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六节   民主！克里斯提尼之功

庇西特拉图在公元前527年去世后，由他的儿子西庇阿斯继续僭主统治。西庇阿斯的威望和能力都远不如其父亲庇西特拉图。为了收买人心，表现宽厚，他把一些被父亲流放的政敌赦免回国。这里面，有一位叫克里斯提尼的（约公元前570年—公元前508年）。

克里斯提尼出身显赫。他的父亲美加克列斯，是贵族集团“海岸派”的首领，从政治上属于与梭伦较为接近的新兴工商业权贵集团，也曾短暂当过庇西特拉图的岳父，后来死于国外，克里斯提尼成为家族领袖。克里斯提尼的母亲也是名门闺秀，他的外祖父也叫克里斯提尼，是西居昂的僭主。这样一位门阀贵人回到雅典，很快投身政坛。公元前525年，克里斯提尼当选为执政官。

庇西特拉图死后，雅典政局日趋动荡，僭主统治集团遭到了守旧贵族集团和平民派两者的联合反对，斗争逐渐尖锐。公元前514年，西庇阿斯的一个兄弟遇刺身亡，西庇阿斯悲愤之余，加强了对政敌的打击。于是克里斯提尼等贵族再次逃亡国外。

不过这时候，古希腊另一个强邦斯巴达插手了。斯巴达本身是较为保守的农业国家，实行的也是贵族统治的寡头政治。他们对于倡导改革的各城邦僭主们非常仇视。在公元前6世纪，斯巴达经常出兵援助古希腊各城邦中的反僭主集团。庇西特拉图在世时，斯巴达慑于他的威名，不敢轻举妄动。如今西庇阿斯当权，内忧外患，于是斯巴达国王克列奥麦涅斯趁机联合被轰出来的雅典贵族，于公元前510年进军雅典。西庇阿斯挡不住斯巴达的精兵，连战连败，被迫同意离开雅典。持续30余年的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权自此被推翻。西庇阿斯后来逃到波斯去了。

代表平民利益的僭主政权倒台后，雅典政坛再度风起云涌，旧贵族的平原派和新兴富豪的海岸派又开始斗得不亦乐乎。旧贵族们依靠户大人多，加之打倒僭主后，收回了部分权力，一度占据优势。这时候，海岸派领袖克里斯提尼等人，转而与过去支持僭主的平民派联合，共同对抗旧贵族。两边针锋相对，势同水火。

公元前508年，平原派首领伊萨格拉斯当选为首席执政官，试图在雅典重新建立少数大贵族专权的寡头政治。危急关头，克里斯提尼率领富豪们和平民们奋起反击。这时候，当初梭伦建立的民主政治开始发挥威力。在一次公民大会上，克里斯提尼发出一项“全面改革政治制度”的纲领，得到大会通过。次年，克里斯提尼的一位亲戚当选执政官。海岸派和平民的联合阵营开始占据上风。

旧贵族们见势不妙，再次求助于后台老板斯巴达王国。斯巴达国王克列奥麦涅斯再次率军直奔雅典而来。克里斯提尼等反贵族的领袖仓皇逃亡。斯巴达国王扶持平原派的伊萨格拉斯重新上台，建立了300人的贵族寡头政权，还放逐了700个支持改革的家族，一时得意非凡。

然而旧贵族们的美梦很快破灭。雅典人见旧贵族竟然勾结外国军队，推翻合法政权，非常愤怒。他们发动了全民起义。斯巴达军队虽然精锐，但数量太少，一下被潮水般的雅典起义军围困在雅典卫城中。最后，他们坚持不住，只好向雅典人投降，灰溜溜地撤回斯巴达。贵族派首领伊萨格拉斯跟着斯巴达人逃走，他的同伙大部分被雅典人处死。

随后，雅典人迎回了被放逐的700个改革派家族。公元前506年，克里斯提尼当上了首席执政官。这时候，他已经60多岁。全雅典的民众发出呼唤：“克里斯提尼啊，你当初说要改革，才被贵族派赶走。现在我们打倒了贵族派，你快说说怎样改吧！”

站在民众推举的政权之巅，克里斯提尼百感交集。他年轻时，姐姐曾经嫁给庇西特拉图，维持短暂的婚姻。他这数十年中，见惯了雅典城邦内的政坛激战，三个党派你争我夺，此起彼伏，还引来了斯巴达军队的武装干涉。如今虽然暂时轰走了贵族派，若不能建立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体制，那么稍有风吹草动，只怕过去数十年的动荡又要重演。

为此，克里斯提尼经过深思熟虑，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次深化改革。

他认为，过去雅典这样争斗的原因，除了贵族、富豪、平民三大集团的利益不一致，还和旧有的氏族部落组织存在有关。这些氏族传承已久，早已形成根深蒂固的血缘关联。其中的贵族能够借这种关联来控制平民，乃至对抗国家政令。要消除贵族的特权，就必须设法根除这种氏族组织的影响。梭伦在百年前的改革虽然部分抑制了贵族权力，但梭伦对国家军事、政治、司法的权力分配，依然是以四大氏族为单位的，四百人大会的成员，是从每个氏族选取一百人。氏族贵族尽管自己未必能当上官员和陪审员，却能借着氏族血缘的权力影响官员和陪审员。

为此，克里斯提尼釜底抽薪：你们不就是仗着氏族组织来搞事吗？那我就把氏族组织完全拆散。

他把整个雅典城邦，划分为平原、山地、海岸三个大区。每个大区又分为十个“特里斯提”（相当于县），这样全国一共分为30个县。而每个县下面，又分为几个德莫斯（相当于乡镇）。全国一共分为100多个乡镇。

其中，首都雅典城位于平原大区，但并不是单列一个县，也不属于平原大区的某一个县。相反，雅典被切割成10个街区，每个街区隶属于平原大区的一个县。换言之，平原大区的每个县都包含了一个雅典城的街区。而且，每个县包含的雅典城街区，也不是单列一个乡镇，还可能再被细分为几片，每个街区再与其临近的乡下地区组成一个乡镇。

三个大区，每个大区10个县，这看起来和一般的行政划分并无区别。然而克里斯提尼的设想关键在于：他把这一共30个县，又组成了十个“地域部落”（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简称“地市”），每个“地域部落”包含3个县。奇妙的是，这并非是选择地域接近的3个县组成1个地市，而是选择距离较远的1个平原县、1个山地县和1个海岸线来组成1个地市。

这样一来，克里斯提尼就为雅典建立了一种全新的行政体制。全国分为10个地市，每个地市包括彼此不相邻的3个县，其中的1个平原县中，又包含了一部分雅典城的街区。这就使得每个地市中的几万人，完全来自不同的地域。旧有的氏族体系完全被拆散重组了，原本沿海地区、山区和平原地区存在矛盾，这些区域矛盾也都通过这种拆分组合，融入每一个地市之中，成为内部矛盾。同时由于每个地市都包含一部分雅典城的街区，于是这些街区自然成为每个地市的核心区域，有助于雅典城控制整个国家。

为了增强地市的内部凝聚力和自豪感，克里斯提尼吩咐太阳神庙的祭司，给每个地市选取了一位神话时代的英雄，以此来命名这个地市。这个英雄也成为这个地市的守护神，并建立专门的祭坛和祭祀人员。这样，一个地市内来自沿海、山区、平原和街区内不同阶层、不同氏族的雅典公民，通过共同祭拜一位守护神，实现了意识形态上的共识，从而把彼此当作一家人。

在行政权力上，克里斯提尼将地市以下的德莫斯（乡镇）作为基本行政单位。每个乡镇的镇长由内部选举产生，并负责在本乡镇内部执行选举公职人员、征税征兵等工作。乡镇要明确地统计本乡镇的公民清单，雅典公民的儿子年满18岁之后，就要在所属乡镇大会上举行隆重的入籍仪式，表明他从此拥有雅典公民权。一个公民即使搬迁到他地，但公民的籍贯依然在他出生的乡镇（相当于户口所在地）。这样，任何一个雅典公民的情况，都可以从他籍贯所在的乡镇清单上迅速查到。

政治权力上，克里斯提尼废除了梭伦按照4个氏族部落划分的四百人会议，改为五百人会议，从每个地市选拔50名议员。而每个地市的50名议员，则是按大致的人口比例，由该地市下属的各乡镇公民中抽签选出。五百人会议按地市分为10个50人组，每组（同一个地市的50人）负责值班十分之一的时间。五百人会议的权力很大，负责召开和组织公民大会，公民大会的所有议题也必须在五百人会议上先拟定。克里斯提尼还在雅典市中心专门为五百人会议修建了会议大厅和专门的厨房，让议员们有地方办公，有工作餐吃。

军事上，克里斯提尼同样废除了梭伦按氏族部落征集军队的制度，改为以地市为单位，每个地市负责征集一定数量的重步兵、骑兵和海军，并且选举一个将军。10个地市的将军组成国家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称为“十将军委员会”。

通过这些措施，地市的凝聚力变强了，相应的旧有氏族约束力因此大为弱化。尽管克里斯提尼并未颁布明令取消氏族部落，但氏族部落还是退化为仅仅具有一点宗教和文化属性的松散组织了。

克里斯提尼除了要打破旧氏族的桎梏，还要防止再出现庇西特拉图这样的僭主，以独裁危害民主。为此，克里斯提尼准备了一件“民主利器”，就是“陶片放逐法”。这个法子简单说，就是如果一个政客拥有了较大的能力和威望，可能建立独裁，危害民主时，雅典公民可以直接投票通过把他流放十年。

具体操作，每年12月首先由五百人会议向公民大会咨询，今年要不要搞陶片放逐？如果公民大会确认今年要搞，那么就在次年2月—3月专门举行一次公民大会。这次大会必须要有6000个以上公民参加才有效。参加大会的6000个以上公民，每人发一块陶片，让他们在陶片上写他们想流放的人名。最后统计上来，如果某个人得到了最多票数，那么他就被判处流放10年。被流放的人不得辩护，也不会改判，必须在一定期限内离开。不过，他的家属可以继续留下来，财产也不会被没收或封禁。十年期满他就可以回来，中途，国家认为有必要也可以提前让他回来。总之，这不是判罪，只是一种防范独裁风险的措施。

显然，这种写写陶片就流放的制度，很能满足普通民众的快感。它确实赋予了民众很大的权利，当其被滥用时，可能造成一种暴民政治。因为民众的情绪是很容易被煽动的，而决定是否流放仅仅在那写陶片的短暂时间，也很难做到理性与谨慎。不得辩护和改判，则断绝了补救的措施。

第一次陶片放逐法是在公元前487年，距离克里斯提尼制定这项政策差不多近20年。可是随着时间推移，雅典公民们写陶片越写越有瘾，越流放越来劲。而政党之前的斗争，也把“煽动民众放逐对方”作为一项有效的武器。最后，雅典那些文武双全的功臣良将，很多都难逃被放逐的命运，这也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雅典自己的力量。

然而，陶片放逐法毕竟对处在上位者有很强的制约。这套法律，和克里斯提尼的其他制度一起，进一步削弱了贵族的权力，让雅典普通公民具备更多的力量。

克里斯提尼为民主改革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在基本完成改革后，他也疲惫地离开了人世，这大致是公元前6世纪末的事儿。

梭伦、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是近一个世纪里的三个伟大领袖。他们个性有差异、才能际遇不同、政治理念迥异，却殊途同归，将雅典从传统的氏族贵族政治国家，建设为中古时期奴隶制民主的典范，其影响力流传至今。

当然，雅典毕竟是奴隶制的国家，他们的所谓民主，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所谓公民权，仅仅限于年满18岁的雅典男人，只占雅典城邦总人口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的奴隶、外邦人、妇女儿童，都是没有政治权利的。而在克里斯提尼的时代，雅典公民中最贫穷的第四等级，依旧没有担任公职的权力。

在克里斯提尼之后，雅典政坛斗争不休，长期分为所谓民主派和权贵派两大阵营，彼此争权夺利。其中民主派主要由新兴富商们组成，想要打破尽量多的门阀特权。而权贵派主要代表是守旧的门阀贵族及其拥趸，以战神山议事会为其俱乐部，他们尽可能阻挠民主深化改革，想多留一些特权在手中。两派持续斗争上百年，但雅典政治的大方向，还是向着越来越民主的方向发展，普通公民对政局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未来，雅典的内部斗争，包括民主派和贵族派的斗争，也都在这个框架内进行，争取民意成为决定斗争胜败的关键。

克里斯提尼

以雅典为代表的这种希腊式民主，当然存在很多缺陷。公民投票成为决定胜败的因素，这其实是一种相当低效的决策，而大众本身容易被煽动、愚弄，也造成这种决策结果的不科学性。然而，纵观整个奴隶制、封建制社会，各国权贵重臣斗争的手段，往往或是比拼谁更能赢得君主的信任，或是直接比拼谁手中的权力（尤其是兵权）更大。在这种大背景下，雅典政客的斗争，比拼的是谁能引导舆论，谁能取悦、说服公民大众，并使对方遭到公民们的唾弃。这本身，就代表着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