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龙二学　百年沉浮 ——从教学工作之一角看世运变迁

2011年8月，南京大学文学院与古典文献研究所承办“《文选》与中国文学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作为南京大学的一名老教师，理应对与会者表示欢迎，还应对古代文学中的这一重要典籍在我校的讲授情况作些介绍。

我在准备过程中，发现《文选》一书很有代表意义，可以说明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起起落落，而且与我这样一名承担这一方面课程的教师也息息相关。我就想到，可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由此可觇南京大学的兴衰荣辱，还可透视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很多微妙变化。

我国古代典籍中，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这一文学总集具有重要地位。因为古代典籍保存不易，前时精粹的作品很多收录在内，学习古典文学，绕不开这一部大书，历代文士成长中都有一段学习《文选》的经历。自唐代起，就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一些大儒，如曹宪、李善等人，均以精治《文选》而为后代所推崇。

民国时期，先后有两位《选》学大师在此讲学。东南大学时期，扬州李详（审言）负天下重望，通儒沈子培称其精于《选》学；中央大学时期，蕲春黄侃（季刚）享有大名，章太炎许为“知《选》学者”。照理说，李、黄二人应该为南京大学增添光彩，实则不然，因为其时中国历史正经历着千年巨变，时移势转，《选》学已经由盛转衰，步入逆境。因此，李、黄二人所开创的学统，反而给东南学术带来种种磨难。

民国初期，北方兴起了一阵震古烁今的新文学运动。胡适等人提倡新文学，要求用白话代替文言。主古文的桐城派，主骈文的《文选》派，都遭到了讨伐。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先后撰文，赐予恶名，曰“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东南大学早期，桐城派的巨子姚永朴已来此任教，于是“谬种”“妖孽”都在南京集中，形成了与北方遥遥相对的一种奇异景象。

不过黄季刚此时仍意气豪迈，没有感到什么压力。由于学问好，仍有一大批崇拜他的学生围在身边。他的坏脾气是出了名的，讲课时喜欢骂人，骂得最多的人之一也就是这位钱玄同。两位章门弟子势不两立，却互不相妨，各有自己的地盘。

然从总的形势看来，南京方面还是处在不利地位。因为自清末起，中国思想界受进化论的影响特别大。其时列强环伺，国步维艰，人们无不觉得中国即将沦为列强殖民地，因而救亡图存的运动此起彼伏。“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学要求革命，大势所趋，符合历史潮流，不管《文选》派中人物如何饱学，也难阻挡时代的发展，北方学界的声势，显然不知要大上多少倍。

这时正处北洋军阀执政时期，各个系统的军阀忙于争战，无暇顾及其他。若从好的方面看，当时的一些执政者也有其开放的一面，他们对学术问题不加干预，因此各家各派可以自由发展。总的来看，这一阶段可以称为近代中国学术的黄金时期。犹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样，国力虽弱，思想界却很活跃，创获也多，成为百家争鸣的又一高峰。例如胡适、鲁迅、郭沫若、冯友兰、顾颉刚、陈寅恪、赵元任等，各路大师都是在此时段中先后涌现的。这些学界要人，一直影响后代学术的走向，惠溉后人至深。桐城派和《文选》派中人物，没有遭到过什么政治上的打压，只是大势所趋，不能像过去那样风光罢了。

国民政府时期，情况大体仍然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却是情况大变，因为政治上的主导思想，除进化论之外，又增加了阶级论。当时认为，像胡适、钱玄同等人物属于资产阶级学者；李详、黄侃等人属于封建学者。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封建学者自然低了一筹。何况与鲁迅叫阵的《学衡》派中人物也集中在此地，因此南京大学的前身，成了保守派的集中之地。这样，南京大学的地位势必会随之下降。

李详、黄侃等人殁于抗日战争之前，他们的一些老同事，胡小石、汪辟疆两位先生，则仍在此任教。他们年岁相仿，经历亦相似，自然也被列入封建学者的行列。

汪辟疆先生学问好，成果多，和国民党中要人多有来往。因为他们那一辈人大都出身世家，国民党中的一些要人也多通文墨。汪先生和于右任等人诗酒往还，还参加过北极阁雅集等活动，于右任就利用职权送他一个监察委员的头衔。想起此事，我就觉得好笑，像他这样一个人，能监察谁呢？方光焘先生说，汪先生实际上是个文人，喝喝酒，做做诗，只是身在高校工作，在学术上也得有发展，但在政治上可没有什么心计。大约是在1948年吧，汪先生在国民政府的电台上还作过一次演讲，提倡读经，凡此种种，新中国成立之后自然会被视作落后的表现。

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学里，大都集中有一大批本校毕业的教授。中央大学的情况当然如此，这在阶级观点鲜明的人看来，也就是封建势力集中地了。到了六十年代，一些观点鲜明的人已将南京大学中文系视为封建堡垒。

胡小石先生的情况有些不同。他一生清白，性格孤高，无论在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时期，都与政要没有任何瓜葛。他在护校运动中立过大功。国民党溃退前夕，政府严令中央大学迁至台湾，为此教职工组织了护校委员会，拒绝迁校。委员会由梁希、潘菽、胡小石三人负责。其时风声鹤唳。梁希因与共产党有直接联系，随后到解放区去了。潘菽因两个堂弟潘梓年、潘汉年都是共产党的高干，也不便耽在校内，因此后期只有胡先生一人在此主持护校委员会。他积极支持学生运动，与民主党派中人有些来往，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尊重，初期仍然出任文学院院长，到了1952年秋，转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这大约也是为了削弱中文系内封建势力的需要吧。

南京大学在教育界的地位，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遭到了严重削弱，文科尤甚。哲学系合并到了北京大学中去，中文系中并过来的教师，只有任职于金陵女子大学的陈中凡先生一人，而在此之前，却调出去了不少名教授。吕叔湘去了北京，唐圭璋去了东北，段熙仲回安徽老家去了，张世禄在华东革命大学学习后，分配到复旦大学去了。这些先生何以一一离开服务多年的母校，我也说不清楚，事后看来，当与铲除封建堡垒有关。老师既不便动，那就把他麾下的学生一一调走，来个釜底抽薪吧。

中央大学位于国民政府的首都，蒋介石曾经兼任过中央大学校长，校内一些教授与国民党政要有关系的很多，或在各种衙门内任职过，不管是实职还是闲职，是实名还是虚衔，情况的确很复杂。改朝换代之后，势必要有一番清理，这也是历史上的常态。只是当今情况又有不同。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时，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一个苏联在教育上有一些完整的经验，因此大学院系调整时，分为文理科的综合性大学和各种专业的工业大学两种，这些都是从苏联引进的做法。首都北京，重点建设北京大学；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重点打造一个复旦大学，也就相当于苏联的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位于二者地理位置中段的南京大学，政治上情况复杂，势必要有降格的处理。当然，各级领导都没有明白地宣布过这一点，作为一名底层的学生，仅凭个人观察，也无法具体地说明内情，只是从大势来看，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时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初，罗根泽、胡小石、方光焘等几位先生先后去世，南京大学已无知名人物。三十年代声华籍甚的南雍重镇，已经虚有其名，无怪乎处在南京本地区的兄弟院系也对我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的学术水平表示轻视。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高校之间很少来往，因此中文系的窘态还不会明显地暴露，教师不会感到有什么压力。只是到了五十年代末，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中国为了摆脱苏联的影响，提出了反修（苏联修正主义）的口号。中共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主持编写一系列的大学教材，取代前此仿照苏联模式或直接从彼处引进的各种教科书。为了强调中国的独立自主，突出悠久的文学传统，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得到重视。周扬安排复旦大学与南京大学各编一套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古代文论选，大约是看到复旦有郭绍虞与朱东润两位专家，南大有陈中凡与罗根泽两位专家，因而让两家各搞一套的吧。只是陈先生此时已年过七十，罗先生患高血压与肝硬化，已不能任事，因此两校的实力已无法相比。

这项工作初起时，还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学生为主大编教材，轰轰烈烈，关起门来搞，仍然可以自我陶醉。但要两校相拼，拿出真货色来，可就显出高低来了。到了六十年代，上级指定两种批评史方面的教材都要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南京大学可是窘态毕露了。

六十年代之初，罗根泽先生去世，这里最后的一张王牌已告失效。

两处编书，情况大异。上海方面把前阶段的重点放在《中国历代文论选》的编写上。参加者中不但有一批实力很强的青年教师，而且在中共华东局的支持下，从杭州大学调来了夏承焘，从江苏师范学院调来了钱仲联，从上海师范学院调来了马茂元。他们在郭绍虞的统率下，住进了国际饭店，所需资料，均由位于对面的上海图书馆负责供应。就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下，自1964年起，陆续出版了《中国历代文论选》三卷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反观南京大学，因无高级专业人员，只能由一位研究散文的老教师负责，集中了三名年轻教师编写《中国历代文论选》。其时我已改为助教，匆匆赶去担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算是一名专业人员。大家心里有数，要想编出一本足以与上海方面抗衡的著作，根本无此可能，只是任务在前，也要交差吧，于是大家分析了一番形势，觉得应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我们应该编写一本简明扼要的《中国历代文论选》，显示自己的特色。这书字数不能太多，控制在二三十万字即可。每篇选文之前，要写一段精粹的提要，总领全局。学生读古文时，不易厘清思路，因此遇到较长的文章，就要分段介绍，从章法上分析。词句方面，则应努力说清文论术语的内涵，深入浅出，好让学生容易理解，容易掌握。应该说，这种设想还是符合实际的，但在工作一年多稿子交老教师审阅后，却不知什么原因，如同石沉大海，连废纸都不见一张了。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稿子原是由四年级的学生编写的，后由下一届学生接手，完成了初稿。等到大家奔赴上海交稿时，情况已经大变，大编教材的高潮已经过去，上级不再强调小将的革命精神，而是注意起用老专家，发挥他们的作用了。我们由一位副系主任带队，一两位教师，再加两位学生，住进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招待所。我们也有自知之明，觉得稿子没有什么水平，也不乏东抄西袭的地方，但当对方一一指出时，却也感到难堪。特别是那位姓刘的主任语带讽刺，大家更是感到难受。回到房间，副系主任就表示要想法子反击，因为这是对待小将的态度问题，但当时大气候已经改变，无力回天，只能灰溜溜地回校。

我作为一名正在教这课程的教师，当然感到丧气，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没落家族中的飘零子弟。后来想想，这种想法也有些自作多情，因为上级本来也没有指望你挑什么大梁。两种教材的编写中，也只是做一些具体工作，没有资格担任什么领导性质的职务，因此无论从行政看，从道义上看，没有什么地方要我承担责任。只是我对南京大学的传统有些了解，知道师辈在此作出过贡献，因而才有那些悲凉之感。当然，这在当时来说，也会成为一条罪状：你想为封建学者招魂么？

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的力量已经跌到谷底，其后又遭不断摧残，成了革命小将和革命教师大显身手的一块阵地。经过反复清理，封建堡垒已荡然无存。像我这样一名不成材的学生，仅因跟老师学得认真一些，也被加上“封建学者俘虏”的恶谥，成了一名革命师生群起而攻之的不合格教师。

“文革”结束，天日重光，社会观念起了根本变化，南京大学的教师不必再为历史蒙羞。因为大家的态度趋于客观，学界不再用进化论与阶级论的观点来衡量一切，甚至《学衡》派的价值也有人来重新加以评估。学者只要在某些方面作出过贡献，就会得到肯定。大家不再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鉴别上来分高下，那些自命为社会主义精英的人也不能仅凭几句语录打遍天下了。

到了八十年代，学术界成立起了各种不同系列的学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成立后，我也被吸收入内。1981年时，《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我把三年教学中积累起来的讲义改写了一下，沿用前此形成的思路，向少而精的方向努力，考虑读者需要，行文深入浅出，追求体系的完整与明晰。全书仅二十万字，出版不久就售完了。其后在国内与境外多次翻印，还有两种不同语种的译本，传播也就更广，影响不断扩大。

1984年11月时，复旦大学主办中日学者《文心雕龙》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多为其时名流。程千帆先生与我得到了邀请，但他心脏不好，无法参加，这样我就必须前往。心想南大毕竟是个老大学，我又教过几年批评史，所以才会破格让我去一下的吧。之前中国关起门来搞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开过什么学术会议，这时要请日本顶级的学者来开会，又安排在条件优越的龙柏饭店，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应该前去开开眼界。但我心中很虚，自知没有写过一篇《文心雕龙》的专题文章，很有可能去丢人现眼，因此接到邀请函后，尽可能挤出时间来读《文心》与《文选》，慢慢地磨出了一篇文章——《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

开幕式前，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会场。李庆甲任这次会议的秘书长，带着一批年轻教师恭候在门口。那时他已致力于《文心雕龙》的研究，且已取得初步成绩。见我到来，突然将手一摆，向青年教师介绍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周勋初。”我一无思想准备，感到突然，心想是不是在开玩笑？再看看倒也不像。开会期间，我一直很纳闷，他为什么这么说？后来我才慢慢体悟出来。与人交谈时，常有人提到《梁代文论三派述要》。原来好多人看过这篇文章，所以我才能跻身这次会议。

“文革”之前，全国没有多少纯学术的刊物。到了六十年代，北京的中华书局办了一本《文史》，上海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办了一本《中华文史论丛》，这是当时规格很高的学术期刊。上面发表文章的人，都是一流学者。与我同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上发表文章的人，如杨宽、平心、高亨、谭其骧、夏承焘、徐复、唐圭璋、唐长孺、俞平伯等人，都要比我大上二十岁至四十岁，他们当时正处巅峰时期，像我这样的年龄，很少有人在上面露脸，或许就是这样让人记住的吧。

时至七十年代，任教于台湾大学的杨家骆主编了一种《中国学术类编》，由鼎文书局出版，内有“中古文学史等七书”，计收刘师培、王瑶、夏承焘、詹瑛、郭绍虞等人的文字和我的那篇《梁代文论三派述要》。其他五人年辈较高，杨氏均有了解，故介绍颇详，介绍我时则只是泛泛地说该文“探骊得珠，久称佳制”。实则截至七十年代，我只发表过这一篇学术论文。当时正处极左思潮之中，一些人视此为烦琐考证，这也可以看到其时两岸文学观念的差异。到了八十年代，台湾大学的罗联添又将此文编入《中国文学史论文精选》和《中国文学史论文选集续编》，影响进一步扩大。其后我到台湾讲学或开会，好多学界朋友对我早有了解，就缘于这篇文章。

就是这篇文章，其命运也与时代同步，一波三折。南京大学改换门庭之后，校内教师致力于摆脱封建势力的影响，竞相学习新理论。我很清楚，大家对我的评价是读书还算用功，但观点落后，因此《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一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境外的影响超过境内，校外的影响超过校内。这时看到自己的《文心雕龙》研究能够得到好评，摘掉了“学风陈旧”的帽子，心中自是高兴。

1987年时，暨南大学在广州珠岛宾馆举办《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我写了一篇《〈易〉学中的两大流派对〈文心雕龙〉的不同影响》；1995年，北京大学在皇苑大酒店举办国际研讨会，我又写了一篇《“登高能赋”说的演变和刘勰创作论的形成》。这几篇文章都曾得到过好评。牟世金本想把《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放在《文心雕龙学刊》上，徐中玉要去后，放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上，列在前端，张少康等《文心雕龙研究史》、李平等《〈文心雕龙〉研究史论》等著作都曾给予好评。张少康总结《龙》学百年成就时，则把《〈易〉学中的两大流派对〈文心雕龙〉的不同影响》选入了《文心雕龙研究》一书，董焱、马勤《20世纪“龙学”研究的回溯》则把此文作为将《易》学思想引入“龙学”研究的代表作。罗宗强在评论《周勋初文集》中有关《文心雕龙》方面的文章时，重点介绍《“登高能赋”说的演变和刘勰创作论的形成》一文，以为辨析清楚了一个向为大家忽略的问题，即误读经说引起的文学观念变化，依经立说者构拟的体系其实并非经典真意，实已经过后人的演绎。以为此见带有原创性质。

我一直认为，自己并非《文心雕龙》专家，因为我治学的范围较广，写的东西五花八门，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上花的精力不多。九十年代之后，事务更趋繁剧，已无馀力再来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方面的研究，因此好多《文心雕龙》的会议，我都无法参加；上述三次会议，因系规模宏大的国际会议，勉力前往，为了不当场出丑，努力写出三篇文章，却能得到好评，实属意想不到的事。原因何在？却是值得寻味。

我想，这应当与我出身于“封建堡垒”有关。因为我的《文心雕龙》研究，有一个特点，即将此书放在中国学术史的背景下考察。试看我在这一领域中的专著《文心雕龙解析》中文体论方面的一些“解题”，就可明白。我把各种文体的很多要素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考察。这种研究方式所呈现的特点，也就是突破当下所谓“文学”的界限，而是把政治制度、时代思潮、文坛风气、历史演变等因素综合起来考察。这样做，涉及面广，历史感强，学术史的意味也就浓厚。因我不断奔波在各个学术阵地，也就培育出了一种多角度考察问题的本领，谈天说地，纵论古今，自然会向学术史的方向发展。

我干的活很多，有人称我为“通人”“多面手”，我则自嘲为“勤杂工”。反正一有突击任务，要开什么新课，接手人家丢下的课，总会首先考虑到我。自做研究生起，就碰到鸣放、反右派、大批判、交心、拔白旗、大搞卫生、除四害、“大跃进”、大炼钢铁、四清、“文化大革命”，真所谓大的运动三、六、九，小的运动年年有。从教学工作来说吧，除了讲授批评史、多门文学史与作品选外，还参与大编教材，先编中国文学史，后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化大革命”后期，又参加注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选读》，编《辞海》，注释法家著作《韩非子》。改革开放之后，改教越南留学生，开大一语文课，前后三次参加高考出题……如此奔波劳碌，非勤杂工而何？我的这种经历，说明身份特殊，不可能担任什么领导职务，做的都是实际工作，这倒也培养出了我苦干实干的精神，或许也可以说是“有心种花花不发，无心栽柳柳成荫”吧。

进入新世纪后，我已步入老年，各种科研任务都得一一结项，还要把若干著作增订完善后重印，只有《文心雕龙解析》一书未能完稿。想起当年讲课与交流学术时也曾投入不少心血，出版《周勋初文集》时编入十三篇讲义，只能算是一种半成品，未能尽抒所怀。但要想把五十篇文章全部加工出来，已无可能。之后我又完成了《诠赋》《丽辞》两篇的注释，已感力不从心，只能顺乎自然，看来只能以十五篇《解析》充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我讲授“近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时，王华宝尚在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攻读本科，也时来旁听。其后他任江苏古籍出版社（后称凤凰出版社）编辑，一直承担我在该社出版的各种书的责任编辑，来往甚多，一直以师礼事我。他就力劝我完成全书，以为这也是研究成果中的一个方面，有我自己的特色，自可独树一帜。其他学生也都表示可以参加进来，帮助我完成剩下的三十五篇的“注释”与“解析”。过去我一直不愿让学生帮着干活。当今学界竞争激烈，他们有自己的前程，理当集中精力高歌奋进，如今我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看来只能依仗众力，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此书。心想《文心》毕竟也是一本重要的书，汪辟疆师认为“研究文学者所必读”，黄季刚以为学者必须终身诵习，这时让他们细读一下也有好处，这样还可留下一种凝聚师生情谊的著作，也有纪念意义。于是我下定决心，邀约了九位在魏晋南北朝文史研究中已有成果的学生，分别承担三十五篇文章和《刘勰传》的“注释”与“分析”。自2012年底起，王华宝已转至东南大学任教授，机动时间较多，也参加了这项工作。不过此事还是费去了他们的不少心力，总觉有些过意不去。

我在《选》学方面一无成绩可言。聊可自慰的是，讲学日本期间引进了一部《文选集注》，后来整理成了《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一书，受到学界好评。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联合召开的专家评议会上，《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入选六十年来九十一种优秀古籍整理著作。我之所以能够有此眼光，认识到它的价值，也与我的特殊身份有关。做的事多了，涉及的方面多，才能注意到他人看不到的地方。

当年任教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一些教师，曾在《选》学与《文心雕龙》的研究上作出过很大的成绩，而我作为短期教过《文心雕龙》的一名教师，只是滥竽充数，势难有大的开拓，只能留下一些具有个人特色的著作，聊充一家之言。于此我只能说，限于条件，限于能力，只能做到这个地步。我只能自我安慰，我尽力了。

“选龙二学，百年沉浮”，当年“封建堡垒”中的“残渣馀孽”如今还能圆满收场，留下一些具有个人特色的成品，而且能够得到学界的欢迎，可以说是晚年交上了好运，实属意想不到的事。俗话说“六十年风水轮流转”，信然！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