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最后的夏日》：爱情与美国

写于1966年的小说《最后的夏日》讲述的是在台湾某中学担任教职的教师裴海东、郑介禾与邓铭光围绕着漂亮女教师李玉英及其出国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小说着力刻画了他们执着的美国梦与前恭后倨的爱情丑态，以此展示出知识分子，尤其是市镇小知识分子自私、虚伪、矫饰的性格特征。所谓的“美国梦”，能去者，欣喜若狂；不能去者，怅然若失，并以酸葡萄的心理掩饰之。“爱情丑态”则是有希望时，一意赞美，竭力维护；无希望时，恼羞成怒，翻脸不认人。不同于之前的小说，在这篇小说中，陈映真一扫感伤、忧悒的风格，初露揶揄、讥讽和批判的锋芒。

《最后的夏日》是陈映真结束“契诃夫的忧悒”的旧时期，进入“讽刺批判”新时期的首篇。这时期，虽则依旧孤独难遣，他却以堂吉诃德的姿态冲决而出，英勇、睥睨、批判地向外出击，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开启了其批判现实主义时期。这些小说以知识分子为主体，讨论了台湾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知识界的知识格局与状况、外省人在台湾的流离，以及帝国主义战争与第三世界等。

裴海东：透明的欺罔

小说伊始，盛夏时节，裴海东独自在教员休息室埋首用朱笔圈点《史记》。虽则读的是圣贤书，而况又无人干扰，裴海东却心猿意马地思绪纷扰。当读至“……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时，“裴海东顿时被‘耻之。逃隐’这样的句子给吃了一惊，至绞痛地悸动起来”（2：88）。面对许由重义轻利的高洁之风，常人多会赞叹、仰慕、钦佩，“三十四岁的土黄色的胖脸，发着皮质的油亮和微汗的光泽”（2：94）的裴海东却吃惊至“绞痛地悸动起来”，从这不寻常的反应，可推知他至少是个非常在意功名富贵的人。

他听见一阵匆促的脚步声走进休息室，并停留在墙角的粉笔架边，裴海东“狡慧地”询问“哪一个”，当“一个困惑而有若干惧怖的声音”回答道“我是周蓉”时，裴海东重又打开他的《史记》，翻到方才的《伯夷列传》，“心里怎也不能不觉得有些孤苦起来了”（2：88）。何以孤苦呢？忽而，他气愤地斥责周蓉“三番两次规定了的”不懂规矩，进办公室却不先喊报告，何来这么大的火气呢？而学生周蓉为何又“以一种畏惧的、踌躇的脚步声走近他的桌子”（2：88）呢？答案暂时不得而知，至少我们可以推测周蓉惧怕裴海东，她原不想惊扰他，不料却被从不曾专心读书的裴撞个正着。接下来，面对周蓉的哭泣，裴不是劝慰或阻止，反而感觉“哭声使得这恶燥的夏日益加落寞起来”（2：89），同时，他“点起一支烟，看见发育得那么好的伊的身材，使他芜蔓地想起伊总是坐在教室的末排漫不经心地写着作文的样子”（2：90）。为人师者，这般师德，与他正读着的木刻字体“——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可谓形成鲜明的对照，作家的嘲讽之意跃然纸上。

原本“一些木刻的字体毫不生意义地跳进他的眼睛”（2：89）的裴海东，看到郑介禾进门，打发走周蓉后，想起学生背后称漂亮的郑为“阿兰·德隆”，并说李玉英老师对他“有意思”时，他“忽然拾起《史记》来轻声地念着”，以“刻苦用功”掩饰内心因嫉妒产生的酸气。虽则嘴里念着书，注意力却终是在郑介禾身上。他开始试探郑介禾：“学生们都说李玉英对你有意思”，看到郑介禾无动于衷，他又接上一句“无风不起浪”。郑介禾折弄着手里的手，淡漠地说“没那事”。打探没有结果的裴海东只好又去翻他的书，只是，

那些木刻的字，今天对于他就像路边的石头或者什么，一点也生不出意义：

……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2：92）

裴之读书岂不味同嚼蜡嘛，他的心思忽焉在周蓉“发育极好的身材”，忽焉在学生之私下议论，忽焉又在怀疑郑李关系之不寻常，如此这般“用功”治学，又岂会“生出意义”呢？

当郑介禾询问裴周蓉何以哭时，裴的作答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周蓉这孩子，越来越不成话。”裴海东说。

……“你瞧这女孩子成天只知道打扮，说老师们的闲话，交男朋友……”

……“去年我第一次上伊们的课。”裴海东说：“我就知道周蓉这小孩复杂。”

……“复杂。”裴海东说：“下课的时候，没事找事来找你，挨着你讲话。‘裴老师——’……”

……“‘裴老师——’，就是那样。像刚才吧，伊一个人溜进来了。”

郑介禾把信封也丢进字纸篓里。裴海东说：“来了。说是要来看月考的分数。我说还没改好，你猜伊怎么着？——挤在我身边，他×的，挤在我身边，乱缠乱缠！”

“哇——”郑介禾恶戏地说：“哇——”

“我狠狠地训了一顿。”裴海东义正辞严地说：“你看看这个孩子。”

“复杂。”郑介禾不耐地说。（2：94—95）

裴海东丑恶的嘴脸在此间一目了然——明明自己觊觎周蓉的青春貌美，周蓉对其避之不及，他反而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把周蓉丑化成一个“挤在我身边，乱缠乱缠”的“复杂”孩子；因为嫉妒“被那些女学生们谈论着的，甚至恋爱着的老师”郑介禾，却意淫出唱歌般的“裴老师——”自我慰藉。裴之伪善、嫉妒、满口雌黄的虚伪形象呼之欲出，并在接下来对李玉英的态度中达到极致。

郑介禾谈及漂亮女教师李玉英即将出国时，裴海东表面漠然，然则“某一种绝望的情绪慢慢地渗进他的胸腔”（2：97）。至此，小说始进入主题，郑与裴围绕着出国与评价李玉英展开了对话。

“伊的哥哥李文辉是我的同学。”裴海东终于说：“我说一句公道话：这女孩子不行。我说的是公道话。”

“噢。”郑介禾说：“我是搞化学的。什么行不行，我全不知道。”

“老郑我们现在是说公道话，老郑。”裴海东说：“最重要的一点：这女孩没脑筋；就是没思想，没深度。”

说起深度。郑介禾就有些担忧起来。他扶了扶眼镜，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是最要紧的一点。”裴海东说：“李文辉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得照顾伊。这是说公道话。我借书给伊看。但没用的。漂亮女孩都这样：没深度，没有气质。李文辉是我的朋友——”

“女孩子嘛！”郑介禾说。

“就是这话！”裴海东欢喜地说：“人家说我对伊怎么样，哼！这就是笑话。”

于是裴海东不屑地笑起来。郑介禾也不知其所以地笑了。（2：98—99）

裴不但竭力撇清他与李玉英的关系——将他对李的好归结为李的哥哥是自己好友的缘故，而且多次以“说公道话”来强调李玉英的“不行”——“没思想，没深度”，“没深度，没有气质”。李之“没有深度”的证据之一，则是伊与邓铭光谈着《文星》，他们谈“五四”，谈“全盘西化”……“他们就不晓得‘五四’呀、‘全盘西化’呀为我们中国搞出了共产党！”（2：99）这一证据的列出，足以显示裴之缺乏历史常识，进而证实自己的浅薄与“没有深度”了。

裴接着恶毒地鄙夷李，却暴露了他想出国而不能的酸葡萄的心理：“出去学什么——学什么都一样的。一条牛牵出去，回来还是一条牛。”并说着兀自“狰狞地笑了起来”（2：99）。这般无礼叱骂、阴险的笑脸，连一向漠然的郑介禾都“微微地一惊”。裴还在继续：“而且，这女孩有点浪漫。你不要说我们学国文的古板。文辉是我的朋友，我当然当小妹妹待伊。哪里知道——”（2：100）要不是下课铃声再次响起，打断了裴的臆想，他定会重蹈周蓉之旧辙，陷入意淫的漫想中，并无礼地杜撰李的“浪漫”。刚刚背后诋毁李玉英的裴，在去上课的路上，看见伊傲然地擦身而过时，“第一次感觉到一股冷澈至极的恨”：

在那一霎时，他立刻从这种恨毒的情绪中得了这样的解释：这么冷澈的恨，便证明一向不曾爱过伊的吧！他于是又得胜似地笑了起来。（2：101）

这是何等地自欺欺人！在“阿Q精神胜利法”般的安慰中，方始平息自己的愤懑与仇恨。这仇恨来自哪里呢？李玉英的日记为我们揭开了答案。裴每每在李去学校的路上等伊，尽管看出伊的顾虑与不情愿，还是一如既往地等待。因着哥哥的缘故，一向尊重他的李终于不耐于这般纠缠，告之伊将出国的事实。不想，裴闻之勃然变色。陈映真对其“变色”的描摹，极为精彩，兹抄录如下：

他忽然用一本书不住地打着我靠着的那面墙。书掉落了，里面满是红笔的点点圈圈。他又捡起书，一面打，一面说：

“李玉英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

他一下子安静下来，倚在弄口的墙上。他喃喃地说：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

“我晓得了。”他终于说：“你是那种自以为世界上的男人都会痴痴地迷恋着你的那种女人。你弄错了，李玉英！我不过是照应你一点罢了——还不是因为李文辉？”

然后他骂我是个×女人；说我搔首弄姿；说我自私；说我只看见自己一张脸，“把一张粉脸当做全世界”；说我浅薄……我没想到：一个国文研究所的研究生，会用那么多不堪入耳的话骂我。然后他甩着头走了。（2：102—103）

手握象征仁义礼智信的古籍，却满嘴不堪入耳的话语，这是何等不协调而刺目啊。爱慕时，觍着脸一而再再而三地示好；一旦无望，便极尽能事地谩骂、诋毁，为自己开脱。裴海东的卑鄙无耻、小人嘴脸已昭然若揭。

在小说后头，邓铭光因激愤于裴对梦中女神李玉英的污蔑，曾愤然揭出他的真面目。

“裴海东他混×，”邓铭光激动地说：“他算什么东西？他酸葡萄。你知不知道？他阿Q！他从开学起就追人家，在街角等人家，你知道吗？——学生都告诉我。他追不到手，他就来这套。他是个老顽固，你听我说：他说五四运动和现代的文学都是共产党！God damn it！He's just a good damn dirty sonuvabitch！”

……

“他最喜欢跟女学生纠纠缠缠。他还到处说人家的女学生坏话：说这个去勾引他；那个去诱惑过他。他不要脸！你知道不？噢！他说我打学生。不错god-damn-it！我打，要他们好，男的打，女的也照打！怎么？我公平，严格。他呢？他把打分数当做对付女学生的手段。对男生呢？作补习的要挟。一句话，他性变态！”（2：111—112）

“把打分数当做对付女学生的手段。对男生呢？作补习的要挟”，裴海东不仅在私德上龌龊不堪，而且在公德上极不检点，难怪周蓉会对其躲避不及呢。

邓铭光：“美国梦”的拥趸

邓铭光是个“高大的广东人”，母亲早逝，家境优渥，住的是花园洋房，还有仆人侍奉，满口中英文夹杂的他是“美国梦”的忠实拥趸。他的美国梦有着雄厚的现实基础，“关于出国的问题，他是从来不曾考虑过物质问题的：他的家富有，此外，在美国还有许多亲戚”（2：108—109）。他本人更是个“美国通”，小说借由饮料对此进行细致的刻画。

邓铭光说苹果苏打原来就是美国的饮料。“R.C.Cola也是。”他说。郑介禾一下子似乎没听懂。邓铭光就说是“荣冠可乐”。郑介禾懂了，他说：

“噢，噢。”

“人家的东西，就是好。”邓铭光说。

“当然。”

“这有什么办法呢？”邓铭光很歉然地说：“人家东西是好的嘛！”（2：107）

把美国的饮料当成高贵的待客之礼，以此表达自己的热情，做一番炫耀，都可见“美国”在他心中是尊贵的、高人一等的；那句三番两次挂在嘴边的“人家的东西就是好”更是足以暴露了他崇洋媚外的心性；“歉然”一词，也让我们看出，虽然还没有到美国，他的心早已飞到了大洋彼岸，并以美国人自居了。

接下来，他力邀郑介禾及其弟弟一起去美国。

“明年毕业了，让他出国。”邓铭光说。

“我也这么想。”

“你们一块去吧。”邓铭光热情地说。

郑介禾忽然笑了起来。“有什么好笑？”邓铭光说，“你是学化学的，在那边不会吃苦的。”郑介禾没有解释他为什么笑了。他只说：

“在这边，日子过得飘飘浮浮；到那边，还不是飘飘浮浮的过？”（2：108）

“女人？”邓铭光举杯说。

“老郑，”邓铭光虔诚地说：“你是个帅小伙子。可是美国也不是就没妞儿们呀！”（2：109）

“我也替你打一封信吧。不管怎样，那边是个新的天地，充满了机会。美国的生活方式你知道……”

……“你再想想。想通了，我立刻替你打一封信。”邓铭光说。（2：115—116）

好一个“虔诚”！凡是可证明美国优越的话题，邓都虔诚以待，以未来主人自居热情介绍、引导和劝诱；略微呈现美国不足的话语，他也自动过滤屏蔽了。对于郑介禾那句颇有深意的“飘飘浮浮的过”，邓只当作“物质上的不安定的意思”，却没有予以深思。对他来说有恰当的专业、足够的物质基础，还有美女可伴，足矣。身份认同的困扰、精神的困惑、“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寂寞，他是全然不曾顾及的。不顾及并不代表了不存在，恰如《唐倩的喜剧》中唐倩问乔治周——“在那边，中国人是负担吧”，轻轻一问，却有四两拨千斤的力道。

邓比裴为人要真实多了，所以郑跟他聊天时，也更能倾泻自己的情绪和内心的真实想法，而不再只是“嗯啊”地应付。不过在邓看似性格积极阳光、乐观爽朗的背后，也有阴暗、自私的一面，主要表现在他与李玉英的交往上。他跟裴一样，先是试探性地打听郑跟李玉英的关系，得到满意的答复后，继续交谈。邓夸李玉英不仅漂亮，而且“有点脑筋”（2：111）。这样的答案让我们读者啼笑皆非。果然，作家让郑代我们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郑介禾忽然笑了起来：“裴海东搞国文，你搞英文。他说李玉英没脑袋。你呢？说有脑筋——”（2：111）

邓一听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把裴海东着实大骂了一通。详见前文，兹不详述。我们刚要为他“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正义”感暗暗喝彩时，孰料他骂着骂着居然“开始有些陶然了”，犹自沉醉在宣泄和咒骂的快感里了。这一小小的自私心理难免有损他“正义”的伟光正形象。从接下来的谈话中，我们更了解到这“正义”的动力源于他兀自将李玉英当作了未来的女友，并憧憬着与李结成在诗篇里写着的那种“爱的形式”（2：113）。然而这“纯情派的爱情”却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李玉英要他打一封信，他却误解为“女孩子们的诡计多端”，自作多情可窥一斑。更让人不齿的是，他竟趁机在没有告知李的前提下，为着满足自己的私心，径自改变了李的留学学校，并找借口推诿：

“我是觉得这女孩子不错。”邓铭光羞涩地说：“伊原先申请了一个南部的学校，靠近墨西哥那边。我跟伊说，那边黑人、波多黎各人，够讨厌！伊吓坏了，就央请我再申请一个。”（2：114）

在李玉英这边，却是“话题谈到出国的事，他说他跟我一个学校。这是他没有事先告诉我的”（2：117）。可见满口正义痛斥裴海东虚假、恶劣的邓铭光，也是虚伪做作之人。这副面孔在晚上与李玉英的约会中推向了极致。席间，他不住地夸赞李玉英“气质好，有深度”（2：117），待他逐渐说了许多暗示的话后，只把他看作普通朋友的李玉英不得不“委婉地告诉他康的事”（2：117），邓的反应丝毫不逊于裴海东。且看：

他的脸一下子变白了。又从白的变红了。他奇怪地笑着。“丘士康吗？我认得他，我认得他，”他夸张地说：“他高我两班，就是那个黑黑的家伙。”

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这些男孩都这样自私，这样自作多情呢？我越想越气。我告诉他我要走了。他忽然沉默起来，他掏出我托他打的form，撕成两半、四半。他低低地说：“李玉英，你没什么了不起……”（2：117）

难怪李玉英痛斥邓、裴等人永远也不会懂得“风度”“教养”是什么（2：117）。至此，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搞国文还是英文并不重要，有没有能力与实力去美国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得到自己所贪恋的李玉英的爱情。有望得到，便柔声细语，一派甜蜜；反之，则勃然变色，打击报复——不同之处，只不过一个用野蛮的咒骂，一个用“文明”的撕裂罢了。在这一点上，邓铭光与裴海东毫无差别。

郑介禾：虚无的默然者

较之裴与邓，陈映真对郑介禾还是较为偏爱的，他有着作家笔下熟悉的眼睛描写——“满胀着一种疲惫的浮肿”，“那种带着几分忧悒的眼神”（2：9）。郑为人虽则漠然、冷淡，却是三人中最为真实的一个。在对李玉英的态度上，裴明明一直明里暗里地追李，挫败后却声称为着李哥哥的缘故照顾伊而已；邓翘首以盼与李“凤凰于飞”，无望后旋即撕碎了李的form。只有郑介禾，他说“自从李玉英来我们学校，我总共只跟伊说不到三十个字的话”（2：110），这在李玉英“他一直对我很冷漠”（2：116）的自忖中得到证实。邓铭光称赞郑介禾这种“绝不自作多情”的脾气，其实只猜测对了一半，另一半是他不喜欢李，觉得伊“太过于幼嫩”（2：111）。较之裴与邓，他更忠实于自我的内心——邓曾称赞他：“别人说你这个人吃喝嫖赌。但只有我知道你是性情中人。你对你的弟弟，也可说是仁至义尽了。”（2：108）暂且按下他弟弟的事不表，我们来看看为何这个口耳相传中“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郑，居然是个“性情中人”。

郑在与邓铭光的聊天中，曾说起李玉英不漂亮，因为“我是历尽沧桑的。我的标准，不算的”（2：110）。他还说：“女人不是供你争论的，女人是供你生活的。”（2：112）这样的高见，所显示出的对女性的尊重与平等以待，不知高出裴、邓之流多少倍。那以郑的标准，什么样的女人才是他所喜欢的呢？小说中写道：

“我爱过一个女人。只有这一个，”郑介禾说：“一个真正懂得爱，也懂得叫别人去爱的女人。”

邓铭光沉默地听着。

“伊有一种自然的人的味道。”郑介禾悠悠地说：“比方说——伊的右乳房比左边的大一些。伊就管右边的叫‘梅琦表姊’，左边的呢？‘梅琳表妹’。”

郑介禾开心地笑起来。“伊就是这样的女人，”他说：“在伊以前和以后，我只是个自我中心的性的important。而你呢，还只是个小儿科。”他又开心地笑起来。

“你相信不？”邓铭光感动地说：“我懂你意思。”

“算了吧，”郑介禾说：“只有那个女人才知道性是一种生活。这个，小儿科们是不懂的。”

“可是你不能否认另外的一种爱的形式……”邓铭光说。

郑介禾喃喃地说：“梅琦表姊，梅琳表妹。”他不住地侧起身喝酒。（2：113）

郑介禾喜欢的女人是有着“一种自然的人的味道”，并且“真正懂得爱，也懂得叫别人去爱的”。比较起来，自幼生活在富人圈里，如公主般被宠溺着长大的李玉英，是否有气质有深度姑且不论，却定然是不具备他说的这些“标准”。郑之堕落沉沦，走向吃喝嫖赌，也许与那个女人的死有关，因为“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个能为自己的乳房起名字的那种女人了”（2：115）。

郑不但在情爱观上忠于自我，还是个善良、重情义的人。小说中曾强调，郑“那是一种生活的忧悒感吧，而不是知性的那一种”（2：92），他对生活的忧悒感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情感的虚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寂寞；另一方面则是来自经济的压力，虽则他这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吃喝嫖赌”应是一笔不小的花费，但更大的花费来自供弟弟读书上进。而这个弟弟不过是他表弟罢了——“郑介禾的兄弟是跟着他大舅出来的。后来表舅死了”。对自己的弟弟，郑介禾真可谓“仁至义尽”。补习费，甚至打麻将赢的钱，都泰半寄给了那个因用功过度“身体太坏了”的弟弟。而弟弟呢，他的来信“不是来要钱，就是说钱已收到了。总是这些”（2：94），虽语气间稍嫌不满，郑还是一意为弟弟打算，包括将来节衣缩食供他出国。郑之善良，还表现在他撞见周蓉的哭泣时，“他顿悟了似地说：‘把本子拿回班上去发了’”。这种小细节表现出为别人着想，不让人尴尬的特质。

对待情感的态度，郑介禾可谓清晰明了，然则对于“美国梦”却暧昧不清。在两次谈及出国时，他都强调，“我要去就是去开麻将馆”，因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麻将”（2：110）。这里既显示出郑的真性情，也从侧面讽刺了包括邓铭光在内一窝蜂“出国热”的国人，出国并非追求上进、充实，学习更多知识，反而照样地随波逐流，国内怎样国外还是怎样，并不因为出国而有所改变，这也是郑“飘飘浮浮的过”的真正内涵。这点上，郑是知识界极少数对“美国梦”有着清醒认识的人。然而，这并不是他对“美国梦”认知的全部，他也心心念念着美国。

当邓铭光给他苹果苏打喝时，郑熟门熟路地指出“这玩意，据说是美军指定使用的饮料”，而且尽管“他并不十分喜欢那种苹果的酸味”，却仍然附庸风雅地“又为自己倒了一杯”（2：107）；接下来，当他喝着苏格兰的威士忌时，郑“一下子高兴起来”（2：109），一杯接一杯地饮起来；当老王送来一套藏青的刚洗过的西装时，郑跑去摸料子，“‘英国料子嘛。’他在行地说”（2：112）。这些细节，都可以看出郑介禾对美国同样有着极高的兴趣与热爱。他自己没有太大的欲望出国，理由是“舍不得这里的麻将、补习费”，“还有，舍不得这里的女人”（2：109）。这样的理由半真半假，毕竟经济压力是摆在他面前最窘迫的现实，但他却长兄如父般替弟弟做好了毕业后出国的打算，并拜托邓“将来我弟弟要出去，你一定要帮我在那儿照料照料”（2：115）。面对邓铭光三番五次的出国邀请，他也没有断然拒绝，可知，在他看来出国至少是不错的打算与安排。

那么“美国梦”所代表的美国、欧洲与日本等举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台湾及台湾人民（包括知识分子）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让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蠢蠢欲动、心向往之？作家也有一丝透露。小说中，李玉英主要起着穿针引线带起话题的作用，对她的着笔不多，主要用以验证裴、郑、邓诸人的真实人格，从而反衬他们的虚伪与做作。与陈映真小说中其他女性一样，李玉英是个善良的、有教养的女孩子——当妈咪得知裴对伊的肆意污蔑，“立刻就要打电话去告诉校长”，却被伊阻止了；当邓对伊恶意侮辱时，伊也只是“立刻离开座位，独自雇车回家”，“没有惊动满场的舞客”。这样一个善良、敏感的女孩子，在裴、邓等人的几番打击下，原本出国是“要尽量充实自己的”（2：10），后来竟心甘情愿地奔赴那“高大，文雅，而且温柔”的工程博士康，去做“一只快乐的寄生蟹”（2：118）。在李玉英转念的同时，作家插入了对欧、美、日真实意味的认知：谢医生、妈咪与陆伯伯的合资公司倒闭破产了，因为“美国和日本的进口货做得比我们好，我们竞争不过”（2：119）。即便如此，他们还是热烈地支持李玉英去美国，哪怕只是去做一只快乐的寄生蟹。两相比对，岂不是更具讽刺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