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一绿色之候鸟》：地域与代际呈现
《一绿色之候鸟》借由着一只偶然到来的绿鸟，讲述了赵公、陈老师，以及季公及其家人所产生的友谊、希望、康复、死亡、绝望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探讨了他们所代表的六十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不同主体状态。小说中，赵公、陈老师与季公虽是同一所大学的教师，然而他们的身份不同（外省人与本省人）、专业不同（文科与理科）、年龄不同（差距近三十年），而且性格有别，经历迥异，因此理想志趣也大不相同。是故，陈映真选取的这三个知识分子涵盖面较广，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小说伊始，年轻的陈老师在一个雨天的午后，无意在眷属区家门口捡到一只“绿色的鸟，张着很长的羽翼。人拳大小的身体在急速地喘息着”（2：3）。因为这只绿鸟，原先并不十分相熟的陈老师与赵公逐渐熟稔起来，并结识了季公，他们“便这样在绿鸟上结下亲密的友情了”（2：19）。动物学教授季公经过彻夜的研究，得出“那绿鸟据说竟是北国的一种候鸟”的结论：
据说那是一种最近一个世纪来在寒冷的北国繁殖起来了的新禽，每年都要做几百万里的旅渡。季公说如果这个判断不错，那么这绿鸟——至今我仍无以名之——一定是一个不幸的迷失者……这种只产于北地冰寒的候鸟，是绝不惯于此地这样的气候的，它之将萎枯以至于死，是定然罢。（2：17）
他们都为着这只绿鸟的离散、失群、失路的命运，有所触动、有所感悟。赵公因这绿鸟的迷途难归，念起海峡对岸的故地，及其年轻时的遭际与抱负，进而陷入落寞与寂寥；陈老师因这绿鸟的因缘，深入理解了赵公和季公沉郁、不平的遭际，渐次从“远走他乡”的凌空高蹈的生活中沉淀下来，并生起踏实生活的希望，然而这希望随着妻子的骤然离世，又转为“哀莫大于心死”；只有季公因预知绿鸟水土不服之必然，虽则曾让病妻一度地焕发过，然则在妻子终是无可挽回地离世时，他恸哭一场后，携着幼子再次笃定、沉着地迎接生活的风雨。
赵公：死亡与绝望的呼唤
赵公年近六十，单身——“十多年来，他都讲着朗格的老英文史。此外他差不多和一切文化人一样，搓搓牌；一本一本读着单薄的武侠小说。另外还传说他是个好渔色的人……”（2：8）这样一个混日子的老教授，青年时代却是个“热情家”呢。不仅“翻译过普希金、萧伯纳和高斯华绥的作品”，而且在祖国危难之际，毫不犹豫地“回到上海搞普希金的人道主义，搞萧伯纳的费边社”（2：22）。可知，年轻时的赵公应是一个关心社会改革与社会正义的知识分子。
赵公在得知绿鸟的消息后，落寞地想起了“春秋之际，常常有各色的禽鸟自四方飞来栖息，然后又飞上他们旅途”的家乡：
故乡多异山奇峰。我永远忘不掉那些禽类啁啾在林野的那种声音。现在你再也看不见它们成群比翼地飞过一片野墓的情景了；天又高，晚霞又烧得通红通红！（2：8）
“成群”“比翼”“野墓”这样的词语，再联想到赵老的身世，不免触目惊心。恰如失群的候鸟般流浪至台湾岛上，既无比翼同肩之人相伴，又无归乡的希望，这般情境怎叫人不“落寞”呢。
待听及陈老师介绍到绿鸟的声音是“一种很遥远的、又很熟悉的声音”（2：9）时，赵公突然地沉默起来，忽然用英文轻慢慢地诵起泰尼逊的句子：
Sunset and evening star
And one call for me!
学生问我：“这个call到底是指什么。”赵公接着说：“我就是对他们：‘那是一种极遥远、又极熟悉的声音。’他们哗笑着说不懂。他们当然不懂！”
“是的。”我说。
“他们怎么懂得死亡和绝望的呼唤？他们当然不懂！”
他笑了起来，当然也是一种落寞的笑。
……
“十几二十年来，我才真切的知道这个call，”他继续说：“那硬是一种召唤哩！像在逐渐干涸的池塘的鱼们，虽还热烈地鼓着腮，翕着口，却是一刻刻靠近死灭和腐朽！”
这一“涸辙枯鱼”的寓言景象，是怎样的凄苦与无望啊。而这何尝不是赵老当下堕落、虚无生命状态的描述呢。这样一个相对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来台后，在极右的、威权的国民党统治下，失去了任何言动的空间，从而只能过着混吃等死的日子。于他而言，岂不是逐日走向死灭与腐朽的衰败吗？
早已心灰意冷的赵公，在目睹了季公丧妻时的恸哭后，发出由衷的敬叹：“能那样的号泣，真是了不起……真了不起”（2：22）。念及自己年轻时的失情失德，顿生羞耻感、罪恶感与忏悔感，禁不住向陈老师倾吐了压在心底的辛酸往事：
“我有过两个妻子，却全被我糟蹋了。一个是家里为我娶的，我从没理过伊，叫伊死死地守了一辈子活寡。一个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遗弃了的，一个叫做节子的女人。”
我俯首不能语。
“我当时还满脑子新思想，”他冷笑了起来，“回上海搞普希金的人道主义，搞萧伯纳的费边社。无耻！”
“赵公！”我说。
他霍然而起，说：
“无耻啊！”
便走了。（2：22—23）
也许是对两个妻子压抑已久的歉疚感与罪孽感，赵公来台后亦未娶？不得而知。然则，他为着“国”的热情与理想，抛却了“家”的小确幸，换来的却是荒唐度日的凄凉结局，想来亦是令人唏嘘不已。小说后面，赵公得了老年痴呆症，住进精神病院后，陈老师去清理他的宿舍时，“才发现他的卧室贴满了各色各样的裸体照片，大约都是西方的胴体，间或也有日本的。几张极好的字画便挂在这些散布的裸画之间，形成某种趣味”（2：24）。小说关于赵公精神与状态的勾陈，隐秘地批判了国民党高压统治对知识分子的摧残与压制。兹引赵刚的论述为证。如下：
1960年代，国民党政权在美苏的冷战对抗大体制下，以及美国支持的两岸分断体制下，所进行的权威统治，以及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使得原本怀抱着某种理想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为之颓唐堕落；“知识分子”不能有思想，“文化人”不能有异见，所余者，麻将、武侠、字画，与东洋裸体画也。赵公不但遗失了对未来的希望与对知识的热情，也一并丢却了主体所以立的文化根本，包括道德与审美。他将“几张极好的字画”混杂在裸画之间，不就是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的表征吗？[23]
因为失却对未来的希望，一并丧失了知识的热情、情感的充实和道德的操守，赵公之走向疯狂与死亡亦是料想之中的。
季公：也无风雨也无晴
因为季公之妻，这个“极爱小动物的女人”（2：12），对绿鸟甚感兴趣，季公便经由老友赵公结识了陈老师。季公是个“穿着蓝长衫的瘦小的长者”，他的“温文而又体贴”的“京片子”，“使这个健康显然不佳的老教授顿时显得庄重起来”（2：11—12）。他是个温文、真诚、庄重，并动辄脸红的羞怯之人。因为妻子年龄小他很多，且“是下女收起来的”，不但大儿子对此不能接受，且不为知识界所容，季公被迫离开原教职，来到而今的大学。虽然“歧视依然压迫着他们”（2：18），但季公因爱而勇，悠悠八卦之下，敬己爱人乐天。[24]
较之《多么衰老的眼泪》中因为顾忌儿子的反对与周围人的眼光，即使与年轻的下女阿金已有夫妻之实，却迟迟不肯给予阿金妻子名分的康先生，季公可谓是个至情至性之人。他“热情地恋爱着他现在的妻子”，也许好事之人会猜想他贪婪伊的年轻与美貌，可是当伊在生了一个男孩，就“奇异地病倒”后卧病的七八年间，他不离不弃，“房间、庭院、妻子的汤药、晨晚梳洗，都是他一双手做的”（2：18），那窗明几净的房间、花木扶疏翠竹离离的院落，以及病妻的优雅，这些难道还不是季公忠贞爱情的证明吗？而况妻子病逝时，他之号啕大哭，更触人心弦。陈映真以沉郁之笔写道：
当夜死者入殓的时候，季公忽然号泣起来了。我大约永世也不能忘怀那种男人的恸哭的声音罢。差不多是单音阶的、绝望之极的哀号，使丧家顿时落入一种惨苦得不堪的氛围里。那位应该是岳丈的老农夫开始轻轻地劝着他。到后来连恸哭着的岳母也止住了哭声，也劝起季公了。然而他就是那样放声号泣着，使他的那个身体极高大的儿子，也有几分无头绪起来了。（2：21）
年近六十，历经沧桑，还能这般真性情地恸哭，的确是了不起的。与赵公相比，季公有超越省籍、超越阶层的爱人的能力，除却重情重义，勇于逐爱外，季公还是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理性之人。
小说没有介绍他的历史，只知道他是个“动物学教授”，专业造诣颇深，三十岁时就已出版著作；而且他还有个“身材很高大”的大儿子。尽管大儿子对他与下女的婚姻很不以为然，季公依然追随内心，与伊结婚生子；为着让孩子在一个没有歧视的环境下快乐长大，他们将孩子交给南部娘家养；在小说中所有人都对绿鸟怀抱着某种热烈的或难以言说的希望与寄托时，季公也欢欣于绿鸟的来临和为其妻带来的快乐，然则仍预言“它之将枯萎以至于死是定然罢”，而不盲目希冀、盲目寄托。这不是说季公是个消极、悲观之人，断断不是，在陈老师看着院子里玩耍的孩童，说他像季公，也像他母亲时，季公则斩然地说：
“不要像我，也不要像他母亲罢。一切的咒诅都由我们来受。加倍的咒诅，加倍的死都无不可。然而他却要不同。他要有新新的、活跃的生命！”（2：26）
季公希望下一代走出自己的路，而不要像前一代人那般走在崎岖的山路上。
比照季公与赵公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状态，可知赵公最大的不幸，不在于两岸分断，甚至不在于国民党的思想控制，而在于他对自己的绝望，以及由之而来的对自我、对生活的完全放纵。季公的生活也满是泥淖，他的婚姻被诅咒、爱妻病重、小儿子被歧视、大儿子形同陌路……然则，他依旧自爱爱人，清醒地爱与敬着。他诚恳、自敬、自重的人格与文化本源来自哪里呢？我认可赵刚的说法，他认为，这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
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某些因子对季公提出支援，使他在荒芜的、残忍的、无助的、歧视的境遇中，仍能自重爱人，穷，不及于滥。季公为自己在此时此地保养了一方救赎的心园——他不酸腐、嫉恨、犬儒、绝望，从而对人保持温润如玉的光泽善意。证据为陈映真让自然科学的教授季公一上场就穿着象征传统的蓝长衫，以此来陈述季公的内心与外衣。另外，季公一口上好的“京片子”，他的家居井井有条、窗明几净，有一种让人安静的“数不清楚的氛围”，还有一幅草书（2：14）；他的庭院更是簇簇绿油油的翠竹。[25]
京片子、草书、翠竹，难道不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暗示与象征吗？再则，他既不是如赵公那般崇尚人道主义、费边主义的自由知识分子，也不是有信念的社会主义者或者虔诚的基督教徒。因此，唯有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范畴中，可以寻踪一二。
陈老师：由希望渐至绝望
相信多数读者与我之前一样，认为小说的表面主人公陈老师，不过是故事的讲述者，是个穿插在各个人物之间将故事串连在一起的穿针引线式的人物，他自身却并无多少实质性内涵。毕竟他没有赵公与季公曲折离奇的身世背景和命运遭际，小说对他也没有浓墨重彩的书写，虽然他是小说讲述者，但他的言行与举止却最是平淡无奇。然而，当我再次细读小说时，才发现陈老师的形象绝非表面上看起来那般扁平，而是随着绿鸟到来至神秘消失经历了一系列精神、思想与情感的变化。
遇到绿鸟之前，陈老师自认为是个漂泊半生的失意之人。他的失意其实就是移民美国梦的挫败。为了出国，他努力地学习英语，希望以此作为去美国的敲门砖，出国梦受挫后，转而教英文，却“对英文是从来没有过什么真实的兴味的”（2：1）。他结婚，是因为“对出国绝了望，便索性结了婚”，这样的婚姻也成为绝望之后无可如何之事。婚后，他又屡屡发现妻子“是个多诡计的、有些虚伪的女人”，从而越觉生活的可恶。
小说伊始，陈老师正在准备史蒂文森一篇题为WalkingTours的文章，“不耐得很”，乃至后来竟“憎恶得很”（2：1—2）。陈老师何以会因为这样一篇文章而大动肝火？陈映真又何以在小说中选择WalkingTours一文呢？唯有读了这篇散文，才能更好地了解作家的用意。这篇文章（全文内容见本节文末附件）的核心意象便是“远游”，必要条件则是“独自出游”。远足“必须单独前往，其精髓在于能够逍遥自在，随兴之所至，时停时走，或东或西，无所拘束”，而且“身旁切忌有喋喋之音”，也切忌“陷入思维之中”，唯如此方能达到远足的最终目的——“难以言诠的安详宁静”。
文中所提及的“远游他乡、逍遥自在、无他人干扰、胸怀开放、思维开阔……”都是陈老师意淫中“美国梦”的实指，也是当下生活不如意的反衬。身边既有虚伪、狡诈之人相伴，又被迫陷入没有兴味的职业中，何来的“恣意感受”与“安详宁静”？透过史蒂文森的这篇文章，我们知道陈老师的欲望与人格状态：离开此地、无拘无束的自由、个体最大、他者是地狱，古今之人谁也别来烦我……这里展现了一种在六十年代高压体制下的一种非社会性的、去政治化的个人追求：生活在他乡。年轻的陈老师其实是为数甚多的无法出国不得不窝在大学当助教或讲师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26]
“美国梦”的挫败，让“思考上和知性上的贫弱症”[27]2 的陈老师过上了一种不真实的，或无法真实的生活。因此，他经常对妻子有尖锐的陌生感，觉得身边最亲密的人竟有着“一张白油油的仿佛面具的脸”（2：5）。在陈老师看来，妻子是个工于心计之人，她以学英文为借口接近自己，假装喜爱小动物疼爱孩子，婚后却换了另一张面孔——不要孩子，不喜欢绿鸟甚至有“几分厌恶”即是例证。这些更加剧了陈老师物是人非的虚假感，他却从未试图深层次地了解伊，并做出真正理性的判断。然而，绿鸟的出现却是个转机，促使他从凌空高蹈的理想神坛上走下来，逐渐过上脚踩大地的平实生活。这从他对妻子感受的转变，以及自我精神、情感的变化中可以印证。
初始，他为着妻子不要孩子而觉出伊的虚伪，而“第一次感到一种不可自由的凄苦的情绪”（2：5），这种情绪再一次在伊对绿鸟的“过分的漠然”中得到印证。然而绿鸟不食不鸣。陈老师只好接受妻子的建议，打开鸟笼，任其自由，这时陈老师想到“漂泊了半生”的自己，竟而再次“为之凄然”起来（2：7）。年纪轻轻的陈老师，既没有经历战火流离、妻离子散，竟用“漂泊了半生”形容自己，可知，他也认为自己一直过着浮萍般漂游无根的生活。他竟夜的忧虑也不过是“一只空了的鸟笼”“野猫的侵害”，以及“妻的面具般的脸”（2：7），较之赵公、季公的大悲恸、大怆伤，这是何等微不足道的烦恼啊。次日清晨，当他发现绿鸟仍在时，立即“感到一种隐秘的大喜悦”，本来注定要漂泊的绿鸟，竟然没有离他而去，驻留下来，这般的情境与他自身的境况是何其相似呢。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让“从小便不曾对鸟兽之类关心过的我”，更加怜惜与关注绿鸟了。
因着绿鸟的机缘，与赵公逐渐熟悉起来的陈老师在听到赵公关于“死亡和绝望的呼唤”的阐述时，“我的心竟然微微的作疼起来”（2：10）。向来视“他者为地狱”的陈老师，开始有了共情之心，能体会到他人的悲痛与苦楚了。尽管他将这悲楚感理解为“那大约无非是年老的一种心境罢了”，但这是极为难得的转变。
接着，陈老师与妻子一起去拜访季公，并慷慨地将绿鸟相赠。在季公家，他看到一向饶舌的妻子安静的一面，并注意到伊对季妻真诚的关爱，“那笑脸是又同情、又友爱的”（2：15）。这使得他“原先因着绿鸟而来的对伊几分敌意，却因这个拜访烟散了”（2：15—16）。在得知了季公与妻子坎坷曲折的情感经历，以及季公始终对妻不离不弃、敬爱有加的作为后，他第一次“落入极深的沉思里了”（2：18）。尽管依旧身处“青年们像往时一般来往校园里”，他的心却有了“往时未曾有过的衰老和哀伤的重苦之感了”（2：19）。陈老师委实被季公所表现出的不随波逐流、忠于内心、敢于逐爱、勇于对抗生活挫折的精神打动了，他的共情能力也进一步提升了，也更加了解了妻子。伊像小孩子一般追问着季妻病情的细节，欢喜着、祝福着，憧憬着与康复后的季妻成为好朋友。他第一次了解到妻子在眷属区的寂寞。此时，“季公、赵公和我们，便这样在绿鸟上结下亲密的友情了”（2：19）。向来睥睨一切的陈老师，有了友情。
半月后，季妻去世。葬礼上，陈老师被季公“单音阶的、绝望至极地的哀号”所震撼，所打动，他“大约永世也不能忘怀那种男人的恸哭的声音罢”（2：21）。他发自内心地与他人的情感共鸣了，再也不是昔日那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清高之人。对于妻切切的哭泣，他也尽力地安慰着，且“似乎第一次看见了妻的这个我从未曾知道过的一面”（2：21）。从之前认为妻子狡诈、虚伪、冷漠，到而今看到伊的多情善感、友善爱人，这期间转变的哪是伊，不过是陈老师自己而已。他逐渐敞开心扉，能真正地体恤他人、感知他人的喜怒哀乐，才会在短短的时间内，对妻子的认知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有了同情共感的陈老师，与妻子一起被“一种悲苦如蛆虫，如蛛丝一般在我们的心中噬蚀着，且营着巢”（2：21），想到大家都太难过了，某夜，他提议请季公与赵公来家里吃顿饭，并主动拥抱了妻子。小说写道，那样的拥抱“是没有欲望的”，“我感到伊的悲楚渗入我的臂膀里了”（2：23），这也表明他对妻子的拥抱、爱恋，不再只是因新婚而来的性事热情，而是能真正体谅妻的感受，这才能痛彻地感受到了伊的悲楚。可以说至此，陈老师彻底完成了由“异化”至“共情”的转化。
当帮着赵公清点遗物时，面对他贴满各色裸照，并间杂着几张字画的卧房，陈老师没有人云亦云地附和着“他的病与淋病有关”的传言。反而想起易卜生《群鬼》中奥斯华在发病前喊着说：“太阳！太阳！”并思忖着赵公会喊些什么呢？（2：24）完成人格主体重建后，自主独立的陈老师，深刻地理解了赵老的悔恨与懊恼，理解了他的郁郁不得志，理解了他身处历史夹缝的身不由己。
照此情形下去，不出意外，陈老师会成为一个人格与心态健康的、与季公相类的敬己爱人之人。却不料，一个月后，陈妻“忽然死了”（2：25）。入殓的时候，“我望着伊白油油的，仿佛面具的脸，感到生平不曾像这个片刻那样爱着伊”。虽则，“我没法像季公那样地号泣，致使娘家有些忿忿的意思了”，但却深信“妻必能了解的”（2：25）。“我忽然想起赵公话：‘……能那样的号泣的人，真是了不起呵！’”虽然知道妻子能理解他对伊的一片情深与眷恋，却进一步体会了赵老所体验过的对妻子的悔恨，为之前对妻子的漠然与误解而自责并懊悔。陈老师的前途与未来是光明的了吗？可惜不是。妻子的遽然谢世，使得他刚刚建立的、尚未稳定的主体人格也随之轰然倒塌了，他再次被驱赶至“哀莫大于心死”的困境。小说结尾处，他“感到自己真像赵公所说的那一塘死水中的鱼。只是我连鼓腮都不欲了”（2：26）。那些升腾起的希望，就如同那赫赫连片的竹花和消失不见的绿鸟，一切又复归毫无出路的寂寂了。对于六十年代的陈映真来说，除却失路失心，他再也想不出其他的可能性了。
行文至末尾处，不能不提及陈妻的忽然离世，这一突如其来的诡异之笔，令我跟不少读者一样，都觉得陈映真的这般安排，过于突兀和离奇，难免让小说有失真的嫌疑。后来，在读到彼时就与陈映真相熟，且分外理解其作品意蕴的老友尉天骢的解释时才恍然大悟。尉天骢指出，小说中陈妻的突然死亡，非常令人茫然，因为“他（陈映真）觉得没有出路就安排死亡，所以陈映真的作品实在有点概念化”。这种写法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受流行的现代主义写法的影响，还谈及，按照现在的写法，我们会写现代大学教授腐化的情形，会安排在下班时刻：“喂！老李，下班后来打八圈！”这在写实性上就进步了许多。因为，“这死亡来说，也不是一闭眼就完事的，另一种行尸走肉的死亡，不是更能显示人世的可悲吗”？[28]
附件
作者：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Robert Louis Stevenson)
译者：不详
徒步旅行（Walking Tours）[29]
欲享徒步旅行之乐，唯有独自出游。倘若呼朋引伴，即便仅双人同行，徒步旅行也会名存实亡，成为另类活动，反倒更像郊游野餐。徒步旅行必须单独前往，其精髓在于能够逍遥自在，随兴之所至，时停时走，或东或西，无所拘束。务必保持自我节奏，切忌与竞步高手并肩疾走，也勿因与女子同行而故作莲步。此外，要开放胸怀，恣意感受，让眼目所极丰富思维；要如同风笛，随清风吹奏。黑滋利特曾说：“边走边谈实在不智。每回身处乡间，我都希望自己如同乡村一般悠闲沉静。”此话可谓一语中的，切中要旨。身旁切忌有喋喋之音，以免扰乱清晨冥想的幽静。人若陷入思维之中，便难以享受伴随户外剧烈活动而来的微燻之感，初而目眩神迷，脑筋迟钝，最终归于难以言诠的安详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