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书》：过往的梦魇

《文书》讲述的是主人公安某因着一只猫的蛊惑，陷入精神失常，在经历了一连串幻觉的刺激和逼迫后，奋起反抗的他不意却开枪打死了自己心爱的妻子。小说由“公文”“报告”“自白书”和“诊断说明”四部分组成。其中，“公文”说明案件的性质，“报告”介绍案件的背景、疑犯的基本情况以及对该案件的处理意见，“诊断说明书”是医生对该疑犯的证实材料，“自白书”则是小说的主体。小说在报告书三中介绍了“自白书”的由来：“职乃利用其清醒时间，服以大量镇定剂，促其写自白书，历三昼夜而成。职拼排删修数日，乃得疑犯亲笔自白书乙份。”（1：159）对“自白书”的评语为：“疑犯自少颇工于文艺，唯其中仍多荒谬妄诞之陈述，语多鬼魂神秘，又足见其精神异常之状态也。虽不足采信，或不无参考之价值。”（1：159）这样的评语很容易让人想到鲁迅在《狂人日记》的“识”中，也写了“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但是“间亦有略具联络者”。^[20]1 鲁迅通过这些语无伦次的荒唐之言，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并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同样，在小说《文书》中透过疑犯安某的荒谬妄诞之语，亦可窥见致使这一外省士官精神异常的社会根源。

陈映真曾自述，1962年，他到军中服役。军队里下层外省老士官的传奇和悲惨的命运，震动了他的感情，让他在感性范围内，深入体会了内战和民族分裂的历史对于大陆农民出身的老士官们残酷的播弄。1963年的《文书》和1964年的《将军族》和迟至1979年才发表的《累累》，是这种体会的间接和直接的产物。^[21]2 较之《第一件差事》中胡心保因失却生活的目标与方向，陷入人生不再有意义的困境，《文书》中安某的处境完全不同——他深爱着妻子，并独力经营着纱厂，没日没夜地工作着。可以说，安某人生的意义与方向是明确的，他也笃实地行进在这一方向上。从第二部分的报告中，我们从安某的亲朋旧友、同事员工中了解到安某是个“谨慎小胆之人”，“平素为人信实敬业、忠厚勤恳”；且安某与其妻杨某感情深挚，“家庭美满，为邻里所羡”，“其家居生活，尤为和乐美满，有佣人黄氏可以作证”。无论是从个性特质还是夫妻情感，都找不出安某杀妻的理由。那他何以失手杀死爱妻？可见其“精神异常”尤为关键。报告中，办案人员将其解释为“出于疑犯劳碌终年，致精神异常所致也”；自白书中，其妻亦将他的“病”，归结为没日没夜的劳作。可知，安某的内心隐衷、精神困苦是常人难于理解的，也是他艰于解释与释怀的。整篇小说便是围绕着“‘我’何以精神异常”这一主题核心，将“猫”的意象作为“我”精神变化的线索，以第一人称的口吻，通过内心独白和自我剖析等方式展开叙述。

一

不同于《第一件差事》中，胡心保和储亦龙的“想起过往的事，真叫人开心”，对“我”而言，过往却是沉沉的梦魇，伴随着挥之不去、难以释怀的罪恶感和歉疚感。

“我”的惨淡记忆始于十岁那年。在北方寒冷萧瑟的冬日的一天，“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再追着年迈的仆人老秦让他讲述祖父安师爷的故事，两人只是默默地瑟缩着静听北风的呼啸。就在此时，“我”极其偶然地撞见了死亡。

许多的人撞破了柴房的门，一伙人都跌撞着冲进去了。我钻进人群中，看见冯炘嫂赫然吊在横梁上，微微地摇摆着。我伏在地上，很惊悸于这在那时对我并不十分明白的场面。也便是在那阴暗的柴房里，看到一只极幼小的鼠色的猫，用它鬼绿得很的眼，注视着我。（1：162）

原来是“我”二叔始乱终弃，糟蹋了冯炘嫂后，便闷着那细长的黄脸进城躲避。震怒的父亲非但没有惩罚二叔，反而将哭泣的冯炘嫂关进了柴房，终把人逼上了死路。这一切对于十岁的“我”来说，自然是不懂的，然则“我是怎么也挥不去冯炘嫂的那种独自稍稍动荡着的钝重之感”，就如驱不去那压抑在心头惴惴的重量。为着排遣这沮丧，“我”追问老秦，那些因军功显赫被大帅赏了三年税的缴税结局，结局却意外残忍，那些已交过十年税的老百姓在逃亡的路上，被另一路兵给杀了，全庄大大小小一个也没留下。原想在祖父飞黄腾达的辉煌往事里平抚内心的“我”，不意却陷入更深的忧愁与恐惧。因为“我”所倚仗的、所自倨的，甚至高人一等的感受，不料却是建立在血腥、杀戮和对他人生命肆意践踏的基础上。

我听着，不料更加地沉闷起来。我的脑子便阴暗的仿佛那间小小的柴房。我忽然便想起那小的鼠色的猫来。这时它用那一对翠绿得很的眼睛，温柔地，洞识地注视着伏在地上的我。在那个相持的片刻里，它便用那桃红的、微湿的鼻子嗅着我。大约便从那时起，这鼠色的猫便吞噬住我的灵魂了。它嗅去了我的灵魂了。（1：164）

家族的罪愆，压迫着年幼的“我”敏感、脆弱而善良的心灵。自此，那只鼠色的猫的意象，伴随着尖利的自责、不安、愧疚和歉然，进入了“我”的灵魂，“我”被一种类似宗教的原罪意识深深地困缚了。多年后，“我”经历了家道中落、求学失利等蹉跎岁月后，投军入伍，加入全国抗战。“逐渐地脱掉了一个富裕人家的子弟的癖性”，“我”终于习惯了军旅之苦，在升了准尉的那年，有过一次短暂的回家经历。多年来，“我”背负着家庭罪恶的重担，在乱世里挣扎着稍能立足时，最先想到的是回家，回到故乡，不意却遭到鄙视和羞辱。家人知道“我”投军的事后，“不料竟颇以为耻”——家人的表现颇不通情理，因着创造我们家族鼎盛辉煌岁月的祖父便是行伍出身。是啊，“我”这个四处漂泊的士兵的孤苦，何以是居为乡绅的大哥所能理解，所能瞧得起的呢！“我”被迫于次日大早匆匆离家而去，并终于知晓“原来我竟厌恶着家和故乡的啊”。

在驻扎塞北的部队里，“我”遇见了关胖子。“关胖子是个湖南人，一个极其刻薄凶蛮的人。自从他不知何以竟晓得我是安某之裔，待我便尤其的凌厉了。”虽然，“我”厌恶着家，也被家舍弃了，然而“我”是安家后裔的血统身份却更改不了。而自从“我”在十岁知晓了家族的罪恶后，一直被原罪纠缠着。这种情绪的变化，在“我”与关胖子的对峙中，有着精彩的呈现。

当“我”被唤到关胖子房间时，“我原是由于他作虐惯了，一直都有挨拳受腿的觉悟的，因此原先岂止没有恐惧，并且颇愤愤然有嫉仇的心。”然则，当他开口询问“我”是否是安师爷的子嗣时，“我于是很惶惶起来，而且似乎在不可自已地发着抖。”当他慢慢地脱着棉袄时，“我抑制不住地抖索着，汗如雨下。”接下来的景象，亦如冯炘嫂上吊的那幕情景，足以让“我”记一辈子了。

就在那样的隆冬，他在我面前裸了他的上身。一个多肉而异常强壮的身体，在左胸脯很怵目地低洼着一个窟窿，在不充足的光线中发着蛇皮一般的光亮。

“他们割去下了酒，在我的面前煮着吃。很好的一块肉哟……”

他抚摸着窟窿，说着，便沉默起来了。这时我才忽然的停止了抖索，很肃然地立正着，脑际只剩下一片空明之感，汗却依旧不住地流着。

“这狗X的！”他低低地说。他回身望着窗外，慢慢地加衣。

“当然不是你安○○割了的，”他说：“但却是他那些下人。那时一样都是被拉夫出来干，他们竟何必……”

说着，他悲愤起来了。他猛然地转过身来，掏起手枪重重地拍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自己死吧，或者我把你这狗X的枪毙了！”

我几乎毫不考虑地举枪对着自己的天门。但也便在此时他抢上前来，拳头脚踢如雨一般的落在我的身上。（1：168—169）

经此事，“我”对家族的罪恶又多了一层认识。如果说，冯炘嫂的遭际象征了家人对仆人的冷漠，那丢了性命的全庄老小象征的是祖父对平民百姓的凶残，那么关胖子的出现使得“我”对祖父爱兵如子的最后一丝暖意想象也破灭了。“我”家族曾经的权倾一时、富甲一方，是靠着怎样的盘剥仆人、手下人和老百姓而发达起来的呵。这样血淋淋的真相，再一次刺痛着“我”敏感、柔弱的神经。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不做安家人。因此，当关胖子让“我”自行了断时，“我几乎毫不考虑地举枪对着自己的天门”。对“我”来说，也许死才是真正的解脱，才是摆脱安家噩梦纠缠的唯一选择。然而，命运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我”依然活着，却做了罪恶的奴隶。

此后，我的日子便是不尽的苦刑和凌辱了。但每次我想起他的低洼着的左胸脯，便陡然的失去了愤愤的心。我便仿佛成了一个受卖身契束缚着的古奴隶，生活在毒恶的鞭笞之中。但在另外的一面，我的如火的怨毒在与日俱增地成长着，一层层地在我的心灵之底层沉淀着、堆积着。（1：169）

这怨毒终于在一次敌人的夜袭中爆发了。

那时我举着枪一发一发地放着。胖子跳跃着，便在我的射程里踉跄着栽下一身肥膘。（1：166）

虽然没有人知道是“我”枪杀了关胖子，大家都以为关胖子身先士卒，被敌人击毙了，连“我”也不确定关胖子的死是否与“我”有关，但是，“我”确切地知道“我”恨着他，射击过他，并且内心极度渴望着他的死亡。这样的念头、动机和举动，足以让“我”的良心不安，让“我”的罪恶感又加深了一层。于是，“我”再次看见了那只鼠色的猫。

日落以后，我打开关胖子的房间，点上了油灯。便在这个时候，我第二度看见了它，一只鼠色的猫——在这塞外的野战地！——端坐在排长的案头，张着翠绿得很的眼睛，注视着我。时间在一秒一秒地摆渡着，我开始惴惴起来。我在那悲楚的、哀怜的、鬼绿的眼光里恐怖起来。我终于霍然而起，那鼠色的、矫健的猫便烟云一般的逃窜而去。（1：170）

那只猫的出现，暗示着“我”的良心又开始尖啸着刺痛起来。因为祖父手下人曾经伤害过他，“我”便永远地沉沦在为祖先赎罪、被他肆虐欺压的黑暗里。“我”失却了愤怒与复仇的理由。那一刻，“我”甚至希望这个对“我”一向恶毒的关胖子没有死去，或者最起码不是死在“我”的手上。

而我终于找着了胖子的身体。我剥开了军装。在提灯光里，看见他的腹部有一排敌人的子弹的入口，颇干净地收缩着。但在他的右肺上有一个子弹的出口，很是灿烂地开着血和肉的花朵。顷刻之间，远远地传来一声猫的长啸，继而又一声、一声地渐去而渐远了。（1：170）

终究，“我”确认了关胖子死在“我”手上的事实，终究“我”没有逃过命运的诅咒，“我”亦成为一直所憎恶着的家族罪恶的一部分。“我”的手上也沾满了同袍的血，“我”不再只是无辜承受者，从此，也成为罪恶的参与者的“我”，变成了自己曾经极度厌恶且拼命抗拒的那类人。

二

战争结束后，“我”来到了台湾。不几年，便退了军职，开设了一间纱厂。不同于许多来台的大陆士兵，“我”内心深处极少会涌起思乡之情。那样的家、那样的故乡，不要也罢！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买卖的爱情里求得满足，直至遇见了伊。

从那一夜起，我第一次感觉到色欲以外的对于女子的爱情了。那夜，我握着伊的小手，告诉伊我终要娶伊。伊沉默着，继而轻声地哭泣起来，也轻轻地捶打着我的胸膛。

我一次比一次更多地体会到我对于伊的爱情。那是一向不曾有过的生之丰富之感。而纺纱厂在那时又遇着好景气，我开始发觉到工作、生命和利润、安适的强烈的兴味了。第二年，雇了五辆小包车到南部的小村庄去娶了伊。（1：171—172）

由于伊，“我”第一次懂得了爱情，第一次体验了爱、温暖与希望，第一次渴求安定下来。那时，“我”以为伊是命中注定的女人，是拯救“我”灵魂的天使。“我”日甚一日地爱着伊，并欣喜于同乡亲朋对伊的接纳。然则，直到有一天，“我”回家骇然发现伊怀里抱着一只猫，一只鼠色的猫，并以那样翠绿的眼睛眈眈注视着“我”。“我”陷入惊恐，因为这只猫让“我”想起了过往的种种。这只猫竟从南部迢迢北来，一并带来的还有伊的哥哥的故事。在伊依稀的记忆里，这只猫来的第二天清晨，哥哥便死在监狱里，且是被枪杀的。一任伊的母亲怎样打它、饿它，它都不走。在哥哥被埋葬的那天，母亲把它留了下来，它竟而赢得了全家的喜爱。

虽则伊讲起自己远去的哥哥，早已没有哀悼的意味；然则对于“我”却“仿佛有一只手在撩拨着纠缠着思绪，寻找着什么”。（1：174）那过往沉沉的梦魇又一次来袭。由着这只猫，由着伊的哥哥，“我”又想起了那个漫天寒星的刑场的清晨，那个白色恐怖肃清寒流里做了“我”最后祭物的少年。

他努力地站着，我于焉才发现到竟有这样年少的死囚。剃着光头，有些女性化的脸，在那时看来仿佛一个极惨淡的尼姑。幼稚得很的脸，或者说，纯洁得很的脸。

“不要，不要这布啦，请挪开，请——……”

我于是取下了布。他羞涩如处子一般地微笑了一下。他站定了位子。有些死囚开始嘶喊着口号，但他只是那样沉默地，如处子一般地站立着。我按着号令举起了枪。我在准星尖上看见他很匆促地看了我一眼，便微斜着脸去看远处的沙滩。我又按着口令扣动了扳机，他便那样简洁地应声而倒，好像断了线的傀儡；好像从来就不曾有过生命的土块那样地向前崩落。他只是那样不沉重地扑倒下来罢了。连最微小的挣扎都没有过的。（1：175）

他应声倒下的场景，是如此的安静，没有口号，没有挣扎，没有反抗，甚至因为恐惧站立不稳而自责，短短的几句话，多杂着“对不住”“请”，这个有着苍白笑脸的少年是怎样的纯洁，而彬彬有礼。如果能选择，“我”会枪杀这样的少年吗？绝对不会。然则“我”不得不一次次“按着口令”行事。那“断了线的傀儡”“不曾有过生命的土块”与其形容他的扑倒，倒不如形容“我”的命运更恰切。在时代和命运的播弄下，“我”又怎能挣扎而出呢？想着那少年，想着命运让“我”的双手又沾染了一个无辜少年的鲜血，“我”是怎样地不安啊。

然则那幼稚得很的脸，那年少的纯洁——这些是一般凶恶的人所没有的——使我很不适了数日。这不久，我便退职了，于是那女子一般的少年便成了我的最后的祭物了。我由是格外的记着他。然而记着记着，也终于淡忘了。（1：175）

在“我”终于淡忘了那少年，那关胖子，那冯炘嫂，那全庄老小的短短数年后，“而今竟又回到过去了的那一个眼点”。“我”疑心那被我枪杀的少年竟是伊的哥哥，即便不是，“我”枪杀的亦是伊哥哥的同类。若是如此，那似乎成了伊哥哥替身的鼠色的猫，在“我”最勃发、最幸福的时日，迢迢赶来，莫不是天意？“我”再次陷入忧思。

伊因着那只鼠色的猫带来的新乐趣逐日丰盈焕发着，待“我”也尤为温顺体贴。“我”却日复一日地萎缩下沉，“仿佛忧虑着什么，也似乎在躲藏什么”。终于，有一日，那少年来到了“我”眼前。

……一进卧室，竟赫然的看见一个少年伏卧着读书。珠美却十分安详地午寐着。那少年慢慢地抬起头来，沉静而有些怡然地望着我。呵，那样纯洁得很的脸；那样幼稚得很的脸；那样如女子般美貌的脸。我猛然的踣地下跪，像孩子一般地哭了起来。哭声惊醒了妻，少年蓦然地消失，只见那瘦长而健捷的鼠色的猫，跃下窗子，消失在院子里。（1：176—177）

伊自此十分忧虑着“我”的病了。为着宽解伊，“我”强作欢颜，然则“我”清楚地意识到那些从十岁起就缠绕“我”灵魂的恶魔又开始作祟了。这次，它们闹腾得尤甚。那有着翠绿眼睛的鼠色的猫，不也千里迢迢地来到了眼前吗？谁又敢说那少年是“我”的幻觉呢？终于，在一个伊又聊起那只鼠色的猫颇通人性的夜晚，“我”彻底沦陷了。

……回到卧室里，赫然的竟又是那少年站在我们的床边。他的脸色苍白，在夜光的回照中，十分柔美而和善。我的心悸动着，在茶几的抽屉里握住左轮，对着他开放起来。少年也是那样简洁地仆落在床下，不料却成了关胖子的伏卧的死尸；我于是又朝着胖子连发两枪，枪弹打翻了他的身体，忽然又悬挂在半空里了；冯炘嫂背着我轻轻地动荡着伊的影子。我不住的发着枪，直到弹尽。（1：178）

“我”企图枪杀那些纠缠在“我”灵魂里的恶势力，渴望着将这些过往的梦魇统统驱逐出去，恢复“我”与妻的岁月静好。不承想，那些被“我”击毙的“仇人”，竟是心爱的妻，还有那只鼠色的猫。“我”痛恨的、厌恶的、怜悯的、忏悔的，以及“我”挚爱的、留恋的、不舍的，统统烟消云散了。“我”还是“我”吗？三十几岁的短短生涯里，“我”是怎样走向现在的“我”的呢？

三

《文书》围绕着“一只鼠色的猫”这一意象向读者展示了主人公安某一步步走向毁灭的过程。安某是一个温良、敏感、纤细之人，自从十岁时窥见了家族的罪孽后，便一直背负着原罪，竭尽心力地与暴力、凶残和血腥对抗，然而时代、战争与体制却一次次逼迫着他做了自己向来引以为耻、为之愧疚的“刽子手”。安某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不同于陈映真笔下的其他外省人，《文书》中的安某对过往似乎并无多少留恋之情，反而是在这一湾海峡有他热爱着的伊与事业。伊是个普通的本省女子，他却“如此深深地爱恋着伊”，伊也一向待他温柔和顺，他生病时一意为他忧戚着。这般的事业有成，而又家庭和美，对大多数漂泊在台的外省低阶官士兵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幸运。安某有幸生活在爱与慰藉里，然而这爱却永远隔着一层。他爱着伊，伊也爱着他，但这只是浅层次的感受，是感性的爱，是没能完全链接的爱。他无法向伊诉说内心的愁苦、恐惧与愤懑，试想，谁愿意嫁给一个枪杀哥哥的仇人呢？再退一步讲，即使安某不是杀死伊哥哥的凶手，他与伊的经验、意识与人格等各方面都不类，对于一对没有共振基础的夫妻，即使他倾诉了，她能真正地理解、宽宥，并救赎他的灵魂吗？似乎不太可能。安某第一次出现少年的幻觉时，他惊骇地跪地痛哭，并仔细地向伊说明他所见的事实，仔细形容那少年的模样，问起伊过去的往事，可惜伊对于哥哥已全然不复记忆了，再说到后来，伊哭诉着自己未曾一个人出过大门、绝不曾有外心的事实。这是怎样的答非所问，怎样的圆凿方枘啊。安某迫切地想确认自己枪杀的少年并不是伊的哥哥，以减轻良心的煎熬，伊却只是以寻常烟火夫妻的感受来应对他、宽慰他，始终不曾觉察他内心的痛苦，一直将他的病归于辛苦的劳作。

既然没有人能真正地宽慰安某，那我们要问了：安某是否罪有应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试想，如果安某是一个生性凶恶，或者哪怕鲁钝之人，他都不会有这般悲剧的结局。安某在十岁时，敏锐地感知了家族的罪恶，从此为人生涂抹了一层忧郁的底色。他在枪击关胖子时，处在一种极为矛盾痛苦的心境中，一方面为祖父赎罪的想法，让他甘心忍受关胖子的凌辱；另一方面，关胖子凌厉的折磨，一次次积聚着他内心的怨恨和仇视。最终，安某趁着战乱击毙了关胖子，却又立马后悔自己的“以暴制暴”的做法，陷入更深的自责与不安中。

听闻伊哥哥年少时在监狱里被枪杀的事情后，安某再次陷入狂乱，现实中的“猫”数次幻化成那个曾被他击杀的少年，来到他的面前。这自然不是事实，人死不能复生。这只能说是安某不辨今昔、觉梦不分的记忆，一种因巨大创痛和悔恨而生的超现实幻想。小说结尾处，极度衰弱、惊悸的安某自以为杀死那只鼠色的猫之后，就可以跟过去一刀两断，那些萦绕不去的罪恶感、耻辱感和忏悔感也统统一笔勾销，他与妻又可以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了。然而，就像他所喟叹的：“生命原来便是这样地纠缠不开的羁绊呀！”

这样的羁绊却非安某的个人之罪，其背后拖着一道长长的时代阴影。“很顺利的读完了中学”的安某自是个聪慧之人，缘何“却怎也考不取大学”？因为全国抗战爆发了。军阀混战、战火四起时，为权宜之计，“世代读书”之后的安某才做了某旧军阀的幕僚，这里的“迫不得已”有两点为证，一则家人颇以他的从军为耻；二则关胖子在痛斥安某的罪恶时，曾提起“那时一样都是被拉夫出来干，他们竟何必……”云云。安某于是投笔从戎，成了一介武将，并阴差阳错地遇到了仇人关胖子，并结下一段缘孽。再后来，安某随军来到台湾，并赶上了白色恐怖的政治肃清。身为国民党的一名士兵，他没有选择，也没法选择，只能一次次“按着口令”行事，并因着枪杀了少年而陷入更深的惶恐。陈映真对安某等外省人的生命状态给予了最深切的理解与同情，他没有像其他作家一般谴责这些无告之民，不能安心扎根台湾，不能好好热爱脚下这片土地；而是穿越缭绕复杂的烟云，深入他们的内在，看到了时代的罪恶、战争的罪恶、体制的罪恶统统加诸其身，令他们寝食难安、艰于呼吸的事实，并为之一掬同情之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