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缝合一道伤口

我承认他（陈映真）是“海峡两岸第一人”的说法，因为他透出了中国绝大多数人是没有根之人的真实。

——徐复观《海峡东西第一人》

陈映真早期的作品在题材上有个特点，就是他“对寄寓于台湾的大陆人的沧桑的传奇，以及在台湾的流寓底和本地的中国人之间的人的关系所显示的兴趣和关怀”^[1]1，从而呈露出这批流寓的中国人没有根的真实。陈映真在《试论陈映真》中谈到自己“对于侨寄的大陆人之过去的传奇发生十分浓厚的兴味”时说：

从《那么衰老的眼泪》开始，在《文书》《将军族》《最后的夏日》和《第一件差事》等一系列大陆人和本省人同时登场的小说中，陈映真捕捉那些令一九三七年出生于台湾、嗣后便过着停滞不波的生活的他着迷的各种传奇。在陈映真的世界中，大陆人有牵萦不断的过去的记忆。他们在那个渺遥阻绝的故乡，有过妻子；有过恋人；有魂牵梦系的亲人故旧；有故乡山河的记忆；有过动乱的、流亡的、苦难的经历；有过广袤的地产、高大的门户；有过去的光荣和现在的精神底或物质底沉落。交织着侵略和革命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在她从历史的近代向着历史的现代过渡时所引起的剧烈的胎动，怎样地影响着游寄台湾的大陆人——这毋宁才是陈映真对于这些传奇怀着传奇以上的兴味的一个原因吧。^[2]

因为较早就开始关注“外省人在台湾”的话题，陈映真也是在小说中书写这一题材的鼻祖。吕正惠就认为，白先勇的《台北人》系列从《现代文学》26期起陆续登载，而陈映真的《那么衰老的眼泪》《文书》《将军族》《一绿色之候鸟》等四篇小说都在此之前就已经发表，因此，从作品问世的时间上说，“就‘大陆人在台湾’这一主题而言，陈映真无疑是一个开拓者，我们甚至可以怀疑白先勇可能受到陈映真的影响”^[3]2。此后，陈映真的小说和文论，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那就是：分断体制下的“分离”与“结合”，以此来关注在台的外省人和台湾人。陈映真之所以成为“外省人在台湾”这一主题的开拓者，有其复杂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因素。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到六十年代初期，台湾文学的发展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以大陆来台作家为主轴，一是以台湾本地作家为骨干。就大陆作家来说，他们在1949年来到台湾时，一方面背负着中国传统封建时代的包袱，一方面也由于战争造成的家庭的离乱与归乡的绝望，在精神上充满了怀乡与流离的愁绪。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写出的文学作品便透露出一股他们所说的“孤臣孽子”的悲愤。这种苦痛伤怀的作品，以“孤臣文学”来概括，庶几近之。其典型作品便是“反共”小说，其中以段彩华、尼洛、朱西宁、司马中原等为显著代表。

就台湾作家而言，他们在战前饱受日本殖民政权的欺凌，其心灵的创伤原本希望在战后获得治疗。不幸，战后他们立即面临一个新的政治闷局，使得精神上的疤痕反而旧创复发，剧痛加深。从战前到战后，台湾作家写出的作品便强烈表现出彷徨无依的挫折感。这种抑郁的感情，便是吴浊流所说的“亚细亚孤儿”的感情。因此，以“孤儿文学”来形容台湾本地作家的作品，当不为过。其主要作品为抗日小说，吴浊流、钟理和、钟肇政等人的作品颇引人注意。

陈映真的小说，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孤儿文学”这一传统。他小说中的痛苦与彷徨，正是他早期对于战后政治、社会的不满和抗议，这种抗议，与战前“孤儿文学”中反抗殖民地的精神，可以说是一脉相传。与前代作家不同的是，陈映真与李乔、郑清文、黄春明等同一时代的作家一起，结合新的现实，建立了新的希望，使得“孤儿文学”的命脉演化为乡土文学的重要精神。

一

出生于1937年，在战火中成长的陈映真，无可避免地承受了那个时代台湾人的苦难。战争结束后，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时，陈映真的心智或未臻于成熟，却已有足够的能力辨识那个时代的混乱、恐慌与动荡，并在早期所写的《乡村的教师》中，描写了台湾人的“祖国之梦”在动荡的时代中黯然落幕的过程。小说中，台湾青年吴锦翔在战争结束后，从南洋服役回来，内心充满了政治改革的理想，对结束被殖民统治的台湾未来满怀憧憬与抱负。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他，战后的纷乱正啃食他的乡土。不仅台湾岛屿掀起巨大的祸变，就连他寄予厚望的“祖国”，也正风起云涌地产生动乱。面对这样的时局，吴锦翔终于不得不如此自嘲起来：“……而他的爱国热却只不过是一种家族的（中国式的！）血缘感情罢了！”甚至谴责自己：“幼稚病！呵，幼稚病！”（1：38）

陈映真以一种极其沉重的笔调描写绝望中的吴锦翔：“他的懒、他的对于母亲的依赖、他的空想性格、改革的热情，对于他只不过是他的梦中的英雄主义的一部分罢了。”这段话不仅刻画了战后初期台湾知识分子的心情，甚至也反映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知识分子的处境。身为台湾人的吴锦翔，未能把自己的理想落实到自己的乡土，却和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乌托邦一般地描绘着空茫的中国的远景。那种远景，极其遥远，远得以至于不着边际。

类似改革者吴锦翔的知识分子，即使在今天也不乏其人。在他们远大可敬的抱负里，不仅想改造台湾，甚至也想改造整个中国，且不论他们的改造能否成功，改造的结果如何；最迫切的问题是：现实环境容不容许他们改造？《我的弟弟康雄》里，陈映真着力刻画了一个因贫与病而极思改造整个社会的台湾青年康雄。小说借由一位姐姐，感伤地表达了康雄的苦闷心情：“那时候我的弟弟康雄在他的乌托邦建立了许多贫民医院、学校和孤儿院。接着便是他的走向安那琪的路，以及和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等待。”无政府主义者康雄虽有改革的热情和心愿，然而终其十八年的生命，“一点遂于行动的快感都没有过”。康雄的心路历程，不能不使人想起一位俄国革命家说过的话：“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既然已跨入绝望的境域，那么像吴锦翔和康雄这一类知识分子最后选择自杀一途，似乎是无可避免的。

战争的结束，殖民地的解放，对于台湾人来说，应该是建立自信心的重要条件。每一位台湾人，能够在高压殖民统治下活过来，他们能够承受得起剥削、凌辱、委屈，为什么战后却反而走向绝望的道路呢？日据时代已经开始创作的小说家吴浊流，曾有一篇文章谈及台湾光复后的社会情况，他写道：

……民国三十六年……社会已相当复杂了。当时称外省人叫“阿山”，从大陆回来的本省人叫“半山”。阿山和蕃薯仔（本省人）对立，在外省人中也有得意者和失意者对立。同样是半山，也有失意和得意的对立。最严重的是政与党的对立而言论不一致。例如省党部在不断地高唱三民主义宣传实施民主政治，但事实上相反，是属于外省人的独占政治……

因此，使本省青年的心理上产生失望，加上失业者非常多，而从海外回来的青年几乎完全失业。……如今，虽然光复了，但（台湾人）无法立刻从殖民地性格脱出，欠缺一种自主独立的精神。另一方面，从大陆来的少数外省人浸溺在物欲色欲之中，忘了国家，大肆揩油或欺诈，并且又以骄傲自大的态度对待本省人。

此外，本省知识阶级在光复之际，都以为会比日据时代有发展，但结果是大多数的人都失望了。幸运地在机关得到的职位，也不过是闲职，别说干部，就是科长职位都很难获得。因此，好不容易期待着光复的结果落得与殖民地无异的日子，不由得感到心灰意冷了。^[4]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台湾爆发了“二二八”事件，其后“外省人”与“本省人”的隔阂更深。陈映真早期小说的主题，更多是探测这种幽隐的答案。在《故乡》这篇小说里，陈映真以象征手法，表达了台湾本地人双重落空的心境。第一层落空是，台湾社会战后从自给自足突然跌入穷苦的深渊；第二层落空是精神层面的，台湾人所倚望的“祖国故乡”，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相反的，竟成为无尽的梦魇。小说中“太阳神一般”的哥哥，战后从日本留学归来，放弃了优裕的就业机会，不顾人们的议论纷纷，选择了在一家焦厂做保健医师，“白天在焦厂工作得像个炼焦的工人，晚上洗掉煤烟又在教堂里做事。”显然，这又是一位热情而虔诚的社会服务者。然后，一场风暴来了，家庭突然没落，在应付各种债务的过程中，我曾经无比崇敬和热爱的哥哥也开始堕落了，“变成了放纵邪淫的恶魔。”

陈映真没有明确道出这种风暴袭来的缘由，也没有指出社会巨大的变动如何打击经济结构中极为渺小的家庭与个人。但是，可以想象战后台湾社会的动荡，正是这样的写照。在小说的结尾，作家深情地刻画出动荡时局中“我”的扭曲心态：

——我不回家。我没有家呀。

我用指头刮着泪。我不回家，我要走，要流浪。我要坐着一列长长的、豪华的列车，驶出这么狭小、这么闷人的小岛，在下雪的荒瘠的旷野上飞驰，驶向遥远的地方，向一望无际的银色的世界，向满是星星的夜空，像圣诞老人的雪橇，没有目的地奔驰着……（1：56—57）

“我不回家。我没有家呀。”这种近乎绝望的呐喊，正是孤儿心态的最好反映。处于六十年代初期的陈映真，体验了社会的闷局，任何改革都看不到希望，在小说写作中自然而然地注入了消极颓唐的情绪。他深深体会到台湾人的凄苦命运，却不知如何寻找拯救的出路，所以死亡的告白遂贯穿于大部分的小说中。他的小说，正是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具体缩影，是六十年代台湾最为贴切的历史记录和现实照应。

二

不仅对台湾人，陈映真对于流离的大陆人也具有深切的同情，他借小说的表现，企图努力调和台湾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矛盾，而且他对问题的看法，不只停留在“语言”隔阂的层面，更是深入社会的阶级结构去检视。诚然，流落于台湾底层的大陆人，经过长期的坎坷奔波之后，并没有看见丝毫的人生亮光。他们和本地台湾人，同样陷入时代的闷局中，在陈映真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的生命深处，一种难以言喻的隐痛牢牢地盘踞在心头。对于这一历史现象，陈映真评析道：

1949年之前的前近代的中国同在日本帝国主义一定的殖民政策下资本主义化、近代化了的台湾省的接触，在大陆人和本省人之间产生了一些难题。在本省人方面，由于长时期受到东方/西方、新/旧帝国主义的阻隔，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到从前近代跃向现代国家、从近代史向着现代史发展而来的阵痛所必有的混乱、落后和苦难所掩蔽的中国的真正的面貌，从而他们的小市民的单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便在中国走向国家独立、民族自由的地动天摇的过程中幻灭了、挫折了。这种在中国近代/现代史的历史急流中迷失了自己原有的位置和方向的结果，便在部分人心中产生了所谓中国历史的孤儿、弃儿和受害者的意识，因而走向分离主义道路。在大陆人方面，则因某些人承继了前近代的大华夏主义的恶遗留，也助长了分离主义的成长。^[5]

纵观陈映真前期表现“分离”与“结合”的小说，可以看出，台湾人之所以绝望，乃是觉得在现在、未来根本不能获得改革的机会；而外省人之所以陷入苦闷的深穴，乃是他们已经没有返乡的希望，而在台湾多数的底层军士官因为贫穷落魄而失去安家立业的机缘。这两种不同形式的郁结，都同样来自一个根源，那就是无能和无助的政治闷局。在小说《累累》中，陈映真便诉说一位名叫鲁排长的大陆人，是如何落入昔日的伤痛中：

……不到一个月，战火和少年的不更事，使他一点也不知怜惜地离开了伊，离开了故乡。到了尽头，竟连伊的名字也不复记忆了。而漂泊半生，这个苦苦记不起来名字的女子，却成了唯一爱过他的女性，那么仓皇而痛苦的爱过他。……（3：72）

像鲁排长这种有着甜蜜的过去，而今忆及亲人却参商不见生死未卜的外省人，在台湾应该不在少数。陈映真以他宽大的心胸和悲悯的同情，企图刻画出大陆人的落寞和缺乏慰藉。但是，这时期的陈映真虽有同情，却没有进一步把这些受到伤害的个人、家庭，和整个被扭曲的社会联系起来。在陈映真的小说中，各种外省人的生命状态，与普通台湾人毫无二致，同样晦涩、黯淡，近乎无可挽救，而且都驯服于命运的安排。

在《一绿色之候鸟》中，陈映真以候鸟隐喻旅居台湾的大陆人，“据说那是一种最近一个世纪来在寒冷的北国繁殖起来的新禽，每年都要做几百万里的旅途。”既然是一种候鸟，小说中的季公便下了如此结论：“这种只属于北地冰寒的候鸟，是绝不惯于此地这样的气候的，它之将萎殆以至于死，是定然吧。”（2：17）这些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小说，彻底表现了一位无力的知识分子内心的绝望和空虚。他所看到的台湾人是没有故乡的“孤儿”；看到的大陆人则又是不能归乡的“候鸟”。因此，本地人和大陆人之间的悲欢离合，就建基于孤儿心态与候鸟心态的紧张关系之上。^[6]1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于这一时期的陈映真而言，外省人与台湾人的结合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一绿色之候鸟》《那么衰老的眼泪》《文书》《将军族》和《某一个日午》等谈及外省人与台湾人结合的小说中，所有台湾人和外省人企图融合的愿望，最后都以分离或死亡告终。

在《一绿色之候鸟》中，动物学的大陆教授季叔诚，娶了台湾下女为妻。季公和台湾下女结婚的第二年，季妻生下小孩后便病倒了，拖了六七年之后，终也没逃过死亡的命运。季公和妻子的感情极为融洽，但是季公在外面必须抵抗歧视的压力，而季妻则必须与病魔战斗。小说中这样写道：

八、九年前还在B大的时候，已经颇有了年纪的季公忽然热情地恋爱着他现在的妻子。这在B大成了极大的骚动，学期不曾结束，季公便带着伊到这个大学来。但歧视依然压迫着他们。季公便一直默默地过着差不多是退隐的生活。（2：17—18）

这对不幸的夫妻，都表现出了坚毅的生命力；却由于不可知的险恶环境，他们的生命并不足以抵挡外来的侵蚀。季妻最后死亡，徒留一场悲剧。这是台湾人与大陆人结合不可能的原因之一：社会的歧视大于肉体的疾病。

然而，这种结合的不可能并不止于此，也蔓及下一代。《某一个日午》这篇小说，就讲述了在一个生活环境相当优裕的家庭的某一天下午，房处长回忆起儿子自杀以前的种种。小说中，儿子房恭行与外省人父亲房处长之间有了代沟；同时，又与台湾女下人有了肉体关系。夹在两种价值观念的紧张关系中，他最后选择了自杀。自杀的主要原因是他对父亲这一世代的彻底失望。房恭行对父亲的控诉，呈现在他的遗书中：

我的生活和我二十几年的生涯，都不过是那种你们那时代所恶骂的腐臭的虫豸。我极向往着你们年少时所宣告的新人类的诞生以及他们的世界。然而，长年以来，正是您这一时曾极言着人的最高底进化的，却铸造了我这种使我和我这一代人的萎缩成为一具腐尸的境遇和生活；并且在日复一日的摧残中，使我们被阉割成为无能的宦官。您使我开眼，但也使我明白我们的一切所恃以生活的，莫非巨大的组织性的欺罔。（3：60—61）

这段话不只是对房处长的指控，更是对整个社会的谴责。在台湾长大的房恭行，偷偷阅读了父亲收藏的旧有书籍、杂志和笔记之后，发现父亲从前竟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历史，与现在那种腐臭、僵化、虚伪的生活形成强烈的对比。更可怕的是，堕落了的父亲，把他那种欺骗方式传递给下一代。房恭行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他期待生活在一个活生生的世界里，因此，他接受了下女彩莲的引诱。

小说对彩莲的着笔不多，却极富活力和希望。房恭行在遗书上说：“……然而我要告诉你的，是她在所有凡俗中，却有强壮、逼人，却有执着的跳跃着的生命，也便因此有仿佛不尽的天明和日出。”（3：62）她坚强地拒绝了房处长施舍的金钱冷漠，独自承担起养育孩子的责任，完全不像房处长的世界“令人有着想要呕吐的感觉”。一边是黯淡而堕落的世界，另一边则是乐观而进取的生命。同样是台湾下女，另一篇小说《那么衰老的眼泪》中的阿金，也与彩莲一般拥有一个坚定的灵魂。

阿金在一位颇有教养、经济良好的外省人康先生家里当下女。康先生中年丧偶，有一个在上大学的儿子青儿。寂寞中，康先生诱惑了阿金，两人同居起来，情感也较和谐。然而，康先生自知青儿不能接纳父亲和阿金有了孩子的事实，于是“颇费了一番唇舌，好不容易才说服了执拗的伊的那颗母性的心”。然而阿金在被迫拿掉孩子后，却备感沮丧与失望。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于伊而言，他们的同居生活只是看不到未来的得过且过罢了。从此以后“康先生渐渐地感到伊的无意识的眼神中隐秘着的可悯的茫然和寂寞的光彩了”。一天，阿金告诉康先生，伊的哥哥要她回乡嫁人了；他以前来过两次，被阿金拒绝，但这次，阿金答应了。伊说“我要一个孩子”。

（阿金走后）康先生回到卧室，注视着悲愁地空旷着的床铺。突然之间，他看见床隅绉绉地堆着阿金的亵衣，这使他跌落一般扑向它，狂人一般地嗅着。他觉得哽塞起来了，在顷刻之间，康先生的身体一寸一寸地苍老下去了。他感到一种成人以后久已陌生了的情绪，因为他的干枯的眼眶里，居然吃力地积蓄着那么衰老的眼泪来了。（1：104）

康先生为了自己的体面，为了与青儿妥协，不得不让阿金离去，因为阿金需要有自己的孩子。在这里，康先生又背负了一个历史的包袱。他的包袱是他大陆时代的生命业绩——他去世的妻子与活着的青儿，便是他大陆时代留传下来的记忆；而康先生的社会尊养，也变成了大陆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个烙印。从大陆时代过渡到台湾时代，便出现了不适应的问题。

以台湾乡下女性，来对照有教养的流离外省人，便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价值冲突，这背后，也暗示了一个千头万绪的社会。在这些小说中，彩莲、阿金等底层台湾女子的质朴、坚韧与隐忍，与康先生、房处长等人的傲慢、自私、懦弱和保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们没有怨尤、愤懑和贪婪，对生命充满热爱和感激，过着平凡而踏实的生活。

三

陈映真对“分离”与“结合”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以及当时当地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做过历史主义的分析。他认为：

新的和旧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凌，数百年来，在中国发生了长远而复杂的影响。作为东南中国门户的台湾省，更是尖锐地经历了东洋和西洋殖民体制的毒害。她历经殖民主义的局部的或全面的暂时或长期的霸占，使她常常在历史上因而和中国隔绝了。而其中尤以日本人五十年的殖民统治最为长久。在这长时期的霸占中，日本在台湾进行了为使台湾纳入日本帝国主义经济的市场圈所必要的改造，使她早早脱离了当时前近代的中国社会。在这个背景下，1945年的光复、1949年国民政府的播迁来台，使海峡两岸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台湾发生了广泛的接触。三十年来，这个接触还在进行着不断的互相调整、再编成和共同发展的过程。^[7]

的确，外省人与台湾人之间再编成的过程，是透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进行的。在这一进行过程中，呈现出各种矛盾和问题，然而也呈露出台湾社会的一种包容力量与同化力量。虽然调和的过程非常缓慢，即使在今天，仍未完全消除。正视“省籍问题”是不可避免，也无可逃避的，陈映真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就敏锐地关注这种社会冲突造成的创伤，并以巨大的勇气来探讨，这是值得尊敬的。正如宋冬阳的分析：

诚然，所谓“省籍问题”，事实上就是台湾社会的最大矛盾问题，三十年来经过各种偏颇的、失衡的、艰阻的、扭曲的客观环境的安排，就制造了许多结合与分离的事件。在结合与分离的过程里，一方面有和谐熔铸，另一方面也有仇恨对立。无论喜欢它或怨恨它，这就是台湾社会的现实，我们必须具有勇气予以正视。^[8]

陈映真小说的可贵处，在于他提出这个问题，反映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在小说中透露出一个信念：外省人与台湾人之间的紧张性必然是可以解除的。如何解除呢？陈映真在某些小说中处理外省人和台湾人之间的关系时，“是将他们置于一个从来不认识大陆人、本省人的社会规律下，以社会人而不是畛域人的意义开展着繁复的生之戏剧的”^[9]2。所以，“《将军族》中的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便是因为同是社会中沦落的人而互相完全的拥抱着”^[10]3。作为同一个社会中的社会人，三角脸和小瘦丫头之间，彼此的人格是独立的，彼此又是平等的。在小说里，陈映真突出表现了他们的社会性，而不是着眼他们出生、生活过的乡土的地域性。这一切都是为了消除已有的隔阂，“使分离或有想分离的危机的中国人重新和睦，为中国的再生和复兴而共同努力”^[11]4。三角脸和小瘦丫头的相濡以沫，恰恰就体现了陈映真的这一美好理想。

自然，陈映真没有把大陆人与本省人的“结合”描写得肤浅、简单，而是深入问题的内核，加以探讨。正如《将军族》中的三角脸，陈映真对“大陆人在台湾”这一主题的探讨聚焦于大陆来台的“老兵”这一群体。“老兵”这一特殊群体涉及的历史背景，洪铭水有过叙述，他写道：

在国军大批撤退来台之后，一大批单身的军人经过年复一年无尽期地等待，有的甚至于诅咒地说：“俺革命，革命得光杆一条……”事实就是如此，多少老兵打心底羡慕台湾的充员兵个个有家。结婚成家这种生理与伦理的需求，对一个中国人而言，并非奢求。但是他们心里明白，那并不是容易实现的愿望。因此，在嫉恨中渡过大半生，给社会平添不少所谓老兵的麻烦。另外也有少数比较能深谋远虑的，就开始默默地累积，一点一滴地储蓄到一个相当的数目，以便作为聘金赌注式地去换取一个穷苦人家的台湾女子。运气好的，就此生儿育女，把希望寄托到下一代；运气差的，就在这种交易的过程中出现背约与欺诈的悲剧。因此，在台湾的所谓“老兵”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寄居在社会的边缘线上。他们的处境，绝不是我们这些养尊处优的知识分子所能体会于万一的。但是，陈映真的触角却早已深入底里。^[12]

早期陈映真作品中唯一结合的外省人与台湾人，是《猫它们的祖母》中的张毅和娟子，从他们在婚姻中的悲伤或希冀的感受，我们可以了解到“结合”的阻力何在，又该如何消除。由贫苦的祖母抚养长大的台湾人娟子，一次偶然的机遇结识了外省士官“老兵”张毅，并相恋起来。然则，两人结婚以后，伊的恶风评便逐渐地多了起来。至于恶风评的内容，作家虽然没有直言，却也可从小说侧面描述中显现出来：

……伊想起了他，微微地感到心悸，至于有些愤懑起来。身世有什么用？伊说，想起了外面对他的风评来。一个外省人，当兵的。然而总是个少尉呢！他没有学历，孤苦一身。然而他疼我，伊想着，呼吸着满满的幸福：然而他疼我，而且他漂亮呢！……身世有什么用咧，伊继续想：喂，你自己的身世咧？（1：89）

张毅的外省人身份是风评的主要内容之一。张毅是“没有学历，孤苦一身”，娟子的身世又何尝不乖蹇可怜呢？娟子是私生女，母亲阿惜“因生下私生儿不能立身漂泊而去”，舅舅青儿家道中落后发疯被禁锢在医院里十余年了，自幼相依为命的祖母则是一个把希望寄托在供奉嫘祖与饲养野猫上的孤苦老太太。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娟子小学毕业后便接着祖母的工作，当起小校工，而后又成为幼稚园的保姆。照常理，两个命运同样不幸的人牵手走到一起，众人应予以祝福，不承想他们却深陷在“风评”里。正是这些恶风评，迫使乖巧孝顺的娟子变得乖戾骄纵起来。小说写道：

一切似乎是无奈的。除却欲望之外，伊尽力地懒散而延宕地过着日子，关于伊的恶风评便日复一日地明显起来。伊因此觉得愠怒，便益发在他的热情之中，完全的成了奴隶了。为了讨好他，伊拒绝与祖母共食，甚至另外隔开一间局促的小房间给祖母。风评算什么，伊叫着说：风评算什么？（1：90—91）

张毅的外省人身份是风评的焦点，伊之陷在情欲的希求和满足里，未尝不是风评的内容之一。逐渐多起来的恶风评让伊伤心过，然而伊总是宽解自己“或许那些风评是无谬的罢”，再接着伊便将两人封闭起来，连祖母也隔绝起来。娟子选择了用偏激和扭曲的方式抵挡风评的伤害——她选择遗弃一切既有的价值和意义，包括伊的祖母在内。伊在隔绝的空间里，愈加沉醉在他的热情里。

娟子感受到风评的威胁，张毅未尝没有感到那些恶评的威力。不仅伊的四邻左右议论着，他的同事亦是议论纷纷：

——老张混的不错，官儿也升了，老婆也有了，还赚了间房子呢。

袍泽们这样说。他有些感到屈辱……（1：92）

小说一方面写出了外省人与本省人结合所处的恶劣的舆论环境，以及这些舆论给人造成的心理压迫与精神伤害；另一方面，细致而深刻地描述了外省底层军官的内战精神创伤。不同于陈映真其他描写战争的篇目，这个创伤没有戏剧化地提升为疯狂或死亡，却零碎化为每夜的梦魇。战争伤害了他，他唯有沉溺于性的当下，才能抵抗战争记忆的再度伤害。

在夜暗之中，他仿佛感到战火半生那种无常的恐惧；这恐惧每每会在这样欢愉的片刻中袭击着他，这很激怒了他，便吻着伊吻着伊，高连长的声音这才逐渐的荒废过去。

他兴奋起来，因着他故意的音响，他感到生命唯其在这种短暂的时刻中才是实在的。他感到征服和残杀的快乐了。（1：92—93）

张毅年轻、俊美、聪明，有着“优美的倒三角的项背”以及饱满有力的青春。然而，这样的他却只能在每夜的性爱中确认生命的存在，寻求内心片刻的安宁。他们的男欢女爱、鱼水之欢，对伊来说，是无力的蛊惑；对他来说，却是依靠这肉体的征服，来抵御残酷往事的侵袭。半生的戎马生涯，是他萦绕不去的噩梦。那些战火的记忆，动辄便从他脑中一闪而过，让他感到一阵疼痛。

濒死的高连长说：“张毅，张毅，你给咱带个信回去呀。”他搜过一袋一袋的银元，都渗着血。他毙过不少的敌兵，他们叫着说：“妈妈呀！”（1：92）

这疼痛源于高连长的嘱托——在两岸分断的体制下，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音讯带回故乡；源于被他毙杀的敌人濒死前对母亲本能的呼唤；更源自他来台后，行尸走肉的麻木生活。只有在性爱前洗热水澡的片刻里，他才感到青春，感到平和而安定。半生的军旅生活，一直在刀尖上战战兢兢地过活，好不容易来到台湾安定下来，往事的侵袭，现今的恶评，都让他落在困顿里，他拼命地挣扎，却似乎只剩下“那轻笑，那碎语，那肆妄的呼吸”。无论如何，外省人张毅与本省人娟子毕竟相爱了，并且结婚生活在一起，彼此相濡以沫，寻求慰藉。然则，这“风评”的威力在《一绿色之候鸟》中大肆爆发，终至夺去一个无辜女子的性命；在性爱的挣扎中确认生命的意义，则在《累累》中被内敛地张扬着。

在另一篇他早期的经典之作《将军族》中，陈映真亦探讨了这种结合的可能性。小说中，一个被以台币两万五卖给别人的台湾女子“小瘦丫头”，逃脱出来后，与从大陆退伍的中年男人“三角脸”，在一个康乐队相遇了。三角脸随着时代的颠沛流离，历经东北沦陷、国内战乱之苦，被迫妻离子散，流落到了台湾。他们原是属于两个社会的人，但是经过政治迫害、社会盘剥和时代的安排，两个落难的人逐渐从陌生到相识，由相识而熟络。三角脸得知小瘦丫头需要赎身后，偷偷留下三万元的退伍金，不告而别。数年后，两个分属不同乐队的人，竟又在一个出殡场合碰面了。被人口贩子弄瞎一只眼睛的小瘦丫头，一直以感激的心情，到处寻找三角脸，以期报恩。见面后的两人，有如下对话：

“我说过我要做你的老婆，”伊说，笑了一阵：“可惜我的身体已经不干净了，不行了。”

“下辈子吧！”他说：“此生此世，仿佛有一股力量把我们推向悲惨、羞耻和破败……”（1：201）

小说的结尾，陈映真安排了两人一起自杀。他们死时穿着乐队制服，看来就像“两位大将军”。

小瘦丫头与三角脸之间，并不像其他小说中的人物，存在知识分子与下女的尴尬关系。这是陈映真所写“省籍问题”小说中，第一次出现台湾人与大陆人同属底层的人物。小说中大陆来的老军人三角脸与本省出身卑微的女子小瘦丫头，他们两个都是充满爱心、善良的底层平民，他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互支持、互相依存着生活下去，陈映真却安排了他们将希望寄托于一个不可知的未来，双双携手一起走向死亡的结局。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他们应该是可以结合的，而且结合得比任何人都还牢固。然而，“陈映真对于他们的情感意识的处理，却是以小知识分子的观点去处理的，把剧烈的历史转型期这一阶段小知识分子找不到出路的哀音，叫这一对吹鼓手去吹吹打打起来；又把小知识分子局促的梦幻的道德意识，移植到他们身上，而导致双双自杀的结局”^[13]1。这分析有一定道理，出身底层的台湾人与外省人，尤其是在几十年来政治和经济的折磨下，饱受屈辱和磨难的他们，不会因为歧视、挫折而放弃结合，甚至选择自杀，会在困苦的环境中相濡以沫，继续不断寻求互相扶持的力量。然而陈映真描写了他们的不幸，表现了对他们的同情，而写他们彼此终于消除隔阂，互相信任，又寄托着他对台湾人与外省人和睦相处的希望，尽管在他看来这难以实现。

那么问题在于城镇知识分子陈映真何以产生这些悲观、幻灭的念头呢？好友尉天骢曾质疑过《将军族》中男女主人公悲剧性结局的收尾。他批评道，这是不合乎逻辑情理与历史发展规律的，这是陈映真受现代主义影响的结果。因为受帝国主义有形侵略，和文化、经济上无形摧残的影响，台湾与中国处于分裂状态，这一情形下，既无法清楚地认识中国近代史的真正面貌，对于台湾的前世今生也都一片茫然，这种情形下，反映资本主义找不到出路而日趋没落的现代主义一冲击进来，他们便毫无反抗和批判的力量，不知不觉做了这种文化的殖民。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面对工业社会时，他要求个人的尊严，便对这生活着的社会有所反抗；反抗日子一久，面对整个社会时便觉出个人力量的渺小，因此这种浪漫的精神，往往以反抗开始，以消极和虚无结束，所以这个发展产生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倾向。^[14]1 可以说，六十年代的陈映真，受困于政治闷局，也受困于自身有限的政治理念，从而在小说中安排台湾人与外省人的死亡结局。他这种幻灭的想法，七十年代出狱之后，才有转机。这一时期创作的涉及“省籍问题”的《文书》与《第一件差事》莫不如此。这两篇留待后文详细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四

上述内容多是针对陈映真六十年代关于分断体制下的外省人与台湾人这一主题小说内容及其产生原因进行了探讨，那么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陈映真写作“外省人在台湾”这一主题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呢？《文书》是他最早一篇对劫后从大陆到台湾来的外省人批判的作品。尉天骢曾说过，如果把他这篇作品拿来和另外一些用同类题材写作但却充满怀旧感受的作品相对照，便可以发现后者多是来自贵族家庭、王谢子弟的作品，也因为如此，他们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也因站立的立场不同而不同。为说明这一观点，他特以现实的情况做例子说明：

譬如说某人是一个大军阀，我们向四川人问起此人的真正的情况，大多数人都会说出他以往在四川作威作福的事实，然而，此种人跑到台湾来以后，大写自传替自己吹牛，以至于很多不明就底便对之歌颂起来，好像他自己换了一副面貌一样。党国先进居觉生先生的公子居浩然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表示过：当年父亲要我参加国民革命军，今天看了很多在台湾出版的军阀人物的传记把他们写得那样好，那样爱国；真觉得当年参加北伐是错误的行为。^[15]

由此可见，当时入台的贵族子弟们往往只着眼于眼前的种种利益，而未能对这一段中国近代史做一反省从而产生更有深度的作品。陈映真与此不同，他意识到中国人必须不断反省，了解自己身在近代史中所处的地位。这种信念使得他写到王谢子孙时，多多少少赋予他们奋斗挣扎的行为，而不认为他们已槁木死灰，毫无生气。这在《某一个日午》《文书》等小说中有鲜明的体现。对照《文书》和白先勇的《台北人》，前者还在努力挣扎，后者却早已消沉颓废了。如果读者不了解中国近代史，可能就无法理解陈映真此类小说的批判性，也不理解那一代中国人怀抱着的痛苦。

从《文书》《第一件差事》等小说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主人公想从现实中挣扎而出，却又挣扎不出来的迫切。这里可以看出陈映真透过中国近代史为某些找不到出路的人物寻求“自救”的启示。《猫它们的祖母》中的男主角和一个普通的女孩子结婚后，很想过上平静而安定的生活，却又难以实现，“风评”作祟的同时，他之深陷往事泥淖不能自拔也是原因之一。《第一件差事》中的男主角有漂亮的妻子、美满的家庭……却缺乏关心的对象，迷失了人生的目标，而寂然以殁。《某一个日午》中的父亲只知道给儿子吃、给他钱，却完全漠视甚至扼杀儿子的精神需求，致使儿子没有往下走的理想和力量。《那么衰老的眼泪》《一绿色之候鸟》《第一件差事》中来自大陆的男子，因为寂寞、爱情或其他原因，都各自找了个台湾底层出身的女子为妻或做伴，却既不能彻底地爱，也不能踏踏实实地去拥抱她们。因为他们原有的背景、家庭的出身，对漂泊流浪的他们来说，是挥之不去的梦魇，他们只得“非常苍白的成为一批上课下课的机器”。

陈映真小说里往往安排本省人与大陆人不能结合的局面，他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是说从大陆来的中国人有什么问题，也不是本省人有意排除，而是这里面的很多人心上有丢不掉的包袱。在其好友尉天骢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大陆来到台湾的中国人，他没有扎根，却一味口头上喊：我没有根；我不是归人，我是过客；我是波西米亚……陈映真对他们批判的第一点是那些到台湾来的第一代大陆人，他们沉湎在过去里而不克自拔，对台湾这片土地上的生活问题关怀不够；第二点是在本省中产阶级出生的一些子弟，他们只想着进好的中学、大学，然后出国留学，从没想过在本省扎根，可以说是出生于此地的外国人。^[16]1 然而，归根结底，从中国近代史做一反省，我比较赞同赵刚的观点：

以我的理解，陈映真的看法是，这两个群体的相互不理解，并不是简单的“族群因素”“省籍因素”这样的修辞大帽所能轻易收整的，也不是感性地呼吁“大和解”就能解决的，更不是蓝绿两党之间的“和解”就能解决的，反之，也不完全是由它们所造成的。对他而言，这两个群体之间的“陌生”“离异”“紧张”“冲突”，是无法只在台湾当代内部寻求解决的，无论是台独或是独台都无法解决。真正的大和解是要克服两岸的历史分断体制——从个人传记到家族历史到民族历史的一连串的分断，而这必须回溯到冷战、国共内战、中日战争，到整个中国近代史。因此，陈映真从来不曾对这民族内部的离散两方有过任何的单向谴责或求责。^[17]

因此，要想真正消除“外省人”与本省人两个群体的隔阂，必须克服两岸分断体制，实现和平统一。

除此之外，六十年代陈映真对本省人的批判也达到一定的深度，具有独特的价值。除却物质造成的困扰，还有诸如小说《凄惨的无言的嘴》《兀自照耀着的太阳》中描述的一群找不到生活出路、失落了理想，不晓得今后怎样过活才好的人物；他们生活在闭塞的房间里，慢慢地枯萎死亡。这情形恰如《嘴》中将要从精神病院出院的知识青年的梦中，那间黑屋子里躺着女人，她身上的许多嘴一起喊道：“打开窗子，让阳光进来吧！”陈映真借此对这类知识分子进行了含蓄而严厉的抗议，他写道：

后来有一个罗马人的勇士，一剑划破了黑暗，阳光像一股金黄的箭射进来。所有的霉菌都枯死了；蛤蟆、水蛭、蝙蝠枯死了，我也枯死了。（1：220）

这里的“我”显然是指封闭在黑屋子里的旧我，这样的处理方式暗示着，陈映真鼓励这类知识分子勇敢地突破闭塞、沉闷、狭隘思想的束缚，切实关注和联系社会现实与人生，在黄金般的阳光照射下，迎来重生的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