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唐诗大辞典》的策划和突击

1988年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在山西太原举行。我代表江苏五所高等院校（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扬州师范学院、徐州师范学院）提出一提案，希望接办下一届年会，学会同意了我们的请求。五校人员随即商定，推举我担任这届会议的筹备委员会主任，统筹一切事务。

我们觉得，唐代文学已成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很多国家都有人在讲授并作研究，应该交流成果，提高彼此的认识与学术水平。以往的几次唐代文学会议也有个别的国外学者参加，但仅限于一些正在国内访问的学者，未能广泛地邀请到世界各地的唐代文学研究人员前来。我就想到，应该举办一次高水准的唐代文学国际会议，不论在学术水平上，还是在文化交流上，都应把唐代文学的研究与传播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唐代文学的研究发展迅猛，取得了极为可观的成就。在这次会议上，应该通过某种方式，将十年来的成果集中地反映出来，让与会的国内外代表了解与把握。我就想到，可以编写一本辞典，通过众多辞条的撰写，将唐诗研究中各方面的成果集中加以反映。这一辞典应起里程碑的作用。它是八十年代唐诗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九十年代的唐诗研究，应该在此基础上进行，再谋求发展。

唐代文学年会间隔两年举办一次。这一辞典必须在两年内编成，并正式出版，时间极为紧迫。估计全书的印刷，从发稿到出书，大约总要留出半年多时间，这样全书的辞条也就必须在一年内定稿，才能前后衔接。这就要求我们拟订一个周密的工作计划，高效率地进行，将此辞典突击出来，才能作为第五届唐代文学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份礼物，贡献给国内外的代表。

我对全书内容作了规划，共分八类，计为：1. 诗人；2. 体类；3. 著作；4. 名篇；5. 格律；6. 典故；7. 成语；8. 胜迹。由于我与学术界许多领域中的学者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时就向各个领域的专家求助，撰稿人员很快落实下来了。其中“成语”部分，商请蒋荫楠、许结二位撰写；“格律”部分，商请顾易生、汪涌豪二位撰写。他们于此钻研有素，熟悉材料，也就按时交出了高质量的草稿。

我们为每一类辞条提供一份写作的体例，并分别撰写了三份样稿，分发给每一位作者，请他们根据这一份体例并参考样稿撰写。体例的规定甚为具体。江苏古籍出版社一直把这作为编纂辞书与撰写辞条的重要参考物，提供给其他辞书的撰稿人，作为借鉴。

在这八类文字中，诗人、著作二类分量最大，特别是诗人一目，计有3800馀条之多。刚好厦门大学的周祖譔先生受中华书局约请，正在编纂《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的唐代部分，他约请了金涛声、吴企明、吴汝煜、陈允吉、陈尚君、吴在庆、贾晋华等几位分工撰写，这批学者我都熟识，于是我在求得周祖譔先生同意，并在中华书局傅璇琮、许逸民二先生的支持下，分别约请上述数位专家为《唐诗大辞典》赶写辞条，这就加快了成书的速度。为了与《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代部分的辞条明显地区别开来，我们在《唐诗大辞典》的体例上作了新的规定。《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代部分兼收诗文作者，《唐诗大辞典》中只收诗人，介绍诗人生平和成就的文字，要求用接近口语的文言表达，力求精炼。为了避免雷同，我们还把唐诗中的四五十位大作家另外约请专家撰写，如有关李白的辞条，全部由郁贤皓教授撰写；有关杜甫的辞条，全部请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注释组人员郑庆笃、张忠纲、焦裕银、冯建国四位教授撰写。这就使《唐诗大辞典》中诗人部分的辞条具有与其他辞书明显的不同。人们如将各种辞书合观，当不难发现。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地区的学者在诗人行历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其中成绩最为突出者，如陈尚君同志等人，在发掘逸诗的同时，对许多中小诗人的事迹也作了甄辨。诗人辞条汇集后，我又商请陶敏同志帮着复看稿子。陶敏对唐代文献的熟悉与专精，那是学术界一致公认的，他把个人撰写的《全唐诗人名考》时的考订心得全部融入了辞典中，从而使《唐诗大辞典》中诗人部分的写作质量又有了新的提高。

上述诸撰稿人，都能抓紧时间，在规定期限内交出草稿，这对保证全书按计划编纂完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他们的支持，我很感谢；对于傅璇琮、许逸民、周祖譔诸先生的支持，我也一直铭记在心。

“著作”辞条的撰写，也有其难度。撰写某一辞条的人，对这一部著作，如没有读过，或是读后不能掌握要领，那是无法拟稿的。我们对唐诗方面的专家作了广泛的调查，分头约请他们为研究有素的著作撰写辞条，也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全部四百馀条，内容极为广泛，例如一些流传不广的总集，如《唐诗正》《寒瘦集》等；一些奇特的版刻，如“颜色套印唐诗集”等；近代新发现的资料，如“敦煌遗书中之唐诗”等，有关唐代诗歌的诗格类著作，如《缘情手鉴诗格》等；以及域外有关唐诗的钞本，如《新撰类林抄》等，都有介绍。一编在手，可对许多不易找到答案的疑难问题有所解答。

可以说，《唐诗大辞典》中的八类文字，集中了八十年代的研究成果，包括最近取得的一些新的资料和新的观点。因此，此书是对前此的研究成果所作的全面总结。

除正文八类外，我还设计了三个附录，一为“唐诗文献综述”，二为“唐诗大事年表”，三为“唐代地理分图”。这些都是为指导读者作进一步研究而撰写的。“唐代地理分图”部分，可以利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唐代部分的已有成果，加上唐诗中经常出现的地名，今古对照，按道分制，使读者便于掌握与领会。这对读者甚为有用，但后因印制地图在技术上要求很高，编制不易，只能付之阙如。

《唐诗文献综述》内分文集、史传、小说、谱牒、碑志、壁记、登科记、书目、诗话、艺术、地志、政典、释道书等十三类。说到“文献”，则范围至广，似乎无所不可包容，例如类书等，均可列入，但限于时间，也限于学力，只能限于上述数类。况且这一附录按原定计划只能写上五万字，与《年表》合在一起，字数不能太多。

这五万字，写得还是比较顺畅的，前后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大约个把星期写好一类。我因平时工作就比较忙，教学、行政与社会活动老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时见缝插针进行突击，可以说是艰苦奋斗。因为牵涉至广，而我步入唐代文学研究领域只有十多年时间，还不能做到全身心的投入，因此每当概括某一类文献的来龙去脉和必须注意的要点时，常有力不从心之感。但我黾勉从事，力求融会贯通，深入浅出。经过这一番奋斗，自觉也有一些提高。过去从事唐代文学研究工作时，因为工作忙乱，头绪繁多，只是干啥学啥，从未系统地积累过资料，梳理过问题，这时逼着自己构拟出一个唐诗文献研究的体系，对各类问题进行系统的清理，这才看出自己的长处究竟在哪里，不足在哪里，从而对该补的知识尽可能地作了一些弥补。

莫砺锋同志负责编纂《唐诗大事年表》。他在博士生阶段主要从事宋诗研究，毕业至今还不到六年，承担《年表》的编制，驱使材料，已能运用自如。程千帆先生培养学生时，极为注意文献学方面的训练。从莫砺锋编制《年表》的过程来看，或从这份《年表》的质量上来考察，可知我们培养学生时注意文献的努力方向，还是颇具实效的。

自拟定编写方案，约请撰稿人，到稿件陆续寄来，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因为撰稿人的总体水平很高，这就为全书的按期完成提供了基本保证，但也有个别撰稿人交出的稿件未能达到预期的质量要求，有的撰稿人还按平时的书写习惯撰写，与统一规定的体例不合；有的将稿子一交了事，也不复核原文，留下明显的错误。为此我们又作了最后的审订和加工，由副主编莫砺锋同志负责初审，并统一体例；我作为主编，负责定稿。最后由另一副主编严杰同志负责复核。严杰同志对唐诗文献颇为熟悉，工作态度认真负责，由他最后把关，又扫除了不少错误。三人集中办公，采取流水作业，工作效率很高。事后江苏古籍出版社的负责人和责任编辑曾感叹地说，编写工具书，像我们这样，主编和副主编亲自动手，做审订和复核工作的，不多见。由于我们在定稿时认真地作了审订和加工，故全书风格一致，各部分相互照应，这在目下的工具书中也是不多见的。

全书完成，我们又一次发动大家进行检查，看有没有什么遗漏或差错。这时发现还有几十个问题需要补充，诸如著作、诗体、典故等方面，都有一些缺失，我等随即组织人力分工弥补。全书最后的一大类“胜迹”，就是在最后阶段决定添加，并由大家分头撰写而补入的。

为便读者查检，我们编制了一份四角号码的综合索引，诸如诗人的排行、别号等，都可循此检索。当时大家还不会使用电脑编制，只能将辞条一一先制成卡片，然后编排。时当暑假，南京有“火炉”之称，我们古典文献研究所内的一些同志集中在一起，突击了两个月，终于如期完成交稿。

我们与江苏古籍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配合得很默契，稿子分批交出，他们作了技术加工后，立即送上海印刷三厂用电脑照排。交稿后立即审稿，排版后立即校对，循环往复，进展甚速。但最后一校，连带印好后装订成册，只留下两个月的时间。出版社派出四名精干的校对人员，加上我所严杰、程章灿二位同志，一起到厂里坐镇。任务紧急，日夜突击，大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如果没有出版社与我们编写人员的紧密合作，没有我们编写人员忘我的奋斗精神，那么这本辞典也就无法如期完成。

出版社提出，可以加上彩色插图八幅，封面也可用彩色图片印制。为此我又勤翻有关图谱，挑出了与唐诗有关的几种古画与碑刻。插图首页为清道光十四年芸叶盦刊五色套印本《杜工部集》的书影，此书用五色套印，可以反映出我国古代印刷艺术方面的先进技术，而且色彩斑斓，效果极佳。三幅唐代绘画，《游骑图》《宫乐图》和《韩熙载夜宴图》，分别反映盛唐、中唐、晚唐五代时期的民情风俗和服饰器用，其中《宫乐图》一幅原藏台湾“故宫博物院”，是根据该院一种画报上的图片复制而成。其他两种古画《游骑图》《韩熙载夜宴图》和杜牧的《张好好诗》真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提供的反转片印制。敦煌莫高窟156窟壁画《张义潮出行图》，据敦煌博物院提供的反转片印制；宋拓《慈恩雁塔唐贤题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供的相片印制；日本真福寺珍藏的唐钞《翰林学士集》一幅，则根据日本某出版社的《唐钞本》一书印制。这些图片都与唐诗有关，分别反映了唐代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且材料可贵，可使全书文字相得益彰。封面上的图片则采辽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周昉《美女簪花图》，诸仕女雍容华贵，与唐诗的整体风貌相吻合。

唐代文学国际会议如期于1990年11月21日至25日在南京大学召开，江苏古籍出版社及时派车赴上海运回此书，我们将此作为一份厚礼赠送给与会代表，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江苏古籍出版社的负责人后又委托程千帆、郁贤皓二先生向与会的代表和若干专家征询意见，得到了好多专家的回应。他们选出大陆的程千帆、王运熙、罗宗强；台湾地区的罗宗涛；日本的松浦友久、村上哲见六位教授的意见，编成专辑，以《创新·完备·精到——海内外专家学者谈〈唐诗大辞典〉》为题，发表在《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5期上。六位教授对《辞典》作了全面的评述，指出这是一本有用的书，质量很高，总结了当代唐诗研究的成就。全书容量大，包罗极广，融知识性与学术性于一炉，言必有据，很少废话，在文献资料上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我本人作为会议的主持人和《辞典》的主编，身体几为繁重的工作所压垮，中间曾生了一场大病，连续发了七天高烧，免疫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但看到会议的成功和《辞典》的如期出版，则又深感庆幸。我中文系古典组和古籍所内的全体成员齐心协力，并得各方友好人士大力支持，共襄盛举，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唐诗研究领域中取得集体成绩的一件大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