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四节   开辟！梭伦改革

前面我们讲过，在古希腊各城邦国家中，最强的两个是斯巴达和雅典。斯巴达是一个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而雅典则与之完全相反。斯巴达是君主体制，雅典则是民主体制。斯巴达土地肥沃，走的是农业与军事发展，即“耕战”的路线，而雅典土地相对狭小，三面环海，航运发达，最终以出海通商立国。斯巴达是野蛮其体魄，雅典则是文明其精神。

尽管两大强国在数百年间互相争雄，最后斯巴达甚至还占了一点上风，但客观说来，若论对后世欧洲文明的影响，雅典能把斯巴达甩出两条街去。

雅典位于希腊东部的阿提卡地区。这个地区西面通过地峡连接伯罗奔尼撒本岛，西北面与更广阔地区相连，也算得上是希腊半岛的咽喉要地。在迈锡尼文明时代，雅典也有过发达的城市和宫殿。在黑暗时代，这些宫殿也都如希腊其他地方一样荒废了。

雅典的守护神是女神雅典娜。雅典娜是希腊神话中的主要大神之一。她是天神宙斯与智慧女神摩提斯的女儿，是新一代智慧女神，也是农业与园艺的保护神、女战神、法律与秩序之神。传说腓尼基人首次建成雅典城之后，雅典娜与海神波塞冬都争当这个城市的保护神。两人决定比赛看谁能为人类提供最有用的东西。波塞冬变出了一匹战马，雅典娜则变出了一棵橄榄树。橄榄树象征和平与富裕，战马则象征战争。于是雅典娜获胜，这座城市就以她的名字命名为雅典。

雅典比其他地区有一点好处，就是在黑暗时代，雅典的民众较少迁移。而且，其他地区的移民还有不少迁入到雅典。在古希腊时代，雅典贵族的家谱记载了祖先很多代人的名字，其中不少就是从希腊其他地方搬迁来的。

大批贵族和平民迁入雅典，增加了雅典的劳动力，也带来了各地的文化和技术。到公元前10世纪，雅典的陶器制造已经在希腊地区居于领先地位。人口的增加还加重了雅典耕地不足、粮食有限的矛盾，于是雅典人被迫转向海洋寻求出路，这就促使了雅典在海上的发展。

在公元前8世纪，雅典及整个阿提卡地区，都还处于松散的氏族社会。雅典人也有自己的国王，但国王并没有太大的权力。到公元前7世纪初，雅典的贵族和民众领袖们逐渐把整个阿提卡地区统一成一个国家，定都雅典城。

公元前682年，雅典在过去的氏族公社政治基础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国家政治制度。

首先，国家的大权掌握在9名执政官手里，其中包括首席执政官1人，王者执政官1人（负责宗教祭祀、氏族事务），军事执政官1人（负责军政战争），司法执政官6人（负责记录和保存法令）。这9名执政官有点类似现代的政府、内阁，首席执政官就是国家元首。执政官每年换届选举1次。

其次，有一个议事会，通常在战神山开会，故又称“战神山议事会”。这个议事会既对国家大事进行最高决策，同时又有最高监察权和审判权，相当于近现代议会和法院的结合体。

此外，还有一个公民大会，由普通公民参加。

这么一看，公元前7世纪初的雅典，似乎政治已经很“民主”了。雅典这一套“民主”，实际上是贵族集团调教平民的工具。

首先是执政官。执政官的选举不是无条件的。只有门第高贵、家境富有的人，才能参加选举。因此，执政官选来选去，都是门阀贵族当权。

其次是战神山议事会。这个议事会是什么人组成呢？是由以前的历届执政官，卸任后就自动成为议事会终生成员。换言之，只有当过执政官，才能进议事会。这么一来，议事会也就完全被贵族控制了。

还有公民大会。公民大会确实是由普通平民参加的。然而也不是随便哪个平民都能参加。只有受到执政官邀请的那些平民，才能开会。

所以那时候雅典的民主制度，说是三套班子，其实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贵族统治平民服务的。

前面讲过，古希腊这些城邦的小国寡民，权贵对民众的压迫，远不如东方大帝国里面的少数暴君那样残忍和极端。但即便如此，也很过分了。据几百年后亚里士多德的描述，在公元前7世纪末到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成了一个豺狼世界。权贵依靠掌握在手中的政治权力和经济优势，残酷压榨民众。他们占有了大部分肥沃的土地，一部分靠奴隶耕种，一部分出租给贫民耕种，自己不用操劳，即可收获大批粮食。他们还把多余的钱财放高利贷。

不少雅典公民因为遭遇某些意外，欠下了权贵的债，很快被高额利息击倒，无力偿还，最终被迫把土地和房屋抵押给权贵。失去了土地和房屋，原本能够勉强糊口的独立平民，也就成为附庸。更惨的一些人，连自己的人身自由也抵押出去，沦为了债务奴隶。这样，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土地和财产的集中越来越严重。

几个人的悲惨遭遇，可能是运气不好，能博得一些同情的眼泪。可是当整个社会上形成阶层对阶层赤裸裸的剥削，难免激起反抗的怒火。雅典的平民们朝不保夕，对这个城邦失去了信心，也经常聚集起来和权贵斗争。权贵之间也结成政党，明争暗斗，搞得国事一团糟。

贫富不均、高利贷横行还造成雅典工商业的萎缩。道理很简单，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大众经济基础，现在雅典的广大平民朝不保夕，衣食不周，既没有能力消费，也没有余力生产，而富豪权贵凭借高利贷和农业产品就足以过上奢华生活。这样，谁也不会关心手工业和商贸。

到公元前6世纪初，曾经称雄一世的雅典已经日薄西山。陶器制作已经被另一城邦科林斯迎头赶上，而雅典的门户萨拉米斯岛，则被邻邦墨伽拉占领。

眼看内忧外患，大厦将倾，这时候一个伟人站了出来，为雅典城邦指出一条新的大道。他就是梭伦。他是古希腊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

梭伦（约公元前630年—公元前560年或公元前559年）出生于贵族家庭，他父亲艾克赛凯斯提德斯属于那种有良心的贵族，经常扶危济困，这么一来二去，把自己的万贯家财消耗得所剩不多。梭伦倒不在乎，父亲的钱不多，他就自己去经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梭伦为了做生意，游历希腊、小亚细亚各地，增长了见识，也开阔了胸怀。在这种行商游历中，梭伦结交了古希腊时代的不少哲学家、科学家，他的学识日益丰富，人文气质也锤炼得更加精粹，成为雅典有史记载的第一位诗人。

伟人的诗，无关风花雪月，而关注民生疾苦。他的诗句中，表达了悲天悯人的淳朴情感，也宣扬了自己的道德价值观：

作恶的人每每致富，而好人往往受穷。

但是，我们不愿用我们的道德去换他们财富。

因为道德是永远存在的，而财富每天都在更换主人。

梭伦的诗不仅是直抒胸臆，也被他用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毕竟，宣传这个阵地，我们不占据，敌人就要占据。公元前7世纪末，雅典的门户萨拉米斯岛被墨伽拉占领，当时在雅典，围绕要不要出兵收复萨拉米斯岛，鹰派、鸽派激烈争论。梭伦是坚决主张收复故土的。他撰写论文，发表演说，从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方面论证萨拉米斯岛自古以来就是雅典的神圣领土。

然而，雅典几次出兵攻打，都铩羽而归。雅典不少民众都感染了厌战情绪。而把持大权的执政官和战神山议事会，也生怕贵族和平民中的鹰派继续煽动收复失地，给他们出难题。于是他们利用民间厌战情绪，通过了一条法律：凡是敢提议收复萨拉米斯岛的，一律处死！

这种防民之口的手段，顿时让梭伦非常愤怒。他想出了一条妙计：借文艺作品宣扬政治观点。他经常装疯卖傻，做出一副行吟诗人的架势，跑到市场上当众高声吟诵自己的诗篇：

起来，到萨拉米斯去！

夺取那美丽的岛屿，洗雪我们的耻辱！

梭伦

诗歌的感染力，胜过长篇累牍的说教。在梭伦的感召下，大部分平民奋起抗争。执政官和战神山议事会眼见民情汹汹，众怒难犯，只得废除了禁口的法律。他们就坡下驴，让梭伦担任军事指挥官：你既然说得这么慷慨激昂，那这烫手山芋，只好请你老兄来接啦！你去把萨拉米斯岛夺回吧。

梭伦欣然受命。他可不是那种只会煽动别人上前线的人。公元前600年，年仅30岁的梭伦亲率雅典军队进攻萨拉米斯岛。他一面激励士兵，身先士卒；一面巧妙地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终于一举击败墨伽拉，收复了萨拉米斯岛。

这下，全雅典沸腾了。梭伦成为一个头戴神圣光环的英雄。而对广大平民来说，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同情平民的贵族政治家，他给平民带来了摆脱苦难的希望。公元前594年，梭伦在平民支持下，当选为执政官。

此后，掌握了上层权力的梭伦，开始他的改革。如果说之前的萨拉米斯之战，他是要把美丽的海岛从敌人手中夺回，那么这一次，他要从苦难与混乱中拯救整个雅典城邦。

关于梭伦改革的具体时代，历史学家存在分歧。对于某些措施有没有实行，以及是不是梭伦的原创，也存在争议。不过大体上，梭伦改革主要包括这么几点：

最重要的是“解负令”，也就是解除债务的命令。如前所说，当时由于贫富悬殊，大批穷人遭到高利贷盘剥，土地被抵押吞并了，人身自由也被抵押，成为债务奴隶。而一个平民纷纷沦为奴隶的城邦，是没有希望的。梭伦颁布法令，解除了高利贷的债务，让很多平民重新获得自己的小块土地，更让沦为奴隶的人重获自由。对于那些已经被贩卖到外邦的人，则由国家财政出钱赎回。梭伦这一刀下去，对广大平民简直就是救苦救难，人们欢呼雀跃。

所谓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梭伦为了防止再次出现此前的恶行，还规定以后禁止再用人身自由作为借债的抵押品，并规定一个公民拥有土地的上限。这样，就能阻止贵族再通过债务把平民占为奴隶，或攫取过多土地。

大家可以看到，梭伦这一改革，对于富裕者，尤其是那些富可敌国的阔人们，简直是割肉放血。这样激烈的改革，在近代没有发动战争是很难实现的。可是在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居然就那么风平浪静地完成了。这一方面是因为雅典有民主传统，梭伦政策保障了大多数平民的权益，能得到他们的拥护，从而在程序上对抗权贵。另一方面，在于梭伦也为这些受伤的阔人们准备了应有的补偿。

这种补偿就是政治权利的重新划分。他把全国公民按照财产多少划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年收入折合500斗（古雅典一斗约52.53公升）以上的粮食。第二等级是300—500斗。第三等级是200—300斗。第四等级是200斗以下。第一、二等级可担任高级官职，在军队中担任骑兵。第三等级可担任一般官职，在军队中担任重步兵。第四等级不能担任官职，在军队中担任轻步兵。

这种权利划分制度，很显然，就是有钱人的政治地位更高。相比过去的制度，大权都掌握在门阀贵族手中，这种新的制度只看财产，不看门第，实际上把大批新兴有钱土豪放到了足以抗衡老旧门阀的地位之上，也就得到了新土豪们的支持。同时，只要有钱，不论出身贵贱，就可以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这从客观上也能刺激人们努力挣钱，打破门第观念的桎梏。

在过去，雅典城邦大权主要掌握在贵族俱乐部——战神山议事会的手中。而梭伦则把过去边缘化的公民大会锻造为新的最高权力机关。过去的公民大会参加者必须受到执政官的邀请，如今则是所有四个等级公民都能参加，拥有战争、媾和及选举等大权。公民大会的预案准备和审查，则由其常设机构——四百人会议负责。四百人会议由各部族选举产生，前三个等级的公民均能参加。

此外梭伦又设立了陪审法庭，这个法庭的成员，从全体公民中选择，而选择的方法是抽签。抽签这种手段看似儿戏，却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财富、权力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赋予每个人均等的权力机会。这个抽签产生的法庭，是雅典最高司法机关，判决结果由全体法庭成员投票表决。这样一来，即使最贫穷的公民，也拥有了生杀予夺的一次机会。任何一件案子，大多数人的意志便很可能被贯彻到判决结果中，少数贵族难以依靠权势来左右判决了。

通过加强公民大会、建立四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就被剥夺了一半。贵族们对雅典政治的把控能力大大下降。当然，这只是法规层面。实际上，贵族们靠着手中的经济和政治资源，依然能对貌似民主的机制进行很大程度的操控。

梭伦制定了新的法律。雅典过去的法律非常严酷，偷一个水果或者干活偷懒都要被处死，被称为“血写的法律”。梭伦对此进行了改革，除了杀人犯，其他人都不判死刑。新法律还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发起诉讼，外邦人士的契约，只要不违背雅典法律，同样有效。梭伦的法律条款还禁止买卖婚姻，保护妇女儿童利益，禁止奢侈挥霍，禁止无业游民，等等。整体来说，改革促进雅典司法向更文明的方向进步。这些法律都以明文张贴在市场附近，供全国人民阅览。

梭伦还大力促进工商业发展。他禁止橄榄油之外的农作物出口，以保证雅典粮价不至于太高，确保雅典人能填饱肚子，并降低工商业成本。他制定法律，规定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一门手艺，鼓励外邦的手艺人移民雅典，允许他们获得公民权。他颁布种植树木、开凿水井的基建法令，又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可以说，梭伦的改革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改革，针对雅典当时的种种弊政，进行了相应的解决。然而但凡改革必然有受益群体和受害群体。梭伦改革的资源再分配，大致是把政治资源从门阀权贵手中夺走，大部分给新兴富豪，少部分给平民。而把财富从富人手中归还一些给平民，虽然整体上促进雅典发展，最后大家共赢，但失去了利益的还是会不满，而得到利益的则会嫌不够多。于是，门阀权贵心疼自己的政治权力，下层平民觉得自己居然不能当官，心里也不满。梭伦在他成功的巅峰，陡然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巨大压力。

好在梭伦毕竟是诗人，有着浪漫的情怀和潇洒的心态。既然你们不喜欢我，我就走了好啦。他辞去官职，重新游历四方。他在埃及、塞浦路斯、小亚细亚等地游历十年，见过了诸多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自认为从中受益匪浅。

梭伦晚年雄心勃勃，但对政治没啥兴趣，打算在文学方面取得成就。他想写作传说中亚特兰蒂斯的历史，还想写一些寓言故事。然而他年事已高，动笔迟迟。最终梭伦还没来得及实现这些计划，便在公元前560年去世，他的骨灰被洒在萨拉米斯岛上。这个岛，既是梭伦光辉的起点，也将在未来再次上演拯救古希腊世界的伟大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