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学术　浴火重生 ——学术史研究之一端

有些建树多端的人每自称“杂家”。我做的事情很杂，读的书也杂，但水平有限，无法成“家”。只是身在高校工作，总得拿出几本书来。由于工作需要，长期充当“勤杂工”，也就与“杂”字结了缘，写的东西五花八门，也就有了“杂”的特点。

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总算与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工作沾了一点边。1956年年底考回南京大学读副博士研究生，从胡小石师学习金文、甲骨与《说文解字》，洪诚先生为中央大学的老学生，也来一起听课。“文革”之时，重新修订《辞海》，南京大学承担《语词分册》中的最后几十个部首，洪先生完成修订稿后，希望有人帮他看一下，系里先提出一位专攻古代文学史的老教师，后提出一位专攻文字学的老教师，帮助洪先生定稿，洪先生不同意，提出要我帮他看一下。当时强调的是观点与理论方面的问题，一般老教师很难对付，或许我年岁稍轻，读过一些理论书，教过几年批评史，故而洪先生让我去复看一下的吧。或许他也看到了我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过文章，也学习过《说文解字》，所以想起我来的吧。

“文革”后期，中央“文革”还在兴妖作怪，闹起什么法家著作来了，南京大学接受命令承担《韩非子》的整理工作。从新的学科分类来说，韩非的著作已属哲学范畴，因此参加注释工作的人，哲学系的教师居多，但要有懂得训诂的人把关，总得从中文系内挑一个人出来参与，这时也就想到了我，于是我又转换岗位，与《辞海》暂时告别。那时中文系的其他教师也在注释“法家人物”曹操的诗文。曹操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中文系的教师干起来很对路，我则属于可以跨行作业的杂牌教师，也就承担起《韩非子》的统稿工作来了。

改革开放之后，新的领导人着手为过去遭到迫害的专家平反，一些杂志开始约请各方人士为老专家写传记。山西的《晋阳学刊》、北京的《文献》杂志，都到南大中文系来联系，让人写一份罗根泽先生的学述。系领导找了一位教师负责，最后没有完成，或许是罗先生建树很多，有些方面的贡献，如诸子研究等，中文系的教师不太能适应，于是又想起我这个杂七杂八的人来了。

罗先生是我的老师。发扬师门学术，自是学生一辈义不容辞之事，幸亏我在评法批儒时读了一些诸子百家的书，故能勉强应对。罗先生在高校工作一生，生活很不稳定，学术正处高峰时，恰值抗日战争发生，流离颠沛，缺少长期追随他的学生，因此一一能够追溯他的学术生涯的人不多。我的那篇《罗根泽先生传》，后来多次发表，时而改名《罗根泽先生在学术领域中的多方开拓》《罗根泽先生在三大学术领域中的开拓》，应该说是反映罗师学术成就最为完整的一篇文字。

1985年，程千帆先生主办了一次黄季刚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与会者很多，大都属于章黄学派中人，递交的论文大都集中在语言文字方面。千帆先生以为季刚先生建树多端，绝非小学方面可以概括。《文心雕龙札记》水平甚高，影响深远，而我正在开《文心雕龙》的选修课，因此让我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刚巧其时千帆先生让人把诸祖耿等整理的章太炎国学讲演稿印了出来，里面提到民国之初北京大学的一段往事，主《文选》的黄侃与主桐城的姚永朴曾发生过一场冲突，由此我就想到这一时期的骈文、散文之争，表现为《文选》派与桐城派的冲突，北京大学学坛上的这件往事，可谓新文学运动起来之前古代文学领域中的一次回光返照式的谢幕。随后我就写了一篇《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反响颇大，一些研究近代学术发展史的学者常加引用，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文心雕龙札记》，列入“蓬莱阁丛书”，即以这篇文章为导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步入改革开放时期，学术界颇呈蓬勃之势，中华书局创办了一本《学林漫录》，集中介绍学人的一些轶事。中央大学时期集中了一大批学界名流，傅璇琮先生就约我为本师胡小石先生写一点东西。胡先生殁于1962年，方光焘先生当时就提议让我写一篇有关教学方面的文章作纪念。胡先生特别能讲课，在老辈中非常突出，方先生就说你可以写一篇这方面的文字，好让外界有所了解。方先生眼光独到，他说国内学者纪念老师时常讲些学术活动或学术建树，国外有些教授水平很高，但不留下什么东西，而教学水平特高，对学生影响很大，一些学生就从他的教学方面加以论述。方先生的这番开导，我记住了，但自知力不能逮，迟迟不敢动笔。况且其时极“左”思潮愈演愈烈，当时要想让这类揄扬学术权威的文章面世，困难很多。时移势转，大家都想看到一些过去被压制下来的有用知识，我就想到利用这次机会完成宿愿，于是就写下了一篇《胡小石师的教学艺术》。

不论是黄侃，还是小石师，早年即身负重望，但一直不太写东西。我时常与千帆先生讲起小石师在文学史的建设上有重大贡献。但他只留下一本在上海一家小出版社匆促印出来的《中国文学史讲稿（上册）》，大家不太容易看到，也就影响到此书的传播，难以获得相应的称誉；程先生听过胡先生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课，与我的看法一致，他就叫我把这些看法写出来，随后我就写下了《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的重要历史意义》《胡小石先生与中国文学史研究》等文，向外发表。

我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入大学的，旧时流风遗韵尚存，老师喜欢学生前去提问，我就常是前往胡小石师、汪辟疆师家中请教，他们对抗日战争之前的一段生活很怀念，经常讲起与王伯沆、吴瞿安、黄季刚、汪旭初等人交往事，汪师还拿出一把九教授结社题诗的折扇给我看，可见其时诗酒风流的盛况。我在与师辈的交往中，听到过一些文坛掌故，后来与学生辈交谈时，也会偶尔提及这些往事。当今的学生对“文革”之前的事已有隔膜，对抗日战争之前的事更感陌生，而今学风又已改变，中央大学时期的学者业已恢复名誉，报章杂志上也常见介绍，内中时有不实之处，因而在有些场合，我也时而讲些前辈学人的掌故。

实际说来，我是不太喜欢把师辈的事常挂在嘴边的。“文革”之前，这会被人视作吹捧封建学者，不合时宜；“文革”之后，在学术界活动，动辄提及名师，会被人视作招摇。自知本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用不到捞什么虚名。小石师、辟疆师交游广，桃李满天下，我自可借重他们的名义去一一登门拜访，而这与我的本性相违。我不喜欢拉关系，访名人，只愿以文会友，因此我在出席大小会议时也很少拜访他人。

“文革”之前，运动不断，知识分子稍有不慎，便会引起麻烦。我很明白，自己的性格不容易适应严峻的政治形势，因此我的处世之道是“君子随遇而安，一切顺乎自然”，从未想过抛头露面，青云直上，然而情况的发展出人意料。1980年后，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任务不断出现，我为师辈连续写下了一些纪念文章。这些方面的介绍，无疑也是学术史的重要内容。这些工作本属无心，却是为表扬东南学术尽到了一份责任。

目下“东南学术”这一课题已经引起了各界的兴趣，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好些研究近代学术史的学者已经视作研究对象。作为长期在南京工作承上启下的一名教师，自然会进入这一行列。实际说来，像吴梅、黄侃、辟疆师与小石师等人，早年都曾在北京学习或工作过，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抗日战争之前，才陆续汇集到南京来的。总的看来，这一些人确是呈现出某些共同特点，他们大都出身于书香门第，在清代末年开始求学，民国初期逐渐成长。早年接受的是清儒传统的培育方式，训练比较规范。因此他们的教学与研究，能够贴近古人心灵，并不纯属理性方面的解读。

东南学术的几位代表人物都在中国文史的领域中分别作出了贡献，如黄季刚的经学、小学、《选》学与《文心雕龙》的研究，小石师的文学史、楚辞、诗歌、书法史，辟疆师的唐人小说、清诗、目录学、《水经注》研究等，都有开拓新局面的作用。东南学术后来受人重视，也就为这一群体恢复了历史原貌。

程千帆先生为发扬东南学术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在求学阶段亲炙这些大师，颇得各家真传，因此他的治学，能够体现这一学统的特点。他提出，治学应重文献学与文艺学的结合，而重文献之说，即承清儒朴学而来。

千帆先生早年有《文论要诠》（后改名《文论十笺》）一书行世，首列章太炎的《文学总略》，后有章学诚的《文德》《古文十弊》等多种，说明其时他很重视章氏“大文学”的观点，而与时人普遍倾向纯文学的看法不同。后来他又提出“两点论”，且付之实践。除学习理论、注重文献外，还要背诵名篇，从事创作，培养艺术感觉，以为这样才能深刻领会前人的诗意。因此，他在培养学生时，也要让他们写作古文与创作诗歌，全面提高他们的修养。

就我而言，情况就很不相同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父亲长期失业，家庭逐渐陷入困境。他本是学中文的，这时感到此路不通，因此不让我走他的老路。当时社会上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说，父亲就让我偏重理科。家在乡下，兵荒马乱，读读停停，差不多半年、一年就要换一所学校。休学两年，跳级两次，学的知识都不联贯。高中分班，进入理科，又因基础太差，只能似懂非懂地应付。三年级开始时，就发现肺病，卧床三年，把过去积累的一些零碎知识忘却殆尽。新中国成立之后，只能以同等学力报考文科，进入南大。虽有名师指点，然因基础太差，无法达到老师的期望。

1956年年底重回高校当研究生后，对中央大学的学统认识深入了一些，颇欲循此培育根本，然而笔头功夫却已无法达标。有时也写写诗，锻炼锻炼笔头，自觉水平不高，形成不了个人特色，与师辈距离过远。这既要天分，也要花功夫，我则自始至终困于杂务，无法细水长流地磨炼出水平。怎么办？这就得另辟途径来弥补。

我教过几年文学批评史，读过一些诗话词话。其中一些高水平的著作，虽仅寥寥数语，却能抓住根本，对一代诗风或一代名家的成就作扼要的点拨，帮助你掌握要领。因为诗话作者的生活环境与接受的教育比较接近评论对象，他们的见解不大会隔靴搔痒，不像当代一些学者那样，纯靠一些现成的理论去硬套，因此我对一些著名的诗话下了些功夫。例如1986年应邀参加福建邵武纪念严羽的会议，我就写了一篇《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得到与会者的好评。其后我写《李白评传》，叙及李诗在形式技巧方面的创造与贡献，也就大量引用前人成说。陈伯海编了一本《唐诗汇评》，收入各家评论甚多，我就从中挑取一些切当而有启发性的评语，供读者参考。

由上可知，我们培养学生时的关注之点，重视从传统方面寻求解决问题。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这种培养的方式很对路。时至二十世纪后期，莫砺锋等几位博士生陆续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后，大家开始注意南京大学的这一群体。赵昌平在《评程千帆吴新雷先生的〈两宋文学史〉》时就提到：“由于出版工作的职业需要，我常注意各研究单位的学术动态。总感到南大中文系，至少是中古段的群体力量是学界的一股新气象：有老成典型的带头人，有功底深厚的若干中坚，更有一批虎虎生气、成绩突出的后起之秀，尤可贵者是能彼此紧密合作，有发展成鲜明特色的学派的趋势。”傅杰在《书林漫游录》中论及余历雄的《师门问学录》而提到我时说：“在教书育人方面，他与程千帆先生共同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学生，成为国内古典文学人才培养的最为成功的范例，已是当之无愧的教授之教授，博导之博导。”这对我来说当然受之有愧。前此我与千帆先生也讨论过，学派之说不敢当，但我们也确是在努力，怎样把我们师辈的学风继续发扬。不论从千帆先生提出的文献学与文艺学而言，还是从我后来提出的文献学与综合研究而言，都可说明我们都很重视培育文献学方面的基础，而这正是继承了清儒朴学的优秀传统。

1992年9月21日，我在主持程千帆先生八十寿辰庆典之后陪同他与部分弟子合影

左起：陈书录、蒋寅、巩本栋、程章灿、张伯伟、莫砺锋、曾广开、曹虹、张宏生、姚继舜、王青

南京大学举行程千帆先生八十寿辰庆典，当晚举办昆曲演出招待会，我陪同众贵宾上台慰问演员

左起第二人章培恒，第四人程千帆，第六人匡亚明，第九人周勋初，第十人傅璇琮

南京大学重视文献的特点，得到了同道的认可。1999年我在参加哈尔滨师范大学主办的“全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博士点新世纪学科研究发展讨论会”时，曾与北京大学周先慎教授论及全国各大学培养学生的特点，他就认为我们这里的人文献学基础较好。我也曾说过，我们这里的人写的东西水平如何任人评说，而在文献的处理上还不至于有多大毛病，总想做到植根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绝不望空立论，歪曲材料，甚或偷袭他人成果。

就在今年暑假中，教育部指定我校举办一次“2013年度中国文献学暑期学校”，为全国研究生搭建一个学术交流平台。这也是对我们重点学科治学特点的认可，我们当然感到高兴。为了组织好教学，学科内的教师都踊跃参加，还请其他高校的教师来授课，甚至还请了不少日本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地区学者前来授课。因为我们早已认识到，汉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世界各地都有一批学者在做研究，其中就有不少在文献学方面卓有建树的学者，我们应该请他们来传道，帮助这里的年轻一辈打开眼界。

一些参加学习的研究生先后来信，表达他们的感受，韩国成均馆大学学员苏岑说：“文献学是整个学术和文学研究的基础，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文学欣赏和理论分析都必须建立在充分可靠的文献基础之上，否则就会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得不到令人信服的结论，我想这正是这次南大的文献学习班举办的出发点之一。”北京大学学员朱锐泉则联系南京大学的历史与现状，云是“如果纵观汪辟疆先生《目录学研究》、程千帆先生《校雠广义》，以迄《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五辑‘中国文献文化史’专号，不难发现南大古典文献研究的传统是老树新枝、旧曲重翻。古人云‘校书如扫尘，旋扫旋生’，当我从崭新的仙林校区回到鼓楼，目睹完成兴建或粉刷的楼房，与另一些尚在大兴土木的工地，不禁感慨这座学校的发展志向与重建魄力”。这种认识，也是我们长期探索不断开拓的结果。

时至中国国门大开之后，大家从前时的观点至上转为方法至上，以为只要掌握了新方法，就可在古代文史的研究上打开一条新路，于是大家竞相引进境外的种种新方法。不管是民国时期已经有人介绍过的学说，还是当下欧美最新潮的方法论，都有人引进与倡导。我与千帆先生讨论过，觉得国外的那些研究方法或是成功经验，是从他们的研究对象中总结出来的，用在中国传统的文史研究上，往往凿枘难合。与其这样，还不如挑选一些我国学人文史研究方面的名篇，进行具体分析，看他们采取了哪些研究手段，才能取得成功。这样做，既是一种学术史的研究，也是一种方法论的探讨，对学生来说，可能更实际，也容易操作一些，于是我便开了一门“近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的新课。

我以王国维、陈寅恪为例挑选了五篇文章，逐一讲解。工作得很吃力，讲得很细。一学期下来，只讲了四篇，但同学们表示欢迎，认为有收获。其他高校的教师闻讯也仿此开新课，也有人来索取讲义作参考。

我选了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汉魏博士考》二文，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论韩愈》《韦庄秦妇吟校笺》三文，进行分析。大家不难看出，这些文章并非目下中文系的教师所普遍认可的文学研究，而是一种文史方面的研究。这也反映出了我的治学特点，不想局限于纯文学方面的研究，而是喜欢从源头上探讨，从学术史的高度来俯视文学。我认为，这样考虑问题比较切合中国古来做学问的实际情况。

我也不想从章太炎、黄季刚等人讲起。从学术史的发展来说，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研究工作更有新意。因此，我在介绍东南学术时，眼睛并不盯在家门口这一块。我讲罗根泽师的学术，也介绍朱东润先生的贡献，这样才能见到中国学术的整体。

就以东南学术而言，内容也很多样，即如小石师的研究楚辞，就运用了宗教学、民俗学、神话学与地域文化等方面的知识，我在他的指导下，研究楚辞，也就带有同样的特点。其后我把这方面的知识用到李白研究中，同样呈现出了这些特点。因此，我所主张的研究方针是文献学与综合研究。因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容极为多样，研究的对象各不相同，人们自可从各种不同角度进行考察，运用多种不同学科的知识帮助解读。

2000年时，江苏古籍出版社为我出了一套七卷本的《周勋初文集》，《文学遗产》编辑部邀请程毅中先生写了一篇书评，题为《寻求新朴学发展的道路》，内云：“文献学和综合研究，体现了一种具有朴学精神的治学方法，也许可以说是开拓了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史研究的道路。”他还联系实际，对我的治学道路进行评述，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一版，2000年10月第二版

云是：“在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在生搬硬套前苏联教学制度的专业分科下，在过分强调理论批判的空气中，有几个人敢讲朴学家的传统呢？而周勋初则是比较自觉、比较坚定地遵守他的师法，不怕‘学风陈旧’‘观点不行’等议论讥笑，默默地、刻苦地走自己的路，终于取得了令人歆羡的成绩。”（2001年第4期）

也就在本年度（2013年）这个八月，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在上海书展上发布了“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入选书目”，共计九十一种，我有三种入选，即《唐语林校证》《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册府元龟（校订本）》。有人称誉：“入选数量之多，独一无二。”细想起来，当以三书性质有别，各有其独特的贡献，才能得到众多专家的青睐。像《唐钞文选集注汇存》，材料远在海外，如果得不到各方朋友的支持，仅凭个人努力，根本无法完成。由此可见，其时我们已与国际汉学界建立起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1993年时，我把研究当代学术的文字集合起来，编成了一本《当代学术研究思辨》，问世之后，反响颇佳，不少学校用作教材；内中一些文章和观点，也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

其实我对此书还是并不太满意的。因喜泛读，除了王、陈二人之外，本来还想对其他一些学者进行研究，如胡适、顾颉刚、钱穆、闻一多、郭沫若等，都曾关注过。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些人的资料还未集中，胡适等人尤甚，而我又不可能花大量精力从积累资料做起，这样本想开展的学术史方面的研究，未能全面铺开。

也就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北京三联书店来约稿，让作五万字的文章，对近百年来古代文学研究进程作一总结。这一出版计划，后因所约各家未能如期交稿，最后作罢，我也写得匆匆忙忙，未尽所怀，却又舍不得把稿子丢掉，最后命名《西学东渐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编入了《周勋初文集》第六册中。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第三版

每当想起当代学术方面的研究，总有一种难舍难分的感觉。对此我有兴趣，也有一些积累，但想要深化与扩大，却是心有馀而力不足。改革开放之后，任务日重，教学、行政、社会活动、对外交流，常是压得喘不过气来。身为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必须全身心投入，不能光考虑个人的学术成就，应该做好多方面的工作，才能对得起国家、学校与各有关单位，也对得起学生。我体质素弱，反应迟钝，忙忙碌碌过了二三十年，各种担子陆续卸下之时，已是衰朽馀年，不可能再投入繁剧的研究中去了。

我想，学术史的研究应是大有可为的。近代学术史的研究，更有很多新的领域可以开拓。不光是东南学术尚有许多文章可做，就是蜀学、湘学、粤学等，从清末发展下来，分别作出了贡献，而且各有其特点。即以蜀学而言，为什么会有廖平、吴虞等人出现？一代今文学大师廖平，下开广东万木草堂康有为一派；胡适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出于今文而又变得如此激进。蜀中学人旧学基础之深厚，大家都知道，那又为什么定要出川之后才能扩大影响？蜀人自云“出川后是一条龙，不出川是一条虫”，古今似乎都有这种现象，这种地域文化又是怎样形成的？

近百年来，中国一直处在急剧的转型过程中，新旧学风冲突，也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多趣闻。创作领域中有京派、海派之说，据云学术界也有所谓“京派”“海派”之分，这又如何区别？如能成立，又将如何论证？在当时认为先进的民主圣地又有良好的学术环境的西南联大，刘文典为什么还能享有这么高的尊荣？后来名闻天下的沈从文，为什么没有得到相应的对待？这里就有很多内容可以挖掘，可以探讨。二十世纪下半期，在一次次的大批判运动中，上级号召，全民动员，声势之大，亘古未闻。上峰云是“批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但至今似乎尚未见到有人总结过“立”在哪些地方。而那些挨“批”的文字，不论是所谓观点落后，或是所谓烦琐考证，反而又博得了大家的青睐，历史到底在开什么玩笑？如从学术史的角度分析学风的冲突与演变，不但内容丰富，而且富有情趣，可觇世运之变迁，还可看出中国人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