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生命的思索与呐喊

文学毕竟要给失望的人以希望，给受到耻辱的人以尊严，给挫伤的人以安慰，给绝望的人以一点希望的火星。

——陈映真访谈

读过诸多关于陈映真的评述，依旧格外欣赏《陈映真作品集出版缘起》中对陈映真的评价。那是1988年由台北人间出版社编辑出版《陈映真作品集》的“编辑会议”署名写成的。《缘起》写道：

从一九五○年代末，在二十二岁时开始在同人文学杂志《笔汇》发表小说以来，虽然产量不丰，陈映真不但是他那个世代的作家中一直没有停过笔的少数文学家之一，他所创造的独异的文字，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也已确定了一个卓著的地位。

在文学上，他纤致、锐敏、忧悒和温蔼的感性；他那糅合了我国三○年代新文学、日语和西语的特殊的文体，和多情、细巧、苍悒而又富于知性的语言；他隐秘着某种耽美，甚至颓废的、清教主义和激进主义的灵魂；他那于台湾战后世代至为罕见的、恢豁的历史和社会格局，使陈映真的艺术，卓然独立。

在“冷战·民族分裂”的历史时代，三十年来，他呈现在无数访谈、议论、随想和争论中的思想，如今回顾，他一直孤独却坚定地越过一整个世代对于现实视而不见的盲点，戳穿横行一世的捏造、歪曲和知性的荒废，掀起日本批判、现代主义批判、乡土文学论战、第三世界文学论、中国结与台湾结争论、台湾大众消费社会论、依赖理论和冷战·民族分裂世代论等一个又一个纷纭的争论，在战后台湾思想史上，文学家的陈映真成为备受争议，无法忽视的存在。^[1]

除却称赞陈映真作品艺术和思想的特色与成就外，还讲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战后台湾思想史上，文学家的陈映真成为备受争议，无法忽视的存在”。的确，陈映真在战后的台湾独树一帜，他的文学不局限于“乡土”，不卖弄“现代”，而是始终基于人性，基于对“人”的终极关怀，用艺术手法挖掘社会现实，表达个人的思想与见解。

一、思想家陈映真。

毋庸置疑，陈映真是思想型的作家，他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是在为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找答案，或是在寻求足以指导人生的理念。他这一思想可以从十岁时追溯起。

陈映真十岁那年，目睹台湾“二二八”事件，看见被人打在地上呻吟、鞋袜沾着血迹的外省人，听着大人神色恐惧地谈论国民党军队扬威台北。上小学五年级时，老师在半夜被军用吉普车押走，住在他家后院的陆家兄妹也被人押走。读初中时，他眼看着宪兵在火车站贴出的告示：“……验明正身，发交宪兵第四团，明典正法。”同一时期，从父亲书房里发现的鲁迅小说集《呐喊》，启发了他的文学思考与探索。陈映真曾说：“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其后，他又读了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上大学时，他对于知识和文学如饥似渴，读西洋文学，在台北旧书店搜寻鲁迅、巴金、茅盾、老舍等作家的作品，甚至找到《联共党史》《红星照耀中国》《马列选集》这些禁书。他也细读《美和审美的社会功利性》以及《艺术的劳动缘起》这一类的美学。1959年，陈映真开始写小说，发表在尉天骢主编的《笔汇》上。从此，他没停笔，用他冷峻而丰润的笔，写出了大量精致、理性、批判性的作品。

陈映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作品不只局限于小说，他以“许南村”之名发表过大量的文论与政论，有关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学方面的批评，皆是针对当前现实，做了犀利而深刻的探讨；他创办《人间》杂志，以图片与文字双重媒体，揭示社会真相和发掘问题，影响普遍而深远。被誉为“台湾地区的鲁迅”的陈映真，在台湾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个“不合时宜者”。执笔五十年来，他认真思索的问题大致如下：

如何面对日本殖民的遗留；冷战、分断与白色恐怖对台湾社会的精神创伤；第三世界的新旧殖民体制下的知识状态；跨国资本主义对于在地人民的主体创伤与社会扭曲；左翼的道德主体状态的危机以及“女性问题”；宗教（或宗教的某种核心价值）在当代的意义；当理想遭遇重大危机时，主体该如何自我保存；谁是加害者？谁是受害者？如何跳出这个无尽的加害与受害的循环？如何宽恕？……^[2]

因此，我们今天再读陈映真，其意义可能并不仅限于从文学层面进行品评，而是透过陈映真的小说思考台湾的历史与现实，思考两岸的关系，思考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最终思考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成为“人”。

二、文学家陈映真。

对陈映真作品尤其是小说的评述和概论，2001年台北洪范书店编辑出版的《陈映真小说集》的概论虽简短洗练，却言语中肯，颇富代表性。概论如下：

陈映真一九三七年生于台湾竹南，台北成功中学、淡江文理学院毕业；大学时代即以小说深受识者注目，嗣后四十年广植深耕，累积丰富，文字独具魅力，思想层次分明，为当代最被议论的小说家之一。

陈映真笔路优蔚中见刻意之颠踬，指涉简赅，寓意深远，所有作品都在他不移的理想主义，使命感，和广大的同情所规范之下成型；文学语言之为用，表里响应，虚实互补，将个人深邃的思维通过艺术结构加以阐发，使小说在现代文化的大环境里兼具政治论述之性格，反复叩责历史以汲求任何可能接近真理的道德启示，睥睨时代风潮趋向，自成一家言。^[3]

“自成一家言”的陈映真在当代台湾文学史中创造了各项“首先”。陈映真首先透过《面摊》（1959）这个创作生涯第一篇小说，检讨了台湾初生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乡移民与贫困议题；首先透过《乡村的教师》（1960）探讨了一个左翼志士的生与死，以及作为历史背景的日本殖民统治、太平洋战争、台湾光复、“二二八”事件，以及1950年展开的白色恐怖；透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多篇小说[包括《将军族》（1964）]，首先探讨了所谓“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关系；透过《一绿色之候鸟》（1964），高度寓言地首先批判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改革希望”；透过《六月里的玫瑰花》（1967），首先批判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挑起的越南战争；透过《唐倩的喜剧》（1967）等多篇小说，首先面对了台湾当局统治下“西化”知识分子的某种被阉割与失根状态；透过《夜行货车》（1978），首先批判了跨国资本主义对于第三世界的宰制与扭曲效果；透过《累累》（1979），首先直接将批判指向国民党军队内部，指出那些当年被抓夫来台的底层外省军官的虽生犹死的寂天寞地；以《铃珰花》（1983）等小说，首先检视与反省了白色恐怖对台湾社会的伤害变形……^[4]1 在台湾1960年以降的“文学领域”里，我们找不到第二位像陈映真这样的战士在台湾戒严时期创作的众多“首先”。陈映真的小说让我们得以从大历史的变局与微小个人的运命关联之处，去思索台湾战后的历史，理解台湾作为中国历史的有机部分，也是一独特部分的当代史的命运。然而正如谙熟现当代文学的著名学者李欧梵所言：

从他的作品中来揣测陈映真这个人太复杂了，而且充满了矛盾：他既写实又浪漫，既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又有浓郁的颓废情操，既乡土又现代，既能展望将来又往往沉湎于过去，对人生既有希望又感绝望，对于社会既愿承担（而且也做了那么多有意义的事）但也在承担的过程中感到某种心灵上的无奈……^[5]

正因如此，品评陈映真的文学作品绝非易事。尽管陈映真自己以许南村之名在文论中处处否认文学技巧的重要性，然则他的“每一篇作品中都深藏着各种叙事技巧和象征意象的圆熟运用”，“都各具瑰丽奇特的形态，每一个人物都不重复雷同，连造句遣字都不肯用一句陈腔滥调式的套语，他的意和词都是崭新的，诗的，简洁，生动有力”。^[6]1 然而我们注意到，尽管陈映真是一个左派，是一个“统派”，但他的文学意义和价值，并不在于他宣扬了左派或“统派”的观点与见解，而在于陈映真其实是一个上下求索的思想家，而非据自己所擅长的理论而理论的理论家。陈映真的文学创作，从不是站在一种启蒙高位，去宣扬某些“理论”“意识形态”或“立场”。归根结底，这是因为他不是因“已知”而写，而是因困思而写。

三、回到“陈映真文学”本身。

曾建民曾叹言：“长期以来，有关陈映真的讨论经常会出现一种不当的倾向。有人喜欢陈映真的文学，却不喜欢他的思想和政治。有人肯定他70年代以前的作品，却否定70年代以后的作品；有人喜欢年轻现代味的陈映真，却诅咒左派的陈映真；有人尊敬他为台湾社会正义发声，却批评他的统派立场。……出现了只高举陈映真的文学而刻意回避或矮化陈映真的思想和政治的发言。”^[7]2 的确，在如何评价陈映真的文学与思想这一问题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悖论，那就是大部分评论家在其生前或身后多以“拆分”或“分裂”的方式争取或对待陈映真这一“巨大的存在”。其实，我们要真正理解陈映真，就要把他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其关键恰恰就在这些看似“对立”或“矛盾”的关系上。早在1988年，姚一苇就敏锐地洞察到陈映真小说的特色就在于“文学”与“反文学”的纠缠中：

但是在我看来，他所写的其他文字和他的小说，事实上是一体的两面，所不同的只是表现的方式，小说是内蕴的，含蓄的，潜移默化的，是属于艺术的形式；而其他的文字则是说理的、明示的，诉之于吾人思考的逻辑的形式；因此论理是小说的延伸，小说是他理论的变形。因为陈映真正是这样一位真诚的作家；他是入世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只有在他对现实有所感、有所思、有所作为时，才发而为文；他可以采取小说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8]

只有在感性与理性的互搏中，陈映真小说的重量与独特方能显示出来。陈映真多次说过，他之所以写作，是要解决他思想上所苦恼所痛感的问题。对于陈映真这样的一直企图响应所困惑的重要时代问题的思想型小说家来说，文学与思想是合二为一、融为一体的。如何回到“陈映真文学”本身，正是本书思考和研究的重点。把陈映真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恰如吕正惠所言：

在战后一个极端扭曲的台湾社会里，像陈映真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在青春的乌托邦幻想与政治整肃的巨大恐惧下，曲折地发展出他的小说写作的独特方式，以及藉由小说所折射出来的思想的轨迹；随后，在越战之后，他又如何发展出一套第三世界想象，并借着另一种小说，思考台湾知识分子的位置及其潜在问题。^[9]

本书试图从文学本体论的认识层面上，以陈映真小说创作为主线，分析陈映真文学与思想的辩证关系，并试图阐释与理解陈映真的价值与意义。之所以选择陈映真的小说为研究主体，因为认可赵刚所说“小说是陈映真发展以及表达他的思想的最有效的方式”，因为，就广度而言，他的小说所处理的很多重要问题往往不见得是论文、随笔或评论所能深入处理的（例如，性、女性、宗教、生与死、知识分子主体状态等议题）；就深度而言，他的小说往往较其他文体展现了更大的复杂张力、暧昧难决、自我怀疑，以及深度提问。^[10]1 总而言之，陈映真的小说创作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既有对历史的独到认识、对现实的高度敏感，更有对未来的绝望与希望，以及对自我的反思与忏悔。

为了更好地阅读和理解陈映真的小说创作，本书采用台湾学者赵刚的研究成果，把陈映真从第一篇小说《面摊》（1959）到最后一篇小说《忠孝公园》（2001）之间长达三十五年的创作生涯分为三个阶段。^[11]2 这三个阶段分别是寓言—忏悔录时期、社会批判时期，以及历史救赎时期。寓言—忏悔录时期涵盖了从《面摊》到《猎人之死》（1965）的写作；社会批判时期是从《兀自照耀着的太阳》（1966）到《万商帝君》（1982）；历史救赎时期则是从《铃珰花》（1983）到《忠孝公园》。^[12]3 引入这个分期，并非为了分类而分类，而是想要大致掌握陈映真小说写作中思想主题的变化。简言之，陈映真寓言—忏悔录时期的写作，大约是作家二十二岁到二十八岁之间的青年时期写作，涉及的议题非常宽广，绝非现代主义的评论者只看到的性、死亡、绝望和忧悒，还包括白色恐怖、左翼男性、宗教、对战争的反思、理想的沉沦、外省人、禁欲主义、乌托邦想象等议题；社会批判时期的写作，大约是作家二十九岁到四十五岁之间的中年时期写作，这一时期主要是针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下第三世界精神与知识状态的扭曲的写作；后期历史救赎时期的写作，大约是作家四十六岁到六十四岁之间的写作，这一时期先后涉及台湾的社会主义者在民族分断与白色恐怖下的悲剧性斗争，以及内战、冷战与民族分断对台湾民众所造成的精神危机、认同伤害与人格扭曲。本书以上述三阶段分类为参照，尝试着眼于陈映真小说创作的整体，以左翼、知识分子主体状态、外省人、“后街”小人物、宗教、资本主义、分断体制等为主题涵盖，一一阐释与解析陈映真的二十九篇小说。

阅读陈映真的作品，常常被他思想的丰富与开放、文笔的细腻与优蔚，以及坚持于信与爱的执着所打动，不由想起他在《现代主义底再开发》一文中的一段话：

一个思想家，不一定是个文艺家。然而，一个文艺家，尤其是伟大的文艺家，一定是个思想家。而且，千万注意：这思想，一定不是那种天马行空、不知所指的玄学，而是具有人的体温的，对于人生、社会抱着一定的爱情、忧愁、愤怒、同情等的人的思考。一个艺术家首先是一个温暖的人，是一个充满了人味的思索者，然后他才可能是一个拥抱一切人的良善与罪恶的文艺家。^[13]

陈映真的这段话用在他自己身上最恰当不过了，纵观其作品正是由一个充满了温暖的人写出来的，由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思索者写出来的。正如聂华苓所说，中国需要那种从整个中华民族的观点，从整个人类的观念写出来的作品；中国更需要像陈映真那样具有“人”的体温、“人”的骨头、“人”的勇气的知识分子！^[14]2 在此，我想引用一句陈映真的战友唐文标的话作为结束：“为一个人不欺负人的世界努力吧。”陈映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诞生的可能。

---

[1] 陈映真作品集编辑会议：《陈映真作品集出版缘起》，《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人间出版社1988年4月，第3页。以下本书所引用文字，凡出自此套《陈映真作品集》者，1—10卷为1988年4月版，11—15卷为1988年5月版，只注明卷数和页码，均不再加注版本。

[2] 赵刚：《“不合时宜”的陈映真：他首先是个战士，然后才是个作家》，见澎湃新闻网。

[3] 《陈映真小说集》第1卷封底，洪范书店2001年10月。以下本书所引用文字，凡出自此套《陈映真小说集》者，只注明卷数和页码，均不再加注版本。

[4] 赵刚：《“不合时宜”的陈映真：他首先是个战士，然后才是个作家》，见澎湃新闻网。

[5] 李欧梵：《小序〈论陈映真卷〉》，《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19页。

[6] 李欧梵：《小序〈论陈映真卷〉》，《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第20页。

[7] 曾健民：《瞭望台·更正与说明·有关6月2日的发言》，《台湾立报》2013年6月6日，转引自邱士杰《试论陈映真的社会性质论》，《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6期。

[8] 姚一苇：《〈陈映真作品集〉总序》，《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19页。

[9] 吕正惠：《为赵刚喝彩》，赵刚著《左眼台湾——重读陈映真》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页。

[10] 赵刚：《左眼台湾——重读陈映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页。

[11] 35年这个年数没有算错，因为扣除陈映真入狱，被迫中止7年的创作：陈映真于1968年5月被警总逮捕，并被判刑10年，于1975年7月因蒋介石去世被“特赦”出狱。

[12] 赵刚：《左眼台湾——重读陈映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页。

[13] 陈映真：《现代主义底再开发》，《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第7页。

[14] 聂华苓：《一个脊骨挺直的中国人——陈映真》，《明报月刊》197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