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写作《高適年谱》的机缘与甘苦

或许由于我正在指导唐代文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有些人就称我为唐代文学专家。每当听到这一类话，心中就暗自嘀咕，深知自己根底浅薄，没有在这领域中长期下过功夫，又怎敢享此美誉？但我毕竟写过一些有关唐代文学方面的东西，而且得到过学术界的好评，那么若把自己这一段“速成”而有“实效”的经历介绍出来，或许会对热心向学的读者有些帮助，这是我胆敢草此小文的原因。

我之踏入唐代文学研究领域，是从写作《高適年谱》开始的，而我何以会在众多的唐代诗人中看上高適，则纯出偶然。

“文化大革命”前，我是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当时高校中似有一条不成文的法规，各人的教学和科研的界限很清楚，一般不大滥入其他教师的主管领域。我在研究生阶段学的是甲骨、金文，改为助教教批评史后，从先秦讲到王国维，牵涉到的东西太多，吃力得很，因此从未在唐诗上下过功夫。可以说，当时只是停留在读读《唐诗三百首》的水平上。

“文化大革命”时，横扫“封、资、修”，家中只留下《毛选》四卷，其他“黑书”都奉命上缴了。当时倒真是赤条条一身无牵挂，上山下乡走“五七道路”，连着有好几年，把“之乎者也”都忘得差不多了。1972年回城，正处在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的新阶段，继续横扫“封、资、修”，仍然无书可读。

正当奉命回城前后，古典文学领域中突然冒出了一本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因为它有来头，工宣队倒也开起禁来，允许教师到资料室中去借古书看。那时确实闲得无聊，系里就组织大家讨论讨论，我也被指定为发言人，于是可以有恃无恐地读起唐诗来了。

对这本书，大家议论纷纷，对郭沫若的扬李抑杜大都表示异议，我倒以为这不算什么，换一种角度，对李白讲得好一些，对杜甫讲得坏一些，只要符合事实，应该允许。但书中对高適的批评，我却产生了疑问。

郭沫若对高適批评得很苛刻，说他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与杜甫分属拥护玄宗和拥护肃宗的不同派别，至死不能解开疙瘩，倒像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群众组织似的。过去我有个印象，杜甫入蜀之后，生活艰难，是靠老朋友高適、严武接济为生的，《李白与杜甫》中的说法与此相距太远了，我就想到，可以找本高適的集子来读读。

到资料室去借来了一本四部丛刊本《高常侍集》，翻阅之后，颇觉茫然。高诗不编年，分不清哪一首是少作，哪一首是晚作。唐人称呼好用排行或官衔，不大称名字，这就让人难以断定这些诗歌的投赠对象是谁。古今地名差别很大，高適诗中提到的地名很多，我就分不清他到底去过哪些地方，其路线又怎样？……反正那时没有什么硬任务，读不下去也就算了。找新、旧《唐书》中的高適传记来读，增进了一些了解，但与他诗集中的作品仍然联系不起来，也难以判断他跟杜甫及其他诗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后来从《文学遗产增刊》中找到了一篇高適的年谱，读过之后，对有些作品的写作年代和内容增进了一些了解，对他的历史知道得也细了一些，但仅至于此，很难再深入下去。隔了不久，从另一本书上却发现了一条材料，说是《郡斋读书志》上有记载，高適是在天宝八载制科（有道科）中举的，这时我想起前一本年谱上说高適于开元二十三年登第，二者相差太远了，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我被引起兴趣来了。心想，反正无事可做，不如围绕这类问题借些书来读吧。

那时我和学生被编在一起，开门办学，到浦镇车辆厂去写调查报告。大家集体住在等待拆毁的两节硬席卧铺的破车厢里。报告是由学生写的，教师不过参加些讨论，大部分的时间只是看看工人干活，逛逛大街。我就向工宣队头头说，自己个子高，睡时脚伸在铺位外面，容易着凉，要求单独住到原来列车员休息的房间中去，工宣队批准了我的请求，于是我便经常把自己反锁起来，躲在这间斗室中读唐诗。

那时每星期可回家一次，我便定时到资料室去借《全唐诗》及其他书来读，定期更换。

拿《全唐诗》中的《高適集》和四部丛刊本《高常侍集》作比较，发现二者颇有出入，例如《高常侍集》卷一中有《宋中送族侄式颜时张大夫贬括州使人召式颜遂有此作》，颇怪题目何以会那么长，读《全唐诗》后，始知自“时张大夫贬括州”之下，原来是注文，四部丛刊本是活字本，只有一套模子，无法用大小字体区分开来。《全唐诗》本的诗题当更近原貌。

《全唐诗》中的《高適集》中的这一类注，当为高適自注，故至堪珍视，例如《东平留赠狄司马》诗下，有注曰“曾与田安西充判官”，后来我查明，狄司马曾随安西都护田仁琬从军新疆，田仁琬于天宝元年去职，狄亦随之东归，故高赠诗慰勉。高诗自注提供了考查的线索，意义重大。

这两种《高適集》中的诗，还有出入，《全唐诗》中多出四首，即《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中的“皤皤河滨叟”一首，《玉真公主歌》二首，《途中酬李少府赠别之作》一首，这些诗篇是否可靠，必须从唐宋时人的记载中找到旁证才是。为此我又勤翻各种文集、总集、笔记等典籍，发现这些诗在《文苑英华》、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和葛立方《韵语阳秋》中均已记载，这就更使我相信：《全唐诗》本的《高適集》的文献价值要比四部丛刊本为高。这与讲版本的人重视《四部丛刊》而轻视《全唐诗》的看法不同。

过去乱翻书时曾有印象，郑振铎编的《世界文库》中曾有高適的诗集，查阅之后，发现里面还有校记，内如《四库全书》本的高適集中，还有一些不见其他本子的原注，如《别孙》题下注曰：“时俱客宋中。”可见传世各本高適集的内容都有一些不同，做研究或校雠工作时，应该广征异本，择善而从，没有一种高適集是完美无缺的。

其后我到北京整理《韩非子》，曾有一段时间在北京图书馆看书，查阅四库全书本《高常侍集》，可证郑振铎的校语无误。这时我又看到了几种《高常侍集》的明刻本和影宋钞本，也就对高適集子的版本问题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后来我又翻阅了《唐诗纪》一书，经过详细的比照，始知《全唐诗》本的《高適集》是抄录《唐诗纪》而成的。

这样，我对高適集子的版本算是了解颇多了。本来还有想法打算就此写一篇文章，总结一下，但当时还以为自己之搞唐诗，只是逢场作戏，因而并不认真对待，拖着没有动笔，结果当时构思的内容随后也就淡忘了。

再说我在列车员的专用房间里读唐诗的事。和高適同时的诗人，上起开元之前，下至大历阶段，前前后后翻了几遍，把和高適有关的诗摘了出来。这时才知杜甫的赠诗数量最多。杜诗又多注本，可以从注中发现新的线索，于是我又借出钱谦益、仇兆鳌、浦起龙、杨伦等人的注本来看。这样的读书方式，倒是有些近于所谓“并读”之法，不但查到了许多有关高適的新材料，而且掌握了各家注杜的风格特异处。例如钱注的特点为以史证诗，仇注的特点为富赡博综，浦注的特点为层次明晰，杨注的特点为简练精到。

过去老师曾有教导，做学问时，应该重视材料的最早出处。研究高適和杜甫的交往，似也应找最早的杜诗注本读，为此我又找了九家注、蔡梦弼注、黄鹤注等来读，从中果然发现了好些珍贵的材料，例如高適入川任职，史书都记作先任蜀州刺史，后任彭州刺史，朱鹤龄和钱谦益都指出了这一错误，并引黄鹤注为证。黄鹤则引柳芳《唐历》和房琯《蜀州先主庙碑》为证。柳、房二人与高適同时，材料最为可贵，惜二文已佚，然残留在宋人旧注中。这些都是查考高適剑南任职时最早也是最可信的材料，于是我懂得了读诗也应该重视古注。

在高適友朋的赠诗中，发现了一首刘长卿的《秋夜有怀高三十五适兼呈空上人》诗，颇为特别，前人似未注意过。内云：“晚节逢君趣道深，结茅栽树近东林，吾师几度曾摩顶，高士何年遂发心？”推详诗意，高適晚年似已信奉佛教，而这在其他文献中是没有记载的。史书上说他曾任淮南节度使，时驻节九江，地近庐山，“结茅栽树近东林”，确是有此可能，但这里怎又说是晚年的事？查高適抗吐蕃失败，内调为京官，死在长安，中间没有可能再去庐山隐居，那么这个“东林”指的又是什么地方呢？

我在翻检过《全唐诗》后，终于在韦应物的集子中发现了三首有关东林道士的诗，才知紫阁峰的西边有一处东林道士的精舍，高適的“茅”舍，当建在彼处，所以诗的结尾有“不见支公与玄度”之语。

但这个“空上人”又是谁呢？我知道，和尚一般取两个字的法号，称呼时可仅用下一字，那么这个“空上人”就有可能名叫“×空”了。为此我就找记载和尚事迹的书来读，知道宋释赞宁修的《大宋高僧传》记载的唐代和尚最多，结果果然从中查到了一个不空和尚，还知道此人当时名望极大。不空为密宗高僧，我过去也听人说过西藏的佛教属于密宗一系，内有摩顶等仪式，这不是又与“吾师几度曾摩顶”可以联系起来了么？

那时查资料，可真有一不做二不休的气概。学校大图书馆阅览室中放有一部《大正新修大藏经》，内有“史传部”，翻阅之后，发现里面还有赵迁写的《不空行状》。不空的材料很多，《不空三藏表制集》中还有飞锡撰的《大广智三藏行碑》等，里面都曾说到天宝十二年到十五年时不空曾应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之请，为设道场，“节度已下，一命之上，皆授灌顶”，其时高適正任节度使的掌书记，必然也参加了不空的灌顶仪式。综合这些材料来看，高適之为密宗信徒，那是绝无疑问的了。

高適是因抗御吐蕃失败而回京任职的，按例应该贬官才是。他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官从三品，入京任左散骑常侍，官正三品下，反而晋升了一阶，这可难以理解。况且唐代前期重内职，轻外职，高適的情况为什么这样特殊？为此我查了很多典章制度方面的书，方知散骑常侍一职，入唐之后已成安置罢退大臣之名位，故有“貂脚”之诮。“盖崇其爵禄而置诸闲散，聊示统治者之所谓恩荣而已”。无怪他在晚年能到远郊去“结茅栽树”，看来他已处在半退休状态，不必经常上班了。

刘长卿的这首诗，《全唐诗》的《皇甫冉集》中也收了。刘、皇甫都与高適同时，这诗到底出于谁手？我考证了好久，却得不出结论，总是受到材料的限制吧。但《全唐文》的《高適集》中收有《皇甫冉集序》一文，却被我查出底细来了。此文原载《唐诗纪事》，本是《中兴间气集》中的评语，因为宋时有把高適说成字仲武者，所以《全唐文》中才有这一错误。我又根据独孤及为《皇甫冉集》作的序，考知皇甫冉死时高適早殁，进一步断定了高適此文的真伪。

我对高诗中提到的人一一试加考证，倒像解答数学难题似的，兴致很高。例如高適有《酬裴员外以诗代书》一首，自叙生平，是了解高適历史的重要材料。这裴员外又是谁呢？高诗中云“兄弟真二陆，声名连八裴”，可知此人颇有文名，且出著名族望。查李华《三贤论》中叙及好多高適的友人，内云“河东裴腾士举，朗迈真直；弟霸士会，峻清不杂”，似可与“二陆”之说互证。再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一上》“南来吴裴”下记裴宽兄岐州刺史裴卓二子，即腾、霸，而《旧唐书·裴宽传》中即称其“子侄亦有名称”，“兄弟八人，皆明经及第，入台省、典郡者五人”。这又可与高诗中的“八裴”之说呼应。但他兄弟二人都曾任员外郎之职，高诗所酬者又是何人？查李华有《祭裴员外腾》一文，而独孤及在《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中又说此文已于安禄山之乱中遗失，可知裴腾殁于至德之前。那么高適的赠诗对象裴员外，定然是裴霸无疑的了。

就是这样地，我把高適诗文中提到的人考出了不少。可以说，目前大家所知的高诗中的人物，绝大多数是我考出来的。这也可说是我的一份贡献吧。

我在破车厢中作了一番摸底的工作，为回校后的深入钻研打下了基础。正因为我对唐代的情况太陌生了，阅读之时不断发生问题，随之就找有关的书来读。这样不断跟踪追击，大量检核最基本的文献，知识也就不断扩大深化。像《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等书，过去连听都没有听到过，这时也知道使用了。地方志也翻了不少，并对其体例和价值也有了些了解。敦煌遗诗也一一查检，王重民等人的著作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这样，掌握的材料越来越多，围绕着高適的问题对有关唐诗的文献全面地翻检了一番。

但我总觉得有一件憾事要弥补。查考高適生平，对他的家世却一无所知，心想现存文献中不可能再有什么线索可寻找，但近百年来的出土墓志，还可以再爬梳一番，为此我又翻检起石刻资料来。也算皇天不负苦心人吧，我在《千唐志斋藏石》中居然发现了一方《大唐前益州成都县尉朱守臣故夫人高氏墓志文》，经考查，知墓主高就是高適的亲姊，其父高崇文，韶州长史，与《旧唐书·高適传》中的记载相符，只是旧《传》用同音字记作“从文”罢了。这时始知高適乃高宗时名将高偘之孙。这一结论，已为学术界所接受。

有关高適的研究不断深入，有些结论前人似未说过，为了防止事后遗忘，我就找出一堆烂稿纸，利用背面简单地作了些记录。成果越来越多，不断涂改添写，自己也难看清了，反正无事可做，索性重新抄清一遍。这样加工了三次，大体上也就成了目下《高適年谱》这个样子。从读《李白与杜甫》起，到初稿的完成，大约只花了一年多一些时间。当时万想不到日后还能公开出版，因此全书用简单的文言写成，以省笔墨。

“文化大革命”结束，上海古籍出版社表示可以考虑出书。这时我可犯难了。心想这种白手起家的“急就章”，难免没有错误，总得请人审读一遍，才能放心。当时我还不认识孙望先生，于是转请他人介绍，将稿子送了过去。过了些时候，孙先生的意见来了，一共写了三四页纸，连错别字和标点符号的错误也不放过。孙先生把长期积累的宝贵资料全盘托出。例如高適有《赠畅大判官》一诗，我起初以为是畅当，但又觉得年代不合，翻检《元和姓纂》等姓氏书，也不得要领。孙先生告诉我章定的《名贤氏族言行类稿》中有材料，可确证此人为畅璀。这种无保留地支持后学的热诚，我将永志不忘。

最近二三十年中，学术界已先后出现了八九种高適年谱，有专家评论说，我这书“在高適的家世、行踪、信仰、交游及诗文编年诸方面都有许多创见，内容翔实，贡献尤为突出”，虽觉受之有愧，但也未尝不感到愉快。心想这么一本初学者的习作，竟能和诸多老手的著作颉颃，得力处可能就在自知水平低，因而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都不敢轻易放过。龟兔赛跑，迟钝的人有时反而会有成功的希望。

后来我参加了一系列的唐诗会议，和专家交往时，谈到贞石、壁记、佛藏、谱谍、地方志等方面的唐人资料，总也能说上几句，不致显得太寒伧。看来当年的学习还算对路，才能在短期内突击奏效。但心中还常是在暗想：“惭愧，惭愧，靠的就是这么一年多的死功夫，才不至到处出丑。”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