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苹果树》：虚幻的希望
“那时候，夜莺和金丝雀们都回来了。它们为了寻找失去的歌声离开我们太久太久。当夜莺和金丝雀唱起来的时候，唉唉，人的幸福就完全了。”（1：147）
当林武治在一棵青绿的不高的茄冬树下，抱着吉他吟唱起关于幸福的“苹果树”之歌时，短暂地为只顾着生存的后街众生“燃起了许多荒谬的，扭曲了的希望”（1：148）。《苹果树》讲述了一个颇具幻想颓唐气质的大学生林武治，在他所赁居的一条后街里，由着一把吉他、一首歌给众人带去了对“苹果树”所象征的幸福的期待与想象；之后沉浸在愉悦感受中的林武治迷离在月光的凄美里，并借由这束月光的温润，理性平静地回顾过往，展开了自省之途，可惜他的理想与自省尚未外化为行动，便随着月光的失却戛然而止。这篇小说情节荒诞离奇，叙述跳跃跌宕，是陈映真早期作品中较难解读的篇章之一，也是早期“寓言—忏悔录”系列的典范，可正如论者所言，“陈映真透过一个言在乎‘此’的荒诡奇诞的虚构，诉说了一个言在乎‘彼’的真诚切身的痛感。”[33]1 结合六十年代的历史语境，可以看出《苹果树》描写的是六十年代初台湾岛屿上的一种绝无仅有的身心状态，是一种在绝望中犹抱存希望的惊疑、无奈与扭曲——林武治自己（亦或说陈映真们）连“苹果”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更别说吃过，却孜孜向往与众人共享“苹果”的幸福，那他又怎能传递苹果的福音呢？因此说，这是陈映真对当时他们这群被压抑的、认知尚不全面的左翼青年们青涩、彷徨、反抗、迷乱、自省、欲望，与绝望的自残描述与反思，剖析了特定历史与社会背景下他们的身心与思想状态。[34]
“后街”众生
在一个春寒三月的午后，大学生林武治坐着三轮车来到“保安宫后面这一条长长的贫民街”（1：135），并在后街众人的注视下，搬进了他所租赁的一间狭小的阁楼斗室里。小说对这条后街以及蜗居其中的穷苦之人，以冷淡之笔予以细致而略带嘲讽的刻画。三轮车进来时，后街是这样的景象：
在屋檐底下曝日的嶙峋的大老头，伸着瘦瘦的颈子望着它；脏兮兮的小子们停下游耍，把冻得红通通的手掩在身后盯着它；让婴儿吮着干枯的奶的病黄黄的小母亲，张着一个幽洞似的虚空的嘴瞧着它；正在修理着一只摊车的黑小伙儿也停下搥钉，用一对隐藏着许多危险的眼睛瞅着它。这个冬日里的破烂巷子，在它的寂静中，本有它的熙攘的，都在这个片刻里全部安静下来了。（1：136）
“这些鉴别贫富上特别锐利的贫民的眼光”很快就意识到这个新来的后生不过是一个穷小子，他全身的行当也就那件海军大衣还算是不错的行头，但也已十分陈旧，于是这一系后街众生在失望中，“又回归到熙攘的寂静中去，回归到执著的、无可如何的生之寂静中去”（1：137）。这篇小说以毫不浪漫的笔触描写着后街众生的生活状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康雄所谴责贫穷的危害：“贫穷本身是最大的罪恶……它使人不可免的，或多或少的流于卑鄙龌龊……”（1：14）后街众生的贫穷衍生出愚蠢、丑陋、病态、邪恶等种种不良习气，而这些恶习又加剧着他们的贫困，在这一恶性循环中，没有人去思考和寻求生活的意义，就如廖生财日日摆弄着粗木块和木屐，却丝毫没有工作的“价值”一般。对这样的“非人”状态，小说里有精到的议论：
但是这也并不是说我们这里的居民是过着如何非人的生活，至少他们自身并不以为是“非人”的。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功夫去研究“人的”与“非人”的分别。他们只是说不清是幸还是不幸地生而为人，而且又死不了，就只好一天捱过一天的活着。因此之故，生活对他们既无所谓失意，也就更无所谓写意什么的了。这就仿佛我们常见的猫狗之属，因为它们是活着的缘故，就得跑遍大街小巷找寻些可以吞吃的东西以苟活一般。……哀乐等等，对他们是不成意义的。（1：139）
这种虫豸般的生活状态，是陈映真小说中常描述的，与之相对的则是理想主义者。然而对这些麻木不仁的后街众生而言，理想似乎是可嗤之以鼻的。他们的“理想”也不过是做一名无聊的“看客”。从这个角度理解《苹果树》的话，毋宁说，理想主义者林武治引吭高歌着幸福，企图引领后街众生走出荒芜、蒙昧的“看客”状态，然则最终失败，自己反而成了“看客”们“围观”与“群啄”的对象。鲁迅对民国时期中国的“看客”有辛辣的描述与讽刺，以期揭示国民劣根性，引起拯救的注意。陈映真笔下1960年代的台湾“看客”同样地丧失了主体精神和意志，把情感的波动肤浅地寄于生老病死、吵闹打斗等原生状态。小说中他们的“理想”莫过于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
在这样局促、看不见生机的地区里，每个人仿佛都在企望着能在每一个片刻里发生一些特别的事，发生一些奇迹罢——或者说：一场斗架也好；一场用最无悔的言语缀成的对骂罢；那家死个把人罢；不然那家添个娃娃也一样。只要是一些能叫他们忘记自己活着或者记起自己毕竟是活着的事，都是他们所待望的。（1：137）
在这潭死水般的生活里，林武治的到来，没能激起一丝微澜。因为他不过是“一个大而且粗笨的家伙，老天，很长的头发，镶着一张极无气味的苦命的长脸”（1：136）的穷小子，他的贫穷、邋遢以及破旧的行李，极为融洽地安顿在这条长长的后街里。
缥缈的“苹果树”梦想
表面上，林武治与后街众人无异，“他一天三次像一条懒狗一般的从他的窝居溜出来吃饭，老披着一身黑色的海军大衣，呆头呆脑地在街上迈着很无声息的步伐”（1：138），然则他毕竟是异于众人的，因为“他们却谁也没有林武治君的悠悠哉的写意劲”（1：139）。他这股子写意劲，也许得益于他对绘画的热爱——尽管他在“一个十分野鸡的大学里的法律系里挂着学籍”，然则他却“一心要成为画家”（1：138）；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务农的家里一个月给他寄三百元”（1：138），从而使他免于直面生活，从而“得以逃避大部分的狰狞的压力”（1：142）。
林武治这个“悠悠哉的写意者”，却是个怯于行动的懒惰者，他热爱艺术，也想从事艺术，然而“我们并看不见他整天忙着画”。一方面，固然因为除去租赁费、生活费，他“真没有余钱购买颜料画布什么的”；但另一个方面，他的“懒惰”却是无疑的，既无意于打工挣钱贴补绘画的费用，也懒于去上他不感兴趣的法律课业，只是日复一日地守着“贴满一些日历上留下来的名画复制品、和若干自己的素描速写的成绩的小世界”（1：138）潦草度日。这样的林武治，对我们接下来界定“苹果树”的涵义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样的林武治，竟然给虫豸般的后街众人，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朦胧触动和莫名向往。在一个暮春五月的傍晚，林武治带着他的吉他坐在青青的茄冬树下，他边弹边唱，吟唱起那“幸福”的“苹果树”之歌：
高地之上，巧巧农舍是我家；
高地之上，黝黝松林我祖业；
高地之上，累累果园父手植；
守园的姑娘，依稀，依稀……
浓雾罩着松林，
寒霜结在苹果树园。
守园姑娘，依稀，依稀……
果树青青，我的乡愁轻轻……（1：143—145）
“爱情之为何物，对他尚是陌生的”（1：144），林武治却把对爱情的憧憬转化为感伤的情绪不住地吟唱着。唱着，唱着，富于幻想的他竟而感动起来了，进而“沉醉在自己的琴音、歌声以及幻觉所错综的世界里了”（1：145）。他突兀地质问：“嗨，我说这株苹果树怎么老不结果子呢？”进而诚挚地祈祷：“该结果了，该结的累累地。绿的，粉红的，黄金的……”（1：145—146）这个累累果园的祈盼，吸引了饥饿孩子们的想象。他们询问苹果为何物，对于“自己也竟都不知道苹果之为物”的林武治来说，他只能搪塞众人“苹果就是……幸福罢”（1：146）这样的答案，让林武治激动地流泪了，“他用全心灵浸渍在他的信仰里”。“苹果树”的信仰，让他兴奋而激动，在他想象幸福的憧憬中，“大家都迷失在一种苍白的、扎心的欢愉里去了”（1：147）。
林武治首先期许自己的幸福是“一双能看见万物的灵魂的眼睛……能够将这些入画”（1：147）。而后，他又庄严地将“幸福”许诺给了一众围观者。饥饿的小子是“一碗香喷喷的白饭”，男子们不再酗酒野蛮，母亲们都健康美丽，宝宝们“有甜甜的奶”，老头们“都有安乐椅”，拾荒的老李“眼病会好好的”……而且——
那个时候，再没有哭泣，没有呻吟，没有诅咒，唉，没有死亡。
那时候，夜莺和金丝雀们都回来了。它们为了寻找失去的歌声离开我们太久太久。当夜莺和金丝雀唱起来的时候，唉唉，人的幸福就完全了。（1：147）
在林武治热情想象的鼓动下，那苹果树的消息，让人们“仿佛看见了拯救一般仰面无极的高空”（1：148），“的确叫我们燃起了许多荒谬的、扭曲了的希望”（1：149）。富足、健康、快乐、仁慈、爱情、正义、希望……这些都是果实累累的“苹果树”之象征。然则，结合历史情境，何为“苹果树”？“苹果树”是“社会主义的福音”还是“基督教的福音”？
诚如，小说中“苹果树”代表的幸福，接近于基督教的“应许之地”，尤其那句“那个时候，再没有哭泣，没有呻吟，没有诅咒，唉，没有死亡”（1：147）。它与《圣经·启示录》第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非常接近。[35]1 另外，在小说结束时，廖生财的疯妻听闻了“苹果的福音”后，在月之银盘中看见了一个幻想：“一片苹果树林的乐土，夜莺歌唱，金丝雀唱和。幸福在四处漂流着。而在林间悠然地漫步着一对裸着的情侣，男的武治，那女的可不就是伊自己吗？”（1：153）这般情境，也很容易让人想到“伊甸园”里偷吃了“禁果”的亚当与夏娃。
然则，果真如此的话，小说中的禁忌与压抑氛围又作何解释？因为，在台湾，基督教并不被打击镇压，何以小说中作为传播福音的教徒林武治是个没有组织（教堂）、没有信仰（通奸者）、没有行动（懒惰者）的颓唐者？另外，“苹果的福音”很快遭到“三个有海军大衣的人”的一致反对，他们异口同声地主张“苹果是极毒之物，虫蛇鸟兽所不近的毒果”（1：148）。小说中，“海军大衣”绝对有所指，它象征的是阶级的划分，是富有资产者与底层后街贫民的阶级对立。再者，陈映真在谈及离开教会的原因时，自述因为“六○年初开始读了三○年代文学及社会科学的作品，受到作品背后的哲学的影响，使思路和价值颠倒过来了”。发表于1961年的《苹果树》正是这一时期陈映真思索的文学结晶。可见，小说中的“苹果”或“苹果树”象征的是社会主义理想。
陈映真笔下的林武治便是一个满脑子社会主义热的文艺青年，却又不知自己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理想到底为何物，他只能把它想象成“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的幸福。现实中的陈映真又何尝不是如此？年轻的他与挚友吴耀忠只能读着“破旧的新书”：
读斯诺的《漫记》，使我们心中战栗、热泪盈眶；读艾思奇的《哲学》，世界和生活顷刻改变了意义，当我们偷偷地唱着中国大陆的新歌，有时竟而也使他感极而泪，不能终曲……[36]
他们只能从极为有限的被禁忌着的艾思奇或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译著里推测社会主义理想的样子，这与林武治从塞尚的绘画里推断“苹果”的形状相类。如果传播“福音”的人，连“福音”的意蕴都不清楚，那他又怎样传播呢？民众又怎可能接受呢？因而，小说中，夜毕竟也深了，人们打着哈欠，回去睡了。结尾处，只有疯女人“伊”终于接受了林武治的“福音”，她却在翌日便死去了。
由性而及的左翼主体反思
众人散去，回到住处的林武治赫然发现廖生财疯了的妻坐在他的铺上。尽管伊有着死鱼一般的眼睛、十分骇人的脸庞，沉浸在方才自己幸福福音兴奋里的林武治却“止不住油然的悲悯起来”（1：149）。也许是由于月光之故，“那夜的月光太迷人了，青得像一片深泉，青得叫人心碎的深泉，一定是的，一定是由于那至今从未见过第二度的那种月色之故”（1：151）。原本只不过想安慰伊的无告与哀伤的林武治，“那夜，他犯了伊”（1：150）。这个从不知女性的男子成长了，“一个全新的感觉的世界为他敞开来，好像仙境”（1：151），而况“一种新的凄绝的寂寞盘踞了他的甫失童贞的心”（1：151）。过去他赖以支撑的“少年的感伤主义”（1：151）轰然倒塌了，从此，成人的林武治开始孤独地重新认识自己，认识自我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了解自己之所以成为自己的所有历史与社会条件。
在林武治的转变过程中，性爱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何看待性爱在左翼青年成长中的作用，恰如赵刚所分析：
相对于少年康雄吃了禁果失去童贞，从而为他的世界带来了摧毁性的后果，这里的林武治君则因吃了一个似乎更不伦的禁果，反而获得了整理自我、了解自我的智慧与勇气，对幸福之为物或“社会主义福音”，也有了从扑朔迷离梦幻泡影，到具有身体实感的信仰的认识转变，从而使追求幸福的意志变得更坚定。而这个自我大修整，不是透过上接宇宙人类，甚至也不是透过革命阶级民族这些大视角，而是透过重新认识他与他自己的家的关系而达成。[37]
林武治毕竟是一个靠着老家资助的未经世事的懵懂青年，对人间真正的苦难或是幸福并不知味，因此他所吟唱的幸福，他所构想的幸福的样子都是虚无缥缈的。然则一夕为成人的林武治透过“家”来反思和审视自己：
“……我的父亲和地政人员勾结着，用种种的欺罔诈骗我们家那些不识字的佃户，然后又使人调解息讼。我明明知道这些，但我只好像父亲所期待的那佯装着不知……”
……
“我什么也做不了。但是我终于走出来。也许在逃避着自己家的恶德罢。然而，若我们没有了那些土地，我们更只好等着沦为乞丐了。我的父亲什么也不能做，一个哥哥因肺病养着，另一个哥哥自小便是赌徒。”
“但是我出来了又有什么用呢？每天每天我的用度仍旧是那些不义的铜钱。”（1：152）
他不再是个徒知愤怒于世的莽撞青年，开始理解父亲，理解家族的“恶德”，而且反省和谴责自己每日的用度仍是“那些不义的铜钱”。如此一来，自己与“一群又滑稽又愚笨”的父母亲朋兄弟有何差别？自己看似叛逆、有个性、遗世独立，实际上，每时每刻都依附于那些自认为与己不相干的家庭恶行上。这样的叛逆，又是怎样可笑而幼稚的叛逆！许是念及此，他“于是笑出声来，感觉到一种无可如何的哀愁”（1：152）。自己的“家”不仅有着对外的恶行和不义，对内又何尝不是冰冷而苛厉呢？他继续倾诉着那些构成自我的秘密：
他的幼妹如何出乎意外的和一个野鄙的外乡人私奔，使他蒙受何等的内伤；他的侄儿如何因兄嫂耽于赌博而死于乏人照顾的斑疹里；他的母亲如何由于少时受了父亲的冷落，哭成一个瞎子。（1：153）
凡此种种，在回首拥抱生命过往的疼痛里，林武治委实亲近泥土和大地了。这些“过去之失落”，足以让他重新审视自己“能从那无气味的生之重压支取一些他自己的自由”到底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这样的“自由”又是何等的让人引以为耻。这些反省和审视强烈地撞击着他那颗好高骛远、浮躁不安的心灵。在这样的喁喁自叙中，“突然间他想起了他自己的苹果树来。曾几何时他已经超出了幻想而深深地信仰着那幸福的苹果了”（1：153）。许是受到林武治开启心智的感染，伊在那一高大银盘中看见了一个幻象。继而：
林武治看见伊的死鱼一般的眼睛第一次点起了灵秀的人间的光彩。一朵静静的微笑第一度浮在伊无色的嘴唇。这使他惊愕良久。止不住狂喜地摇撼着伊的肩膀。
“喂，你知道了，你惊醒了，你相信我的苹果树！”（1：154）
可惜，在“闻道”的一刹那，伊静静地死去了。第二天，林武治便被警车载走了，“他的表情是近乎雕刻般的死板而且漠然”（1：154）。那梦幻憧憬所寄寓的累累苹果树，其实不过是一棵低矮的无果实的茄冬树罢了。这样的结尾，也符合六十年代陈映真对左翼分子悲剧性结局的想象。可是，我仍然忍不住想，如果伊不是一个精神有障碍的有夫之妇，而是一个能意会并赞许林武治的“苹果”福音的同龄女孩，又会是怎样的结局呢？即便在当时的局势下，他们不能轰轰烈烈地有所作为，至少也可以相濡以沫地彼此慰藉吧？可惜，六十年代的陈映真从未有过这般情境的左翼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