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业问难　教学相长 ——一位师门熏陶下的摸索者

我于1950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胡小石、汪辟疆等先生学习古代文学。胡、汪二师都生于清代末年，一毕业于两江师范学堂，一由京师大学堂转入北京大学，其时教育界正蕴酿着学制方面的改革，废科举，兴新学，文学开始独立分科，然仍为古来文史不分的传统所支配。他们的学习过程，走的仍是清人老路。胡先生五六岁时，学的第一本书为《尔雅》，家长想把他培养成一名杰出的朴学家。汪先生的家长规定他上午读经书，下午读史书，晚上则读读诗文，走的是正规的成才之道。

后来我还接触过一些与他们同一代的老辈，如叶恭绰先生等，发现这一些人大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善诗能书，笔头功夫好，懂得的东西多。他们谈吐风雅，似乎是在追求一种魏晋风度的神韵。

胡先生口才特佳，又以书法名家，因此上述特点更为明显。我在本科毕业后又读了两年副博士研究生，追随他的时间最久，感受尤深。

胡先生的课堂讲学效果好，普遍受到学生的欢迎。他也喜欢与学生闲谈，由学生随便提问，然后随方解答。他看似仪容庄重，似难接近，但在闲谈时，即可发现其风趣横生，亲切自然。古称君子的仪容应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对此我有深切感受。

我体会到，学生从师受学，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大都是当局规定的一些必备知识，将来可由此谋生，服务于社会，而在课馀问学得到的东西，则常是贯穿着更为深层的内涵，如人格的感染，治学的态度，研究的方法等等，往往在不经意间得到熏染。古代书院制下的教学，就很重视师生之间的答问。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在师生关系中的一种体现。

1957年，祝贺胡小石师、杨秀英师母七十大庆合影

前排左起：徐家婷师姐、胡师母、胡师、陈方恪师

后排左起：杨其群、郭维森、侯镜昶、周勋初、谭优学、吴翠芬

我在大学二年级时，上过胡先生的“工具书使用法”课，这时已经折服于他的渊博与敏悟；大学三年级时，听过他的“中国韵文史”课，觉得真是一种诗意的感染与科学的求真精神的完美结合；而在四年级时听他上中国文学史上半部分，历时半年多，则收获更大，对我一辈子都发生了重大影响。

胡小石先生

胡小石师书迹

我因长期生肺病，耽搁了很多课程，到了三年级将结束时，才肺病痊愈，班上同学因国家建设需要，都已提前一年毕业，只有我与另一患病的同学孙旭升二人继续留校学习。系主任方光焘先生对我极为关怀，不但允许我多学一年完成学业，进一步养好身体，以免复发；他还告知我，下一学期胡先生要开文学史课，那时胡先生已年近七十，已有好几年不上此课，以后怕难再开，因此方先生叫我不要再补其他什么课程，一年之内，集中精力跟胡先生学。

因为课馀时间多，我就围绕听课内容找各种参考书来读。现在看来，这就是所谓泛读。

新中国成立初期，教师都要补上社会发展史课，藉以说明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此乃历史发展之必然，知识分子应该认真学习社会发展史，不得逆历史潮流而动，应该老老实实地进行改造，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胡先生当时也在学习社会发展史，他在阅读一本苏联人写作的书，结合中国社会的发展，讲授中国古代社会中出现的神话传说与《诗经》《楚辞》等文学作品。

历史学界对于中国社会的分期，一直聚讼纷纭，但总以郭沫若与范文澜的两家之说影响为大。中文系的教师当然不会卷入其中，但得多加关注。小石师对此似乎并不太在意。我则向来对历史有兴趣，这时便去找了很多参考书来读，除了郭沫若、范文澜的书之外，还找了翦伯赞、吕振羽等人的书来看；而我又喜欢东张西望，不想被一种模式套住，因此又去找了日本学者森谷克己著、陈昌蔚译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田崎仁义著、曹贯一译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还有顾颉刚编的《古史辨》几大册，一一拿来参看。我将多家之说加以比较，发现问题后再去一一求教。小石师家住天竺路21号，距我宿舍有半个小时的路程，我总是用一只大的书包装满了书，摊开向他求教，他则略加评判，并指点向哪一方面再找基本文献来读。

那时小石师正在研究中国古代神话，因此讲课时花在这上面的时间很多，其后接着讲楚辞，又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为此他又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我在他的指导下，读了王逸的《楚辞章句》、朱熹的《楚辞集注》和戴震的《屈原赋注》。那时我还尽可能地找一些文章来看，例如苏雪林的《楚神九歌与中国古代河神祭典的关系》等。我知道，苏雪林是小石师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时的学生，她的研究楚辞，曾受小石师的启发，只是后来她的路子越走越野，几乎泛不可挡，小石师则始终不离朴学家的规范，重视文献与实物的证验，不作过多推论。

小石师在学生时代就通日语，平时经常阅读一些有关宗教、神话、民俗学等方面的书籍，和同一辈人相比，他的学问有其新的一面。我虽迟生四五十年，只是身处特定年代，英语既半途而废，日语也未学成，况且其时图书馆内已把前此出版的一些书籍，如J.G.弗雷泽的《金枝》等，都已封存，或许领导上认为这些奇形怪状的知识无补于学生的思想健康吧。不过我还是买到了李玄伯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后来又买到了他翻译的法国古朗士的《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进而又买下了林惠祥的《文化人类学》等书，还尽可能地寻找有关原始宗教、民俗学、神话传说等各方面的材料，努力提高这方面的学识。

小石师在文字学方面建树很多。他的《契文举例》一文，学界公认为研究甲骨文语法的开山之作。他在讲授文学史时，则对金文讲得较多，这也是清人治学先从小学入手的遗风吧。他从文字画讲起，介绍定形后的甲骨、金文，旁及“六书”之说，进而叙及周《诰》殷《盘》。我则在他讲解金文时，找到他在1933年中央大学《文艺丛刊》第一期上发表的《古文变迁论》一文加以阅读。我发现，这篇文章中提出的金文字体四期之说，与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提出的说法相去不远，二者的提出不知孰先孰后？当我提出这一问题时，小石师显得很高兴，且说这一问题杨白桦也没有发现。杨白桦为小石师次子，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小石师有关这一金文字体研究成果，早在《齐楚古金表》中已经提示。此《表》先后发表过两次，先发表在某一杂志上，后发表在《国风》半月刊四卷十一期上。可惜我当时没有听清，也没有及时记下，因而首先发表的那本杂志之名，早已忘却，今日只能感到遗憾。

小石师还提到，清道人（李瑞清）对此问题早有研究，他承此遗绪，继续深入研究，才能有此系统的总结。小石师笃于师门风义，意谓这种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有长期积累。

学生上文字、音韵、名物、制度等课，常会起枯燥乏味之感，小石师却能讲得引人入胜，亦可说明其教学效果之佳。我在研究生阶段，与同学谭优学合写过一篇《禹鼎考释》的论文，可作这段经历的纪念。

我在小石师家请益时，也不拘于文学史方面的题目，所思所感，提出之后，他总能正本清源，拨开迷雾。有一次我提出，为什么明代的宦官之祸如此严重，清代就没有什么宦官之祸？后人所诟病的李莲英之类，比之前朝，简直可以称为良善之辈。小石师就指导说，明代内廷设司礼监，由宦官掌控，外廷的奏章都要经由司礼监转进，且负责拟订诏令。明代自中期起，帝王每不视朝，对外门户均由主管司礼监的宦官所掌控，也就容易形成控制朝政的局面。清代裁撤司礼监，清室帝王又较勤政，也就避免了前朝的宦官之祸。这一番话，确有顿开茅塞之感。古人云：“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与小石师晤谈，常能听到一些课堂上听不到的知识。

我在一开始与小石师接触时，还体悟到他欢迎学生提问，但又是有原则的。有一次，我正在读《诗经》，《王风·扬之水》中有句云“扬之水，不流束薪……”我古汉语水平差，难以理解，于是就此提问，小石师不理我。我也就想到，这种问题不该提出来。以后我当教师，学生如有关于读音、难字、出处等问题时，我也不回答。学生不能拿老师当辞书用，否则反而会增加提问者的懒劲。

我与这些师辈前后相差近半个世纪，谈话内容，也就不易找到共通的关注之点。小石师常与老学生吴白匋等人谈清末掌故，跟我们一辈谈的就少了。因为我等并非世家子弟，对前朝旧事所知太少；时至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似也不宜多谈过去一些“遗老遗少”的轶事，今日思之，仍有无端丢掉了很多“口述历史”的感觉。

我跟汪辟疆先生学，也常到他家请教。他在1954年春即中风，不能行走，但在我提问后，还常是摸索着找书给我看。他喜谈文坛掌故，从其名著《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可觇其对近代诗人之熟悉，而他与列名“天魁星及时雨宋江”的陈三立一家，谊属世交，辟疆师早年即从陈三立学诗，故时常叙及陈氏诸子旧事。

汪辟疆先生

汪辟疆师赠《唐人小说》，左笔题署

有一次，他提到陈寅恪的婚事，说是曾署理台湾巡抚的唐景崧看上了陈寅恪，要把孙女唐晓莹许配给他，陈寅恪不愿，然而唐家藏有一部唐代的集子，极为罕有，陈寅恪要借来看，唐景崧不允。这桩婚事拖了很久。此说甚为有趣，我就此问过小石师，小石师也说陈、唐二人的结合乃父母之命，且云陈寅恪早年抱独身主义，所以年纪很大了才结婚。唐晓莹为体育教师，陈氏失明后幸有家室的照顾。小石师早年亦从陈三立学诗，故亦熟知陈家情况。然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的回忆，陈、唐二人的结合出于她的介绍。赵、陈二人同在清华研究院任教时，居处邻近，陈寅恪常到赵家吃饭，杨步伟见他年近四十，尚未娶妻，遂介绍与唐相识。此说似乎信而有征，但与汪、胡二师的说法距离甚远。后来我遇到曾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的鲍正鹄先生，言及此事，他就说杨步伟姑妈喜欢信口开河，由此可知一些人的回忆录，确是不可尽信（杨步伟为金陵刻经处创始人杨仁山的孙女，鲍先生的夫人为杨仁山的曾孙女）。

辟疆师为江西人，方言口音重，我的语言能力又差，常是不能全然听懂。他提到唐家所藏的那本书的名字时，我听不清楚，又不便请他重复，今日思之，留下不少遗憾。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闲聊，可能就跟这些师辈的作风有关。因为我喜欢泛读，又有喜奇好异的习性，对小石师一辈来说，均属晚年弟子，童言无忌，提问题时也就没有什么顾虑，结果常能听到好多不易获得的知识。但是随着革命秩序的建立，一切要求正规，课堂讲学已成接受知识的法定途径。而且班上的学生也多，大家如果都去老师家中请教，也势必难以招架。

从清末到现在，不过百年略过，只是民国初年的事，在当今学生看来，已经像是唐宋元明清的历史一样。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放映过一部有关小凤仙的电影，学生见到长袍大褂的梁启超等人，就像进入了历史上的遥远年代。我就对学生说：“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其实近在眼前。罗根泽（字雨亭）先生是我的老师，梁启超是罗先生的老师。罗先生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所作论文《孟子评传》（收入《诸子考索》时改名《孟子考》），就是在梁启超的指导下完成的。”近百年来，差不多每过十多年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就会有所不同。学生接触到的老师，如果年长一些，也就会有另一种面貌的感受。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的发展也不平衡，因此常有京派、海派等称；时于今日，又有港台文化等说。南京大学接受的是中央大学的遗产，初期的教师中有胡、汪等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加上“封建学者俘虏”的恶谥，今日则又有人认为我在寻找一条新朴学的道路，或许就与这种学统有关。

中国步入改革开放之后，我与程千帆先生一起培养了很多硕士生与博士生。培养硕士生时，采取上课的方式，每星期要上课；培养博士生时，则取定期讨论的方式，每两星期见一次面，一般讨论两三小时。

程先生为硕士生开校雠学课，这是有感于“文化大革命”中的荒谬学风而首先考虑及此。新中国成立之后，培养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建立革命的世界观，如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好头脑，那么无论干什么事情，均不难迎刃而解。论及治学，则强调观点的首要意义，因此学生用不着读多少书，只要挦扯一些皮毛，唱唱高调即可。千帆先生以为，拨乱反正，树立正确的学风，必须从指点读书门径开始。因此他亲自为学生讲授校雠学，后与学生徐有富合作，编成了《校雠广义》四卷本，内分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大类，1994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后于1999年获得了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国家图书奖”，在教育界与学术界发生了很大影响。

改革开放之初，大家对过去那套学风已经不再顶礼膜拜，而又苦于没有什么新的指导思想去代替，于是一些人便企图从英美等国引进新方法来解救，学术界兴起了一股所谓“方法热”，似乎一掌握了新方法，就可点铁成金。这种做法，其实与前此的官方指导方针，只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将无往而不胜，是一样的思路。不管是老版的做法，还是新版的做法，结果都是一样，大家用不到读多少书，只要掌握了某种外缘的东西即可。多少年来，大家在这种束书不观高谈义理（或方法）的环境中，糟蹋了多少美好年华。

千帆先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金陵大学，也是胡、汪二师的学生。我与他先后同门，对问题的认识容易接近。我们讨论后认为，学生应该读些典范的学术论文。我们可以挑几篇有代表性的论文来讲解，如果说要帮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的话，这样做，可能更实在一些。由此决定，我开了一门“近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的新课。我挑选了王国维、陈寅恪的五篇文章加以分析，说明这些文章的贡献，他们何以能取得成功？这些文章是怎样写成的？在写法上又有什么特点？……我工作得很吃力，备课时间用得很多，讲课的速度很慢，一学期下来，只上了四篇文章，但效果还不错。第一次讲这课时，我为五位硕士生布置了一份作业，让他们参照陈寅恪的《读〈秦妇吟〉》做一篇《柳珵〈刘幽求传〉笺证》的读书报告。事后发现，他们都做得很好，说明他们在阅读范文后，都学到了新东西。其中对“小祥”一词的解释，还纠正了我在《柳珵〈刘幽求传〉钩沉》一文中的错误。教学相长，可由此证验。

我的这些讲义后来编入了《当代学术研究思辨》一书，行世后，学术界反应不错，好多学校用作教材，有的教师则照这种做法也开了新课。

总的说来，我们为硕士生开的新课，不再讲什么《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之类的常见课，而是力求开拓新知，讲一些过去遭到忽视的基础知识，或是一些富有探索性质的课题。

我们培养博士生时，学生得抓紧时间读书，积累知识，准备提出问题。千帆先生还为学生规定了几种基本书，如《毛诗正义》《楚辞章句》《史记》三家注、《文选》李善注等，属于文史方面的一些基本典籍。学生写成学习报告后，教师详加批改，如已达到发表水平，则推荐到报章杂志上去寻求发表。

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与我国过去书院制的讲学方式比较接近，试看《宋元学案》等书，或是后代一些书院的讲学记录，如朱一新《无邪堂答问》等，均有相近之处。这种教学方式的好处是，可以形成互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也能使教师奋发向上，只有不断努力，全身心投入教学，不敢松懈，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师生间的互动，从初当教师时起就尝到了甜头。1962年时，两个学生来谈毕业论文，当时我正在讲授《文心雕龙》，论文涉及通变问题，我就突然感到可作一篇文章，题名《新变与通变》，把梁代的时代潮流、作家群体、皇室人员和文学观念等问题综合在一起加以考察，从中勾勒出一条发展线索。这种思想不断深化，也就形成了后来的《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一文。我体会到，问难之时，脑筋处在活跃状态，为了回答学生的问题，必须抓住话头不断深化，如能开拓有成，则成果立见。因此，问难与授业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教师应取主动态度组织教学活动，彼此相互激励，以期取得预想的良好效果。

时至近代，社会转型加速，传统的教学方式不断受到冲击。我的几位老师虽然已经不是书院出身，但前时的流风遗韵尚存，他们的师辈也喜欢有年轻人前去提问。小石师学问博大，他最佩服的学者是乡先辈沈子培先生，当时沈氏以遗老的身份退隐沪上，小石师则寓居清道人家中，沈子培常说年轻人可以带一些问题去谈谈，当时出入沈府的，还有王国维等人，都对此老的应答如响开示门径表示钦佩。雨亭师常说，当年钱玄同在北京，喜欢年轻人去谈学问，提问题，他承此学风，也喜欢学生带问题去。他的研究生却不上他门，也不带问题去，这让他深感失望。

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教师处境不同，态度也就有差异。小石师教的是甲骨、金文与先秦文学，距离现实较远，禁忌较少，谈话时也就显得从容。雨亭师在“拔白旗”时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事后也就三缄其口，又兼健康恶化，势难再享问难之乐了。改革开放之后，师生关系大为改善，博士生的教学中多少还能贯彻一些个别辅导的成分，然自高校大规模地实施扩招之后，不论硕士生、博士生，一般都取大班上课的方式，因材施教愈见其难了。进入新世纪后，情况又有大变，目下教学方式更是讲求制度化。所谓制度化，也就是用大规模培养理工科人才的方式批量加工，犹如工厂里大规模生产产品一样。这样做，一般均采上课和吸收学生参与科研项目的方式，以至于有的学生全然与理工科的学生同步，背后称自己的老师为“老板”。学生很多，项目不一，教师更难针对个别学生的特殊情况精心培植。反正中国每过十年、二十年在教育学生的方式方法上就会有变化，西化之风越来越起主导作用，传统的充满人文精神的教学方式能否占有一席之地，已难确说。

我带的最后一名博士生余历雄将我三年讲课过程中的答问记录了下来，取名《师门问学录》，先后发行了中国与马来西亚两种版本，社会反响颇佳。我在高兴的同时，也暗感神伤。因为我明白，这种教学方式很难复制，因为情况太特殊了。七十老翁，身边只有一名外籍学生，该生极为勤奋，又特别有心，才能有此成果。一般说来，大家在视之为常态的情况下出现某一特殊事例，还有这种可能，想把特殊事例作为常规来推广，除非环境整个改变，否则绝无可能。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尽管大家都把发扬传统文化挂在嘴边，实际上往往只是说得好听一些而已，如果领导上认为这种教学方式不能产生最大效益，也就只能让其自生自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