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有其历史必然性。从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变看，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治和经济的一体化，特别是在中世纪封建社会中，国家政治对社会一切领域无孔不入地渗透阻碍了社会正常的发育过程。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和超经济强制使社会经济只能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无法从政治的控制下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并根据自身的规律发展，因此只能使经济萎缩发展。结果，不仅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限制了政治的发展，社会因此陷于长期的停滞状态中。

资本主义的巨大进步就在于，由于实现了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化过程，因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提升。在这个二元化的过程中，超经济强制为自由竞争所取代，自然经济让位于商品经济，人们从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汇流成一支庞大的自由劳动大军；资本积累的战车碾碎了封建的狭隘社会结构，打破了自给自足和封闭状态，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交换都成为世界性的，形成了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渗透和竞争的局面。伴随着这个历史进程，社会把政治管理职能交给国家，而国家则把社会经济职能归还给社会。它和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社会私有制内部的一切活动及其规律摆脱了国家的政治强制，使国家不能再无限制地干预社会经济发展。马克思认为，这个历史过程就是国家和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化过程，就是完成了从政治等级到社会等级的转变过程，或者说，使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完全变成了社会差别，即没有政治意义的私人生活的差别，这样就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分离的过程。

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化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由于国家对经济实行不干预主义，专司政治管理，因此，封建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状态便彻底瓦解了，政治和经济由此形成了两个彼此相对独立的领域，商品经济摆脱了国家政治的强制和过度干预而获得充分发展的历史条件，从而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8]。

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进步性不仅表现在社会生产和物质文明获得了极大发展，而且反映在社会民主和政治文明的极大发展方面。以等价交换为原则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创造了民主政治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这可以从两个主要的方面来看：一方面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从根本上冲开了由于血缘、门第、地域、民族、国家、宗教之间的差别而设置的牢笼，通过货币的崇拜排挤了宗法的等级从属关系，通过对物的依赖打破了封建式的人身依附，造成了个人独立发展、人们相对平等的关系，这样资本主义用自由、平等、博爱代替了“君权神授”和等级特权，建立了完备的法律体系，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人权代替了蒙昧主义、禁欲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从而推动了和这种经济平等相适应的政治平等的建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彻底冲垮了封建专制政治遗留下来的保守、落后、封闭、僵化的一统状态，创造了资产阶级政治自由的广阔空间。建立在经济平等和经济自由基础上的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构成了资产阶级民主和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这也是资产阶级民主远远先进于封建专制政治的主要标志。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由于资本主义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发展，世界普遍交往的形成，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演进模式也发生了转变。此前，各个国家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之中，每个国家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缓慢的发展，因而其社会形态的更替，如无特殊情况，只能是“拾阶而上”，历史在被分割的狭隘地域中呈现为一种线性发展。进入资本主义以后，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孤立状态被打破，先后卷入了资本主义的普遍竞争并被连成为相互依赖的整体，它们的发展不仅受制于自身的条件也受制于相互的联系，生产力的发展由过去的单线纵向承续转变为世界性的横向多重融通，民族的生产力转化为国际的生产力。这样，社会形态的演进不再是个别地进行，而是在“世界历史”中第一次以整体化的形式发展。这就使人类社会和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大为加快。

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性、合理性的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9]资本主义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高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它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性与合理性，并把它视为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迈进的一个阶梯。他们在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本质的同时，对资本主义在战胜封建主义、推动社会前进中所创造的奇迹和历史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

虽然资本主义有其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与合理性，历史上创造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奇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绝对的、永恒的制度。正如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由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具有历史必然性一样，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会被新的更高形态的社会即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也是任何人不能够凭其主观愿望阻止和扭转得了的，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同样有其历史必然性。这个历史必然性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都曾经揭示过这种客观必然或自然的过程。所谓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正是因为这些大师们科学地揭示了这个历史过程或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后来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像《资本论》《反杜林论》中，深入而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基本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情况和已有条件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生产完全社会化了。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以便在此基础上对全社会组织有计划的生产。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却依然是资产阶级私人占有，从而使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产阶级占有的私人性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二者之间的矛盾愈尖锐。这表明资本主义“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

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突出的和主要的表现，是不断地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剧烈爆发出来的。在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社会仿佛是经历了“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而资产阶级用来克服危机的办法，却不过是“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共产党宣言》就此指出：资本主义“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循环中愈来愈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历史事实一再昭示：“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要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这就是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做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论断，还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依据即资产阶级所发展起来的社会化的生产力，不仅是“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既无产者。”^[10]资本主义“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11]这种剥削和压迫造成了作为财富创造者的无产阶级的贫困和悲惨处境，造成了人的畸形发展和异化，造成了人与自然、社会的对立，使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伴随着经济、政治和精神上的两极分化和极端不平等，从而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愈益激化。无产阶级只有“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并进而“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12]因为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占有方式，由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解放全人类并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人们才能摆脱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才能“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才能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为它自己培养了“掘墓人”。

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发展，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表征，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局限性，决定了资本主义不可能摆脱畸形发展的怪圈。正是依据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事实和现实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才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13]应该说，他们当时做出这样的论断，并不是一时的主观臆断，而是有其历史和现实根据的，是无懈可击的。