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领导人就在勾画战后世界的蓝图。罗斯福总统希望中美两国在战时结成的同盟关系在战后继续下去，希望一个统一的、稳定的、亲美的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国，成为亚洲的主要稳定因素。作为当时的中国领袖，蒋介石也多次表示，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战后，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军事方面，他都将尊奉美国领导。因此，美国决定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反对中国共产党对这种领导地位的挑战，最好能把中国共产党拉进国民政府中，不然就支持国民党进行反共内战。

为了实行这种政策，美国需要在国际上孤立中国共产党，需要苏联的合作。这种合作是在雅尔塔会议上实现的。苏联关注战后苏联的安全。斯大林的安全战略是沙皇俄国安全战略的继承和发展，其核心思想是“以空间换时间”，即通过尽可能地扩大领土以及在相邻国家和地区制造大量的中间地带（势力范围，或曰缓冲区），以赢得保障中央俄罗斯安全所需的时间。罗斯福认为斯大林的要求是合理的。美国同意苏联恢复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并实际同意中国东北与新疆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但要求实行门户开放。苏联同意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并实际同意中国的长城以南部分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按照《雅尔塔协定》的框架，苏联与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结束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¹⁾。中国同意外蒙古独立，中苏共管中国长春铁路，旅顺租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大连开放为自由港；苏联保证尊重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领土及行政完整，不干涉新疆局势。尽管中国所失非常“具体”，而所得非常“抽象”，但苏联毕竟保证，苏联政府的道义支持与物质援助（尤其是军需品），“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也就是说，苏联只支持国民政府，不支持中国共产党。

这样，美国、苏联与中国国民党协调各自的政策，联手对战后中国的政治与外交作出了安排。按照这个安排，中国共产党只能对国民党唯命是从。这种安排在战后头半年中的主要表现是：美国支持中国国民党垄断受降权，苏联迫使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中国共产党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并对在这种处境下的斗争策略作了精辟的分析。中共中央在1945年11月28日的一个文件中指出：“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而蒋之政策则在打共时企图中立苏，在反苏时又必望连上共。故苏联目前对华政策在形式上乃不得不与中共隔离，在对美斗争时有时中立蒋，在对蒋时亦常不联系美。因此，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一方面固应表示与苏联无关，另方面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种程度的困难。”⁽²⁾这样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初期提出了中立美国这样一个策略原则，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接受马歇尔的调处并在调处前期努力与之配合的原因。

东北问题是战后中国政治斗争的焦点，也是苏、美关注的重心。战后蒋介石多次发表谈话，强调接收东北的重要性，把东北喻为“国家的生命线”，领导国民政府集中力量进行接收东北的准备工作，于8月底9月初组建了东北行营，任命了东北九省省长。美国也十分关心东北问题。美国虽然实际承认东北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但不能容忍苏联在东北关起门来排挤美国势力。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后期，美国一再敦促苏联作出在东北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承诺⁽³⁾。苏联的目标是要使东北成为苏联独占的势力范围，防止美国势力进入东北。1945年年底蒋经国访苏时，斯大林在与他的谈话中十分坦率地提出要求：“只要国民政府能保证今后美国不在东北得到利益，我们苏联一定可以作必要的让步。”⁽⁴⁾要拒绝美国势力的渗入，增强与国民党讨价还价的地位，最好的办法是对中国共产党势力予以有限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特别看重东北的战略意义。中共“七大”就提出了争取东北的任务。毛泽东讲到，从中国共产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⁵⁾1945年8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的估计是，虽然苏联受中苏条约的束缚，不会正式给中共在东北的活动以多少帮助，但只要这些活动不直接影响苏联承担条约义务，苏联将会予以放任与同情；国民党在东北、热河、察哈尔没有基础，派军队去又有困难，因此中国共产党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北和热河、察哈尔。于是，中共中央指示有关分局，不事声张地非正式进入东北，控制广大农村和苏联红军未曾驻扎的中小城市，大大地放手发展，只要苏联红军不坚决反对就行；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条约范围，必须加以完全控制。⁽⁶⁾

在征得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发展的支持后⁽⁷⁾，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并从全国各解放区抽调10万部队、100个团架子部队干部和包括20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内的两万左右党政干部进入东北，为把东北建设成解放战争的可靠基地提供了干部保证。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在国民政府与苏联脆弱的同盟关系中打进了一个坚实的楔子。

战后初期导致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关系迅速恶化的主要是两个问题：在国民政府接收东北问题上苏联采取不合作态度，中苏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破裂。

中苏条约签订后，中国国民党内部对接收东北多持乐观态度，结果却事与愿违。苏联政府担心美国插手东北，决定滞阻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结果，原拟于10月10日左右在大连登陆的国民党军队直到11月中旬也未能进入东北⁽⁸⁾。与此同时，集中于烟台等地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苏军支持下相继在大连、庄河和金县登陆，或从多伦、赤峰出关。苏军为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部队提供了大量武器，并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任其发展。

中苏关于东北经济合作谈判从1945年10月开始。双方的主要分歧一为东北日本资产的归属问题。苏联坚持所有的日本资产均为苏军战利品，应归苏联所有；中国认为应作为日本赔偿，归中国所有。二为合作范围问题。苏联要求将日伪时期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和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经营的各项企业全部纳入中苏经济合作范围；而中方只愿意拿出其中一部分，苏联不允。三为达成协议的时间。苏方主张将经济合作协议与撤军问题合并解决，实际上是以经济合作作为撤军条件；国民政府主张先撤军，后达成协议。1946年1月，蒋介石将苏联的上述条件告诉了正在中国调处的马歇尔，马歇尔随即表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答应苏联要求，即使苏联推迟撤军也在所不惜。1946年2月26日，美国政府又分别照会中苏两国政府，指出，中苏关于满洲工业组织之任何谈判都是对美国商业利益的歧视，将被认为是违反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则。照会还驳斥了东北日资产业为苏军战利品的说法⁽⁹⁾。这样，美国公开介入了中苏谈判，国民政府立场更趋强硬。3月末，中苏经济合作谈判宣告失败。

斯大林对这一谈判失败感到十分恼怒。他再次借中国共产党力量对国民党进行报复：实行闪电式撤军，使国民党措手不及，而在附近的中共部队得以顺利进入苏联撤出的城市和地区。5月3日，苏军全部撤出，东北国共对峙的局面形成。由于东北事态的发展，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的脆弱同盟实际已经结束。

中国国民党与苏联关系的疏远同与美国关系的密切是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美国的政策是全力以赴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但由于种种原因，战后初期，美国并不支持国民党进行反共内战。美国认为解决中国问题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国共谈判，国民党让出一部分权力，共产党放弃独立的武装和政权，到国民政府里做官，把共产党统一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中，不战而降服共产党。这就是美国为马歇尔调处所设计的方案。

这时的国际形势显然没有为中国通过和谈达成统一提供有利条件。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杜鲁门陪同下到密苏里访问，在富尔敦发表演说，声称“整个欧洲大陆已经被一重大铁幕分隔为两半”，他号召“所有讲英语的民族结成兄弟联盟”，在联合国之外重新安排世界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蒋介石一直盼望的就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使美国能用军事力量帮助他解决中国问题。丘吉尔的讲话对他无疑是一种鼓励。同时，蒋介石认准了美国是离不开他的，于是，他在国共谈判中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在东北问题上，他坚决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地位。到1946年年中，谈判已实际破裂，大规模内战爆发。1946年下半年，马歇尔虽还在中国进行种种努力，但他却越来越偏袒国民党，1947年1月，马歇尔离华回国。

马歇尔调处的失败，诱发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对华政策大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在1948年4月2日通过了《援华法》，即从1948年1月起的15个月内向国民政府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其中，经济援助2.75亿美元，军事援助1.25亿美元。《援华法》的通过，表明美国政府战后的扶蒋反共政策已经具体化为这样一种政策：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包括一定数量的军事顾问），尽可能延长注定灭亡的国民政府的寿命。即使不能阻止中国革命的胜利，也要在中共取得全国政权的道路上设置尽可能多的障碍。

1948年冬，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使美国决策者相信，国民党的失败不可避免。在此之前，9月8日，以乔治·凯南为首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已经提出了一份名为《重新审查和制订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其中指出：“继续仅仅对蒋介石承担义务……不是一种好的外交”，“在现时中国的形势下，我们需要有改变航向的自由，或者甚至抛锚停泊，直到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¹⁰⁾1949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NSC 41号文件中提出了对华政策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与中国恢复一般的经济关系等手段，增强能导致中共与苏联之间产生严重分歧的力量，以促使在中国出现一个独立于苏联的共产党政权；另一方面，动员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公开与中共政权作斗争，“使中国彻底孤立于日本和西方世界，以便招致中共政权的被推翻和崩溃”⁽¹¹⁾。这就是说，美国对华政策有软硬两手：软的一手是从中国内战脱身，尽可能离间中苏关系；硬的一手是继续与中国革命为敌，尽可能给中国新政权制造困难。1949年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两手同时在起作用。为了从中国内战脱身，美国政府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团，拒绝向国民党提供新的援助，编制《美中关系白皮书》。

上述做法只是美国对华政策中比较次要的方面，坚持敌视中国革命则是更为主要的方面。这主要表现在三个问题上：阻挠全中国的解放，拒不承认中国新政权，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共施加压力。美国这种敌视中国革命的态度使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和解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

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初期贯彻在对蒋斗争中中立美国的方针，在马歇尔调处的初期尽力与之配合，对马歇尔的工作也曾给予高度评价。 但美国一边进行调处，一边却继续给蒋介石以各种援助，使蒋介石有恃无恐，终于在1946年年中发动了大规模内战，对此，中国共产党十分失望，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上当受骗的感觉。8、 9月间，毛泽东分别接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斯蒂尔，强烈谴责美国援蒋内战的政策，对马歇尔调处进行公开的严厉批评。中国共产党并通过其机关报昭告国内外：中共抱着美国执行中间政策的希望，“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魏德迈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了这两次试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了”⁽¹²⁾。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放弃中立美国的政策的公开宣言。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反蒋斗争中必然带上美国，必然美蒋并提，不仅把蒋介石作为美国在华利益的代理人，而且把蒋介石出卖中国利益给美国，以换取美国支持其进行反共内战，作为动员人民的一个重要根据。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对于1946年1月10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定谅解……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¹³⁾这里所说的丧权辱国的条约等等显然是针对1946年11月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及国民政府与美国之间的其他条约和协定的。这不仅表示中国共产党否定这些条约的合法性，而且表示已经下定与美国决裂，与美国斗争到底的决心。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不断密切起来。苏联在东北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援助是中国共产党把东北建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苏军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武器。据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的回忆，“仅我们两个方面军转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就有3700门大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挺机枪，将近680个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一些舰艇……苏军司令部还关注使全部武器保持完好以适于作战使用。”⁽¹⁴⁾正是苏联留下的武器弹药配备了进入东北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使其成为中国各解放军部队中装备最好的部队。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辽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时，驻旅顺口的苏军与国民党军队达成协议，在旅大苏军辖区以北8公里至10公里处划出一条“安全线”，国民党军队不得越过。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却可以自由出入，从而使该线至旅大辖区之间8至10公里的地带成为中国共产党辽南党政机关进退自如的后方。苏军还将旅大地区（包括旅顺、大连、金县）的行政管理权完全交给了中国共产党，中共旅大地委在大连建起一批兵工厂和其他工厂，生产了大量武器、弹药、药品和各种重要物资，使旅大成为东北各解放区重要的供给基地。中国共产党还在这里培训各类干部和技术兵员，如通讯兵、装甲兵骨干等等，使旅大成为东北各解放区的后方培训基地⁽¹⁵⁾。苏联所给予的上述种种帮助，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几十万军政人员度过1946年春至1947年上半年的困难时期起了重要作用。

苏联还与东北民主政权互通有无，进行经贸合作，分别于1946年年底、1948年2月和1949年7月与东北民主政权签订了两个贸易合同及一个换货协定，东北向苏联出口粮食和土特产，进口各种军用和民用物资，总交易额为4.49亿卢布。这对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及东北经济的恢复起了重要的后勤保障作用。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关系的发展是在美苏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展开的。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遏制共产主义正式成为美国外交的指导方针。接着美国又提出了“马歇尔计划”。面对美国的攻势，苏联发起反击。9月，苏联等一些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宣言认定，世界已经分裂成两个阵营，号召各国共产党团结起来，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坚决斗争。10月，欧洲工人党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冷战在欧洲全面展开。国际形势的这种发展对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推向前进是难得的东风。从此以后，中国革命不仅与苏联在中国的具体利益相一致，而且与苏联对抗美国的全球战略也一致起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新中国的外交应该彻底结束百年屈辱的外交，它必须与旧中国的外交一刀两断，体现出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统治和压迫下获得了解放。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原则，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但这些国家首先不能帮助国民党⁽¹⁶⁾。如果美国能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也考虑与其建交。但中国共产党估计这样做的可能性极小，美国政府决不会很快改变敌视政策，因此，与美国建交的问题“不但现在不应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¹⁷⁾

在这样的方针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不但不急于与美国建交，而且为了贯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通过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事件的处理，实际确定了“挤走”美国外交人员的政策。

1948年11月初沈阳解放。美国国务院指示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告知沈阳当局，他以领事身份留在该市仅为帮助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绝非表示承认中共政权⁽¹⁸⁾。中共中央对此的反应是于11月10日指示东北局，美、英、法等国既然不承认我们的政府，我们当然也不承认他们的领事。为此我们有必要利用目前的军事管制，达到封锁和孤立美、英等国在沈阳的外交机构的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只要坚持这样做，相持日久，他们自然会被迫撤走。20日，沈阳军管会没收了美国总领事馆的电台，随后总领事馆各类人员及家属立即被分别软禁在领事馆、美孚油行院、总领事宅安息日院三处。11月25日，东北局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报告了在沈阳破获的重大美国间谍案的情况，该间谍组织的任务是刺探和传递有关苏联、外蒙古和中国解放区的各种情报，且与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有关⁽¹⁹⁾。美国国务院在多方设法试图与沈阳总领事馆取得联系均无结果的情况下，于1949年5月底，宣布关闭驻沈阳总领事馆⁽²⁰⁾。鉴于美国政府拒不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并考虑到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美国驻南京、上海、北平的外交人员通过各种方式试图指责中国共产党违反国际法，要求解除对驻沈阳总领事馆人员的软禁，中国共产党的反应是于1949年6月19日公布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24日，毛泽东亲自批准公开广播《英美外交——特务外交》一文。

尽管如此，1949年上半年，《新共和国》、《堪萨斯城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波士顿捷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大量美国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或专栏文章，认为中国不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之间将在许多方面产生摩擦⁽²¹⁾。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胜利的疑虑也没有完全消除。中国国内也有一部分人幻想“向美苏两面靠”。为了在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中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批驳和澄清国内一部分人的思想混乱和错误，并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教育，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全面阐述了新中国对两个阵营的不同态度，提出了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方针。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四年多中国政治局势的曲折演变，由于美苏冷战的国际大格局和中国国内国际的种种复杂因素，中国国民党指望在国内斗争中中立苏联的政策没有实现，中国共产党指望在反蒋斗争中中立美国的政策也没有实现。结果国民党倒向美国，中国共产党“倒向”苏联。这也是形势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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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327—1338页。

(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55—456页。

(3)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hereaftercited as FRUS），1945，Vol.7，pp.955—956，960—965，969—974.

(4)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以下简称《战后中国》）（一），第113页。

(5)　参见徐焰：《“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是解放东北的必由之路》，载《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5期。

(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57—258页。

(7)　《曾克林谈进军东北和四保临江的有关问题》，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2期。

(8)　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资料汇编（194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4页。

(9)　《战后中国》（一），第183页。

(10)　FRUS, 1948，Vol.8，pp.146—155.

(11)　FRUS, 1949，Vol.9，pp.826—834.（NSC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凡该委员会文件均用NSC打头表示）。

(12)　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9月12日。

(1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02页。

(14)　博伊科：《解放使命》，丘达杰耶夫编：《在中国道路上（1937—1945）·回忆录》（俄文），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8页。

(15)　韩光：《旅大人民的支前工作》，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辽沈战役》编审小组合编：《辽沈战役》上，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85页。

(16)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6页；周恩来：《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5—87页。

(17)　《中央军委关于对英美侨民和外交人员态度问题致总前委等电（1949年4月28日）》，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4期；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5页。

(18)　FRUS, 1948，Vol.7，p.826.

(19)　参见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20)　FRUS, 1949，Vol.8，p.960.

(21)　Nancy Tucker，Patterns in the Dus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1949—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p.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