的姐姐（3：66），“又想起了他的妻”，那个长他四五岁，对他有着如姐如母深情眷顾的女子。新婚不到一个月，他就“因战火和少年的不更事”离开了故乡。对这个有着“古风的从顺中的仓惶和痛苦的表情”的女子，鲁排长——

漂泊半生，这个苦苦记不起来名字的女子，却成了唯一爱过他的女性，那么仓惶而痛苦地爱过他。从来再也没有一双女人的手曾那么悲楚而驯顺地探进他的寂寞的男子的心了。（3：72）

即使轻佻油腻、擅长猥谈的钱通讯官，在忆及慌乱哀怜任他求爱的二表姐年少时，“眉宇之际浮现着一种很是辽远的疼苦”，以至于其他军官起先“尚有人猥琐地笑起来，但后来都沉默了”。

陈映真描述了两岸分断下，底层外省官士兵真实的生命状态。他们喜欢猥谈亵语，过着没有志向、没有未来、没有意义，甚至琐屑无聊的生活——他们竟陶醉在野狗交配的欢愉里，在一种逆光的“生之喜剧”中，“听得见一种生命的紧张和情热的声音，使得人、兽、阳光和草木都凑合为一了”（3：69）。他们如“虫豸”般活着，没事就猥谈、打百分牌，或是结伙嫖妓。在这种与故乡、与亲人切断中，他们唯一能抓住的就是性的感受，在须臾的兴奋中，忘却思念的寂寞与思乡的焦虑。鲁排长就从这种动物性的活着中，从部队澡堂那种毫无顾忌的裸露里，体味出生之意义：

不论是年轻的充员兵，年壮的甚至近乎衰老的老兵，不论是硕大的北方人或者嶙嶙的瘦子，都活生生地蠕动着，甚至因为在澡室里都显出孩提戏水时那样的单纯的欢悦。这种欢悦是令人酸鼻的，然而也令人赞美，因为他们都活着，我也活着，鲁排长想。而对于这些人，活着的证据，莫大于他们那累累然男性的象征、感觉和存在。（3：74—75）

这是多么可笑复又可悯的“累累”，让人读之而辛酸的“累累”！“那累累然的男性的象征、感觉和存在”，这种类似草木鸟兽最原始的存在，竟成为这些底层官士兵活着的证明。无独有偶，在寻欢的路上，鲁排长忆起了“中部中国的某一个旷地”，那是在“兵乱的大浊流”中，在山区跋涉数日之后，蓦然惊遇“一小片圆圆的旷地”，其上横陈着裸露的死尸，“那些腐朽的死尸，那些累累然的男性的标志，却都依旧很愤立着”。六十年代台湾国民党军营的风景，和四十年代末华中某一旷地上愤立着阳具的腐尸有何关联？自然，这些累累然愤立的阳具，不可能是现实的存在，更多的是鲁排长因巨大怆痛而生的幻象。这一根根愤立的阳具，既是对战争暴力与不义的无情批判，亦是战争对这些官士兵心理戕害的有力控诉。正如论者所言：

这些底层外省官士兵在这个岛屿上、在这个政权下的“活着”，是活在死上头、活在一片旷寂上头，那么要直指这巨大悲剧以及提问“孰令致之”的文学书写，又有什么方式能比创造出一群死尸，尸身上插着一根根愤怒的阳具的意象，来得更惊悚地“合理呢”？这不是那1960年代初千千万万离乡无告的底层外省官士兵的真实生存状态的超现实写照吗？这幅超现实图画所指出的一个现实是：除了阳具的愤立，他们的人生几乎已经全倒下来了。^[22]

这个愤立，除却指向他们缘何寂寥、孤独地活着，指向他们活着的证明，更是一种对异性慰藉卑微的、执拗的需求。鲁排长从荒山死尸的浮想抽离出来后，又想起故乡的山，山间的小姐姐和妻子。这么想着，“满满地感觉到需要被安慰的情绪”。从“安慰”这一字眼，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底层官士兵对异性的渴求，不只是性欲的满足，更是对慰藉的渴求。诚然这种慰藉具有片刻性与交易性……但人们更应该追问与理解的是“这种悲剧的情色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悲剧的主体之上，而这个主体又是镶嵌在一个什么样的大历史之中”。^[23]

《累累》是继《将军族》后，陈映真再一次书写台湾一两百万底层外省官士兵的离散生活的力作，并挑战禁忌地指向现役军人。陈映真一直关注着这些外省士兵的身世。直到二十世纪末，小说《归乡》中，卖早点的老兵老朱曾痛心疾首地向台籍国民党老兵杨斌诉说当年的隐痛：

“民国四十五年以后，我们才知道‘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全是骗人的，”老朱说，“就那年，天天夜里蒙着被头哭。许多人，一下子白了头。”

……

“那年以后，逢年过节，我们老兵就想家，部队里加菜，劝酒，老兵哭，骂娘……”老朱说，“有些人因骂娘、发牢骚，抓去坐政治牢。一坐就是七年十年。”（6：45—46）

外省老兵的痛无处可告。他们年轻时在部队里被称为“米虫”，年老后，又被戏谑地称为“老芋仔”。他们操着异乡异客的口音粗粝地生存在底层的各个角落，在无所慰藉的他乡，过着落寞、凄凉的生活。人们习惯在偏见或扭曲的识见下，仅仅是因为他们与国民党上层权贵都是1949年左右来台湾的，就把这些身影佝偻的殉葬者当成体制的一部分，不屑地称他们为“国民党的死忠”“国民党的投票部队”，以及“不认同台湾的老芋仔”。匆匆而逝的时代，少有人真正关心在意他们内心的荒凉和生命的悲哀。即使有学者关注他们，也仅作为研究的“资料”，用作分析或论证自己的理论。而陈映真，以极大的理解与同情书写了兵燹的、丧乱的大时代中，他们的踉跄之影与离乱之悲。正如赵刚所言，没有《累累》这篇小说，作为苦难中国当代史一章的这些人，“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梦呓、他们的失落、他们的荒纵，与他们的空无，将永远从这个人世间消失”^[24]1。《累累》这篇“老芋仔前传”，作为救赎性写作，救赎的不只是书写的遗忘，更是当代所有人的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