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乡村的教师》：彷徨的改革者
《乡村的教师》叙述了向往中国革命的台湾青年吴锦翔，在1941年到1950年这十年间，从希望到麻木到复苏到幻灭，终至自戕的曲折道路，同时，小说将人物放置在大的时空架构下陈述，历史背景涵盖了日本殖民、太平洋战争、台湾左翼运动、内战、冷战，以及两岸分断等内容，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历史救赎”小说。
然而读者以及不少研究者，长期习惯以特定视角解读陈映真早期的小说，将小说的主人公解读为陈映真本人，《乡村的教师》也如此。譬如，把吴锦翔这一惶惶的左派青年，因改革无望而走向自杀，在这一过程中，他呈现出的孤独、忧悒、哀伤、自怜等情绪，莫不认为与《试论陈映真》中所论述的小城镇知识分子相若。然则，是否真是如此呢？
通过详细解读《乡村的教师》一文，探索吴锦翔的秘密，我们可以重新感受陈映真是如何“寻找千万套瑰丽、奇幻而又神秘、诡异的戏服”，点妆“他激烈的青春、梦想和愤怒、以及更其激进的孤独和焦虑”。[24]2 熟悉陈映真作品的人，都知道小说的主人公吴锦翔并非完全虚构的人物，而是有所本，本于作家的童年之眼：
一九五○年夏天，他上六年级。级任老师在升学辅导自修课上，捧着《中央日报》看朝鲜战争的消息。那年秋天，一个从南洋而中国战场、而复员、因肺结核而老是青苍着脸、在五年级时为了班上一个佃农的儿子摔过他一记耳光的吴老师，在半夜里被军用吉普车带走，留下做陶瓷工的白发母亲，一个人幽幽地在阴暗的土屋中哭泣。[25]
这个“吴老师”后来成为陈映真小说《乡村的教师》和《铃珰花》中的人物原型，尽管两者的创作时间跨越二十三年。鉴于1960年台湾思想控制的严峻和思想氛围的反动，陈映真不得不采用极为隐蔽和极富象征性的手法写作，其中的禁忌难言之事，更是叙述跳跃、左右闪烁，这些无疑都增加了理解小说的难度。为了更好地理解小说，我们先来解读小说中的时间代码，其中最重要的代码便是吴锦翔的年龄。时间代码的解读，目前也存在争议，本文倾向于赞同赵刚的解读。具体如下：
小说中的第一句话：“青年吴锦翔自南方的战地归国的时候，台湾光复已经近于一年。”（1：31）因为这一句话，我们知道他回来时已是1946年10月左右。其次，在第二节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我们又得以推论吴锦翔是1920年生，只因为小说有这么一句话：“她（吴母）评论着二十六岁的儿子好像他仍旧是个虚弱的孩子一样。”（1：34）第三节的开头则是：“第二年入春的时候，省内的骚动和中国的动乱的触角，甚至伸到这样一个寂寞的山村里来了。”（3：37）此处的“第二年入春”指的是吴锦翔回来的第二年（也就是1947年）的入春，也就是“二二八事变”。到了第四节，开头第一句“逐渐地，过了三十岁的改革者吴锦翔堕落了”（1：40），尤其是关键密语，指的正是1950年的巨变。为何？因为吴锦翔1920年出生，过了三十岁，正好时值1950年。因此，这是一篇大隐于市集的政治小说也是历史档案……[26]
基于上述解读后的时间代码，我们方可知这篇小说是建立在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之上的，是陈映真揣摩的特定时空与人。
理想信念：由绝望摒弃而复苏
小说的开场，是1945年台湾光复时，坐落在大湖山区小村里的政治气氛：
光复之于这样一个朴拙的山村里，也有其几分兴奋的。村人热心得欢聚着，在林厝的广场，着实地演过两天的社戏。那种撼人的幽古的铜锣声，五十余年来首次响彻了整个山村。这样的薄薄的激情，竟而遮掩了一向十分喜欢夸张死失的悲哀的村人们，因此他们更能够如此平静而精细地撕着自己的希望。（1：31—32）
虽然地处偏僻，村民们还是感染到告别日据殖民地的兴奋。这里的兴奋，与后面吴锦翔对祖国的期望相呼应。另外，因为这兴奋与喜悦，他们也忘却了被征召至南洋从军的五个不归的男子。然而就在村子回归寂静时，青年吴锦翔奇迹式地回到了寡母根福嫂的残破家中。雨夜的油灯下，好奇的村人惊叹地围视着他：
一个矮小、黝黑的（当然啦）但并不健康的青年。森黑森黑的胡须爬满了他尖削的颊和颌，随着陌生的微笑，这些胡髭仿佛都蠕动起来了。（1：33）
颇有意味的是，吴锦翔的归来带来的不是反思战乱、殖民的契机，而是人们对南方传奇的遐想，“他们时兴地以带有重浊土音的日语说着Borneo，而且首肯着”（1：33）。这是陈映真第一次在小说中反思台日殖民关系。战争带给吴锦翔的触动又是什么呢？
战前，吴锦翔因为读书和参加反抗活动，不甘心在日帝殖民政权下做顺民，“锐眼的日本官宪便特意把他征召到火线的婆罗洲去”（1：35）。五年的丛林战争让吴锦翔失去了理想之园，在疾病、恐惧、饥饿和绝望的围堵下，“只要活下去”成为唯一的信念，战前的理想与追求早已被抛诸脑后：
五年的战火，几乎使他因着人的大愚和人的无助的悲惨，而觉得人无非只是好斗争的、而且必然是要斗争的生物罢了。知识或者理想在那个命定的战争、爆破、死尸和强暴中成了什么呢？（1：35）
然而，出身佃农家庭的吴锦翔，因为“自小以苦读闻名于山村”，回村后接下了山村小学的教职。执教这一“入世的热情”和由于战争结束带来的“新的乐观”，给了他反思的第一次契机。虽然执教的是一所仅有二十来个孩子的学校，吴锦翔却是被重新唤醒了五年战争中消磨殆尽的理想与热情：
忽然所有他在战争以前的情热都苏醒了过来。而且经过了五年的战争，这些少年的信仰，甚至都载着仿佛更具深沉的面貌，悠悠的转醒了。（1：35）
同时，伴随着战争的结束，对着大地、农家和烈日下的农活，在吴锦翔的心里，“有一种他平生初次的对于祖国的情热”（1：36）。
“这是个发展的机会呀。”他自语地说着……一切都会好转的，他无声地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同胞。至少官宪的压迫将永远不可能的了。改革是有希望的，一切都将好转。（1：36）
小说中，陈映真写到了光复初期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情：脱离殖民地之后，燃起的是对祖国的向往，是重建破败家园的振奋之情，一切都充满了希望。他将满腔热情倾注在自己的学生身上，渴望这些农民子弟将来能够担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
开学的时候，看着十七个黝黑的学童，吴锦翔感觉到自己的无可说明的感动。他爱他们，因为他们是稚拙的；爱他们，是因为他们褴褛而且有些肮脏。或许，这样的感情应不单只是爱而已，他觉得甚至自己在尊敬着这些小小的农民的儿女们。他对着他们笑着，简直不知道应该怎样把自己的热情表达给他们。务要使这一代建立一种关乎自己、关乎社会的意识，他曾热烈地这样想过：务要使他们对自己负起改造的责任。（1：36）
他不仅“爱”他们，甚至于“尊敬”他们。他在他们身上寄寓了多么热烈的希望与信念啊！他的热情与信念使得他确信“改革是有希望的，一切都将好转”。对这一时期的吴锦翔而言，尽管“爆破、死亡的声音和臭味；热带地的鬼魂一般婆娑着的森林，以及火焰一般的太阳，又机械地映进入他的漫想里”（1：35—36），然而复苏的热情与信念，让他有足够的力量抵御黑暗的战争梦魇。有理想与实践支撑着，他甚至认为：
……设若战争所换取的就仅是这个改革的自由和机会，他自说着：或许对人类也不失是一种进步的罢……这世界终于有一天会变好的，他想。（1：37）
“二二八”：由热情乐观而混乱朦胧
如果历史的发展按照吴锦翔的想象推进，他一直能够以饱满的热情向着理想步步迈进，也许战争的梦魇终会偃旗息鼓。然则，“省内的骚动和中国动乱的触角”终于延伸至这个偏僻的村庄，这显然是指“二二八”事件爆发了，吴锦翔再次转变了。虽然不同于身边那些“简单而好事”“谈论着，或者喧说着夸大过了的消息”的村民，且不似村民“有着省籍的芥蒂”，但吴锦翔“逐渐地感到自己的内里的混乱和朦胧的感觉”（1：37）。吴锦翔这次的思想震荡，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第一次他开始不用现存的弊端和问题看他的祖国”（1：37）。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性因素则是“由于读书”。小说曾提及吴锦翔的热爱读书：
由于读书，少年的他曾秘密地参加过抗日活动；由于读书，由于他是出身贫农的佃农，对于这些劳力者，他有着深厚的感情和亲切的同情。而且也由于他的读书和活动，锐眼的日本官宪便特意把他征召到火线的婆罗洲去。“而我终于回来了。”他自语着，笑了起来，搬着指头咯吱咯吱地响着。（1：35）
“读书”在短短的几行中提了三次，显然读书是件重要的事。因为“读书”，吴锦翔深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成长为一个致力于抗日，并对劳苦百姓给予深切同情与关怀的左翼青年。这次与“二二八”在他内心所产生的“混乱与朦胧”相抗衡的，依然是“读书”。小说中写道：
他努力地读过国内的文学；第一次他开始不用现存的弊端和问题看他的祖国。过去，他曾用心地思索着中国的愚而不安的本质，如今，这愚和不安在他竟成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理由，而且由于这个理由，他对于自己之为一个中国人感到不可说明的亲切了。（1：37—38）
文中所强调的“国内的文学”，以及这些文学对吴锦翔认识祖国的触动，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陈映真在《后街》中的自述他阅读鲁迅小说集《呐喊》后的转变。尽管我们解读小说，要避免对号入座，但是吴锦翔这一形象的确反映了青年陈映真自身感情与心智状态的一面。吴锦翔通过“读书”或者说是“知识”（当然是指特定系谱的知识）形成了对中国的认同。“这种知识使得吴锦翔的觉醒不是直接否定外在现实，也不是通过其所不愿的外在现实而否定自己过去的思想之路。吴锦翔是通过承认、接受现实，而将现实内化，从而清理自身。”[27]1 吴锦翔通过读文学、读地理、读历史而认识的“病穷而肮脏的、安命而且愚的、倨傲而和善的、容忍而又执着的中国人”（1：38），不再仅仅是书中的记载，当他望向窗外时便有了这样的感受，“窗外梯田上的农民，便顿时和中国的幽古连接起来，带着中国人的另一种笔触，在阳光中劳动着，生活着。”（1：39）这个重要的思想调整，说明了“祖国的热情”不是不证自明的，只有经历过现实刺激和知识调动，吴锦翔才能以更稳固的方式，真正地理解“中国”。“吴锦翔原先素朴地觉得‘改革是有希望的，一切都将好转’，‘不失是一种进步的罢’的带有长时期历史观点意味的思索，此时因‘现存的弊端和问题’都重新展开了历史厚度。”[28]1 不仅知识与现实叠合，历史也与现实叠合了，故得以妥当安置“现存的弊端和问题”：
这样的中国人！他想象着过去和现在国内的动乱，又仿佛看见了民国初年那些穿着俄国军服的革命军官；那些穿戴着像是纸糊的军衣军帽的士兵们；那些烽火；那些颓圮；连这样的动乱便都成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理由了。（1：35）
这段文字暗示了中国反帝反封建以来的历史，重新思考中国从封建走向“现存的弊端与问题”的起起伏伏的过程，及这一过程与当下的关系。回溯历史的长河，念及当下“省内的骚动和中国的动乱”，吴锦翔明确地意识到，他所期盼的好日子并未因为日帝离去而到来，因为革命远未结束，他不得不继续面对战乱。因此，当从大陆撤退的军队来到村外的祠堂驻扎时，吴锦翔特意去看过他们。“他们的笨拙绑腿；机械的油味；兵的体臭；军食的特别味”，都让他“仿佛看见了数百十年来的中国的兵火了”（1：39）。
吴锦翔在否思中肯认了现实，他确认了自己之为这样一个有着愚而不安的本质的中国人的不可说明的亲切；然而这样的思想转变并未全然稳固，因此“这样的感情除了血缘的亲切感之外，他感到一股大而暧昧的悲哀了”（1：38），他感叹：
这是一个悲哀，虽其是朦胧而暧昧的——中国式的——悲哀，然而始终是一个悲哀的；因为他的知识变成了一种艺术，他的思索变成了一种美学，他的社会主义变成了文学，而他的爱国热情，却只不过是一种家族的、（中国式的！）血缘的感情罢了。（1：38）
陈映真通过吴锦翔表达的悲哀是双重的，一个是民族处于长期动乱的悲哀，另一个致命的则是左翼困兽之斗的悲哀——白色恐怖下的左翼被迫受压抑，信念无法践行，理想终将成空。在这样的状态下，他无情地自嘲着：
幼稚病！他无声地喊着。这个喊声有些激怒了自己，他就笑了起来：幼稚病！啊！幼稚病！有什么要紧呢？甚至“幼稚病”，在他，是有着极醇厚的文学意味的。他的懒、他的对于母亲的依赖、他的空想性格、改革的热情，对于他只不过是他的梦中的英雄主义的一部分罢了。想着想着，吴锦翔无助地颓然了。（1：38—39）
作家通过吴锦翔的自讽，实际上嘲弄了吴锦翔刚回来山村时的乐观、热情的空想改革论。这样的改革论，终是“无稽的幼稚病”，因为他的知识、思索和社会主义，不过是艺术、美学和文学，他的爱国热情只不过是血缘的感情罢了。对他来说，不是悲哀又是什么？
自我质疑至此，吴锦翔的乐观热情已不复存在，替而代之的是混乱朦胧。朦胧之间，他“想起了遣送归乡之前在集中营里的南方的夕霭”，战争的狰狞记忆又始崭露头角；冥冥里，他“忽然觉得改革这么一个年老、懒惰却又倨傲的中国的无比的困难来”，以至于当他“想象着有一天中国人都挺着腰身，匆匆忙忙地建设着自己的情形，竟觉得滑稽到忍不住要冒渎地笑出声音来了”（1：38—39）。作为一个左翼分子，他肩负着救亡与改造的责任，然而经过对中国这般深刻的体认，他确乎认识到改革的困难，这样的困难还不只在于中国的“年老、懒惰却又倨傲”，更在于改造“中国人”的困难——被张立本称之为“不可得的革命主体”，具体后文分析。
1950：现实痛击下的自戕
1950年，年过三十的改革者吴锦翔堕落了，堕落成“只是一个懒惰的有良心的人”，对堕落后的吴锦翔，陈映真有着翔实的旁录：
他绝不再苦读到深夜如少年时一般，因为次日的精神不振对于学生是一种损失。每学期剩下来的簿本一定卖掉以添购体育用具；他从没有让学生打扫他自己的房子或利用他们的劳力为他自己的厨房蓄水；他为贫苦的学生出旅费参加远足。（1：40）
这些在旁人看来可以称得上善的行为，对吴锦翔来说，不过是“大的理想大的志愿崩坏后的遗迹”。此外，他坚持不娶，足见对未来已然不抱希望，他的排遣之道是：
偶尔到镇上看一场便宜的电影，顺便带回来几本出租的日文杂志，津津有味地读着其中的通俗小说。但另外的嗜好则就有些可责了：他成了一个喝酒的人。不过他毕竟是个温和的人物，他没有什么酒癖，但偶尔也会叫人莫名其妙地醉着哭起来，像小儿一般。不过这到底还是少有的事。（1：40—41）
吴锦翔变了，他不再读“国内的文学”，诚如陈映真所读过的鲁迅、巴金和茅盾，而是读日文的通俗小说。理想消沉之后，苦读已无意义，倒不如消遣度日。然则，内心的苦闷伴随着那小儿般的啼哭，泄露而出。读到这里，不禁要问：吴锦翔何以堕落？
首先要回到他所处的历史大环境来理解。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两大阵营对抗壁垒形成，开启了全球冷战年代，在这个主架构下，两岸分断对立也作为一个次体系得到巩固。在美国卵翼下，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之一员，与社会主义阵营在第一线对峙。在这个大背景下，台湾出现了白色恐怖大肃清，昔日的左翼兄弟多遭劫难，有幸躲过一劫的也痛感前路茫茫，不再有施展行动的可能性，陷入困顿和落寞。“1950”象征的不只是白色恐怖，更是在整个“冷战、分断”的变局中，台湾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成为了对抗自己同胞的势力的马前卒与桥头堡。这个结构，使得吴锦翔那要参与到整个中国民族的发展的心志被暴力摧折了。[29]
其次，革命主体的不可得。这里的革命主体或者说革命群众由两部分组成，一则是孩子，即吴锦翔的学生，也就是革命（或改革）的继承者；一则是村人，即革命（或改革）的依靠者和支持者。先说孩子，初任教师的吴锦翔怀抱着极大的热情与信念启蒙这些农民的后代，“务要使他们这一代建立一种关乎自己，关乎社会的意识，他曾热烈地这样想过：务要使他们对自己负起改造的责任。”（1：36）但他却怎么也调动不起学生的积极性来：
然而此刻，在这一群瞪着死板的眼睛的无生气的学童之前，他感到无法用他们的语言说明他的善意和诚恳了。他用手势，几度用舌头润着嘴唇，去找寻适当的比喻和词句。他甚至走下讲台，温和地同他们谈话，他的眼睛燃烧着，然而学童们依旧是局促而且无生气的。（1：36）
吴锦翔带着急切的、暧昧的期望话语，这些乡村学童终是无从理解的。由于常年的殖民统治，对这些学童来说，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重建，是遥远且不可理解的；对吴锦翔来说，却是迫近的、亟须确立的。在这一错位中，吴锦翔的一股热血与热望终究无法表露并施展。
学生如此，村人又如何呢？小说伊始，村人们在光复后的铜锣声中热心地欢聚着，征人未归，但“这样的幻灭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悲哀”（1：31），他们懒散地谈论着“我们的健次是无望的了”，“后来留在巴丹的，都全被歼灭了”，没有多少怜惜的意味。战争只是他们农闲的谈资：
人们一度又一度地反复着这个战争直接留在这个小小的山村的故事，懒散地谈着五个不归的男子，当然也包括吴锦翔在内的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一年死去。或许这就是村人们对于这个死亡冷漠的原因罢。然则，附带地，他们也听到许多关于那么一个遥远的热带地的南方的事：那里的战争、那里的硝烟、那里的海岸、太阳、森林和疟疾。这种异乡的神秘，甚至于征人之葬身于斯的事实，都似乎毫无损于他们的新奇的。（1：32）
这样的场景，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看客”。他们携带着国民劣根性的基因密码，对外界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当吴锦翔归来后，围观的村人们对他不是关怀、忧戚和同情，竟而随着“日本远征军的空间拓展，驰骋于一种殖民兴奋想象（colonial fantasy）”[30]1。作家用暗含寂寥、无奈的语气，描述着散尽的村人：
然而战争终于过去了。也包围着雨霁的山林。月亮照在树叶上、树枝上，闪耀着。而山村又一度闪烁着热带的南方传奇了。他们时兴地以带有重浊土音的日语说着Borneo，而且首肯着。（1：34）
待到吴锦翔死亡的当日，在根福嫂“山歌一般的哭声”中，邻家的年轻人居然有些愠怒于这不常见的死亡和哭声，老年人也寡然沉默着，“只是懒散地嚼嚼嘴巴罢了”。在这个节奏滞重的山村，在愚昧麻木的村人们中间，吴锦翔的所思所想所念，是全然不被触及、感受与理解的。
这样的生存境地，无论是历史大环境还是身处的小山村，都可谓压抑至极，而青年学生的被征兵入伍，终于将故事推向了高潮。在为入伍学生送行的筵席中，吴锦翔的悲哀、愤怒和绝望到了极致，在极度愤怒中，他道出了在婆罗洲吃过人的秘密。他愤怒于残暴的战争体制，也愤怒于千百年来一直作为战争炮灰的民众的愚不可及。更何况，学生的这次参军，是加入同胞互相残杀的国共内战。村人们却兀自在灯下“红着脸”“兴奋着”。这样的情景，怎不叫吴锦翔痛心疾首呢。小说中写道：
“可也真快。”老年人说。
“快呢。”大家和着说。青年人兀自笑着，都沉默了。
“快什么，嗯？”吴老师说，强瞪着眼：“快么？……人肉咸咸的，能吃么？嗯？”
大家笑了起来。
“能吃吗？人肉咸咸的啦，岂是能吃的吗！”他细声地说，询问于老年人。老年人笑着，拍着他的肩，说：
“自然，自然。人肉是咸的，哪能吃呢？”
“我就吃过。”大家都还懒散地笑着，“在婆罗洲，在Borneo！”
于是大家都沉默了。
“没东西吃，就吃人肉……娘的，谁都不敢睡觉，怕睡了就被杀了吃。”他眯起眼睛，耸着肩，像是挣扎在一只刺刀之下。
……
“放在火上，那心就往上跳！一尺多高！”
……
“就赶紧给盖上，听见它们，叮咚叮咚地，跳个不停，跳个，不停。很久，叮叮咚咚的……”
大家都噤着。这时候，吴老师突然用力摔下筷子，向披着红缎的青年怒声说：“吃过么？都吃过么？嗯？……”
接着就像小儿一般哼哼哀哀地哭了起来。（1：41—43）
这段奇诡的文字里，吴锦翔顷刻间泄露了他吃过人肉的秘密，四座皆惊。有人或许会把这里的“吃人”与鲁迅《狂人日记》里的“吃人”相提并论，以为是“文学象征”，然则，我认为这是实指，用以指出战争的残酷，不但同类血肉相搏、互相残杀，甚至如畜生般餐食；而理想主义者如吴锦翔，也因战争而丧失理想坠入非人状态。何况，根据张立本的考证，太平洋战争中的确发生过吃人事件。如下：
战争刚结束，《台湾新生报》就陆续揭露战时状况。随着散落的人们参差回台，1945年12月24日《台湾新生报》第三版出现这样的采访内容：“……以日本刀，割其臂、腿、或心脏切成薄片，悬挂床前晒干然后和酱油及糖烤热，以为饮酒之肴名为‘耶歧脱利’即烧鸟！……”同日第四版（即日文版），黑底标题醒目《比島台胞地獄より帰る》（在菲台胞从地狱归来），同版《蓬頭垢面、生色なし 死線彷ふ同胞の消息齎す》报导末期台湾人原日本兵在皇军溃逃过程所见，而《台胞を射殺、肉喰ふ 大部分は生死不明》更证言，日本军在美军追击下深入内陆，物资用尽致使逃兵发狂、愈显暴虐，甚将台湾人杀死烹煮……[31]
小说中，吴锦翔不惜以暴露自己“吃人”的秘密，向村人揭示战争的暴力、不义和非人道，然而没有人在意他对战争的控诉和警告——筵席后的第二天，“一队锣鼓迎着三、四个披着红缎的青年走出山村去了。家族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簇拥在后面”（1：43）。目睹这一切的吴锦翔，“突然间，他仿佛又回到热带的南方，回到那里的太阳，回到婆娑如鬼魅的树以及炮火的声音里”（1：44）。战争的梦魇终是沉沉来袭。
同时，他吃过人肉人心的秘密，很快传遍山村，连他所爱的农民子弟学童，在课堂上也“都用死尸一般的眼睛盯着他”（1：44）。这让他白日梦游大汗淋漓。两个多月后，吴锦翔割腕自杀了，他“无血液的白蜡一般的脸上，都显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深深怀疑的颜色”（1：45）。这是怎样的惊悸与怀疑呢？这样的怀疑又指向了哪里？诚如张立本所言：
吴锦翔的理想崩毁，吴锦翔的深深的怀疑的白蜡一般死亡的脸，并不直接反映小说家内在抽象理想之崩毁，而是首先尖锐的批判了战后和平虚伪地崩毁、1950年代的历史现实地导致不可能；继而由于现实本身，凸显某一种空想改革论之可笑，嘲弄了未能妥当安置其动荡过后的思想的改革者；再继而，通过陈映真设想的社会状态、革命者的情境，由陈映真对某部分的批判与反省焦点强烈之所在，可见到陈映真暂时无法设想革命可能性，是由于他理想情景的或许“不实际”，也可能未知1950年代革命中的具体事实，但毫无疑问陈映真是朝着“现实”而来。改革/革命不能全靠改革者自身，吴锦翔的孤单、自始无能为力，必须对应地将村人纳入，才完整陈映真之所思。[32]
吴锦翔、学生，以及村人，从小说中一切在场的人物身上，都无法看到革命的可能性。对于吴锦翔来说，也许只有死亡才是通向未来的唯一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