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祁　杰

回顾已走过的八十二个春秋冬夏，深深体会到，人生是悲欢离合的交响曲，是痛苦与快乐的合声。

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出生后体质较弱，三岁左右又患过一次莫名的肠胃疾病，久治不愈。据父母说，当时的我骨瘦如柴，全身连打针的地方都难找到，医生束手无策，小小的我已奄奄一息，父母认为没有希望了，为了对得起我，让我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我告诉他们想喝酸梅汤。我大口大口喝着父母买来的酸梅汤，慢慢、慢慢地没有了气息。父母只好把我先送至姥姥家，等待第二天天亮告别……

我平时喜欢玩小板凳，他们找人做成了纸模型，当晚也就烧掉了。令人料想不到的是，大约在夜间两点，姥姥看到盖在我身上的“青单”动了起来，我忽然有了呼吸，连忙把我从地上抱起。第二天清晨，母亲赶来，看到焚烧已尽的小板凳，已泣不成声。但是当她走进房门，万万没有料到我居然死而复生，睡在姥姥的怀抱里。自然，在兄弟姐妹中，我的体质是最差的。

父亲虽是一名大学老师，但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因家庭所累而不能随校西行，为了一家八口人的生活，多处兼课，疲于奔命。当我从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初中毕业时，只能去报考师范学校，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在读师范学校时，我的体重是全校最轻的——35公斤。毕业之后，我被留在附属小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教师奇缺，一个教师同时要担任两个班级的课，那时叫作“二部制”，上午是一个班的班主任，下午又是另一个班的班主任。不但语文、算术，连音乐、体育、美术都由一人来担任，当时叫“包班制”。由于小学教师的职业性质，常是白天上课，晚上去街道参加义务扫盲，终日劳累异常。新中国成立之后，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羸弱的身体总处在超支状态。父母常为我的身体担忧，曾建议我去报考体育学院，以改变体质现状。

六十年代初我从北京调来南京与勋初团聚，干的仍是我的老本行。那时的小学班主任，每天早出晚归，每周要上二十节课，批改作业，走访家长，备课时间只能放在晚上。我虽然出任教导主任，也还是兼任课程，为提高全校的教学质量常常加班加点。“文革”期间，我从教导主任的位置靠边，担任初中班的班主任，更要带领学生搞卫生、在班级小农场种菜、参加挖防空洞等劳动，当时的革命口号是：“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终日疲惫不堪。

1966年8月19日，曾经两次流产的我，终于产下一个男婴，不幸的是难产。在那轰轰烈烈的革命气氛中，医护人员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革命”上，由于产后的手术处理不到位，造成子宫突然大出血，这时已是深夜，医院立即通知单位值班工友，请家属立即到医院。那个年代，整幢家属宿舍连一台电话也没有。一中心小学的工友康芸跑到我家，勋初得知医院的紧急通知，立即赶往妇幼保健医院。不巧的是，继北京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北京红卫兵之后，南京于当晚零点就“全市戒严”，以迎接第二天江苏省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接见红卫兵的大型活动。深夜两点钟，群众队伍开始陆续向鼓楼广场集中。而我家就住在鼓楼广场西侧的小巷子里，大路难以通行，他只好在小路上绕行，辗转一个多小时才来到医院。这时的我，已经虚弱到没有力气发出声音来，见到南京唯一的亲人，只有泪流满面。天亮了，可喜的是，我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深入，上级对教师的学习抓得越来越紧，每周两个下午的课后要进行大批判或是学习。一天正在开会，天色渐渐昏暗下来，然后乌云密集，雨还没下来，校长宣布散会，我想快速回家或许还来得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骑车到上海路的坡上时，风来得很急，硕大的雨点顿时变成了倾盆大雨，风也越刮越猛。暴风骤雨中，我连气都喘不过来，于是想要躲避一下，但因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市面萧条，整个上海路没有一家商店，没有一处可以挡风避雨的地方。如果停车，站在路边，会冻得发抖，还不如回到家里把湿透的衣服换下来，于是加快车速冲上第二个坡。此时，干树枝随着狂风不停地掉落下来，一根又一根从头顶上飞过。此时此刻虽心生恐惧，但也无计可施，只有加快速度赶往家中，因为惦记着家里年幼的孩子。

第二天到校后，噩耗传来，在昨天的狂风暴雨中，一个三年级的贫困学生，因拣拾房顶上的树枝，被刮落下来的高压电线击中，不幸身亡，年仅九岁。我在为学生伤悲之馀，庆幸没有被树枝击中，不然又是一场灾难临头。

1968年，我的女儿顺利降生了。邻居们同事们都来祝贺，因为她身体健康。但是，在这个孩子尚未满月之时，另一场灾难又降临到我的头上。忽然有一天，多个红卫兵闯进家来，把我赶到走廊上，连一声招呼也不打，就“抄家”了。当时我们住的是筒子楼，十一家人家，每家一间，我只好抱着未满月的女儿坐在过道内。过道内十一个小煤炉，还散发着阵阵煤气味。在我的记忆中，“抄家”一词是在新中国刚成立时斗争反动资本家或农村大地主时才有的。如今一个普通的教师家也遭此厄运，真是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内心非常纠结、害怕。左思右想，不知自己的命运会怎样。只有自我安慰：“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料想他们抄不出任何可以证明勋初是反革命的证据。信念使人坚强。一阵翻箱倒柜，拿走的是我俩各自的日记。同时邻居也先后告知，勋初所在的中文系外面的大道旁贴满了“打倒地主阶级孝子贤孙——周勋初”的大字报。或许因为女儿平安降生是我莫大的安慰，或许是阶级斗争的年代无法回避的现实，心中虽觉委屈，但也只能勉强支持，因为只有一个“忍”字可以应对。其后每天一早勋初就得到系里报到，什么情况，一无所知，他也不讲。直到“文革”结束很久，他才说到其间还遭到批斗。如果当时我知道这一情况，那更是难以忍受。

这时勋初的同事、同学、朋友都必须与他划清界线，视他为敌人。而我调来南京后，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同学，只有孤独和无助。我想，在产假期间最重要的是带好女儿并保养好自己的身体，因为中国人一向重视妇女“坐月子”，这期间既不能劳累，更重要的是不可以受到任何精神上的打击。但是“最高指示”已明确告诉过我们“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过不多久，又接到一个来自造反派的指令，要将家中全部书籍上缴造反派。勋初的专业是古典文学，自然属“封、资、修”的范围。我们哪敢申辩，很快用平板车将家中几书架的书，全部运往中文系。自此他没有书看了。

经历这次不寻常的产假后，继续上班了，这次冲击，对我精神上的打击太大了，我庆幸自己没有患上可怕的“产后忧郁症”。在那疯狂的年代，遭遇此种毫无人性的劫难，回忆起来仍心有馀悸。

1969年，革命深入开展，最高统帅常以“最高指示”的形式指导着运动不断深入开展。一天晚间，新闻联播中又发出了一条“最高指示”，按惯例，我必须立即赶往学校，带领初中班的学生们列队，手举“红宝书”，跳着“忠”字舞，去所在的鼓楼区党委报喜。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举动我至今都不能理解。但是那时国家副统帅对人民的要求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立刻骑上自行车奔向学校。从家到学校要经过上海路的两个高坡，仗着年轻，平时两个高坡我都可以冲上去，但在这一晚，冲上第二个高坡开始下行时，只觉得车子一颠，失控了！

当我醒来时，已经躺在工人医院的急诊室，周围是一中心小学的校领导和勋初。原来，当时这条路上没有路灯，马路边上堆的是深挖防空洞后的泥巴和砖头，我从车上跌下后，顿时失去了知觉。我的学生苏玉波也正赶往学校，发现躺在马路旁的人是自己的老师，立即报告学校领导。这时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把我送到了工人医院急诊室。医生诊断为锁骨骨折，脑震荡，脸部多处挫伤。医生说，如果不是锁骨承受了重力，头部着力的话，人就已经不在了。后来听说，一位解放军八二医院的护士就是在同一个地点，也是从自行车上跌下来，当场离开了人世。

到了七十年代，由于“文革”的深入，地主阶级在家乡自然不得安宁。原本把儿子送回乡下生活一段时间是为了解决燃眉之急，此时必须把儿子接回来。勋初则接连不断地下乡接受劳动改造，很少回家，两个孩子只能托付给阿姨，全天由阿姨来照顾。这位中年妇女，对小孩子非常有爱心，因为男孩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她就格外细心照料，这让我很感谢她。听洪诚教授介绍，她的丈夫新中国成立之后下落不明，两个儿子中有一个不幸落水而亡，丧夫和丧子之痛对她刺激很大。我也非常同情她的不幸，相处和谐融洽。但我慢慢发现，每逢节日，当大家欢快地过节时，她的情绪就不平静，或许联想到自己和家人已不能团聚？或许在思念着谁？发展到后来，竟然整夜整夜不睡，面对着身边的小煤炉口中念念有词，我也因此而无法入睡，然而第二天我仍不得不去上课。没过几天，我发现她的精神失常了，自己已经难以控制，常常跑到附近的一家幼儿园，和同乡的一位妇女住在一起，深夜不回。一天，失控的她，拿了一把菜刀，直奔邻居高奶奶家，高奶奶连忙关上门躲避，她不顾一切地举着刀，边叫喊边敲门，吓得高奶奶带着孙子躲在家中，第二天就逃回城南老家。但是我却不能因此而不去上班，因为在小学里“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可代替的闲杂人员。无奈，我依旧把两个孩子留在家中，由这位阿姨看管。那天刚到学校，同事们得知此情况，都担心阿姨精神失控会将小孩从五楼上摔下，叫我立即回家，他们还争相为我代课。那个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我担心出事，真是不知所措。这时邻居高妈妈建议我要报告辖区派出所备案，以防不测，同时通知她的儿子前来送她到精神病医院治疗。但是医生开的药，阿姨一律拒绝服用，邻居们都来帮忙，不得不强迫她将药吃下去。当天经派出所民警了解情况，做了大量工作，批评他的弟弟想让我们负责其姐的终生医疗和生活费用，说服他的儿子，买了当天的火车票回家了。临走时，阿姨带走了两个孩子的帽子，似乎有些不舍，我的心里也十分难过，毕竟孩子出生后的五年时间里，白天黑夜全由她带，感情自然不一般，她走了，我们都忍着难以割舍的痛。勋初得知情况，从乡下赶回来，匆匆处理此事后，又不得不按工宣队的规定时间赶回去。由于事情处理较快，邻居家的小孩和我家的小孩都免去了难以想象的灾难。街坊四邻也得以平安无恙。2014.5

【附记】妻子祁杰为了不遗忘往事，写下了这篇《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每次读后，总是阵阵伤痛。

最难忘的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红卫兵的第二天晚上。

系里通知，明日早上九时要在鼓楼广场集中，接受江苏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任杜平中将的检阅，接受动员与指示。全校师生要在半夜两点钟到大操场集合。一点钟时，我就穿好衣服，锁上房门，摸黑下楼。走到楼梯上时。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在摸索着上楼。我看不清，赶忙回到家里打开电灯，那人已经走到门口，原来是妻子任职的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的工友康芸。她说“刚才接到电话，祁老师在生产时出了问题，叫你赶快到医院去”。随后她就回学校去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如五雷轰顶，妻子在生产时出了问题，半夜里叫家属去，定然凶多吉少，可当时已全市戒严，大马路上不能行走，我只能穿行小道，往西南方向莫愁路上的妇幼保健医院奔去。可我又是一个老肺病，虽然痊愈多年，但肺活量小，跑了一段就喘不过气来，只能放慢脚步，等换过气来，就这样跑跑停停，不再多想什么，只是麻木地向前奔跑。过了个把钟头，终于到了妇幼保健医院。那里一片漆黑，鸦雀无声，我一步步走向妻子的病区，也不知会出现什么场景，只是又畏缩又存一线希望，想早点看到悬在死亡线上的妻子，我的心好像已经跳到喉管了。前面已是病区值班室，只见一个护士伏在桌子上写什么东西，一灯如豆，我怯生生地，硬着头皮前去问询。她对我看了看，说了一句“病人已经稳定了，血已止住了，你可以去看看”。原来妻子产后的手术尚未做好，医生和护士都乱轰轰地挤到另外房间去谈论白天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头等大事去了。等到十二点钟以后，妻子突然子宫出血，犹如血崩，顿时整个床单都染红了。妻子已无力呼喊护士前来。幸亏旁边一张床的一位产妇发现，赶快按铃，医生护士得知情况，采取急救措施，才挽回了一条小命。她睡在靠窗的一张床上，映着月光，只见她脸色煞白，已无力发声，我只是握着她的手，唤她的名字，耳朵凑到她的嘴边，也听不到她的声音。只见她眼角上不断地流淌着泪水，我也说不上什么话，只是不停地用手帕替她擦去泪水。到了天光渐渐泛白，我又挂念着鼓楼广场上检阅的这件大事，不去参加政治上的头等大事，又会惹来麻烦。万般无奈，顾不得妻子，只能告别后奔到系里去报到。

妻子第二次捡回小命，从自行车上跌下送进工人医院时，系里正在大搞运动。什么运动，当时好像还没有定下什么名堂。我们集中住在鼓楼校区南园西南角上前时越南留学生的宿舍里，越南留学生撤回后，这里经常用作集中地，开展运动。如今此地已改为招待所。

晚饭后不久，工作队突然叫我去，说是你爱人已受伤住院，你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没有车子可乘，我赶忙奔往工人医院，一中心小学的领导已到场，妻子正在包扎，头部、胸、背都是厚厚的白色纱布，只露出一张煞白的脸，脸庞上都是血水和泪水，一位女老师不断地帮她擦。我们集中时，工作队宣布，这次运动非常重要，任何人不得请假，没有办法，我只能把妻子丢下，回到集中地去向工作队汇报。

妻子幸而不死，又属硬伤，医院第二天就让她回家，工作队这次又开恩，让我接她回家，并陪她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有革命教师去向工作队提意见，这么重要的运动，怎么能让周勋初住在家里？于是我当天又赶忙到集中地报到。

妻子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不知作了什么孽，她的四女儿会千里迢迢地跑到南京来跟我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一起受苦。对她我一直心存愧疚，为什么让她这么一个清清白白的女孩子来这里受到这么多的苦？小孩子生下来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嫁了个丈夫一生下来就盖上了先天性的阶级烙印，又不思进取，才让全家阵阵蒙难。

后来知道，这次运动原来是抓5.16的前奏。江苏省电视台原台长丁群披露，据江苏省落实政策办公室的统计，南京大学被打成5.16分子的师生员工达1560人，占到在编职工的近1/3；被关押批斗的有389人，被判刑的16人，被迫害致死的达28人。我的几个老同学与老同事幸而自杀未遂。我能在如此高压下活下来，妻子也能死里逃生，不能不说是天大的幸事。

改革开放之后，情况不断改变，尽管老的格局需要经历时间的消磨，慢慢变化，总的趋势，却是日益顺畅。我的问题到底属于什么性质，领导上始终没有作什么结论。是敌我矛盾呢，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一直没有人告诉我。当时有一种说法，叫作“挂起来”，一挂就挂到了我出任“研究生院副院长”，似乎也就一下子落到了地上。

我年轻时长期生病，从小学起就不时在外过寄宿生活，因此笨手笨脚不会做家务，不能料理生活，她退休后看我仍然忙碌，因而推掉了外单位的聘请，全身心地在家照顾我。其后我多次获得了到国外或境外讲学的机会，总是二人一路同行。国内讲学的机会更多，而我已垂垂老矣，因此也总是携手同行。苦尽甘来，想不到后来还会有这些日子。

妻子体质原来就羸弱，自来南京后，历经种种磨难，免疫功能严重下降，平时脸色苍白，口疮不断。一些同事说她“一阵风都刮得倒”，“踩不死一个蚂蚁”。大难不死，时来运转，总算来了后福，身心逐渐放松后，健康状况居然越来越好，这也是家庭的大幸。

妻子手勤，喜欢学习，能接受新鲜事物。网络时代到来后，她又学电脑，又玩QQ和微信，居然能与时代同步。耄耋之年，用五笔字型文字输入、编辑、扫描、刻录、查询等等，她都能应对。我晚年所写的书稿，都是她在电脑上打印出来的。虽然她不懂我的专业，但时间长了，也总能看出一些问题。我已老了，思维常欠周密，她就不时指出，哪些地方有些节外生枝，有的地方又缺乏论证，这样不断地帮我补苴罅漏，尤其是一些带有回忆性的文字，我常是颠三倒四，她就跟我一起追溯，慢慢地理出时间顺序。因此我晚年的很多作品，可以说是合作的结晶。

儿子早已治好了病，两个苦难中出生的孩子，如今都有了美满的家，而且也有了可爱的下一代。尽管三户人家分别居住在大洋两岸的三国四地，但通过互联网，仍然可以面对面聊家常，如在身边一样。我们把早年相聚时的一张照片挂在寝室内，随时观赏，回顾他们的成长，总是想到改革开放。整个国家改变了，我们都是受益者，也彻底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心中总是充满着阵阵欢乐。

2007年，合家摄于广州

左起：媳妇彭伟萍、儿子周晨、女婿杨剑宇、女儿周月

　中间：上、孙女诗懿（小名毛头），下、外孙睿闻（小名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