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掌难鸣　得道多助 ——感谢学术旅途中的一些同道

古人说：“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有人可能会不同意。因为目下已经进入网络时代，此中高手从事研究时，只要掌握电脑技术，各种资料都可络绎奔赴手下，足不出户也可经营策划，完成预设的课题。因此学术道路上要有朋友的帮助，似乎不必再去留意，只要利用新技术，就可收到博闻多识的效果。我不懂电脑，从事科学研究，除了在家坐冷板凳外，还常要跟人打交道，想要办成一些事，都要得到大家的帮助。应该说，我出的每一本书，都曾得到他人的帮助。其中《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和《宋人轶事汇编》二书的完成，情况更为特殊。只要在某一个环节上无人伸出援助之手，就难以完成。其中的曲折，常是萦绕心头，其中充满着温馨的情谊，似可提供大家分享。

1994年9月，日本国立奈良女子大学的横山弘教授陪同我去天理图书馆看书。这是一所天理教设立的图书馆，藏书的丰富，位居日本前列。所藏中国的古籍，不论是宋版书还是唐钞本，都可填补我国国内藏书的空白。限于时间，我也无法多看，只是浏览了几种古钞长卷。回家时，则借出了一套《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书》，因为内有初唐四杰中的王勃死后不久就传到日本去的《王子安集》和残存的《文选集注》。这是国内看不到的珍贵文献，我得借出来好好读读。

这套丛书是在太平洋战争前后出版的。限于当时条件，印数很少，传播的面很窄，中国学人，包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都很难看到，日本的很多文教单位也没有购置。横山弘从京都大学毕业后，就在天理大学教书，与该馆负责善本管理的金子和正研究员熟识，他就利用这一因缘，又借助我当时的“国外学者”身份，把这套书借出来一个多月。

这套书用珂罗版影印，纸质优厚，开本宽大，特别沉重。幸亏那天一起去天理的还有两三位女学生，大家一起帮我搬回了奈良。

经过一番考虑，我决定把二十三卷左右的《文选集注》复印后带回国。大平幸代同学帮我复印。这时我看到，日本女孩子工作时的认真，出乎我的想象。每一页纸她都要印得方方正正，清清楚楚。日本学生中的很多人都要打工赚学费，我不能让她白干，与横山商量后，付出了八千日元劳务费，聊作报酬。

1994年9月在天理图书馆内阅读古钞长卷。左起：坂井多穗子、大平幸代、周勋初、横山弘

计算下来，光复印一项，就超出了文部省给我的十万日元图书资料费，不够的部分，横山用专业中的经费给垫上了。假如这书放在图书馆内复印，还不知要贵出多少。

1995年时，郑州大学举办“《文选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应邀前往，发现国内《选》学界困于前时的闭关自守，对外面的情况不太了解。其时台湾地区早就把《景印宋本五臣注文选》印出，国内却还有人在讲世上无五臣注宋本。关于《文选集注》，也很少有人知道情况。我就应邀向大家介绍了境外的一些珍贵版刻。大家知道我有一份《文选集注》的复印件，又认为我与出版界的关系很多，于是就有人提出让我把《文选集注》公之于世，让大家分享这一珍贵资料。

我知道，这书早就残佚，还有一些残卷分散在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和国内各地，情况复杂，要想搜集完备后推出，绝非易事。仅把手边《旧钞本丛书》中的二十三卷复印件印出来，无疑是不够的，这得多与各地的朋友联系，让他们一一帮助我解决困难。

这书是由内藤湖南与狩野直喜两位教授经手印出的，版权属于京都大学文学部。这是最为重要的一关。幸好我与该校文学部教研室负责人兴膳宏教授早有交往，相知颇深。这次我到日本讲学，他也是邀请人之一，为此我还到京都大学去做了一次演讲。京都大学文学部的一些教师，老的一辈，如清水茂；年轻一辈，如川合康三、平田昌司、木津祐子，我都熟识。他们都知道，当年罗振玉卖掉了日本的住所，委托上述京都大学的两位教授专门用来出版中国流传到日本的旧钞本，才有了这套丛书的问世。他们都是研究汉学的专家，对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向来热情参与，于是当我向他提出这一要求时，便立即应允了。

尤为难办的是，流失在台湾“中央图书馆”内的《文选集注》第九十八卷如何迎回？这是一件接近完整的长卷，内有干宝《晋纪总论》和范晔《后汉书·皇后纪论》全文，中多珍贵的异文，如果不纳入新辑的书中，那就是致命的缺陷。只是两岸隔绝已久，人地生疏，当时又是李登辉在台上，对大陆不友好，如何去商谈，有些茫无头绪。

恰好1995年时我有一次去台湾的机会。两地的“中央大学”与金陵大学校友已经建立了联系，开展文化交流。1993年时，南京大学举办过一次“海峡两岸文学研究新趋势研讨会”，接待过台湾学界中人，至是台湾“中央大学”邀请江苏的一些人士前去，而以我校教师为主。同时我还接受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委托，寻找一家单位联合举办一次两岸古籍整理会议。到了台湾以后，经与众多朋友商讨，认为此举可由汉学研究中心承担，为此我就必须与该单位建立联系。

汉学研究中心是设立在台湾“中央图书馆”内的一个机构，本身独立，不负责图书方面的具体业务，而又可以动用馆内的藏书与文献。我与中心负责业务的刘显叔先生本无一丝因缘，然初次见面后即很投缘，立即决定明年举办两岸古籍整理研讨会，他们那边立即着手筹备。

这次行色匆匆，忙着到好多学校去讲演，幸亏我于1996年时又有两次机会去台湾开会，每次必与刘显叔会面，我也就提出了《文选集注》第九十八卷的问题，没想到，他一口答应帮我解决。

刘显叔是日本京都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熟知京都学派在汉学上的贡献，对于《文选集注》的价值，也深有所知。对于我正在进行的这项工作，大力支持。按照当时情况，如想用个人或单位的名义去申请让他们提供这一珍贵文献的复印件，那肯定要碰壁，于是我们决定以交换珍贵资料的方式解决。因为台湾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文化单位本有这项规定，单位与单位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可以进行资料交换。为此刘显叔还特为制作了一份胶卷，及时寄来，且附其已故友人著名学者阿部隆一《中国访书记》中的相关论述，供我参考。

中国内地的资料相对好办。我知道，天津艺术博物馆内藏有周叔弢捐献的一种《文选集注》第四十八卷的残卷，恰好上海古籍出版社筹印《续修四库全书》，已经取得胶卷，可以用来印入《汇存》。

1998年11月，与刘显叔游览乌来山时留影

陈尚君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邀，参照李善注本，为《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中的文字重新编次，发现第七十三卷中缺了两页。我得知后，经复查，发现罗振玉印《唐钞文选集注残本》时文字无缺，原来是此卷原藏者田潜从中裁取了二十行文字，本拟留作纪念，后来又卖掉了，最后流入了北京图书馆。恰好北京大学的傅刚在做博士论文时曾到图书馆去查资料，发现了这二十行字，且附有田潜的题记。他告诉我后，我即与馆内负责业务的部门联系，通过正常手续，得到了所需的照片。

万事俱备，只待开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在《古籍新书报》上作了介绍，预告此书即将出版。恰在这时，横山从日本的《中国中世文学研究》36上看到了富永一登、衣川贤次的一篇文章，得知东京的成篑堂文库中还藏有一页《文选集注》第六十一卷中的残片，计有文字二十五行，他立即告诉了我，我随即通知上海古籍出版社，等我拿到这页残片后再行开印。

横山随即与成篑堂文库商洽，希望他们提供照片，然而御茶之水图书馆规定，这类珍贵资料只能前去阅读，用铅笔抄写，不能提供照片。不得已，我们就只能以促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学术界共同推出《唐钞文选集注》为题，由横山打一正式报告，将情况说明，请求他们支持。这里还有一些复杂情况，原来御茶之水图书馆是东京府府立的，成篑堂文库是由财团法人石川文化事业财团经营的一个私营书库，是在彼邦著名学者德富苏峰藏书的基础上建立的一个文化单位，他们对此态度郑重，要由董事会开会决定，结果拖了几个月后方才解决。他们还附有要求，规定这一残片只能用于《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书中，两个月后照片必须寄还。

我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又想到，这书的出版应该能对《选》学的发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但对一般读者来说，还应该作些介绍。即使对于专家来说，也要作些必要的说明，因为中国的学术界于此还会感到陌生。有关此书的研究文字，国内一无所有，这就只能仰求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的朋友多多提供。对我来说情况也很困难，各方面的知识得从头学起。为此我花了很长时间，慢慢理出头绪。反复打磨多次后，才算是完成了这篇《前言》。

在这过程中，我也作了一些研究，例如依据田潜在第七十三卷中的题记和书中的藏书印章，考知此书并非如人所说的原藏于宋代荆州田家。只是田潜其人情况难明，山东大学的杜泽逊随即来信告知，王重民在《中国善本书提要》的《论语集解》十卷提要中曾有过介绍，由此我就慢慢地了解到了此人的历史。

为了写好《前言》，有的学生帮我将日文中的重要资料译成汉语，台湾东吴大学的王国良教授帮我复印该地学者的相关文字，牵动的人可真不少。

进入新世纪之后，一些朋友来信说外面已经买不到《唐钞文选集注汇存》，此时日本则又发现了一些《文选集注》的残片与残卷，我就筹划出一种增补本，也好将初版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与误字纠正与弥补。恰好我古籍所要在2011年8月承办一次“《文选》与中国文学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就与日本学界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商洽，赶在会议前夕推出新书，向会议献礼。

此举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总编赵昌平与助理奚彤云驱车至南京面洽，计划出书的时间与印制规格。时间较紧，但能完成。而我要求保证高质量，日本方面提供的四种残片与残卷，必须插入原来的卷子内，俾使全书浑然一体，这得将第一卷重新制版。昌平当即答应了我的要求，封面与附录都重新设计与编排，遂使此书的质量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为了求得这四件新发现的材料，也是大费周折。这些珍贵文献都属私人或私家所有，如果他们不同意，那就一无办法可想。横山弘所藏《南都赋》中的一页残片，当然没有问题，他一直在为谋求这一大书的出版而努力。东京莲念寺中珍藏的《杂体诗》中的十行文字，原是从京都思文阁古书部中购得的，横山与该阁中人熟识，经思文阁与莲念寺联系，也就得到了该寺住持的慷慨支持。其他两种，《南都赋》中的另一片计四行文字，刘休玄《拟古》中的六十四行文字，则均藏于佐藤道生处。前者已正式发表，藏者表示已可提供，后者则尚须待以时日，他要在研究过后再向学界公布。这就必须等他的工作告一段落后再着手。

佐藤道生是日本东京庆应义塾大学讲授汉学的教授。关于《文选集注》，已有好多成果发表，这次要将这一珍藏的重要文献公之于世，不论从本人的研究而言，还是从文献的收藏价值而言，都是至为重大的事。然在时隔数年之后，他终于如约将复印件交付此间出版了。我与佐藤先生不熟，横山弘、芳村弘道二教授都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与佐藤均为该地的六朝文学学会的会员，故替我多次传话。恰巧兴膳宏教授于2009年时应我校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之请，前来演讲，欢宴之时，我就面托他与佐藤沟通，希望早日得到他珍藏的材料与授权。兴膳是日本东洋学会的会长，地位高，影响大，处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他这么一推，此事也就迅速办成了。

《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增补本，2011年8月出版

回想起来，这一重要文献的回归故土，惊动了多少热心人士，幸有他们的无私帮助，珍藏者的热心公益，出版界的积极配合，才能办得如此妥帖。中间如有一个环节不顺，也就有其可能彻底受阻。高兴之馀，对上述同道，自不能不再次表示感谢。

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在专心钻研此书，许多博士生与硕士生从中发掘题目撰写论文。刘志伟在《〈文选集注〉成书众说评议》中介绍许逸民之说，云是：“它标志着‘新《选》学’研究在资料的占有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对于今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特别是‘新《选》学’研究来说，《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必将永远是弥足珍贵、取之不竭的史料宝藏，其影响之巨大深远，想来不会在李善注、五臣注、六臣注等各类版本以下。”刘氏随即补充说：近年来《选》学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就是因为借助了《文选集注》中的资料。

本来我还打算把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中的一种《文选》珍贵钞本弄到大陆来出版。这是当年杨守敬从日本带回来的一种古钞无注三十卷本，现存二十一卷，有人说是渊源于隋唐时的一种古钞本。此间仅存两种过录本，一为屈守元过录向宗鲁的详校本，一为傅增湘的校本，也是外界难以见到的珍本，当然很宝贵，但总不如藏于台湾的原件更为近真。2001年时，我与彼处负要责的一位朋友谈妥，用交换资料的方式将此钞本的胶卷转给我，我已把两种珍本复印件寄出。孰料其时恰值陈水扁上台，该处发生人事变动，那位朋友离开了博物院，此事也就告吹了。失之交臂，至为可惜。由此我体会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要想办成一件事，也确实不易。

我在学林跋涉途中同样受益于同道而难忘的另一著作是《宋人轶事汇编》。二者情况不同，然而同样令我感动。

我所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于1995年出版后，学界反映颇好，程千帆先生以为应该趁热打铁，编出一本同样体例的《宋人轶事汇编》。这样做当然很好，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希望我们立即上马。只是《唐人轶事汇编》的三位工作人员已经另有科研任务，我也不愿他们再花上几年时间从事集体项目，应该让他们抓一下自己选定的题目，这样我就必须另行物色几位同仁来一起干。

系里正在从事宋代文学研究的年轻教师忙于教学，已退休的教师中没有合适的专业人员，我就请南京师范大学的朋友推荐，约请到了周子来参与。他过去一直教宋代文学史，对材料很熟，但退休多年，健康情况不是很好，不能给他过多负担。

赵昌平介绍葛渭君参与此事，帮了我大忙，为此书的完成提供了有力保证。

葛先生的情况有些与众不同。他并不任职于文教界，退休之前是浙江平湖市一家航运公司驻沪办事处的一名工作人员。他出身于平湖葛氏，书香门第，对此有兴趣，也有学识上的积累。过去他就写过这方面的东西，故与上海古籍出版社有交往。但我与他素昧平生，彼此可谓一无所知。当我向赵昌平询问情况时，他只是说：“葛渭君是一个古人，以后你一定会喜欢的。”当时我还感到摸不着头脑，日后恰正应验了这番预言。

葛渭君承担了从笔记小说等方面辑录材料的任务，这是该书的关键，面大量广，遍览为难。他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细加爬剔，完成了初稿。这段时间内，他除了用于编纂个人的另一著作，列入“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词话丛编全编三种》外，全都扑在《宋人轶事汇编》的工作上了。

2005年5月2日，《宋人轶事汇编》第二次会议在系会议室内举行

左起：葛渭君、周子来、周勋初、王华宝

葛渭君住在浙江乍浦的老家，离南京较远，大家都已年老，已难经常聚在一起开会，因此前后一共只开过三次会议。第一次在1998年8月，我介绍了全书体例与工作要点，分配了任务，三人随即分头干。第二次在2005年5月初，进一步推敲体例，分析稿件，决定由葛渭君将稿子带回加工，纂成长编。第三次就在本年度（2013）三月下旬，讨论出版前的种种具体事务。中间我就通过写信与大家联系，至今还保留着几十封来往信件，互通信息，讨论工作，商量一些学术上的问题。葛渭君处个别找不到的资料，我就让人代做或把材料寄去。大家通力合作，彼此都有信任感，工作一直很顺利。

到了2010年时，全书初稿完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交由南京的展望公司排版后，我即请周子来复看了一遍。三位具体工作人员中，王华宝为凤凰出版社编审，熟悉文献，除了辑录部分资料外，对编务方面的事能提出宝贵意见。他年纪最轻，日后将由他在出版方面把关，编制索引等附件，并处理一些杂务。

照理说，我作为主编，应该从头到尾看上一遍，才算是尽到了责任。当年我任《唐人轶事汇编》主编时，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通读了全稿，尽管此稿由严杰、武秀成、姚松三人完成，他们在识字、断句等方面能力很强，我也没有看出多少问题，但总算是尽到了责任。这次《宋人轶事汇编》的定稿，我已年过八旬，体力衰惫，实已力不从心。完成三万字的《前言》，已是作出了很大努力，要想对两百三十多万字的正文再磨勘一遍，已经无此可能，因此我就只能再请他人帮助。严杰在完成《唐人轶事汇编》时出力最多，已是笔记小说方面水平很高的一位专家，由他出来审核一过，也就可以预期大功告成。我文学院内的领导人员同意了我的要求。其时严杰已届退休年龄，人在韩国教书，我就打电话给他，告知此事，严杰立即回答说：“周先生的事，我就是不返聘，也一定要帮助完成的。”他的这种态度，让我感到师生情谊之可贵，心中无比温暖。

我的处世原则是，凡是集体的工作，都应采用某种方式明确地将每一个人所处的位置表示出来，大家都应信守承诺，不再改变原先达成的协议。每一个人所作出的贡献，都应有所说明。我做了哪些工作，也要明示，决不贪天功为己有，将别人的劳动算在自己头上。我将用处理《唐人轶事汇编》的方式在《宋人轶事汇编》的适当地方介绍葛、周、王三人分别作出的贡献，也要详细介绍严杰在最后定稿时作出的重大贡献。

2013年3月，我与葛渭君在欢迎宴会上

葛渭君因工作时属企业单位编制，退休得又早，故收入不高，但他为了《宋人轶事汇编》，又花了好多钱买书，还多次去嘉兴图书馆查书，我总是让他寄发票来，由我古籍所报销，但他不肯，对此我总是感到不安。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向古委会申请立项，得到了一笔科研经费，然而当我与他商量，想把部分经费寄去时，他又不肯接受。对此我无法可想，只能告诉他将来稿费出来后，应该由他拿最大份额，他也不要，有一次居然说要平均分配。这我可绝对不能同意，这样太不公平了，一定得贯彻按劳取酬的原则。其他参与的几位人员也都认为应该说明葛先生在工作中的贡献，以及他应该获得的报酬。

在此我才领悟到了“古人”的涵义。或许这种人以后越来越难以出现，但他的这种道德和修养，正是传统文化中的光辉一面，我们还是希望会在各种场景中闪现。我感到幸运，晚年还能遇到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古人”。

葛渭君也说，他在晚年与我结交，也感到非常愉快。不过我始终觉得有负于人，总想有所补报。葛先生在生活上极为俭朴，没有什么嗜好，一直吃素，平时只是喜欢喝喝茶，恰好我于此还有资源可挖。我认识的人多，国内的朋友和学生常是送茶叶给我，中国台湾地区的朋友和学生，甚至韩国、日本、英国的朋友，有时也给我带茶叶来，我就遴选其中佳品转送给他。可以说，当我寄出茶叶时，心中总是感到一丝快意，像是减轻了一些负担。

常言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从我与葛渭君先生的交往来说，可以说是“学人之交醇如茶”吧。

我参加过很多集体编书的项目，既有帮助他人主编的书出力的时候，也有主编一书而与他人合作的经历。其间既有欢乐，也曾出现很多困惑，经过协调，最后都有好的结果。其中《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与《宋人轶事汇编》的编纂，更是处处散发出学术的芳香，值得珍惜。

往事历历，不由得又引起许多新的想法。时代毕竟不同了，人的生存状态有了根本的变化，治学方式也会有所不同。过去的人，如元代的胡三省，明代的谈迁，还能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凭借个人之力完成《资治通鉴音注》与《国榷》这样的大书，如今还想孤军奋战，怕已很难。除非你不工作，不营家室，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扰，又有较好的经济条件，一直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中生活。这种情况，似乎太理想化了。假如你的著作分量很大，势必要与人合作；如果所需的材料远在海外，不借助外力，更是只能望洋兴叹。因此，我想考虑问题时还得回到现实中来。治学之道，先得从做人讲起，至少要让人觉得可信，可以与你很好地合作。这也就是说，研究者在学术上要有相当的实力，选择的项目要有意义，各方面的朋友认为值得提供方便，大家抱着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信念，才会伸出援助之手。这样八方合力，大功始能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