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世纪30年代，雅典成为不折不扣的西方世界霸王。站在国运之巅，雅典大将军伯利克里壮怀激烈。他不但使雅典在政治、军事、经济、航海等各方面领先诸国，更把雅典建设成为“全希腊的学校”，文人学者云集。雅典的民主政治令全希腊的有识之士羡慕，被称为全世界最优秀的体制。似乎，全希腊世界的统一大业，也将由雅典来完成。

然而福兮祸之所倚，这辉煌的背后，是种种裂痕。

伯利克里盛赞雅典的民主制度，也认为这让每个雅典公民都能全心全意地为国家付出。然而雅典的民主制度仅仅赐予雅典公民，奴隶、外邦人都不在其列。“父母双方皆为雅典公民才能具有雅典公民权”，更是把雅典公民限制成一个自产自销的小资俱乐部。

连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这样的文化名人，身为雅典的狂热粉丝，又是雅典领袖伯利克里的好友，都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不能拿到雅典公民权，最后只得跟随一批雅典公民去外地殖民，获得殖民城市的公民权。如此严厉的门槛，确实可以让雅典公民们充满自豪。如果雅典满足于维持自己小国寡民的幸福生活，这种门槛无可厚非。但雅典同时还想当希腊世界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霸主，这种壁垒，无疑只能让其他国家的大多数人对其产生忌恨。

雅典的外交政策也如出一辙地狭隘。提洛同盟已经吸收了200多个城邦国家的加入，本是强化雅典力量的大好机会，甚至以此为基础，实现希腊世界统一也非难事。然而雅典却把其中大部分盟邦都看作奴仆与附庸。这些国家的唯一价值，似乎就是不停地为雅典提供金钱，跟随雅典的指挥棒团团转。除此之外，别说不能随便退出联盟，甚至稍微违背了雅典的政策，都可能招来雅典大军压境的报复。

打着民主的旗号，保护自己的公民，却肆意欺压其他国家和民众。怀有称雄天下的雄心，却没有胸襟平等接纳天下人为兄弟。这种双重标准的战略，实际上已经使民主的雅典蜕化为希腊世界的一个恶霸。政治的民主，经济的富裕，军事的强大，文化的繁荣，为这恶霸的横行霸道增添新的底气。

糟糕的是，由于对公民权利的制约，还导致了雅典人力资源的匮乏。雅典是希腊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其40万人口中，公民约有十六七万，这个数字很不少了，但能提供的壮丁也不过六七万。他们又不肯开放公民权，要用这点人力来维持一个企图称霸三大洲的海上帝国，实在捉襟见肘。

此外，民主制度只是相对不那么坏的一种制度，绝非万能。尤其是对外争霸这种宏伟项目，需要高效率地调集和使用资源，迅速地决断和行动。雅典民主制度一切都由抽签或投票进行，实际形成了“愚民政治”，讨好民众成为政客最重要的本领，而真正有抱负的人，则可能因为宏图伟业中的一些挫折而引发民众不满，导致半途黯然下台。

对雅典的这些问题，伯利克里心中是否清楚，我们已不得而知。但至少，伯利克里有一点很明白。他预知，公元前445年签订的30年和约根本没什么用，雅典和斯巴达的大规模战争早晚要爆发。因此，他充分进行战备，并一再告诫雅典人，不能掉以轻心！

果然，签约之后10年，导火索就点燃了。

原来当时伯罗奔尼撒半岛有个科林斯国，在希腊世界算是除了斯巴达、雅典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二等强国，而且也是雅典之下的海军强国。这个国家曾经建立一个殖民城邦科希拉，此后科希拉也成为殖民强邦，与母国科林斯时而合作，时而竞争。在雅典、斯巴达争霸的大背景下，科希拉属于提洛同盟，科林斯则属于伯罗奔尼撒同盟。公元前435年，科林斯和科希拉为了争夺共同建立的殖民地埃皮达姆努斯而开战。科希拉求助于盟主雅典，伯利克里于公元前433年出兵干涉。

于是，两个城邦国家的纷争，变成了两大联盟的战争。公元前432年，雅典又把矛头指向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另一个海上强国墨伽拉。雅典颁布了“墨伽拉禁令”，要求雅典及提洛同盟的所有港口，禁止墨伽拉的商船停靠。这等于要彻底封杀墨伽拉。

伯罗奔尼撒同盟则还以颜色。当时色雷斯有一个希腊城邦国家波提德伊亚，原本是科林斯的殖民地，后来加入了提洛同盟。科林斯大力游说，最后成功地说服波提德伊亚和周边的几个城邦国家退出了提洛同盟。雅典人大怒，派兵包围了波提德伊亚。

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老大斯巴达不能坐视雅典这么收拾自己的小弟。公元前432年秋天，斯巴达召开了伯罗奔尼撒大会，大多数国家同意通过了“对雅典作战”的决定。它们向雅典发出最后通牒：驱逐伯利克里，解除对波提德伊亚的包围，取消“墨伽拉禁令”。雅典对这种条件当然不同意。

公元前431年春天，斯巴达的盟友底比斯军队进攻雅典盟邦普拉特亚。夏天，斯巴达军队在国王阿基达马斯的率领下大举入侵阿提卡。大战正式爆发。这场战争持续30年，几乎整个希腊世界都卷入其中。由于战争一方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另一方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因此史书上将其称为“伯罗奔尼撒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