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唐语林校证》惨淡经营始末

1992年初，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布了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唐语林校证》一书获二等奖，对此我当然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次评奖规格颇高，新闻出版署聘请了许多专家对十多年来出版的古籍作了一次全面的评比，共评出一等奖十种，二等奖二十九种，三等奖五十种。其中获一、二等奖的著作，都是著名学者毕生精力所萃的力作。我为《唐语林》一书作校证，从我个人学力来说，远难与前辈专家相比。况且我在从事整理《唐语林》前，对唐代笔记小说的情况知之甚少，差不多是边学边干，摸索着前进的。最后能够取得如此效果，也不可不谓之大幸了。

我用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的这本书做工作本，该社用的是1958年8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纸型，而这又是沿用1957年4月古典文学出版社的纸型。原来这书的校点工作做得不太细，标点方面问题尤多，必须重新推敲。例如卷八“凡造物由水”一条中“故江东宜绫纱，宜纸镜，水之故也。蜀人织锦，初成必濯于江，然后文采焕发”，自应改为“故江东宜绫纱，宜纸，镜水之故也。蜀人织锦初成，必擢于江，然后文采焕发”。又如卷七“进士放榜讫”一条，中有“〔丁稜〕口讷，貌寝陋，迨引见，连曰：‘稜等登。’盖言‘登科’而卒莫能成语，左右莫不大笑”，我把其中“稜等登”一语改为“稜等登……”，加上了省略号。此处原意本为表达丁稜口吃，故不能成语，从而引起他人发笑。此处如不用标点符号显示，也就难于表达原文的喜剧效果。

古典文学出版社此书是据《守山阁丛书》本排印的。守山阁主人钱熙祚刻此书时，依据的是武英殿聚珍本，为此我又依据聚珍本校了一两遍。

严格说来，《唐语林》此书没有什么版本问题可言。根据我后来的研究，王谠此书本没有定稿，当时似乎也没有刻出，所以宋人书目中的记载就有很多差异，卷数多寡不一，而且对著者也不甚了了。目下所见到的《唐语林》，体例非常特别：前四卷中还保留着一些原书面貌，存《德行》至《贤媛》十八门；后四卷中的条文则按所记之事的年代排列，以《补遗》的名义附后；第八卷中所记之事无年代可依，则又略事汇辑纂于全书之末。这也可以说是我国典籍中仅见的奇特体例了。所以如此，则是因为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利用《永乐大典》中的佚文重新编出了好多种书，于武英殿中以木活字排印，世称“武英殿聚珍本丛书”。其中《唐语林》一书，是现存《唐语林》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种足本，所以我把它作为整理的底本。其后各地据此复刻或重刻，从版本上来说，同出一源，已经没有什么校勘价值了。

《唐语林》存世的最早刻本，仅存明嘉靖二年桐城齐之鸾刻的《唐语林》残本二卷，武英殿聚珍本《唐语林》的前四卷就是据此刊行的。这书也不是什么好本子，齐氏自云“惜予所得本多谬”，其中文字“又有不能意晓者”，可见明代初期即已难得《唐语林》的可靠本子了。这一本子也很难得，南京无此书，我就只能利用暑假，到上海图书馆去读书。1982年第二次去时，此书已制成胶卷，阅读机放在一间四面无窗仅有一门出入的屋子里。时当盛夏，酷热异常，虽有两台电扇不停地吹，仍如置身蒸笼里一样。半天下来，汗流如注，连续工作几天，也可称够辛苦的了。

由上可知，传世的《唐语林》一无古本可依，二无善本可据，在校勘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唐语林》历经分合与传写，错误至多，又必须细加校正。整理古籍的第一步工作，得通过校勘完成一种可靠的定本，但《唐语林》的校勘却又无法采用校勘中最基本的方法——对校法。因为此书原是汇编多种笔记小说而成的，各人记叙的方式和材料来源不同，因而又无法采用本校法定是非。采用理校法吧，风险太大，而且全书篇幅很大，纯出臆断，也不像校书的样子。这样，校书四法中就只有他校法可供采择了。

应该说用他校法治《唐语林》，回旋馀地还是较大的。因为《唐语林》所依据的原书，半数以上还流传于世，宋元时人的总集、类书、别集、笔记中也保存了许多可供参证的材料。只是材料分散，情况复杂，要想做好工作，也不容易，得花大力气才行。

起初我对此事想得较简单。因为聚珍本《唐语林》正文之前，有一份《唐语林原序目》，这是四库全书馆臣从《永乐大典》中抄出来的，里面列出了王谠编纂《唐语林》时所依据的五十种书的书名，尽管里面已经佚去两种书名，但若把其他四十八种书一一找出，和《唐语林》中的条文核对，不是可以一一追溯到原出处了么？

仔细一看，事情可没有这么简单。里面有些书，非但没有听到过，甚至还不知到哪里去找。有些书吧，像《谭宾录》《戎幕闲谈》《太平广记》等书中有佚文，可以发现内与《唐语林》中条文有重合者，藉此可证王谠采录的是这些书中的文字。有些书，如《贞陵遗事》《续贞陵遗事》《常侍言旨》，在《类说》《绀珠集》等书中有收录。于是我就阅读《四库全书总目》，看宋代流传至今还有哪些重要的类书，并且力所能及地去进行查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太平广记》《类说》《绀珠集》和元代陶宗仪的《说郛》搜集笔记小说最多，《太平广记》记叙比较完整，《类说》《绀珠集》删节较多，《说郛》则情况不一，视书而异。此外，像《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白孔六帖》《海录碎事》《锦绣万花谷》《近事会元》，甚至篇幅甚小的《五色线》《续释常谈》等书中都有可资参证的文字。

《唐语林》中记载的事情，可与史书互参者甚多。《新唐书》曾吸收小说入史，这是古今一致的看法，岑仲勉在《唐史馀渖》卷四《总论〈新唐书〉》中有介绍，实际上可不止他所列出的几条，我在校证《唐语林》时曾将接触到的材料随手记在《新唐书》有关志传的书眉上，不下百馀条之多，后以无法作精密统计而作罢。《旧唐书》中也已旁搜小说入史。我常将《唐语林》中的记载与《资治通鉴》正文对读，判断所记事件的年代。这样，也就涉及了《资治通鉴考异》中的许多珍贵资料。

研究唐代笔记小说，《资治通鉴考异》一书亟应重视，这不光是因为书中所录笔记小说的文字接近原貌，司马光对记载的可信程度有所判断，而且有些征引的小说，像林恩的《补国史》等，不见其他任何记载，《唐语林》卷一叙高崇文伐蜀事，卷二叙杜悰议抚云南事，卷三叙李固言诫刘从谏事，卷六前后叙及文宗问《春秋》大义与李训的解释，篇幅都很长，只保存在此书中。《补国史》叙事首尾完整，颇近纪事本末体例，由此可知袁枢首创这一史体时也是有所承受的。

司马光等人编纂《资治通鉴》时，先以年月为纲，纂成长编，将搜集到的材料归在一起，详加考辨，然后定稿，这是编纂较大型的著作时必须遵行的操作过程。我将《唐语林》八卷逐条剪开粘贴在稿纸上，将有关材料附后，制成长编，分装八册。工作时，放在一只大包里，时常翻来翻去，倒像是账房先生在查账似的。

为了查对方便，我把每一条条文编了号，该条出于哪一种原书，查到之后随即记下。我把《国史补》等笔记小说原书，《太平广记》等总集，《太平御览》等类书，《能改斋漫录》等笔记，以及其他有关材料，一一翻检。有时看到某条材料，似乎与《唐语林》中某一条对应，但后者的条文有一千多，猛然要想知道它究竟在何处，可没有这种天分，于是我又把书中人名制成索引，一有疑惑之处，就查检人名索引，进行核对。笨人也只能用笨办法来解决问题。

经查对后，发现《唐语林》中有些文字本是摘引几种书中的若干条文字编成的，例如卷四《贤媛》引柳婕妤事，自“婕妤生延王”始，原出《因话录》卷一，而前面的“玄宗柳婕妤有才学”部分，则不知出于何书。这样我就必须将之分成两条，全书又只能重新编码。随着工作的深入，这类情况不断发现，重新分条与剪贴的工作也就反复了多次。

《唐语林》此书之成，有其先天的缺陷：此书未定稿，工作较草率；《永乐大典》编者将其条文散入全书，却又常是误标书名；《四库全书》馆臣工作同样草率，一方面将许多标明《唐语林》的文字漏收，一方面将误标书名的文字编入。对后一类文字进行溯源，从而将之剔出《唐语林》，最为难办。因为这像大海捞针一样，不易发现。但经努力，终有所获，计有十多种书的条文被检查了出来，中如卷六“张权舆谏幸骊山”一条，原出杜牧《樊川文集》卷十二《与人论谏书》；卷八“唐人酒令”一条，原出《容斋续笔》卷十六。洪迈生于王谠之后，四库馆臣将此编入，颠倒之甚。

前人翻刻《唐语林》时也曾作过校勘与溯源的工作，其中《守山阁丛书》本做得较好，因为主持这项工作的张文虎、顾观光等人，都是知名学者，因此成绩颇为可观。但这些人的工作也不能说是很到家的。因为他们用以校勘的，仅限于现存有单行本的若干笔记小说，而如《次柳氏旧闻》等书，用的又不是好本子，文字每与顾氏文房小说本有异。这里有一例证，足以说明前人轻视小说的观念对整理古籍甚为有害。钱熙祚用齐之鸾本对校，发现四库馆臣刊行聚珍本时，漏辑了八条，刻入《校勘记》中。其后陆心源又以齐之鸾本对校，发现了佚文十四条，于是刻入《群书校补》卷四中；比之钱氏《校勘记》，又补充了六条。但他们的工作实际上还有遗漏，《唐语林》卷三“牛僧孺奇士”一条，齐之鸾本原有，各家均未发现。由此可知，此书仅有的一部明刻本，薄薄两卷文字，大家都不愿下功夫查检。我的工作能够有所提高，无非肯下笨功夫，态度比较认真就是了。

我曾将《永乐大典》的影印本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将《唐语林》中文字所出的原书一一检出，发现现在流传的一些笔记小说原来也有残佚，例如《唐语林》卷三《方正》“薛元赏杖杀无礼军将”一条，《永乐大典》卷一八二〇八曾引，云出《玉泉子闻见真录》。该书基本内容当与《原序目》中的《玉泉笔端》亦即传世的《玉泉子》相近，然通行本已失载。又如《唐语林》卷五有“元伯和、李腾、腾弟淮、王缙，时人谓之四凶”一条，颇怪王缙何以会与元载之子并列，查《永乐大典》卷二九七九亦有此文，云出《刘公嘉话录》，“王缙”作“王缙之子”，则是《永乐大典》此文不但可正《唐语林》之误，而且可补今本《刘宾客嘉话录》之失。

就是这样地，我对《唐语林》中的每一条条文作了校雠和考核，对五十种原书一一作了研究，对滥入此书的条文作了追踪，可以说是对唐代笔记小说作了认真的研究。后来我将研究心得写成《唐语林援据原书提要》，作为附录；后又进行综合研究，写成《唐语林原序目考辨》一文，收入论文集《文史探微》中。文中把书名的混乱情况分为“书名夺误”“异称淆混”“题署不常”“篇章窜乱”“附文随入”“无法印证”“疑莫能明”“难以决断”“钩沉可得”“似佚实存”十项，这是我国笔记小说中常见的现象，这里所作的典型分析，或许对读者会有启示作用。

这项整理工作，从1981年下半年始，历时三年，于1983年完成。其后我又陆续作了些加工，终由中华书局于1987年刊行。

如果此书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下列三点似可注意：

一、操作过程比较规范。不偷懒，不取巧，标点逐一推敲，文字逐一考核，从头到尾，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我的做法可说是很传统的，先作校勘，后作长编，广搜材料，细作考辨，务使整理过后的《唐语林》文字可靠，考辨可信，辑佚无所遗漏。

二、总体设计比较科学。我对全书的整体构架曾作反复考虑，针对读者的需要，撰写各种有关材料。除正文、辑佚外，还有附录六种：即（一）　《唐语林》援据原书提要，（二）　宋元明三代书目著录，（三）　前人序跋与题记，（四）　参考书目，（五）　援据原书索引，（六）　人名索引。各部分相互呼应，融为一体，务使读者多获知识，使用时感到方便。

三、研究工作比较深入。学术界都认为必须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古籍整理，赵守俨先生曾从这一角度对《唐语林校证》大加揄扬，虽觉受之有愧，但我确是处处不忘寻根究底，多方探索。我为《唐语林》涉及的五六十种笔记作了提要，对书中难解的俏皮话与双关语作了解释，并且写了两万字的前言，详细分析《唐语林》的文献价值和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里都有我研究的心得。这些成果，正是从逐字逐句的推敲中提炼出来的。

后来我把整理过程中发现的许多问题慢慢扩大为专题论文，前后总计也有二十多万字。目下我已加工成《唐人笔记小说考索》一书，以此作为《唐语林校证》的姊妹篇而供并读。

多年的劳碌总算有了收获。《唐语林》此书，学者以其材料可贵，都想援用，但又因其杂乱异常而不敢贸然从事。《唐语林校证》出版后，一些朋友来信说，他们敢于大胆使用此书了。程千帆先生称赞此举是“救活了一本死书”，虽觉过誉，但看到自己的劳动有益于人，也感到当年的惨淡经营完全值得。

但由于水平的限制，也由于精力常是分散，书中还留下不少错误。不论在标点上，考订上，也不论在前言里，原书提要里，都有不少有待改正的地方。目下我的研究重点已经转移，但仍在为修订《唐语林校证》而积累材料。原来我从《侯鲭录》卷八中发现一条文字，与《唐语林》卷七“宗室凌迟”一条切合，证明了《原序目》中的《齐集》实为《岚斋集》之误。盖“斋”形讹为“齐”，而又夺一“岚”字，致有此误。后来严杰同志告我，《唐语林》卷四“湖接两头，苏连三尾”一条，亦出《岚斋集》，《吴郡志》卷十二中有记载；台湾东吴大学王国良教授给我寄来“中央图书馆”藏钞本《姬侍类偶》的复印件，可证《唐语林》卷六中“武三头”一条亦出《岚斋集》；可知《唐语林》中援用《岚斋集》的文字，至少有三条。而我以前发现《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七中“唐人知贡举者有诗”一条，《全芳备祖》卷十九中“陆龟蒙醉赋”一条，均出《岚斋集》；这样，《岚斋集》中存世文字，目下所知者，已有五条。这些成果的取得，似乎微不足道，但做古籍整理，却就是这么琐碎而辛苦。我从事过多种研究工作，可谓辛苦略尝，因而对“不相菲薄不相师”的说法特别欣赏，平时每对某些鄙视古籍整理而好作高论的人敬而远之，总希望有人不辞劳苦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因为这是有关传统文化的基本建设，一人劳而万人逸，对子孙后代都有裨益。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