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关于论文选题和治学方法 ——周勋初先生报告会记录

时间：2006年4月19日星期三下午三点三十分

地点：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会议室

主持人：胡传志

参加人：文学院古代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和部分青年教师

主持人介绍：今天我请来我的老师周勋初先生为大家讲一讲如何选题和治学方法问题。大家对周先生一定不陌生，周先生在古代文学研究界是著名专家，现任江苏文史馆馆长，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先生论著很多，主要有：《九歌新考》《韩非子札记》《韩非》《张骘〈文士传〉辑本》《文心雕龙解析》《中国文学批评小史》《文史探微》《文史知新》《高適年谱》《诗仙李白之谜》《唐诗文献综述》《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西学东渐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无为集》，以上都收在《周勋初文集》七卷本中。此外，周先生古籍整理方面的著作有《韩非子校注》《唐语林校证》，主编《全唐五代诗》（第一主编）《唐诗大辞典》《唐人轶事汇编》《唐钞文选集注汇存》《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李白研究》等，新出版的著作有《李白评传》《师门问学录》（与其马来西亚博士生余历雄的教学实录）。从先秦到晚清，学术面很广。今天周先生为大家谈谈如何选题和做学问，我想，这要比单纯就某个专题来讲对大家更有价值。

报告内容：

听了刚才胡老师介绍我的著作，可能会给大家一种错觉，似乎我很聪明，写的东西多。其实我一点儿也不聪明，我这个人迟钝得不得了。也不会讲话，连普通话都讲不好。我曾经在北京工作过三年，我的爱人是北京人，但是普通话我始终讲不好。因此，语言上我是一个低能。有的人讲话很有激情，很有表现力，我不行，说话平淡无奇，温吞水一样。可见，我没有什么才华和能力。我的这些书可能会给人才学不错的感觉，其实比起当代学者来，并不算多。不过我的面还算比较广，从先秦到晚清，这在当代学术界是不多的。学术界现在是专家多，大家少。有苏轼研究专家、《文心雕龙》研究专家，等等。原因一方面在于现在的学术潮流逐渐向专门化发展，另一方面是受到苏联的影响，苏联是搞计划经济的，按一定模式来培养人才。在北京的中国社科院就是这种模式的明显例子：有的人一辈子就搞一个行当，如曹道衡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刘××先生研究小说。虽然都很有成就，但是走的还是专家的道路。有的人更窄，如吴××先生，只搞传奇研究。我个人的情况也是身不由己，往往是组织叫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现在回顾一下，我的主要特点就是做事认真。要干什么事，就一定要做好。“文革”时候“评法批儒”，于是我就写了《韩非子札记》。中文系的教学任务先秦时期占的比例很少，韩非子分到了哲学系去研究。我觉得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哲学系在文史哲三系中处境最麻烦，因为老是受教条主义干扰。动不动就说谁是唯心主义，谁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就好，唯心主义就判死刑。我最不爱看这些东西，令人索然无味。哲学系的一些教师读古书的能力一般都不太好，要把一个字一个字搞清楚，他们可能不如我，所以评法批儒时就不得不叫我参加。我的政治条件很差，只能去做苦工，花了两三年，还不断修改，把《韩非子校注》写出来了。花了很大气力。后来又重新写了另一本书，叫《韩非子札记》。《韩非子》一共五十五篇文章，我细读之后，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所以决定读一篇，写一篇札记，而且要有新东西，是别人没有说过的，后来就成了《韩非子札记》，还正式出版了。这本书，在座看过的人可能不多。的确，在国内影响不太大，但是这本书用现在的话来说，却是效益很好。后来我到日本、马来西亚、中国台湾等地，好多人认识我。因为他们读了我这本书。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院的长尾龙一教授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看到这本书后，奇怪得不得了——怎么会在“文革”中写了这本书？于是他请自己的台湾学生问问这个姓周的是何许人也，还特地到南京来找我，交朋友。我到日本时，他隆重地接待了我。马来西亚国内的一位最著名的教授，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任郑良树也写信来与我结交。后来他出书，还叫我写序。我在台湾讲学，也有很多人认识我，因为台湾的中文系也把中国古代哲学的好多内容包括在内，台湾的哲学系主要是研究西方哲学的，如康德、黑格尔等等。因此，台湾中文系有一些人也读了我这本书。所以我觉得这一项工作还是很有收获。这就说明，自己虽然不聪明，但是做事效率还是很高的，要做事就一定要做成，写文章就一定要写出来。有的人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我想好之后就一定能写下来。

我在日本只待了三个月，但是回来就出了《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书。这是三厚本的书，十分珍贵，不知道大家可曾看过。起因于人家叫我去参加《文选》学会，我不太愿意，因为精力太分散了。有许多杂七杂八的会议都叫我去参加，都是朋友，我这个人也不爱摆架子，要去，就得写文章。当时郑州大学的俞绍初先生叫我去，俞先生人品很好，我就去了。一去后发现，国内研究《文选》的学者眼光太狭窄，在文献的掌握上还比不上日本的学者。日本的几个教授，如冈村繁，就研究得很好。因为日本保存着很多中国的古书。这方面中国人应该反省，我们把自己的文化和文物破坏得太多了。当时日本的《文选集注》有120卷，其中有好几种著名的唐人注，国内已经遗失了，日本则还保存着。这书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出版了。当时他们只送给中国五六部，都是当时的教会学校，如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后来国内一本也找不到了，可能有人借走就不还了。因此，中国国内这些研究《文选》的学者根本不知道。冈村繁先生等人根据日本人收藏的钞本进行研究，成果很好。台湾还有一部南宋版的《文选五臣注》。改革开放之后我就有了机会到外面去走走，也就极力想把这些书印出来。在日本复印后，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印刷。现在这书已经卖完了。我在前面有两万字的《前言》，作了详细的评价和分析。所以，有人就以为我是专门研究《文选》的专家。实在是惭愧得很，因为实际上，我只是出了这本书。

总之，上面说的只在强调读书的效率要高。有的人爱读书，只是光读不出货。怎样才能“出货”？现在的学生常是面临两种情况。以前的学生中常有不少意气风发的人，傲得很。现在则很少见到了，学生多数对自己缺乏自信，狂傲的人很少看见了。普遍都认为自己搞不出什么名堂来，谦虚得不得了。原因可能是他们面临的压力太大了：又要发文章，又要找工作，因此狂傲的人越来越少了。按说，二三十岁的人最应该意气风发，到了四五十岁以后才会渐渐沉稳，这是人的正常的发展过程。现在和学生接触，发现他们对自己大都没多少自信心。

另一个问题就是找不到什么题目。硕士研究生可能好一点，博士研究生更伤脑筋。博士论文选题确实麻烦。因为博士论文选题很重要，选得好，才会写出好文章，也会有一个好的学术起点，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今后还可以不断开拓、发展。所以很重要，应该好好考虑选题。怎么去做呢？经常有人说，这个问题不能做，那个问题好做。其实，没有什么好做、不好做的，关键是水平的问题。有水平，则什么题目都能够做好；没有水平，好题目也写不好。如韩愈，写得人很多。我最喜欢读陈寅恪先生的《论韩愈》，就两三千字的文章，但是写得十分漂亮。这种文章不知道大家现在还读不读，好像不太读了吧？像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文章，用的是文言文，与现在的文章不同，读起来疙疙瘩瘩的。大家最爱读的可能还是《文学遗产》《文学评论》等杂志上的文章，但是，这上面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文章不太多。我觉得要真正提高自己的层次，还是要读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文章，因为确实写得好，对人有启发。我于八十年代在南大带硕士的时候就开了一门治学方法的课。其中举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例子。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老是喜欢赶潮流，一个潮流接一个潮流的。新中国成立后，一开始就强调立场和观点。观点正确，文章就好，而正确的观点来自正确的立场。站在人民立场的就好，否则就坏。如韩愈就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的，就坏；杜甫因为站在人民立场上，就好。教条主义很严重。当时的文章满是“人民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艺术性”“思想性”等字眼。五十年代，政治决定一切。当时的文章，没有多少能传下来的。八十年代，方法论成为热门，方法决定一切，什么信息论、结构论等等，搞了半天，这些“论”究竟是什么，也不清楚。八十年代后期，就是文化论，提倡“大文化”研究。当时在《文学遗产》上就有好几篇宏观研究的文章。这么弄来弄去，真正取得高成就的东西可不多。我在南大教书时，曾经与老一辈学者如程千帆先生等探讨，认为讲方法，还不如挑出近百年来最好的一些学术文章，让学生看看学问是如何做的，反而会更有效一些。现在的同学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文章的好坏看不出来，往往看到蹩脚得不得了的文章，却如获至宝似的。所以，自己一定要有鉴别水平。所以我就开这门课程介绍读书方法。我没挑章太炎的文章，因为他主要还属于清代朴学的传统学人，对学术贡献的确很大，但不是主流。我认为近百年来最有成就的学术成果就是清末到民初的学术研究。这些人在清末的时候到国外留学，回来后在北洋军阀时期，一个个成长起来。所以，我们现在评价古人，也要客观，一些历史应该改写。如，北洋军阀，以前老是被斥责为一塌糊涂，贪污、腐化，一无是处。北洋军阀有的是很坏，但是实际上不一定全部是这样。我们看，史学研究的王国维、陈寅恪，哲学研究的冯友兰、汤用彤等人，都是在清末时候出国，民初回来，在北洋军阀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因为当时的学术气氛还是比较宽松。胡适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因此，中国人应该好好考虑过去的那些讲法了。有些是很片面的，是教条主义的东西。为什么以上学者能够取得很高的成就呢？首先，他们接受的教育是以传统的国学为基础的，而不是分工过细的。如《十三经注疏》等等都读过。后来到了国外，又学习了新学术、新方法。因此，这批人基础好，视野开阔，研究成果最好。对这批人就不能不加以关注。我认为陈寅恪的文章就不能不研究。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是近百年来最好的文章之一。它将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大家知道，“五四”时期疑古主义思潮严重，要推翻过去的一切。如胡适、顾颉刚等。胡适从美国回来，在大学讲课时，就从周宣王讲起，说中国此前的历史都靠不住。因为他在美国是学杜威的实验主义的，没有证据的东西，都认为靠不住。他认为，在周宣王之后，历史才一年一年地排得出来，此前则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我跟我的老师胡小石先生学过甲骨文，读得懂他的文章。王国维经过考证，认为《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载基本正确。王国维的文章一出，胡适等人的论点不攻自破。近几年还陆续发现了许多古书和卜辞，那么古代记载可靠的东西就越来越多，因此有人提出：“走出疑古主义”的时代到了。既然《殷本纪》靠得住，那么《夏本纪》也应当是靠得住的。所以中国历史至少可向上推至夏朝。这样，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完全可以靠得住了。王国维的论文就将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写成这样的文章，就是好文章。

古代文学方面，陈寅恪的文章有许多新论。因为他眼光独到，《论韩愈》才两三千字，其中提出韩愈在中国历史上的六条贡献完全是他自己的独到体会。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章，教条主义很严重。当时就一味贬低韩愈，抬高柳宗元。陈寅恪就在文章中说：谁骂韩愈，谁就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一般人这么说，可能会被打成反动分子，因此都不敢说。现在学术环境好多了，可以说了。总之，陈寅恪的眼光就是好。现在的研究工作动不动就强调要发现新材料。陈寅恪用的则都是大家都能看见的材料。如《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等。但是，他就能够从中看出新东西。

下面讲一讲“聪明”和“笨”的问题。王国维的天资很好，实在了不起，我的老师罗根泽先生的老师就是王国维，我的老师胡小石先生则曾经是王国维的同事。我问过胡小石先生，王国维是否特别聪明？胡先生说他很用功。可见，王国维不能说是特别聪明的人。有的人的确很聪明，如胡小石先生、陈寅恪和闻一多等等。所谓“聪明”和“笨”，都是相对而言的。胡小石先生的记忆力特别好。他们那个时代，小时候读的都是四书五经，和现在孩子小学课本里面的儿歌童谣不同。这也说明小时候读了四书五经的确也有其好处，到老了还能够背出来。胡小石先生教工具书使用法时，一次课上叫我们查典故，他能够把《佩文韵府》上许多条文都背下来。过去的老一辈学者，都有这种本事。如康有为能够把《汉书》从头背到尾。因为他们小时候读书都下过苦功，下过大功夫。胡小石、王国维二人又最佩服沈子培先生，这个人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因为他不写文章。这个人真是不得了，不知道他学问为什么能够做到这种程度。他也是记忆力特别好。他小时候在北京，据说有一年连续下雨，他只好在家里读《资治通鉴》，到老了还能背下来，因此人人都佩服。但是，他不太写东西。这与现在的人不同。近百年来这方面的观念差别也很大。古人做学问是“为己”，为提高自己的修养，所以要学习；现在则是“为人”，要把自己推介出去，扩大影响，提高地位，否则职称评不上，房子买不起。过去的情况则不同，有学问的人不写文章，待遇还是很高，一个月几百块大洋，花园洋房住着。现在的社会环境彻底变了。

总之，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学问好，在于能够从普通书里发现大问题，提出新见解，他们自己的视野很宽阔。不是研究谁就一天到晚只看谁的东西。如，研究黄庭坚，光看黄庭坚的东西是不够的，至少要把宋代的东西了解了才行。我搞的东西是比较多的。现在国内的各种学会，什么李白研究学会、《文选》研究学会、《文心雕龙》研究学会等等，存在很多问题。李白学会里的人多是在学校里教李白的。由于教李白，时间长了，对李白的诗歌都很熟，会背，李白哪一年写了什么也都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写的文章，水平高的不多。搞《文选》的人，也多把《选》学变成了文学作品选，不能总体把握。总之，是眼界太窄，视野小了，没有眼光，就发现不了问题。所以，读书要分泛读和精读，二者要相互结合。成为高水平学者的基本条件有两个：智慧和用功。既智慧，又用功的，一定是一流的大家；不聪明，但是很用功，同样也可以成为优秀学者。我的两位老师，胡小石和罗根泽先生，胡小石先生就是很聪明的，罗根泽先生相比之下就比不上胡小石先生了。但是罗先生特别用功，去世的时候不过六十岁。他出身贫寒，读书后，常是苦干：对资料进行收集、排比、归纳、概括。所以，他的文章很朴实，不像有的人的文章一看就是才气纵横，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文章好。如《战国时无私家著作说》一文，论证战国时没有私家著作，都是集体创作的，由门人、弟子参与，收集、整理。从《论语》《孟子》《庄子》等著作中都可以看出。他将材料一个个排比，该文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排比细密、逻辑谨严、资料收集完备。文章写得很朴实，一看就知道不是那种特别聪明的人触类旁通后的文章。由此可见，每个人应该发现自己的才性，不要盲目跟着潮流走。现在不少年轻人都喜欢搞美学什么的，如果抽象思维的能力不行，那就不合适。如果一个人思维比较细密，他可以去作考证；如果天分不太高，但是很勤奋，就可以去搞文献资料，就性之所近，找一些有价值的题目，也可以取得很大成绩。总之要看自己的才性。

如果真正投入下去，必然可以发现新东西。对一个东西不断分析、辨析，总会提出别人从未说过的东西。我自认为我很遗憾，因为研究的头绪太多了，精力是有限的。你们胡老师说他忙得不得了，其实我当年更忙：从大学留下来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下来过。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我出身不好，只能实干，不可能像当领导的人那样叫别人干。那时候开新课、编书都轮到我。改革开放后，任南大研究生院的副院长，文科的研究生都是我管。我负责南大的古籍研究所，培养了很多优秀学者；程千帆先生在南大创立了全国重点学科后，由于身体不好，事情也主要是我来干。同时，我又要上课，又要不断地开会。连年不断在外面开会。1995年，到境外就去了三次，国内的会也有五六次。韩国的研究生又要毕业，总之，忙得团团转。但是，也总算应付过来了。我在1995年时仍然写了不少东西。或许我的知识面比别人广一些，可以不断发现新东西。总之，需要认真钻研，哪个问题别人讲得还不到位的，自己钻研，肯定会有新发现。写文章的确要发人之所未发，讲别人没讲过的，不仅仅是对别人说过的话再补充几点，或者是花里胡哨地再讲上几句，明眼人一看就不以为然了。

从文学的角度，我有几篇文章可以介绍。其中《九歌新考》是我三十多岁时写的，现在还很喜欢。那时候年轻，思想较为活跃，提出了一些新见，如说《九歌》里面的东皇太一是齐国的上帝等。这一观点，别人或许不同意，我自己却感到很满意。我的文章分为两类：一类属朴学系统，属于实证主义的研究，如《唐语林校证》《唐人笔记小说考索》中的文字；另一类就是较为空灵的，接近陈寅恪的那种，如《九歌》研究，就是通过触类旁通而想出来的那种。李白研究，也是一个大题目。我以前从未对李白好好地研究过，所以，我那本书一出来，别人都很奇怪。2000年，北大陈平原教授分门别类编二十世纪学术成果时，邀我编《李白研究》。这有点奇怪，因为我这个人连李白学会都没有加入。我写了五万字的前言，对近百年来的李白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分析，自我感觉还是比较满意的。虽然有些老学者会不满，因为我对一些老辈的成果评价不太高。

讲到研究李白的机缘。我个人的气质其实和李白差异较大。我不太狂放，比较传统。李白这样的人在中国人中是很少见的。1989年，李白学会在九华山开会，当时的副会长、后来的会长，南师大的郁贤皓先生请我一起去开会。因为我没有去过九华山，于是想去观光一下，写了《李白及其家人名字寓意之推断》这篇文章。这个题目涉及对人的一些特点的认识，而特点是通过比较得出来的。比如说某个女同学爱打扮，这是和周围人比出来的，如果周围大家都爱打扮，那么她就不算爱打扮；又比如，说一个人狂傲，也是与他周围人比出来的。同样，李白的性格也是与其同时代人比较而言的。如与高適、岑参、杜甫、王维一大堆同时代人相比，他的特点就显出来了。研究李白，就应该和开元、天宝时期的人相比。一比就可看出，他是个奇人，特点太多了，连给儿子取名字都很怪。人取名字是很讲究的，中国人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其家庭背景。如“进福”“贵根”之类，多半是农村孩子；“乔治”“玛丽”之类洋名，多出自城市洋派家庭；“卫东”，多半是“文革”时候出生；“建国”，大多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李白的儿子叫“伯禽”，这很奇怪，“伯禽”是周公的大儿子的名字。这太狂了，自己的儿子竟然和周公儿子的名字一样。其子的小名也怪：“明月奴”，这类名字多半是有少数民族背景的。白居易也是少数民族，因此他的族弟就有叫“金刚奴”的。我的这一发现，就得力于泛读过有关少数民族的书籍，我以前研究《九歌》时，就读过一些。李白的女儿叫“平阳”，这也很怪。“平阳”来自汉武帝姐姐平阳公主，史载汉武帝到平阳公主家，其姐招待他时叫一个女子跳舞给他看，汉武帝很高兴，走的时候将其带走，临行时，平阳公主对该女说：“苟富贵，毋相忘。”该女后来当上皇后，就是汉代著名外戚卫青的姐姐。这是《史记》中的记载。史书中我还是最喜欢读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其实对汉武帝是很怨恨的，因为李陵事件。他在《史记》中就讽刺了汉代统治者的裙带关系。卫家权势皆源于“平阳歌舞”，这个名声可不好。王昌龄一首诗就写到“平阳歌舞新承宠”。当然，古今观念已经不同了，过去，古人最看不起以色相侍人的艺人、伶人，直到清末，唱京剧的见到妓女还要打千儿，可见其地位比妓女还不如。现在唱戏的则成为“表演艺术家”了。人们对大明星也是十分追捧，很是风光。但是，一般来说，中国古代人是不可能给女儿取名“平阳”的。李白这么做，与他的家庭背景有关。李白在西域长大，那里居住的少数民族都是喜欢唱歌跳舞的。李白的妹妹叫“月圆”。他们一家人都对月亮感兴趣。原因也在于李白家是从西域迁过来的。他小时候在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境内），那里的文化背景和汉人差异很大。李白五岁时候才回到蜀地。所以，李白给子女取名和汉人不太相同。杜甫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宗文，一个叫宗武，这是标准的中国人的名字。而李白给子女的取名显得这么怪，主要就在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我把这篇文章交到会议上，大家看了都觉得很新鲜。后来我兴趣来了，就写了十篇文章，后来结集为《诗仙李白之谜》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因为我还没有在台湾出过书，他们的版税搞得很正规，经常给我寄通知，告诉我这本书又卖了多少本了，叫我去拿酬金。这就有一种新鲜感。后来南大老校长匡亚明主编了两百本思想家评传，他希望每位副主编写一本，我就写了一本《李白评传》。我相信，这里面的东西，在李白研究界无人说过，看来现在学术界研究李白的人一时也想不到这方面去。目前这项工作还没结束，我还在不断地写。最近还应我在中国社科院的一个学生蒋寅的约稿（他们社科院要出一本优秀科研成果集子），这几天我还在写一篇稿子《李白的晋代情结》。

下面将《诗仙李白之谜》里面的一些内容介绍一下。我将李白定位于多元文化。中国有的地方文化背景与中原的汉人不同，李白给子女取名上已经可以看出。另外，还有好多奇怪的地方。如他曾经与一个朋友吴指南同游，吴指南死在半路上，李白就把他葬在洞庭湖边，一年以后，又挖开，开棺一见，筋肉尚在，于是剔骨葬友：用刀把肉剔掉，把骨骸放在篓子里背到别处安葬。这在别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换了杜甫，他吓都吓死了，这种事，也只有李白才干得出。其实中国各地的葬法有不同的风俗，差异很大。墨家主张薄葬，最早记载在《墨子》中。我们知道，儒家是讲究厚葬的，汉代建陵非常隆重，要把山挖空了建墓。汉代有天人合一的观念，认为活着和死了没有什么差别。因此在陵墓中也极尽奢华，放置了各种军队俑和其他陪葬品。我家客厅里就有一幅汉画，非常精美，气象万千，由此也可见一斑。墨家崇尚简朴，所以是提倡薄葬的，认为死后只要一副用桐木（桐木是最容易烂的木材）做成的薄棺材，埋了就行了。为此，墨子骂儒家太浪费。现在看来，墨子是完全正确的。我国的羌人自古至今都是火葬。南方的“南蛮”则流行剔骨葬。唐代，湖北一带和四川南部都是南蛮聚居地。当地人的做法都是和李白差不多的。现在广东一些地区仍然这么做。李白住在四川江油，南边就是南蛮，所以说这一观点应该可以成立。学术界研究李白的人都没有发现这一问题，我则读过有关民俗学方面的书，以前在研究《九歌》时就看过这方面的书籍。

另外，就是李白在安陆就婚的情况也较特殊。据李白自己说，他先后在两家做了上门女婿。第一家是前代宰相许圉师家的孙女，所谓“许相公家见招”，就是到许家去结婚，做了那家的上门女婿。在中国古代，做人家的上门女婿是很被人看不起的。当然，现在就是正常的现象了。可是，李白自己却无所谓，毫不避讳。另一家是宗楚客的孙女。我们知道，唐朝的思想是较为开放的，但是封建思想的本质没有改变。唐朝人结婚多是向慕那些大姓名门。这种传统自古皆然，如春秋时期就是娶妻必是姜氏；魏晋南北朝时候南方是王、谢二族，北方是崔、卢二氏。唐朝就是七大姓。有人不是出自名门还要去冒充。如《西厢记》里的崔莺莺，据陈寅恪考证只是妓女身份，可是还自称为“博陵崔氏”。由此更见出李白此举的奇怪：他娶的女子皆非出自名门大姓，而是宰相之后，虽然用现在的话说是“高干子女”，但是前朝宰相，已经是没落的高干了，风光不再。而且中国人讲究门当户对，在婚姻时考虑对方家风要好，是正派人家。但是宗家家世十分卑鄙，是武则天姐姐的子女，在武则天当政时贪污腐化，很恶劣的。李白却为他们讲了很多好话，以至于清代王琦也说李白是在“为亲者讳”。可见李白的观念与正统的规范实在差得很多。我的以上观点，应该说是别人没有讲过的。

还有，李白相信道教。道教如何产生的？我认为起源于羌族。前面说过，羌族采取火葬，在火化时候，有飞烟上升，会给人一种灵魂脱窍而升天的感觉。于是就有肉体毁灭、灵魂不灭的想法。道士炼丹都要在高山上，因为可以“接天”。汉代末年，道教的创立就是在四川，在羌族人的出没地。李白在许多诗中出现了“骑羊”的意象。为什么呢？原来，羌族就是以羊为图腾的，而又多为白羊，所以，李白诗歌中白色的使用也较频繁。四川的西部就是羌族世代居住的地方，可见道教的产生与羌人有关。见于《列仙传》上的葛由就是羌人。从汉代起，峨眉山就是羌族人出没之地。李白诗歌中很多东西的确是别人无法理解的。如，李白出蜀之后第一个想到的地方就是剡中（今属浙江），因为那里名山多，如天台山、天姥山等等，都是道教名山。李白晚年被赦后，还上书皇帝要把京城从凤翔迁到南京，而南京是东晋的京城所在地，由此可见李白对东晋一朝十分恋念。由此，我们对李白的空灵不同于杜甫的质实的成因又会有进一步了解，因为文化背景上有不同。李白后来到了金华，又讲到“赤松子”，这是道教最早的神仙之一。金华山中还有神仙叫“皇（黄）初平”，即黄大仙。黄大仙早年也是放羊的，据说有人问他在干什么，他回答说在放羊，别人说羊在哪里啊？他一声吆喝，石头就变成了羊。这里又可看出李白所接受的羌文化背景。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晋与西凉的交流一直都没有停止（东晋有一条通往西凉的路，一直开通），西凉之后是北凉，还要东晋送《搜神记》给他们。总之，李白受到南蛮、突厥、羌人等族的影响，所以显得怪，与一般人不同。以上这些，我相信是学术界尚无人说过的。八十年代，研究李白的最大的成就就是考证，而我认为对于李白这种天才而奇特的诗人，考证并不是唯一的手段，最好是进行文化研究。按照现在中文系教李白的这种路子教下去，我的这种研究思路也不会产生出来。我的确在材料的搜集和线索的发掘上面花了好大的功夫，还要进行实地考察等。所以，只要认认真真地去做，就能发现大问题。当然，要一下子达到我这种思考高度，的确也不太容易，但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研究工作也是永远没有停歇的。总之，写文章一定要发人之所未发。与别人讲的差不多，就不会得到大家高的评价。眼界还是要高一些，取径宽一些，不要只局限于当代一些报章杂志之类的信息。现在大专家很少，多的是小专家。所谓“学乎其上，仅得其中；学乎其中，斯为下矣”。所以，一定要读第一流的文章，如王国维、陈寅恪的文章虽然文风与现在的写法有些不同，但是的确有好处。读陈寅恪、闻一多等人的文章，可能一开始会不得要领，但是读过之后确实有好处。他们太聪明了。他们的有些结论我读后也不是太相信的，因为他们有很多推论。但是，结论有时并不重要，只要能够讲出这些话来就不容易了。关键还是打开思想，触类旁通。有的人的文章四平八稳，可我还是不太喜欢。

我的内容就讲到这里，下面可以和大家随便交流。

主持人总结：

周先生刚才再三说自己不聪明，这显然是自谦之词，其实周先生是很有智慧的。从他的研究成果可见，的确是发人所未发。大家可以看到袁本的《中国文学史》中李白部分的注释中，大量都是“参见周勋初《诗仙李白之谜》”。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周先生学术视野很宽，真正做到文史打通，包括民俗学、民族学的内容。二是勤奋。周先生居所离新街口很近。可是他从不逛街休闲，只有工作累了，有时到那里采购来调节一下。目前他已七十七岁高龄，仍然坚持做学问，每天都睡得很晚。因此，能做出大学问与后天的努力肯定分不开的。其三，就是创造力。他有一种“较劲”的精神，如《韩非子》研究，前人写得已经很多，但是他还是要求自己每读一篇原作必有新见解，出新成果，写出新东西来，这就是创新精神。周勋初先生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发人所未发。如关于《全唐诗》的成书过程等。周先生的讲座内容，面也很广，每次听都会有新的收获。

自由提问：

1.　问：想知道我们这些人如何入国学之门？

回答：研究的路数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的。古人读书的用功是今人所想不到的，如顾炎武，他因为抗清而一直流浪在外，读书条件是很差的，居无定所。他用两匹马，一匹骑，一匹驮着书。他在马上背书，下马就看书。晚上就与一些老者聊天，做一些记录工作。清末学风也是如此。如章太炎，仍然通十三经的。到了王国维，已经是新派的了，路子不同。王国维是为了提高地位才写了一些经学的文章，尽管如此，还是被一些人看不上。庞石帚先生就指出王国维有些东西都是前人说过的。我们现在对经学已经不太懂了。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分人对经学更是不读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动不动封一些人为“国学大师”（其实顶多算专家罢了）真是可笑。现在的体制如此，要读透十三经也实在不容易了。大家可以在读经书的时候结合一些清人的著述看看，对了解国学是有益的。如今再按照清人那一套走也不太现实。过去是没有工具书，现在有很多工具书可以查，但是，如果一点都不读，则连注疏也看不懂。所以还是要有所了解的。我们国家搞唯物主义，往往走向实用主义，什么都一窝蜂，大跃进。就我自己来说，别人说我知识面广，但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差。因为我的条件与人家不同，从高中到大学，生了七年的肺病，有三年时间躺在床上，体质很差。家里条件也不好，过去的政治运动又多，现在想想，以我这样的家庭出身，能够有今天这个地步也不容易了。我大学毕业至今，十二点之前没有提前上床睡过觉，的确是尽力了，所以也问心无愧。

2.　问：诗歌在我们这个时代（九十年代）之后，一直在衰落，而中国一向是一个诗的国度，有几千年的诗歌发展史。有人说：诗歌至今，已经到了“老年”时期，对此您是怎么看的？您在马来西亚、中国台湾等地有没有看到那里的学者师生之间还有诗歌的情怀和诗歌酬赠的现象？因为有人觉得现在主要是诗歌创作断代了，而非研究断代了。

回答：这个问题较复杂。我对新诗没有什么研究。现在诗歌的确衰落得厉害。古代的诗歌一直处于发展演变的状态，从汉代乐府到唐代近体诗，再到宋代的词和元代的曲，总之，是在不断变化，新老更替，推陈出新。但是到了明清之后，新的体式推不出来，虽然还在不断地写，但是还是老的体式，总体上没有唐宋时的风光了。民国时期，新体诗也风光过一时；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也曾经昙花一现。其中原因我搞不清楚。一个是诗体本身的问题，另外可能与社会有关。商品经济下，社会上人都纷纷扰扰，烦躁不安，诗情画意越来越少，诗性也越来越少。理想也没有了，有的只是发财。要么就是去娱乐，什么卡拉OK、旅游之类。商品经济对中国的冲击极大，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是政治化的时代，后来就是发财，总之，当下中国人的思想单调得很，没有诗歌产生的那种社会基础，诗情画意、理想都没有，所以，就不会产生诗歌的黄金时代了。

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我都去过，台湾和大陆差不多，只是比大陆先走一步，我们现在好多地方，在重复走台湾的老路。虽然现在还有人在写旧诗，但是和老一辈无法相比，没有那种味道了。我老师胡小石先生的诗和字都很好，但是我不行。我只会研究，我的字也很差，家里连毛笔都没有，一直用圆珠笔写字。况且一直忙碌，也没有那种闲情逸致。台湾还有少数人保留个性，如汪中，大陆的人个性基本上都磨光了，汪中这样的人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台湾的趋向也有不好之处，那里教授的待遇很高，月薪几万，生活得很优裕。现在的人都是在出名之后，再炒作一下，以求在社会上取得一个更好的位置，养尊处优。台湾的教授很少有人晚上干得很迟的，好多人出来遛狗。生活得太好了，就失去了压力。大陆今后看来也有可能走上相近的道路。

3.　问一：诗歌的美学研究有两种方式：一是评点注释；二是运用西方理论，请问这两种方法有无出路？有多大出路？

问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中国不可能产生西方的先进文化，只会生产出电视机，而不能产生出电视里的东西。对此，您怎么看？我国应该如何发展先进文化？

答一：走评点注释的路子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少了，这与评审制度有关，往往辛苦半天，搞出来的东西，却不承认是成果。老一辈的评点工作是点到为止，如俞平伯先生的父亲俞陛云，分析一首诗，就是短短的几句，要读者自己体会；后来就是沈祖棻的路子，开始细化，这与女性的细腻感情有关；再后来就是叶嘉莹的路子，她喝过洋墨水，吸收了欧美的理论，所以分析得越来越透，让人看过之后感到无话可说了。所以也有人认为这是水平不高的研究，我觉得这样说也太过分了。叶嘉莹的研究还是不错的，可以给人很多知识，很多感受。以上这些学者，他们自己的创作都是很好的，所以才会体会到诗词的意蕴、笔法。现在很多人不会写诗，读古人的诗也读得不细，研究时只会按固定的套路，加上几句西洋的理论，所以这种研究的最大问题就是讲不到中国诗歌的真正精美之处，也就产生不出这方面的杰出人才。

答二：这个问题太大了。英国人凭什么这样说中国呢？中国人以前老被人看不起，但是中国现在强大了。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化的落没和复兴都各有其时。英国现在就是衰落了嘛，虽然以前自视为大英帝国，不可一世，但是现在不再风光无限了。中国的儒家文化，以前不断遭到批评，说是儒家文化害了中国，但是，世界上唯一流传至今、绵绵不断的也就只有中国的儒家文化了。所以，中国人应该有自信心。希腊文化在本国没有发扬下去，巴比伦文化和印度文化早就和国内的当代文化没有什么关系了。因此，中国未来的结果很难判断，西方人说中国没有出路是不对的。另外，中国人太偏重于实用文化，十分具体，中国的四大发明就都是十分具体的，所以在想象力方面或许有欠缺，这一点也必须警惕。中国至今产生不出爱因斯坦这样的伟大科学家。现在实用主义更加厉害，一般人都缺乏理想。但是，这可能只是暂时的现象，前景还是很难说，中国现在还在起步，一旦起步了，就很难说了。所以，中国人自己还是应该很有信心。中国的文化一直没有被消灭过，现在学术界的变化更大了，如对李鸿章的评价，以前和现在就很不一样，可见，现在看问题比以前客观多了，说明中国现在的发展方向还是对的，当然不会一帆风顺，只是，待到条件成熟之后，一定会产生了不起的人物。日本不也是东亚文化吗？为什么也有高科技呢？日本人都能做到，我们中国人也应该能做到的。现在，台湾的成就和发展，也不应被大陆忽视，台湾的大学排名在大陆之前，台湾的生活水平也比大陆好，贫富悬殊不太大。

（袁晓薇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