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第一件差事》：剪下的树枝

《第一件差事》讲述了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三十四岁中年男子胡心保，到一个乡下小旅馆自杀的故事。主人公胡心保一开始就自杀了，小说围绕着刚从警校毕业的杜警官对此案的调查展开叙述。从旅馆主人刘瑞昌，四十二岁的小学体育老师、外省人储亦龙，以及胡的情人林碧珍等几位关系人的供词或讲述中，大致拼凑出胡心保的身世与面貌。

“人为什么能一天天过，却明明不知道活着干吗？”这是胡心保最大的精神困境。出生在大陆北方地主之家的胡心保，因为国共内战，十七八岁就被迫离开家，历尽波折磨难、生死离别，一路颠沛流离辗转漂泊到了台湾。来台后，为了生存下去，他“拼命地读书”“拼命地参加考试”，尔后成家立业，他却喟叹：“我于今也小有地位，也结了婚，也养了个女儿。然而又怎样呢？”尽管远离战火，衣食无虞，“笑得好叫人放心”的胡心保却“找不到路走了”，没有了生活下去的动力和方向，感受不到人生的意义了。他曾说：

尽管妻儿的笑语盈耳，我的心却肃静得很，只听见过去的人和事物，在里边儿哗哗地流着。（2：189）

“过去的人和事物”是盘桓在胡心保心头萦绕不散的阴影。故乡、儿时，所有过去的记忆，渐渐冰封了他的内心，让他艰于呼吸，他却无可奈何。1949年后，在海峡两岸隔绝、对峙的分断体制下，离乡却永不得归乡的胡心保，日夜感受着失路之心的煎熬。挥之不去的过往总是如影随形。从旅馆窗户望去，即使一座普通的拱桥，也让他想起逃难时，与之相似的某座拱桥。从而内心陡然浮现死亡与离别的惨淡记忆，以及“你是继续在这儿，还是到那儿？”的尖锐提问。

我于是在星光下看见一座桥，像它那样弓着桥背；那时有个十四岁的小男孩一路跟着我，我对他说咱到桥下睡，夜里也少些露水；他说好。但他两脚一软，就瘫在地上；我拉拉他，才知道他死了……当大家全睡了，只有我一个人终夜没睡，我一直看那座桥的影子，它只是静静地弓着。（2：175）

正如赵刚所分析的，“桥”在这篇小说里，不只单纯地象征了死亡记忆，而是更矛盾、更痛苦地表现了主体所复杂感受到的那种本应是沟通的却成为阻断的，本应是活路的却是死路的，那种希望一再遭背弃的苦闷。摆进历史脉络，具体的所指是：本应是一个民族，本应是一个国家，本应是一个家，本应是通着的……而现在却断成两半了。^[18]1 偶然触目的景物，即让他浮想联翩；日常相对的妻儿也莫不是过往的延续。胡心保总是管他名叫许香的妻子叫抱月。他的情人林碧珍告诉我们：

小时候，曾喜欢着一个年纪相仿佛的，家里的厨娘的女儿，他说：那小女娃真漂亮。他缅怀地笑起来，仿佛记得人家都叫伊“抱月儿”，也不晓得该怎么写，就按着声音，似乎是这个“抱月”罢。他说。他因为面貌的酷似而娶了现在的妻子。（2：205）

周围的人与物是如此地与过去纠缠！偶然陡现的拱桥、日常陪伴的妻子，以及他所抱怨的臭虫，这些人和事拼合在一起，便成为一个巨大的离散痛苦的众多物质、身体与社会性的参照。这种参照毋宁说是压迫，让胡心保时至今日内心仍不得安宁，却又无法突出重围。

胡心保和储亦龙都曾几次说“想起过往的事，真叫人开心”。对于储亦龙来说，也许他更缅怀过往的特权与荣光；对于胡心保来说，也许他更向往过去那些刻骨铭心的爱与痛，以及在生存胁迫下充满生命意志的奋进。不管怎样，缅怀也好，留恋也罢，无法与过去和解造成了他们的身心困顿甚至扭曲，既无法安顿当下，也缺乏对未来的想象。因此，我们看到储亦龙只求“三餐有的吃，睡有个铺，我便不再指望什么了”，这般如虫豸般麻木苟且地生存着；而不甘潦草度日的胡心保为了找寻活下去的动力，努力做一个好丈夫、好爸爸和好情人——甚至他的“出轨”都不是世俗意义的纵欲，而是企图经由慰藉一个青春期受了父亲伤害的女孩子，找到存在的意义和自我救赎之途，无论如何，纵使百般努力，还是“找不到路了”。

何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在日趋巩固的分断体制下，胡心保们回乡无望，“关山难越”成为永久的疼痛。他们恰如一截被剪除的树枝，没有了活水源头，自己都快干枯了，又何以能发出爱的新芽？走向自杀或麻木，是被时代所注定的。小说中，胡心保曾对储亦龙说：

他跟我说，倘若人能够像一棵树那样，就好了。我说，怎么呢？树从发芽的时候便长在泥土里，往下扎根，往上抽芽。它就当然而然地长着了。有谁会比一棵树快乐呢？

……

然而我们呢？他说：我们就像被剪除的树枝，躺在地上。或者由于体内的水分未干，或者因为露水的缘故，也许还会若无其事地怒张着枝叶罢。然而北风一吹，太阳一照，终于都要枯萎的。他说。（2：191）

“被剪除的树枝”，这是何等贴切而形象的形容！对于因家国剧变流离在台的外省人，陈映真看到了分断体制对他们巨大的、潜在的伤害，并最大限度对他们抱以悲悯、理解和同情。胡心保们曾苦苦挣扎着努力爱过、希望过，可是“这截断枝”终究无法落地生根，无能于相信、希望和爱。

除却对外省人胡心保身世和心境的关注，小说还叙述了杜警官、许香等本省人不同的生命状态，以此呈现出理解外省人与台湾人“分断与结合”这一主题更丰富的视角。小说中“树一般”茁壮的二十五岁杜警官的圆滑世故、察言观色，与三十四岁胡心保的善良、羞涩、敏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胡心保的自杀是杜警官的“第一件差事”，但他对这个差事的对象毫无理解所必需的历史、文化与感情基础，反倒是有一种隔世的疏离与不解。这种因隔膜所而来的强烈荒谬感，却又不是什么“族群”“省籍”“城乡”，甚或“阶级”等概念，所可以轻易解释的。^[19]1 在这种历史隔膜支配下，杜警官自以为是地将胡心保的弃世简单归结为“一个厌世者”。正是这种由大历史所造成的无感、失语，形成了小说内在的张力，以及悲喜剧冲突的反讽效果。

来自台湾乡下的女子许香，虽着墨不多，却让人印象深刻。读书不多的她，即使有了丰渥的生活条件，也依旧事无巨细地每日辛勤料理着。她这种“执迷地生活着”“快乐地、坚韧地生活着”的态度，令胡心保惊讶、赞叹，以至于恐惧。许香“蔑视一切轻视、冷淡、欺骗而孜孜不懈地生活”的意志，以及散发出的蓬勃的生命力，与胡心保日渐萎缩的生命意志形成鲜明的对比，引人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