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会友　多闻博识 ——参加学术会议的好处

参加学术会议，可以听到很多过去没有想到过的问题，打开思路；到外地开会，可以到很多过去一直神往而无法去的地方看看，增长阅历。我参加过很多学术会议，虽然不能做到多闻博识，却也开拓了眼界，积累了不少新的学识。

“文革”之前，学术界没有什么交流，大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本单位内学习毛泽东思想。“大跃进”后，各校大编教材，那时已有极左的苗头，大家把历史上的人物一一狠批。随着调整政策的出炉，上面着手纠偏。1961年时，俞铭璜在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任上，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以复旦大学与南京大学所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陆机、严羽、王国维三人为例，打算从这些难点着手，经过讨论，找到一个正确对待的方向。其时我已由研究生改为助教，且已升任讲师，得以参加盛会，聆听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陆侃如等人的宏论。陈谦豫对此事还有一份记录，题作《锦江饭店的四天——中国文学批评史教材座谈会纪要》，发表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十八辑（2009年6月）。我则对此已经一无记忆，只有一件事还有深刻印象。一个晚上，顾易生带我们几个外来户去一家小剧场看舞剧《小刀会》。上海地区的太平军攻入上海城时，道台吴健彰吓得惊慌失措，在台上窜来窜去，活像一只耗子。我总觉得，用舞剧的形式表现封建士大夫的行动举止，与清代官僚那套官场习惯动作距离过远。与此相似，将祝英台等大家闺秀搬上舞剧舞台，把大腿踢得比头还高，看来也有些滑稽。

改革开放之后，出席学术会议的机会多了。因为我所涉及的学术领域较广，也就有更多的机会到各地走走。

1982年时，参加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的全国唐诗讨论会，首次游览西安古城，大开眼界。当时我已出版过《高適年谱》，登慈恩寺塔时，也就想到了高適、岑参、储光羲、薛据、杜甫五人同登此塔时联袂赋咏的盛况，觉得这一宗教胜地不仅凭借玄奘的光环普照人间，盛唐诗人这种诗酒风流的韵事，也是光耀史册，为西安这座名城增添了不少绚烂的色彩。主办方组织大家参观了碑林等地，对西安的古迹之多，文物之盛，增加了感性认识。

1984年时，参加西北师范大学举办的唐代文学第二届年会，会后赴敦煌参观。这种地方虽然神往已久，但要想亲临其地，却是想都不敢想的。这次参观了很多窟洞，领略到壁画和塑像之美。想到常书鸿为了维护祖国文化传统的一脉，甘心作出那么大的牺牲，对于上代知识分子的这种赤忱，倍感敬仰。

大家还去阳关参观。汉唐两代为了开拓西域，进行文化交流，多少人来回于河西走廊，“西出阳关无故人”，又是多么悲壮。想起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不断地开拓与传承，我想不是亲历其境，只关在书斋内是不大可能涌起这种思绪的。

1986年时，参加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在洛阳举办的唐代文学第三届年会，正值洛阳牡丹花会，也就想起了唐宋两代人对牡丹花的喜爱。其间还参观了龙门石窟，凭吊了白居易墓。此间风光苍凉灏瀚，白氏何以择此作为长眠之地，这才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卢舍那大佛的庄伟，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上次西安会议上参观乾陵时一样，体会到了“盛唐气象”的真正含义。

这次开会，还去了东边的白马寺。过去我在研究韩非时，知道姬周王朝东迁雒阳之后，实际上由东周与西周两个宗主国所控制，东周在今白马寺地，西周在今王城，也就是我们去参观牡丹花展的王城公园周边，经过踏勘，对彼时的地理形势有了正确的认识。

这次路过白马寺，目的是去巩县参观杜甫故居，顺便看了一下宋陵。与唐朝皇帝的陵墓相比，觉得差别太大了。从中反映出，唐人发扬蹈厉，宋人就显得平和优雅。后来我写《唐人轶事汇编》和《宋人轶事汇编》的《前言》，就曾由此展开论述二者之间的不同。南京附近多六朝陵墓和明孝陵等遗存。南朝帝王和萧氏王族墓前的石刻神兽和神道碑，灵动秀美，明孝陵前的石象、石马和文武大臣石像，虽是庞然大物，然从文化内涵来看，却是差得多了。北京十三陵前的石像，也是这样。

1988年，参加山西大学举办的唐代文学第四次年会，前去晋祠参观。“晋祠流水如碧玉”，李白诗中描写的景色，依然如昔，颇怪唐人出门旅游为什么这么方便？今日吾等前去太原开会，尚且困难很多，李白依靠诗才，为什么就能到处周游，有人招待？这笔钱谁出？

到国外开会，可以领略异国风情，也可以开拓新知。1995年时去马来西亚参加“传统思想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场设在吉隆坡的马华大厦，周围高楼林立，中间夹着一座规模不大的关帝庙，颇显突兀。这座庙宇未被经济大潮冲垮，没有受到整治与拆迁之灾，仍然镶嵌在无边无际的楼宇之中，且香火旺盛，足见其在华人心目中的地位。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曾对关公现象作过很好的研究，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我在日本游北海道时，在该地函馆看到过一座关帝庙，据云该地距中国最近，早期的华人大都从函馆上岸，至今市内还保存着一片华人墓地。我在关帝庙的留言簿上看到一位中国游客用激动的口吻写道：“祖国的传统文化是多么伟大呀！”读后别是一番滋味。

1992年，我与程千帆先生在厦门大学主办的唐代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上

1992年，参加中国唐代文学第六届年会时与罗宗强于厦门万石岩公园内的万石湖畔合影

同年到韩国成均馆大学参加“第五回东洋学国际学术会议”，参观成均馆，馆内孔子牌位之前没有十大弟子的塑像，而是树立二程子和朱熹的牌位，可知他们传承的是宋明理学。

我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工作特别忙。不论双休日，还是节假日，都无法休息，出门开会，倒是一个调整节奏的机会，乘机可以摆脱困扰，放松一下身心。因此，我总是紧紧抓住出门开会的机会，获取在本地区、本单位或在书房中不易获得的知识。

中国古来一直有这种说法，学界中人应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解决起来或许还容易一些，自己可以掌握，“行万里路”的问题可不易解决。我们那个年代，经济困难，收入微薄，谈不上出门旅游。各地的旅游条件也不好，现在的人又不具备徐霞客那样的精神，怎能冒险外出？况且我等都是“国家干部”，工作时间固定，哪里容你长期在外闯荡？

参加学术会议，也就自然地解决了“行万里路”的问题。会上有人招待，用车、导游都由主办方承担，自己只要跟着走走就行了。私心自幸，像我这样一种生长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人，在外面看到的，听到的，也可以说是很丰富多彩的了。年纪大了之后，又有了很多外出讲学的机会，携眷同游，更增加了人生乐趣。

应该说，我为会议作的准备还是很充分的。一接到通知，我就着手写论文，决不敷衍塞责。以文会友，目的就在求得他人的指教，怎能马马虎虎？我反应迟钝，没有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本领，只能及早考虑，反复酝酿，想一个合适的题目来做。而且我的修改过程又很漫长，翻来覆去地磨，要到自己感到基本满意为止，这样自然要及早准备了。

我选题目，总想有一种新的视角，发人之所未发，希望能够取得“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效果。下面介绍几篇会议论文的情况。

1983年5月，安徽亳县举办建安文学讨论会。1965年时，郭沫若在《文物》杂志第6期上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根据南京周边王谢家族中人一些墓志上的文字近于隶体而断定王羲之的《兰亭序》为伪作。有的学者则认为东汉后期已经出现带有草书笔意的新隶体，东晋之时行书已经成熟，郭说难以成立。曹操原籍亳州，七十年代中期，安徽省考古界在亳县城南郊发掘了曹操宗族的五座墓葬，亳县博物馆在《文物》1978年第8期上发表了《亳县曹操宗族墓葬》一文，且附图片。墓砖上面的文字，已带行书之势，在学术史上有其特殊意义。裘锡圭讲文字学时，以此为证，认为墓砖上刻的文字已经近于早期行书。我对建安文学有兴趣，也想去看看曹家祖坟的规制，但得提交一篇论文，为此我就重读《三国志》，从曹操的历史入手，考察其为人，由是关注到了陈寿、孙盛与曹睿妃子虞氏多次提到的“三世立贱”之说。以前我从小说中已看到过曹操与曹丕争夺甄后的故事，也读过曹植的《洛神赋》，知道古时还有曹丕与曹植共同钟情于甄后的传说，这时各种趣闻一一串连起来，觉得曹家的这种作风与东汉时期的世家大族中人相差太大了；这样，也就联想到了建安文学中多慷慨咏怀与男女恋情的诗歌，最后完成了这篇《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从曹氏一门的特殊作风透视时代的演变，从时代风气的变化说明新一代文风的形成。或许视角有些与众不同，在会议上受到好评。

那时开会要把论文预先寄去，主办者要及时分发，好让报到的代表们登记后领回去阅读。我在报到时，会议的主持人就迎上来，说：“周先生，你这文章的写法，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第一天开会，小组里的人大都初次见面，因此得一一自报家门，当我介绍自家名字时，旁边坐着的一位女同志突然说：“你就是周先生？想不到这么年轻。”到她自报家门时，我才知道，她叫陈祖美，当时正负责《文学评论》的古代文学部分。自从这次认识之后，一直保持着学术上的联系。

事后据她说，也是因为读了我的文章之后，觉得思路有些不一样，现在人写文章不太会这么去想。每天她都要读许多来稿，看不到《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这样的文章。我就问她，为什么会说起我年轻？她说读过我的文章之后，有一种感觉，好像我是跟朱东润一辈的人；我追问，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她又说讲不清楚。2001年时，我去济南参加山东大学成立百年纪念会，与滕咸惠同桌用餐，谈起彼此初见面时的情况，他也说当时感觉上有落差，原来认为我是与朱东润一辈的人，想不到属年轻一辈。问他何以有这种感觉，他也说不清楚。此事我一直纳闷，为什么人家会有这种印象：时代悬隔？也许我的文章时或呈现亦文亦史的特点，与朱先生的学风有其近似之处，所以才会让人产生与上一辈人相混的感受吧。

日本学者甲斐胜二将此译成日语，发表在《福冈大学人文论丛》1995年6月的第27卷1号，事后又承面告，以为我的这篇文章文字精练，颇有古气，不易把这种特有的味道传译出来。本来他还想多译我几篇文章，后来不得不知难而退了。

1985年时，福建师范大学在邵武举办严羽学术讨论会。严羽是邵武人，所以地方政府极力配合。我对严羽素无研究，对《沧浪诗话》也不熟，为了提交论文，我又尽可能地做了一些准备。最后我从《沧浪诗话》中举崔颢《黄鹤楼》诗为“唐人七律第一”之说着眼，阐述严羽诗说的真意，进而阐发宋人与明清之间诗坛文学见解之差异，草成一文，取名《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递交大会作交流。或许这篇文章分析得还算细，视角也还可以，从而得到主办者的青睐，被安排在大会开幕式后作报告。这事还引起了共同与会者我中文系副系主任的惊诧，说是“想不到他们对你如此重视”。他是教文艺理论的。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举办的毕达可夫讲习班上，他任班长，也是我的老领导。对于属下的情况，隔行如隔山，自然看不清楚。那时的人早已形成了一套评价人的思想体系，首先得看上级认可的政治水平高下，像我这种滚在古书堆里、凭材料说话的人，当然看不上眼了。

蔡厚示教授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也是毕达可夫讲习班的学员。他热情好客，抓住这次机会约请了很多同学一起来聚会，还大摆筵席宴请各方来客。武夷山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负责人是他的学生，尽情安排，餐具都是银制的，这对我们过惯寒碜生活的知识分子来说，自然觉得开了眼界。席上全是“毕氏门徒”，只有个别例外，如龚克昌，则是当年班上党支部书记吕大姐的学生，吕大姐当天也在座。蔡厚示口若悬河，一一介绍来宾，因为都与毕氏有缘，气氛格外热络，只在介绍到我时略作停顿，显得不太顺口，或许这时他才发觉我与这位洋师傅没有任何关系。破格接纳，更觉荣宠。目下举办的各种学术会议都是专家云集的场所，自知到处都是“另类”的身份，只是当我递交论文权当敲门砖后，倒也都能得到大家的认可与欢迎，真是不胜荣幸之至。

1985年时，我在本校一次会议上的经历，也值得一提。程千帆先生在中山陵举办了一次黄侃百年纪念会，与会代表大都是黄门弟子，或是语言学界的学者，提交的论文大都属于小学方面。程先生以为，季刚先生建树多端，文学上也卓有成就，他就让我写一篇有关《文心雕龙》的文章，介绍黄侃在各大学中讲授这一课程的贡献。

恰巧那时程先生正在教校雠学课，把王乘六、褚祖耿记录的一种《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印了出来，用作参考读物，我从其中一段话中得到启发，由此申发而构成了一篇《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提交大会且作报告。

我在之前教过三四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知道清代桐城派与《文选》派之间的一些纷争，看到章太炎的讲话之后，联系黄季刚在《札记》中透露的一些讯息，也就发现清末民初在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期间曾经发生过一场纷争。以姚永朴、林琴南等人为代表的桐城派，逐渐被黄季刚以及后来进入北京大学的刘师培所代表的《文选》派所取代。时隔不久，新文化运动兴起，桐城、《文选》两派又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近代学风演变的一大交会。因为这段历史距今已经将近百年，黄季刚的一些老学生，如殷孟伦；北京语言学界的耆宿，如周祖谟，似乎也已不太清楚，听得都很入神，效果很好。

我的这篇文章后来传播颇广。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蓬莱阁丛书”，重印《文心雕龙札记》时，就把这篇文章放在前面作为“导读”。陈平原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时也收入此文，且在《后记》中谬加赞誉。2010年时，陈平原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百年纪念，邀请我去作学术讲演，介绍个人的治学心得，也源于这一文字因缘。

通过此文，我又结交了许多朋友，包括学术史方面的研究专家，这使我感到很满足。

计算起来，我所写的论文，很多是为参加会议而准备的。或许可以说，我之所以能在各种学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往往与提交的这些论文有关。

北京大学讲演时之海报

这是我最后一次至外地外校讲演，时年已八十二岁

2010年6月24日，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报告厅讲演时之情景

第一排左起：陈平原、傅刚、夏晓虹、葛晓音、安平秋、张鸣

第二排左起：柳春蕊、苏安国、李鹏飞、刘勇强、李铎、钱志熙、杨忠，杨忠后面为刘宁

教育部于1983年时设置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我一直在里面担任职务，且任南京大学的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有关古籍整理方面的许多会议，都要参加，这也是我学术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我出任第一主编的《全唐五代诗》，傅璇琮、孙钦善等任主编的《全宋诗》，曾枣庄、刘琳任主编的《全宋文》，章培恒出任主编的《全明诗》，纷纷上马，而我作为古委会中的项目评审委员之一，在评审时，在项目启动时，工作开展时，都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花去的时间不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安平秋主任（初任副主任）运筹帷幄，善于团结各路人马，评审组内的人员都是各个学术领域内的专家：董治安治群经诸子，林沄专攻考古，宗福邦专攻小学。大家各抒己见，扬长避短，力求公正，历时二三十年，似乎还未听到过什么负面的评价。章培恒任评审组组长，认真负责，刚柔相济，能够得到大家首肯，也是颇为不易的事。

古委会内人才济济。我在遇到版本方面的问题时，就向黄永年请教，遇到文字方面的问题时，就向裘锡圭请教。他们都能竭诚相告，我亦于此获益匪浅。

2006年9月，与黄永年合影，摄于其家中

我在参加古代文论和《文心雕龙》等方面的会议时，别是一番感受，学科的性质不同，各方成员的修养自然有异。文论的专家重在理论探讨，因此宏观的论文数量多，中西合璧的成分大大增加。这也可以帮助我扩大视野。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阅读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听他在各种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印象尤为深刻。在此之前的三十年，大家的思想受到严重禁锢，看待问题视野狭窄，头脑中尽多条条框框。王先生不但熟读马恩原著，而且精通西方思辨哲学，看问题时，不但眼界高，而且要比常人深刻得多。这让我懂得，研究《文心雕龙》等理论著作时，不能停留在文献层面上，还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和思辨能力。不要为一种既成的模式套住，应该结合自己的特点，形成一种新的思路。

《文心雕龙》研究领域内有一些专家，如牟世金，对待《文心》一书，锲而不舍，终身投入，简直有一种殉教的精神。尽管这与我个人的治学道路截然有异，然我对此仍然至为尊重。

古文论与古籍整理方面的专家治学时，似乎作风大异，然统而观之，不难看出，一些杰出学者都有其共同之处，那就是“认真”。只有极为认真的人，才能登上学术高峰。反观有些“知名”人士，虽然也能出上一两本书，发表一些高论，然细加分析，这样的言论，这样的文字，常是火候未到，加工不够，水分过多，内涵不足，长此以往，风光是否能永久保持，就很难说。

只是目下学术风气日趋浮躁。人在社会上，面临种种诱惑。升官、发财，出门八面威风，在家宾客盈座，比起那些枯斋独守的人来，惬意多了。于是很多人耐不住寂寞，不免心有旁骛，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又在发酵。职位高就是学问好，头衔多显示能量大，于是人们忙于活动，死守学术阵地的人也就少了。这样的风气慢慢渗入各种学术会议，比之过去，情况似乎已有变化。这种现象，比之国外学界办的一些会议，似乎已经有所不同。不过我还是改不了书呆子的脾气，总希望中国的学术回到纯正的道路上来。

因此，我不赞成有些人参加会议时不作任何准备，临动身前才匆匆忙忙凑上一篇。这样做，想要提高自己，让人家对你有好评，怕也很难。我更不赞成有些人干脆不带论文，讨论时哼哼哈哈地讲些大话空话，充当大牌，显示身份，这样于人于己都没什么好处，绝非以文会友之道。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一些前辈学者之所以能于所在的学术领域之内发生巨大影响，往往出于几篇文章。像陈寅恪，就是由于《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四声三问》《李太白氏族之疑问》《韦庄〈秦妇吟〉校笺》等文，对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文史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应该说，《金明馆丛稿》等论文集中几篇单篇论文的影响，绝不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下。浦江清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声誉甚高，也就因为留下了为数不多的一些论文，水平很高，《花蕊夫人宫词考证》一文尤传诵一时。钱钟书著作甚多。他在学术环境正常之后首先推出《旧文四篇》，可见他对这四篇论文（《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论通感》《论林纾的翻译》）的重视，而这几篇文章确是足以传世。这些事例无不说明，学人如欲有大的开拓，势必要在单篇论文上下功夫，这是每一位学者智力如何的集中表现。写好一篇论文，如果自己确信内有突破前人又对推进科学研究有益的话，从中自可得到很大的满足。

只是目前学界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各个领域中盛行评奖，得了大奖的人，又有名，又有利，所在的单位也感到风光，因此不论个人或单位，纷纷要上大项目，争取榜上有名。单篇论文呢，研究的是一个个专题，如果组织评奖，则见仁见智，不太容易取得共识。因此，在人文科学界似乎还未见到过有以一篇论文而获奖的事例。这一问题确实很棘手，不太容易操作。从历史上看，一篇论文要取得共识，或是发生影响，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经过历史的冲刷与过滤，精华才得以显示。因此，有志于从事纯学术的人，还要耐得起寂寞，不急功好利，对自己的科研能力抱有信心，力争写出几篇开拓性强、富有创见的论文。人生的可用时间不过短短几十年，因此有志于学的人，不要左顾右盼，应对自己坚持的方向深信不疑，以不变应万变，按照既定方向，一步步走到底，争取最后胜利。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凤凰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