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为推荐古籍整理精品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有关负责同志的一封信

2012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来函征求意见，他们正在策划一项意义重大的工程——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我就回了一封信，表达我的一些看法。顷观《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5年第7期（总第533期）上，有《国家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关于报送〈2011—2020国家古籍整理规划〉执行情况和增补项目的通知》，在“二、申报增补项目的重点、范围和要求”（一）“增补项目的重点”内，首先列出的即“系统整理散失国外、国内未见或稀见珍稀古籍文献的出版项目”，或可说明鄙见尚有可取之处，故附此以告读者。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有关负责同志：

顷接贵署新出字［2012］254号文件，嘱为优秀图书评奖活动推荐优秀整理本，深知此事意义重大，本应奉命立即回复，奈因年迈，近年来读书甚少，且我校现已迁至仙林新校区，去一次图书馆都很困难，故难以正确地说清那些著作应该入选。不得已，谨将考虑到的一些问题提出，供参考。

一、　一些特大型的总集，不能以其规模之大取胜，而应详细检查其质量。以后为这类书立项时，也应严加控制。不能只看有哪些名人领衔，哪些名校作基地，就放松尺寸。我想这里似可考虑以下几点。（一）　这一大型著作是否有永久价值，至少能传世五十到一百年，供大家广泛使用，将学术研究水平提高到一种新的层次。（二）　其中绝大部分分支项目能够超越前人，予人以一新观瞻的感受。（三）　是否能培养出一批人才。这也是至为重要的事，以往编这类大型总集，用了不少人，做些低层次的劳动，结果往往是上面的几个头面人物出了名，下面却糟蹋了一批年轻人，这是至堪痛惜的事，尽可能要避免。

二、　影印著作也应严加控制。不能看到一种稀有版本就视若珍宝。有些人把自己正在搞的东西说得那么重要，实则各种文献都有一个自行淘汰的过程，有些著作之所以流传不下来，实因其内容缺乏深厚的底蕴，今天就没有必要为之重新推广，诱导他人再去费时费力。还要对集成性质的影印丛书严加控制，上级部门，不能对此多拨钱。

三、　不论整理古籍，还是研究某一专题，选题应是决定性的一着。一部大型的总集，如果选题确实好，还要细心加以培植，因为这类书分量太大，势难做到一次做好。以我主编的《册府元龟（校订本）》而言，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后，大家都感到高兴。但细查内部，发现问题还很多。当时参加的人很多，水平参差不齐，留下不少错误。目前我们正在组织人力，到日本等地找其他钞本来校，再将发现的问题汇总，预计再过几年，就可组织修订，再出新版，将此书的整理水平再提高一步。

四、　以后评奖时，可以考虑纳入域外汉籍中的珍品。中国的一些古籍，流传到日本、韩国等地的一些钞本或版刻，极为珍贵。例如日本各地收藏的《白氏文集》钞本，原是日本遣唐使僧惠萼在苏州南禅院中抄去的六十七卷本，最接近白居易诗歌的原貌，又如韩国的奎章阁本《文选》，其中的五臣注，比之国内的各种版本都要近真。因为日本和朝鲜的学者前来取经时，极为虔诚，不敢改动原书文字，不像国内一些文士或书商，常是乱改前人文字。因此今人整理古籍，应该特别重视这些异邦保存的文献珍品。况且这些文献的外传，正好证明了东亚文明是在汉文化的孕育下发展起来的。宣扬这类典籍的珍贵，对于我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宣传与发扬也是有益的。

中国过去只有“《选》学”之称，所谓“红学”“龙学”，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兴起来的。因为中国的文学向分散文与韵文两大块，学韵文的人必须学习《文选》，其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但自五四运动“打倒选学妖孽”开始，新中国成立之后又贬之为贵族文学、形式主义文学，选学即告衰落。反观日本，倒是传承不绝，广岛学派代有著名学者研习。他们在文献的占有上确实超过我们，因为他们拥有一些珍贵的钞本。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日本去讲学时，通过很多朋友的帮助，取回了一种《文选集注》的复印件，这是世间仅存的一种珍贵钞本，内有公孙罗、陆善经等中土久佚的唐人注释。我又通过台湾的朋友弄到一卷钞本，从国内图书馆中也求得好多残卷残片，编成《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三大册。前面有一篇详细的前言，后附各种配合阅读的资料。前一两年，我又筹划出了一种增补本，请日本朋友帮忙，又求得了几种残卷残片，上海古籍又重印了一次。此书博得了学术界的重视。许逸民、傅刚、刘志伟、王立群、胡大雷、刘跃进等专家，或在文章内，或在著作中，都有很高评价，以为其文献价值可与李善注、五臣注并列。近年来《选》学上有许多发展，都与此书有关。我整理的古籍，有好几种得过大奖，而我对这部《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可说情有独钟，但得到的对待却迥然不同。上海古籍出版社对此感到很无奈，我则已经不太在意，但还是觉得域外汉籍这一块应该重视起来，故不避自媒之嫌，把我感受较深的一种书作为例证，提出这一问题，供你们参考。一得之见，可能有偏差，亦乞谅解。

敬礼

周勋初上

2012.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