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1999年冬季，我受香港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罗曼丽（Priscilla Roberts）博士的邀请，到那里作5个月的学术访问。香港大学图书馆收藏宏富，内地和台湾出版的书籍和资料非常多，美国方面的书籍和资料也相当丰富。我在香港这5个月中，心无旁顾，专心写作，及至访问结束，几乎完成了《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一半的初稿（当然只是初稿）。所以本书的写作首先要感谢罗曼丽博士为我提供的这次极好的机会。

2000年春回北京以后，很多别的事情涌来，书稿的写作就变得时停时续，进度也大大地慢了下来。2002年夏，我受美国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海塞威（Robert Hathaway）的邀请，到那里做3个月的学术访问。我利用那里极好的工作条件（包括有实习生的帮忙），搜集了许多资料，采访了不少美国前政府官员，并与许多美国中国学家就本书涉及的问题进行探讨。这3个月的学术访问确实使我得益匪浅。

《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一书，从历史的脉络来看，是已出版的《中美关系史，1911—1950》、《中美关系史，1949—1972》的续篇。前两书的写成有系统的美国档案材料可资利用，而本书所涉及时期的档案则基本没有解密。没有档案可用对我是个很大的挑战，我甚至一时犹豫，要不要接着写。最后还是决定继续写下去。没有档案可用固然是一个不利条件，但由于这段历史是我们自己经历过来的，有自己对历史的观察、感受和体会，这是撰写前两书那段历史所不可能有的条件。而且这段历史的见证人都在，可以对他们作些采访来弥补资料的不足。我又想到美国政治学家邹谠教授，他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是1963年出版的，当时有关的档案资料也没有解密。他主要根据公开的美国政府文件、国会的文件和报刊资料写出了此书，待后来档案解密了，研究者可以把决策过程写得更清楚、更详尽，但他书中的基本结论仍然成立，他的书并没有失去价值。而且学术界也有这个需要。前两本书出版后，由于基本是按照时间顺序写作的历史著作，被许多大学用作研究生的教材或教学辅导用书，各地的同行们也希望我把中美关系史继续写下去。现在经过前后5年多的努力，总算可以有一个交代了。

在《中美关系史，1972—2000》写作过程中，笔者采访了一些前美国政府官员和有关人员，他们是：

巴尔舍夫斯基，美国贸易副代表（1993—1996），美国贸易代表（1997—2000）；

卜睿哲，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1993—2000）；

傅立民，美国驻华大使馆副馆长（1983—1985），助理国防部长（1993—1994）；

李侃如，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太事务的资深主任（1998—2000）；

李洁明，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顾问（1984—1985），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1985—1986），美国驻华大使（1989—1991），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1991—1993）；

容安澜，国务院副发言人（1991—1994），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副司长（1993—1996）；

芮效俭，美国驻华大使（1991—1995）；

斯坦伯格，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1993—1996），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1997—2000）；

苏葆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主任（1994—1997）；

汉米尔顿，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海塞威，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助手；

柯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

通过采访，笔者不仅增加了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史实的了解，而且得以更好地从总体上感受和把握美国对华政策。他们的真知灼见和亲身经历确实使笔者获益匪浅，笔者对以上各位深表感谢。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笔者曾与多位美国同行探讨书中涉及的问题，并从与他们的磋商中深深获益。他们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辽特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何汉理；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级研究院中国研究系主任兰普顿；乔治城大学教授萨特；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波士顿大学教授陆伯彬；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研究员林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史文、裴铭新；国会研究部中国问题专家邓凯丽、简淑贤等。

本书的问世，也得到了我国历任驻美大使及其家人的帮助，柴泽民大使、李道豫大使、朱启桢大使、韩叙大使的夫人葛绮云、章文晋大使的夫人张颖都把他们珍藏的照片提供给笔者，这样读者可一饱眼福，在书中能看到一些珍贵的图片。

在为本书搜集材料的过程中，许多同事、友人提供了各种各样帮助，他们是：我在美国所的同事王缉思、顾国良、樊吉社、余万里、王荣军；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做过实习生的王伟民、林颖、周黛诗、计依天；美国教育交流中心的顾红、王伟；五矿商会的周世俭；当然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和近代史所图书馆的同志。2003年在美国所做访问学者的陈奔、张娟参加了本书第九章的写作。书稿成稿以后，又蒙王缉思、张也白、陆建人等提出修改意见；美国所博士生李才义、王铭芳、沈文辉、孙仲帮助阅读校样、编制大事记；同事于丽华、王欣帮助打印编制译名表和参考书目等。对于这里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帮助过我的众多朋友和同事，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朱金元、曹培雷我都要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书中存在的错谬之处完全该由笔者负责。

在《中美关系史，1972—2000》完成以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将此书与已出版的前两书一起推出，作为一部迄今为止完整的中美关系史呈献给读者，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虽然笔者在写作《中美关系史，1911—1949》时并没有写作多卷本中美关系史的计划，但这三本书的体例相仿，基本都是编年史；三本书的分期也可以成立，所以合在一起，应该是可行的，不会使读者感到勉强。此次面世，笔者对前两书中的个别史实作了订正，改正了一些技术性错误，增补了大事记，增添了部分图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美关系史，1949—1972》是集体创作，分工如下：陶文钊：序章，第一章，第二章第一、二节，第三章，第四章第二、三节；樊吉社：第二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一节；姬虹：第五章；潘一宁：第六章；牛军：第七章；余万里：第八章。全书由陶文钊统稿。《中美关系史，1911—1949》曾于199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中美关系史，1949—1972》曾于2002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从笔者在近代史所时开始写作《中美关系史，1911—1949》到现在完成《中美关系史，1972—2000》，前后经过了近二十年。这些年来，国内中美关系史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笔者也从中深深受益。与同行共同不懈努力，不断促进这个学科的繁荣，是笔者长期来的心愿。

陶文钊

2004年6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