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唐倩的喜剧》：透过性体察知识分子
《唐倩的喜剧》描写的是娟好聪慧的唐倩与她的三个男性知识分子之间的情爱故事。这三个男子分别是“存在主义者”胖子老莫、“逻辑实证论者”罗大头，以及留美青年工程师“乔治·H.D.周”。小说借由唐倩这个女子，让我们看到环绕在她周围的男性知识分子的荒谬可笑，从而尖锐地嘲讽了冷战—分断体制下知识分子的精神与知识状况。在此意义上，赵刚称这篇小说为台湾六十年代的一篇“学场现形记”可谓恰如其分。
胖子老莫与存在主义
小说伊始，第一次见面唐倩便被胖子老莫“那种知性的苦恼的表情给迷惑住了”（2：121），继而在两人的约谈中，老莫继续滔滔不绝地议论“沙特的人道主义”，在疾声厉色地抨击教会的人道主义后，他忧伤地轻摇着头说：
“我们被委弃到这个世界上来，……注定了要老死在这个不快乐的地上。”
……“因而，”老莫说：“人务必为他自己作主；在不间断的追索中，体现为真正的人。这，就是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底真髓。”（2：123）
老莫的话迅速击中了唐倩，她深以为然，并想起了自己黯淡的童年——因为父亲的遗弃，母亲成了“一个终年悲伤而古板的老妇人”（2：123）。正是因为要弥补两性不平衡的缺失，“被委弃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唐倩长大后一个接一个地周旋于众多男子之间，“在不间断的追索中”“以各种方式去把男子趋向困境为乐”（2：127）。领悟到萨特迷人之处，并对老莫无比崇拜的唐倩，“顿时觉得写诗的于舟简直太没味道了”（2：122）。第二天，她便跟于舟提出分手，分手的理由竟而是他们在一起太快乐了，“快乐得忘了我们是被委弃到这世界上来的”（2：124）。打发走了于舟的伊，自然而然地跟老莫走到了一起。
“公开同居”是伊与老莫情爱故事的起点。“同居”这一原本两性间比较私密的生活，却被读书界冠以“罗素的试婚说的性的解放者”之名，所热烈地拥护，称赞“这是试婚思想在知识界中的伟大的实践”（2：125），并将他们比拟为萨特与西蒙·德·波伏娃的“伴侣婚姻”。然则，他们何曾理解罗素的试婚说以及萨特与波伏娃“爱情合约”的思想意义呢，不过是如作家犀利尖刻地嘲讽所言——他们为“在逛窑子的时候能免于一种猥琐感的性的解放论者”（2：125）罢了。
老莫作为存在主义的教主的身价，与唐倩成为他的美丽使徒的地位，无疑在读书界是确定了的。为着配合教主与使徒的身份，老莫继续模仿萨特“穿着他的粗纹西装上身，戴着圆框的老式眼镜”（2：126），并把《生活杂志》图片上的一种新的标志知识分子的制服介绍给唐倩。除去外在装扮、举止的“存在主义”化，唐倩在言谈中亦熟练地使用“存在”“绝望”“恐惧”字眼，老莫更是整日地把“痛苦”“不安”“拒绝”“无意义”等词挂在嘴边。诗人里尔克“空无的世界”的荒原景象，更是他们的最爱。他们“越来越历练地在老莫的崇拜者中，抑扬有致地吟诵里尔克的这样的句子”：
——他的目光穿透过铁栏
变得如此倦怠，什么也看不见。
好像面前是一千根的铁栏
铁栏背后的世界是空无一片。（2：126）
然则，老莫与唐倩在人前竭尽全力地扮演着痛苦和不安的“存在主义者”，在这“空无的世界”上感受着深深的“委弃”感；退居幕后，却恣意地消遣着世俗的、烟火的男欢女爱。人前人后，完全是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尤其是老莫，“他在他的朋友之前，永远是一副理智、深沉的样子，而且不时表现着一种仿佛为这充塞人寰的诸般的苦难所熬练的困恼底风貌”（2：128），然而，当他在床笫之间的时候，却“是一个沉默的美食主义者”（2：128）：
他的那种狂热的沉默，不久就使唐倩骇怕起来了。他的饕餮的样子，使伊觉得：性之对于胖子老莫，似乎是一件完全孤立的东西。他是出奇地热烈的，但却是一点也感觉不出人的亲爱。（2：128）
老莫的性充满了焦虑与杀伐的气息，他的性爱如同“一头猛狮精心剥食着小羚羊”，毫无顾及对方感受的体贴，更谈不上情爱的欢愉。何况，老莫刚从性爱中抽身而出，便继续大谈特谈他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他之对爱的冷淡，完全不是白日里满口慈悲怜悯、人道主义的形象。难怪唐倩不久就发现了老莫身上有着“男人——特别是这些知识分子——所不能短少的伪善”（2：128）。陈映真描写老莫的伪善和矫饰可谓文笔辛辣、入木三分，揭示他人前人后截然不同的面貌之余，还着重通过叙述他何以走向存在主义，以什么蓄养存在主义，以及怎样告慰去势的存在主义三个关键性的节点来刻画。
老莫自称他之“走向反神的存在主义和罗素的性解放论，是有深刻的基础的”（2：127），这“深刻的基础”竟是与表妹无疾而终的恋爱，或者更确切说是他自作多情的单相思。这般无聊乏味的青春期游戏，却被他冠以“受了长久的基督教的捆绑”（2：126），而“从此发现了基督教的伪善”（2：127）等宏大名号，并义正辞严地总结道“这第一次的失恋，我打破了与肉体游离的、前期浪漫主义的恋爱观”（2：127）。他之所以激烈地抨击基督教那一派的存在主义，也是为着私欲的报复而已——因为虔诚信奉基督教的姑妈强烈反对他与表妹的恋爱。可见，老莫对存在主义的热爱，并非是真正的内心共鸣，不过是宣泄自己情爱失败的借口与幌子。老莫认为“存在主义者最大的本质是痛苦和不安”（2：129），为着蓄养这种伟大的痛苦和不安，他竟然以《生活杂志》《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上的越南战争图片刺激自己。老莫存在主义的最底层构成要素其实是战争、杀戮与暴力，也即是嗜血的。[30]1 老莫又是怎样看待越战呢？他完全认同美国的立场和观点，称那些越共是“为一种国际性的阴谋不明的黑衫的小怪物”（2：129），鄙夷他们的自杀为“愚昧的暴行”，他们的死亡则是“卑贱的死亡”（2：129）。为了坚持美国价值观，他不惜与所敬爱的罗素观点相左：
胖子老莫坚持：美国所使用的，绝不是什么毒气弹，就如罗素所说的。那只是一种用来腐蚀树叶和荒草的药物，使那些讨厌的黑衫小怪物没有藏身的地方；至于那些黑衫的小怪物们，决不是像罗素说的什么“世界上最英勇的人民”，而是进步、现代化、民主和自由的反动；是亚洲人的耻辱；是落后地区向前发展的时候因适应不良而产生的病变！（2：130）
可见，老莫骨子里是暴力和杀戮的狂热支持者，并且满脑子现代价值论，只不过是披着存在主义的外衣罢了。再者，较之于老莫这以血蓄养的“不安”，何为真正的“不安”呢？陈映真在《最牢固的磐石》中写道：
诚然，在这个现代人的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的现实，比方人的物质化、疏隔的悲哀、虚无和颓废的必要性，个人的、安那琪的悲愤，对于定命的死亡的惧怖等等。这些，或者是我们的比较高尚的，教养良好的，神经纤细的知识分子所关切的罢。倘若不能够把这些同整个现存的根本辄铄联起来想，他便不算是一个真正懂得这一切的不安的人。他只不过是一个把悲愁放在唇边玩弄着的，造作的Stylist罢了。[31]
“把悲愁放在唇边玩弄着的，造作的Stylist”用以形容老莫可谓恰如其分。小说中，尽管老莫努力蓄养着伟大的痛苦与不安，但在一向喜欢追逐西方新潮的读书界，老莫及其所秉持的存在主义逐渐去势了。与之相反，唐倩肚子里孕育着的新生命却在日日成长着。当老莫得知唐倩已秘密地为其怀孕三个月时，他不是惊喜和感激，而是“立刻就很慌张起来”（2：131），他畏惧新生命的降临，畏惧生活的变动，却虚伪地告诉伊，自己喜欢和伊有个孩子，只是“孩子将破坏我们在试婚思想上伟大的榜样”（2：131）。这是何等地不知廉耻！明明是惧怕人生的变动，却以“思想”之名来掩盖自己的懦弱与无能。在老莫的劝说下，唐倩不得不取去了他们的孩子。这样的老莫何曾真正地理解他所念兹在兹的萨特呢？萨特等人的价值在于：
他们不但深刻地反映了、解剖了、哭泣了现代人精神的被虐的情况，也用他们个人的爱情和悲愤，用他们的行动和锐利的思考，生活在现实的最中心——甚至纳粹德国的地下——使自己不断地飞跃、不断地前进。[32]
萨特等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一个艺术家首先是一个温暖的人，是一个充满了人味的思索者，然后他才可能是一个拥抱一切人的良善与罪恶的文艺家。[33]2 这些是自负、伪善、冷漠的老莫何曾能真正理解的呢？！据说，后来老莫被“杀婴的负罪意识”所苦，却由此得到一个人道主义的结论，即“每次想到那个子宫里曾是杀婴的屠场，一个真诚的人道主义者，是不会有性欲的”（2：132），并以此来安慰自己的无能，战胜“在他里面日深一日蔓延着的去势的恐怖感”（2：133）。正如赵刚所言，“存在主义”于老莫，不过是一场长期的演出，一种不自觉的行动艺术，照着一种庸俗化的脚本，演给这个读书界小众看的——他何曾“自己作主”过了？这里展现了一种根本无法统整起来的断裂人生状态。[34]
罗大头与逻辑实证主义
唐倩再度出现时，跟上了风头最健的“逻辑实证主义”翘楚罗大头。逻辑实证论最大的特点是以热爱“真理”自居，而拥护“真理”的前提则是“质疑”。“真理”与“质疑”间颇显牵强的逻辑，却受到“知识界中一大批天生的犬儒的质疑论者”（2：136）的欢迎，并以获得了“一种似懂非懂的理论和方法”而自喜。陈映真不无嘲讽地概括逻辑实证论的本质：
被这种理解和方法武装起来的质疑派，一律都显得热爱真理，而且有两个好处：第一，它能提供一种诡辩的诘难所获得的快乐；第二，它使自己从消极的、守势的地位，转而为积极的、外侵的质疑者。于是质疑不再是一种苦闷，一种忧悒，而是一种虚荣，一种姿势。（2：136）
因而，当有人指摘唐倩的转向，是由伊与胖子老莫之间的私怨所致时，伊丝毫不带“主观情绪”地辩解：“不是我不爱我友，实因我更爱真理！”（2：135）这般淡然、洒脱的“姿态”，岂不是对逻辑实证论的完美诠释嘛。
站在质疑主义先锋的罗大头，在现实生活中却深陷在“质疑”唐倩情爱的漩涡里，不可自拔。虽则坚信伊在哲学道路上对自己的忠心，罗大头还是失落地发现伊“残留着许多胖子老莫的习惯”（2：136），“这个颇为突然而令他大吃一惊的发现，一时很使崇尚唯理论的罗大头，大为烦恼”（2：136），这烦恼又转化为怒不可遏地争吵，使他丧失了冷静审视的理智，而认为这是“属于他自己的危机”（2：137）。然而，这样的问题，“似乎无从自实证逻辑的‘方法’去取得解决的罢”（2：137）。这是罗大头第一次感觉到逻辑实证论在解决自己现实烦恼上的无能为力，这却没有成为他反思逻辑实证论缺陷的契机。在又一次“十分甜蜜的和解”之后，罗大头向伊倾诉了自己的身世，以及皈依“新实证主义福音”的原因。
他出身于江西地主家庭，“有过一个幸福而富裕的家，他是这个家庭的快乐的独生子”，但家破人亡后，他“一个人流浪，奋斗，到了今天”（2：138）。他啜泣道：
“比起来，他们搞存在主义的哪一个懂得什么不安，什么痛苦！但我已经尝够了。我发誓不再‘介入’。所以我找到新实证主义底福音。让暴民和煽动家去吆喝罢！我是什么也不相信了。我憎恨独裁，憎恨奸细，憎恨群众，憎恨各式各样的煽动！然而纯粹理智的逻辑形式和法则底世界，却给了我自由。而这自由之中，你，小倩呵，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138）
因为政治、政权和暴力曾给予他沉痛的打击和痛苦的幻灭感，罗大头不再直面人生，不再相信，而是选择了逃避至“逻辑实证论”的世界里逍遥自在。在次日的学术会议上，他更是气宇轩昂地结论道：那些“感情冲动的、功利主义的语言……丝毫没有真理底价值。……而真理是没有国家、民族和党派底界限的”！这般冷静、沉稳的姿态，自然博得了掌声与喝彩。然而，私底下，罗大头却逐渐变得反复无常了，他毫无理由地感到孤独，感到不被唐倩所爱，在涉及唐倩过去和老莫的关系时，更是大发醋劲、暴怒不可自制。他在妒忌，却不让唐倩所知，并且强烈地压抑着自己，因为“这是一种斗争啊”（2：142）。久而久之，他便罹患了神经衰弱和偏头疼。即使这般，为着斗争的缘故，他依旧强自压抑与掩饰。然而，无论他怎么努力与控制，终于出现了他无法自控和压抑的巨大“质疑”——性的征服。小说中写道：
起初的时候，他是为了征服他所不识的那些胖子老莫留给唐倩在生活上的影响，而开始致力于那种生活的。然而，过不了多久，他就发现一件可怕的事实了。他理解到：男性底一般，是务必不断地去证明他自己的性别的那种动物；他必须在床笫中证实自己。而且不幸的是：这证明只能支持证实过的事实罢了。换句话说：他必须在永久不断的证实中，换来无穷的焦虑、败北和去势的恐惧。而这去势的恐怖症，又回过头来侵蚀着他的信心。然而，当男性背负着这么大的悲剧性底灾难的时候，女性却完全地自由的。性之对于女性，是一种根本无须证明的、自明的事实。倘若伊获得了，固然足以证明伊之为女性；而倘若未曾获得，也根本不足以说明伊底失败。（2：143—144）
这样一个严重的质疑，毫无疑问得出了一条“真理”般的结论。可这样的发现，却把罗大头逼得发狂，而终至自杀死亡。然而，杀死罗大头的真的是“性”吗？是较之女性的自明、自适，男性需要永久不断的证实，且证实换来的不过是“无穷的焦虑、败北和去势的恐惧”吗？恐怕不是。其根本原因却如陈映真在小说中所分析的，他不是积极面对生活，解决自己的精神和心理的难题，反而在逻辑实证论这一“玄学的魔术里找寻逃遁的处所”（2：140）。具体如下：
罗仲其的不幸的童年，换句话说：他的家庭底灾难，加上他长时期在不安定的恐惧中底生活，使他完全失去了面对实际问题底核心的勇气。他埋首在哲学著作的书城中，实际上是在玄学的魔术里找寻逃遁的处所。这样，他找到了把一切都纯粹化、追求最明白的意念的新实证主义。这个东西恰好从正面供给他逃避，“勾销”一切使他的知识底良心发生疼痛的过去的、和现在的难结之理论和方法，从而他的知性底弱质，整个儿给正当化了。但是，这毕竟只是解决了他的知识范围的难结罢了。他逐渐感觉到：这种固执的和故意的歪曲，实在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许多他所不能“勾销”的事事物物，依然顽固地化妆成他的感情生活里的事件，寻其出路。（2：140）
正如陈映真所说，由于五十年代以来的知性贫困所致，造成知识分子思想的薄弱化，他们对事物的把握，一般上只止于表面性和情绪性。[35]1 罗大头终而被他所深深依赖的，并极力维护的逻辑实证主义给戕害了。他所倚仗理论回避、“勾销”的生活难题，终而演化成不可解的、痛苦的感情矛盾，给予他猛烈的攻击。不堪忍受的罗大头自杀了，伤心欲绝的唐倩只知道：“这个旷世无匹的天才，是怎样痛苦地热爱着伊的。”（2：144）浅薄的她有所不知，即使没有这一感情事件，未来的生活中，总会有另一个棘手的矛盾将罗大头置于死地，因为戕害他的从来都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的主义、理论与思想。
乔治周与现代主义
唐倩与“一个十分体面的留美的青年绅士”乔治·H.D.周第三次绽放恋爱之花时，却如一面照妖镜，让整个读书界全体现形了。他们原本对唐倩十分崇拜与钦佩，称伊是一个“全身都是热力和智慧的女人”“一杯由玫瑰花酿成的火酒”，是“使男性得以完成的女性”（2：145）。转眼间，“捧杀”变为“棒杀”，恶评如潮：
堕落以至于成为一个“下贱的拜金主义者”、一个“民族意识薄弱”的“洋迷”，而且一叹再叹地说：唐倩终于“原来也只不过是一个恶俗的女人”罢了。（2：145）
对他们来说，悲愤不在于唐倩的再度恋爱，而是伊居然找了一个留美的绅士！对于崇洋媚外的他们来说，“美国梦”这一可望不可即的终极理想，竟而在唐倩这里即将实现了。念及此，他们的嫉妒、怨恨之心油然而生，只好借着对伊的“恶骂”，来安慰那受挫的自我。面对议论纷纷，唐倩却淡定如水，伊扬扬眉毛，说：“乔，你向他们解释罢。”乔治周这一漂亮的青年绅士，优雅地笑了起来。
“美国的生活方式，不幸一直是落后地区的人们所妒忌的对象。”他说，“我们也该知道：这种开明而自由的生活方式，只要充分的容忍，再假以时日，是一定能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实现的。”（2：146）
没错。小说中乔治周就是美国现代生活方式的“活生生的具现”，他“温和洒脱的绅士风采”将唐倩在西洋电影中习得的“那种温柔，那种英俊，那种高尚以及那种风流”（2：146）的美好憧憬，全部激活了。以至于伊念及过往偕同老莫、罗大头的生活时，顿觉索然无味了。“那些空虚的知性、激越的语言、紊乱而无规律的秩序、贫困而不安的生活以及索漠的性，都已经叫唐倩觉得疲倦不堪了”（2：147）。
乔治周是一个学工程的留学生，毕业后留在美国的一家公司，现时来台湾出差。作为美国生活方式的拥趸，他以过来人的语气向从未出过国的唐倩宣介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文明与舒适，甚至扬言“就只工业技术一层，中国跟美国比起来，简直是绝望的”（2：148）。他炽烈地颂扬着美国生活“无法想象”的自由，并怂恿唐倩也去美国。他说：
一个人应该为自己选择一个安适的位置，到一个最使你安逸的地方，找一个最能满足你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国籍或民族，其实并不是重要。我们该学会做一个世界的公民。（2：149）
这里的“世界公民”显而易见是“美国公民”的同义词。六十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推崇可谓无与伦比，在乔治周这个工科知识分子的身上表露无遗。陈映真在《美国统治下的台湾》中所提及的历史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小说的讥讽：
在文化上，美国在战后根本改造了台湾教育结构，透过教科书、派遣研究人员、到美留学，完成了台湾教育领域——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美国化改造。美国新闻处、好莱坞电影、美国电视节目、美国新闻社的消息，基本上左右着台湾文化，并且持续、强力地塑造着崇拜美国的意识。在六十年代，美国自由主义被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奉为经典，美国的流行音乐、美国的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艺术和文学支配台湾的文艺界达十数年之久。大量的留学生从六十年代起涌向美国，并滞留不归。[36]
美国通过价值观的多渠道输入，彻底改变了台湾知识分子的认知与思维，与美国所代表的现代化论调同步共振，成为当时知识界的主流。乔治周念念不忘的“世界公民”便是这一症候颇为讽刺性的显著标志。虽然在唐倩的逼问下，他承认“在那边，做一个中国人，是一种负担”，然则他还是快乐地标举着“世界公民”。正如赵刚所言，“世界公民”这样的大概念似乎也无法抚平一种浅浅的但总是在那儿的屈辱感，一种总是要证明你自己其实并不差的必要感，以及一种经常被有意无意提醒的你是外人之感——虽然，你不断提醒你自己，这是一个伟大的、开放的、多元的、融合的国度，千万别把自己当外人哟。[37]
乔治周的言谈举止，彻底激起了唐倩再度热恋的欲望，因为“那新世界底发现，豁然地使伊不由得有一线光明底再生之机，射入伊底无出路的生命中来”（2：150）。伊决意在他离开台湾仅剩的四个月中，赢得他的欢心。于是，乔治周忽然觉得“唐倩正以令人炫目的变化，日复一日地美丽起来”（1：15）。美丽的唐倩，一如既往的敏锐而狡慧。在洞察了他的节俭后，伊便适时地表示了伊得体的俭约；在倾听了他妻子、情人的双重标准后，伊立即“予以充分的把握，巧加运用”。没多久，乔治周便认定唐倩不论作为一个情人或妻子，都是个完美的上选女性。
唐倩在费尽心机迎合乔治周的时候，乔治周也未尝不是在国内物色合适的妻子人选。从他对Anne Kerckoff这个“雪白的皮肤，金黄色的头发”的丹麦少女意淫般的叙述，以及小说结尾处点明的“回到美国以后的乔治，淹没在一个庞大的公司里的职员系统中”（2：156），可知乔治周在美国过得并不如意，正如赵刚所分析的：
乔治周在美国的人生，是一个高度压力、单调与异化的人生，必须时时刻刻步步为营，努力工作，努力偿还贷款，把人生当作一个无法停下来的轮子往前滚。于是，他唯有将自己平面化、手段化、浅薄化、去历史化、机器人化，把自己深埋在现代化意识形态与科技理性中，在一个科技人、工程人的凡事规划、注意细节、控制欲望、按图施工的固定节奏中，过他的新大陆人生。[38]
乔治周这种被技术化的扁平人生观，映照在他与唐倩的床笫之间，便是：伊觉得他是“一个极端的性的技术主义者——他专注于性，一如他专注于一些技术问题一般”（2：155）。唐倩——
觉得自己被一只技术性的手和锐利的观察的眼，做着某种操作或实验。因此，即使在那么柔和，那么暗淡的灯光里，唐倩由于那种自己无法抑制的纯机器的反应，觉得一种屈辱和愤怒所错综的羞耻感。然而，不久唐倩也就发现了：知识分子的性生活里的那种令人恐怖和焦躁不安的非人化的性质，无不是由于深在于他们的心灵中的某一种无能和去势的惧怖感所产生的。胖子老莫是这样；罗大头是这样；而乔治·H.D.周更是这样。（2：155）
好一个“更是这样”，通篇观之，小说暗示了不论老莫、罗大头还是乔治周，对于“无能和去势的惧怖感”，皆不能勇敢直面、积极应对，而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逃避，逃避进各种刻板的理论里、单调的技术中，甚至远遁至美国，却终也免不了落个惊惶终日、束手无策的下场。
回美国不久，乔治周便被他一度认为“温顺贤淑”的妻子唐倩抛弃了，伊“嫁给了一个在一家巨大的军火公司主持高级研究机构的物理学博士”，并“在那个新天地里的生活，实在是快乐得超过了伊的想象”（2：156）。伊在新大陆如鱼得水般快乐生活着的时候，我们的读书界却江河日下，终至寥落晨星了。小说写道：
事实上，胖子老莫没落了，以及罗大头的悲剧性死亡以后，这小小的读书界，也就寥落得不堪，乏善可陈了。这期间自然间或也不是没有几个人曾企图仿效莫、罗二公。故作狷狂之言，也终于因为连他们的才情都没有的缘故，便一直没弄出什么新名堂，鼓励出什么新风气来。而且最近正传说他们竟霉气得被一些人指斥为奸细，为万恶不赦的共产党，其零落废颓的惨苦之境，实在是可以想见的了。（2：156）
结论
相较于前期小说忧悒孤独的惨绿气息，《唐倩的喜剧》这篇小说应是陈映真“嘲弄、讽刺和批判”时期的顶峰之作，被吕正惠认为“是台湾知识界的重要文献”。谈及小说的写作缘起时，陈映真认为：
西方化、“国际”化潮流下自我认同的丧失的问题，表现在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中，是一片“崇洋媚外”的精神。对于这样的精神，我也于不知不觉之间，或者竟于半知半觉之间，受了感染。几篇我在这个时期写成的“随想”文中，夹杂着不少不必要的洋文，便是赖不掉的铁证。[39]
于是陈映真便以积累的相关生活素材为基础，写下了《唐倩的喜剧》这篇小说，并将矛头对准“西方化、‘国际’化潮流下知识分子自我认同丧失的问题”，嘲弄和挖苦了台湾知识界当时缺乏主体性、缺乏思想性，乃至不学无术的境况。这一境况在同时期的台湾学者齐益寿等人的回忆中得到证实，齐益寿在一次访谈中谈及《唐倩的喜剧》中所描写的当时大学思想界的状况时，谈道：
当时的大学青年，在思想上受两派的影响最大：一派是“存在主义”，一派是“逻辑实证论”。我个人受当时风潮的冲击，不免也要赶时髦一番……当时这两派思想被认为是最尖端的东西，大家对它几乎都没有批判的能力。因此我看到陈映真对此地这两派思想人物那种做作浮夸所作的嘲讽，不禁大吃一惊，不禁拍案叫绝。由此可见陈映真的思想成熟得相当早，至少在《文学季刊》的时候已经非常成熟。他自己恐怕也是从这个思潮过来的，但是很早就能做出深刻的批判……[40]
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陈映真能够超拔出来，对存在主义与逻辑实证论加以批判，颇为难得。正如徐复观所说：“他在《唐倩的喜剧》中，把风行一时的存在主义、逻辑实证论，在形象化的过程中，也用简净的笔墨，作了一针见血的批评。假定不是经过彻底了解、彻底反省，把包装上的乌烟瘴气，洗涤得干干净净，是绝做不到的。”[41]2 由此显示了陈映真这方面的“学养”。
最后论及《唐倩的喜剧》这篇小说的意义，我们不能不提及胡秋原写成于1988年的《〈中华杂志〉与陈映真先生》一文，其中论述道：
于舟、老莫、罗大头、周，在台北太多了。唐倩是谁？她不仅代表台北读书界、文化界，她代表一百多年来的中国！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界在西化、俄化中陶醉匍匐、打滚和仰卧；特别是二次大战后的台湾，又特别是台北最高学府的台大，就是老莫、罗大头、乔治·H.D.周们出风头的地方，也就是中国青年男女都成为唐倩的时代。现在，乔治·H.D.周的时代并未过去……
……
《唐倩的喜剧》尤有重大意义。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欧威尔的《一九八四》描写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科学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倾向，《唐倩的喜剧》则反映战后第三世界虽在政治上脱离殖民主义，然则在精神上还在力求进入殖民主义。[42]
何为“精神上还在力求进入殖民主义”中的“殖民主义”？我赞成赵刚所认为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这一现象至今仍引人深思与警惕。赵刚写成于2013年的《橙红的早星》一书中谈道：
揆诸1960年代以降，国民党政权与教育对美国的依附，以及一群群学成归国的留美学人在1970年代的台湾广泛推广“现代化理论”，而形成了至今超越蓝绿的最高文化共识。对“现代化意识形态”及其所支配的社会与人文学术思想在台湾的霸权性胜利，《唐倩的喜剧》是一个准确而不幸的预言。[43]
写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唐倩的喜剧》，幸或不幸，竟准确地预言了未来台湾知识界的走向。照此情形，如果陈映真继续就知识分子题材深入挖掘，并书写下去，成就不可估量。然则，历史不能假设，因为不久之后，陈映真便锒铛入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